香港“狗仔隊”面面觀_香港狗仔隊

　　[摘要]談起香港報業(yè)的采訪手法，就不能不提一群擅長跟蹤明星藝人、政治人物、體育明星等知名人士的娛樂記者，香港人把他們稱為“狗仔隊”。本文介紹和剖析了“狗仔隊”與明星文化。
　　[關鍵詞]狗仔隊　采訪手法　偷拍侵犯隱私爭議
　　
　　“狗仔隊”名稱的由來
　　
　　“狗仔隊”一詞源自意大利語“Pa-parazzl”，最早出現(xiàn)在1958年，正式的翻譯名稱應該是“追蹤攝影隊”�！肮纷嘘牎钡闹形淖g名是由香港人創(chuàng)立的。20世紀50年代，香港警察刑事科以跟蹤、竊聽的調(diào)查方式聞名于世，外號“小狗隊”。后來，這種調(diào)查追蹤方式后來被香港記者引入到新聞采訪中。善用鏡頭捕捉漏網(wǎng)消息的記者就被統(tǒng)稱為“狗仔隊”。
　　
　　“狗仔隊”的采訪特點
　　
　　“狗仔隊”關注的焦點主要是藝人的隱私和感情生活，喜歡用匿名、喬裝以及偷拍等方式進行采訪，發(fā)掘出鮮為人知的第一手的“猛料”。例如，他們常模仿警察的跟蹤手法，緊咬新聞點不放，利用“地毯式”的“飽和采訪”手段和以“人盯人”的戰(zhàn)術。24小時貼身跟蹤明星藝人或新聞主角。調(diào)查所有的蛛絲馬跡，甚至連明星觸碰過的東西也不會遺漏。“檢查”垃圾也是他們經(jīng)常要做的事。由于“狗仔隊”的存在，明星藝人的隱私可謂蕩然無存�！肮纷嘘牎弊駨拿�訓是：“其它放兩邊，緋聞擺中間。”明星們對“狗仔隊”可說是“愛恨纏綿”，有時希望借著“狗仔隊”以增加曝光率和人氣；但有時也對“狗仔隊”制造出的種種緋聞和揭露的隱私不勝其煩。
　　
　　《蘋果》一出，“狗仔”大興
　　
　　20個世紀90年代之前，香港明星藝人與娛樂記者們關系良好。娛樂記者大多被稱為“大圍記者”。即來自不同報社或雜志社的記者采取所謂“夾料”的方式，分別訪問明星藝人，然后互相交換資料，好讓每位記者都得到足夠的資料。一些資深娛樂記者每天還會帶著各大報館的其他小記者，接電影公司的安排，穿梭在影片拍攝現(xiàn)場、新聞發(fā)布會和外景現(xiàn)場之間，一切秩序井然。采訪友善和好。有時候，記者還會得到電影公司方面派發(fā)勞動報酬――“紅包”。當然，像這樣有“默契”的采訪，第二天刊登出來的新聞必然十分正面。大家都高興。
　　但《蘋果日報》創(chuàng)刊之后，就打破了這一“游戲規(guī)則”。為了獲得獨家猛料�！肮纷嘘牎睍�不顧一切地全力挖掘并報道明星藝人的隱私和緋聞。在1995年《蘋果日報》籌辦的時候，該報老板黎智英從其集團下屬的《壹周刊》調(diào)來了有十多年采訪香港本地新聞經(jīng)驗的葉一堅主持報紙娛樂版。葉一堅要求記者主動出擊，獲取獨家素材。葉說�！肮�眾人物的隱私權比一般入少，他們當然不歡迎負面的新聞。但記者的責任是報道事實，不應待事情自動明朗化，而應以主動找出真相為己任”。
　　雖然《蘋果日報》娛樂報道遭到同行的一致譴責，但它轟動的市場效果使其它媒體也不得不放下架子紛紛效尤。從此，香港報界就有了《蘋果》一出，“狗仔”大興的說法。
　　
　　“狗仔隊”的工作方式和方法
　　
　　“狗仔隊”主要有兩種工作方式。一是到明星經(jīng)常出沒的公眾場所兜轉(zhuǎn)，碰到抓拍。例如，香港跑馬地、中環(huán)、銅鑼灣、尖沙咀、海港城等。夏天�！肮纷小蓖ǔ�會去深水灣，因為新人們喜歡穿著比基尼泳裝在那里出現(xiàn)，并在“不知不覺”中故意“走光”以提升人氣�！肮纷小苯�(jīng)常去的地方還有香港的新機場。所有的明星藝人進出香港都要經(jīng)過那里。在機場拍攝，往往要從早上六點半開始守候，到夜里12點半才撤退。另一種方式被稱為目標守候。其鎖定的目標往往是正在風口浪尖上的明星藝人。這對于“狗仔”的要求也特別高，一般要守候12小時才可以輪換一次崗。有時可以在汽車上坐著看，有時只得到目標人物住宅對面的高樓頂上趴著看。在這個過程中，“狗仔”既不能讀書看報，又不能玩游戲機。因為只要一時半會盯不緊明星的住宅大門，就有可能錯過最佳的拍攝機會。有些時候，由于報社或雜志社提出的采訪題目過于務虛、很難發(fā)掘出重大的新聞，“狗仔”們就只能想方設法地去了解藝人在家里吃什么食物和喝什么牌子飲料。當明星從酒店里退房出來后，“狗仔”還要第一時間用錢“收買”酒店的服務員，在征得同意后進入明星住過的房間，通過查看垃圾桶里的殘留物，分析明星吃過什么東西，個人口味如何。或者查看垃圾桶里有沒有留下安全套等，從另一側(cè)面了解明星個人生活方方面面的信息。
　　香港各大報社和雜志社在聘用“狗仔”時通常不用新人，只有在香港娛樂界任職記者超過3年的人才有可能獲聘。和其它記者一樣，“狗仔”每天出發(fā)采訪前都會首先檢查采訪器材和車輛。這些器材除了有帶長短鏡頭的大型照相機外，還有微型數(shù)碼相機和手提攝錄機，后者主要是為近距離偷拍而準備的。另外，不顯眼的外套、鴨舌帽和墨鏡也是必需的，有時還得多帶幾套衣服甚至是假發(fā)套，以便在必要時進行簡單喬裝打扮。
　　其實，“狗仔隊”這一行并不好混，除了要求有一定的采訪經(jīng)驗外，還必須具備熟練的駕駛技術。有時候，為“拿到第一手材料”，“狗仔”的采訪車只能緊跟在警車或救護車后面，像這種冒著生命危險在公路上演“生死時速”現(xiàn)象對他們來說已經(jīng)是司空見慣了。為了方便長期跟蹤、采訪，“狗仔”會利用空閑時間調(diào)查明星藝人住址，以便發(fā)生重要新聞時能迅速趕到特定地點埋伏。搶到“猛料”，報社或雜志社老板不會給予什么獎勵，因為這是記者應該做的，但如果漏掉重要新聞，就有可能會被“炒魷魚”(解雇)。
　　“狗仔隊”在社會上名聲不好，家人和朋友在言語之間也會透露出有意無意的嘲諷。另一方面，由于不少明星藝人都已經(jīng)“身經(jīng)百戰(zhàn)”，積累了不少防范“狗仔隊”的經(jīng)驗，所以現(xiàn)在從事“狗仔隊”這一項工作難度要比以前大。例如，過去“狗仔隊”都會記下藝人的車輛型號、顏色和車牌號碼以便跟蹤。但現(xiàn)在藝人會經(jīng)常轉(zhuǎn)換車輛款式和車牌，有的藝人甚至叫助手記下“狗仔”的車牌資料，在他們出現(xiàn)前就早早躲開，避免干擾。
　　
　　揭隱私使明星藝人
　　和“狗仔隊”勢成水火
　　
　　最近十年來，“狗仔隊”偷拍的風氣越演越烈。有時候更發(fā)展到一發(fā)不可收拾的地步。從《東周刊》刊登的劉嘉玲被強暴的照片，到歌星張國榮生前同男友唐先生的照片曝光，再到歌星阿嬌2007年9月份在泰國更衣時和洗澡時先后被人兩次偷拍……偷拍事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幾乎所有的大牌明星都沒能逃脫“狗仔隊”的“魔掌”。這些震撼的報道使不少明星藝人談“狗仔”色變。
　　2006年3月，《東方新地》周刊分兩期刊登了“狗仔隊”偷拍到的“天王”黎明與模特樂基兒在黎明住所內(nèi)親吻的激情照片。配上了繪聲繪色的文字描寫，恍如一篇春宮小說，鬧得香港娛樂圈沸沸揚揚。對于這次住所偷拍事件， 黎明相當不滿，曾經(jīng)先后打電話和寫信到香港演藝人協(xié)會投訴，尋求幫助。
　　這次偷拍事件發(fā)生后，香港特區(qū)政府法律改革委員會向立法會提交了一份名為《私隱權：規(guī)管秘密監(jiān)察》的報告。報告提出要訂立刑事罪行，禁止任何人入侵私人地方秘密監(jiān)察或偷聽，以及在私人地方內(nèi)外，利用器材取得個人資料。
　　而香港媒體對這份報告和“偷拍刑事化”一片嘩然。有香港報紙從業(yè)人員認為，秘密采訪若被刑事化，可能會制造“不必要及過分嚴苛”的采訪限制，會讓媒體失去新聞采訪自由和剝奪公眾知情權。香港記者協(xié)會也表示，不應該以任何法例限制傳媒采訪。香港新聞同業(yè)人員協(xié)會有關人士認為，立法將有可能對香港言論自由產(chǎn)生影響。他們同時指出：沒有“狗仔”，一些事情真相就被永遠掩蓋。
　　但是，香港演藝人協(xié)會會長曾志偉提出了相反意見。他說，“公眾利益”與“公眾有興趣知道”是兩回事�！案吖俚男袨榕c公眾利益有關，而我們藝人在家穿什么衣服、在家干什么事情應該跟公眾利益沒有關系�！�
　　學者也對“狗仔隊”的偷拍行為表示不滿�！靶侣劷绺吲e讀者的知情權作擋箭牌，無視他們的一些做法有侵犯他人私隱之嫌。結(jié)果導致新聞記者成為社會上“最不可愛”的行業(yè)之一�！�
　　香港浸會大學媒介與傳播研究中心主任黃煜不希望在偷拍事件方面產(chǎn)生過于嚴苛的法律，他說：“香港是一個崇尚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社會。法律一經(jīng)建立就有可能被濫用而達到政治目的。記者采訪將面臨坐牢的壓力�！�
　　由于明星藝人和香港新聞界雙方在私隱權如何界定、公眾知情權如何保障、偷拍刑事化是否刑罰過重等方面沒有取得一致共識，所以《私隱權：規(guī)管秘密監(jiān)察》的立法至今仍未能出臺。
　　有學者認為，偷拍屢禁不止是競爭所致�！坝捎诮�年報業(yè)生態(tài)的變化，產(chǎn)生激烈的競爭，報業(yè)除了全面改變過去的版面模式及對新聞的定義之外，采訪和報道演藝界新聞的手法也產(chǎn)生了巨大的變化。這種變化，使得藝人與記者沒可能再像以前般維持合作關系”。
　　事實上，由于激烈的市場競爭。香港媒體與藝人的關系這十多年來一直都在“和”與“破”的角力中趨于惡化。而支撐這場拉鋸戰(zhàn)的，則是長期浸淫于明星文化中的香港市民。他們每天都在“消費”明星的演藝和生活，當然也“消費”著他們的隱私。香港市民就是在這樣一種“看著罵，罵著看”的狀態(tài)下托起龐大的報刊市場。
　　香港中文大學博士、媒介評論員梁麗娟認為，香港是一個缺乏本土文化的地方，港英政府統(tǒng)治時期又刻意在公眾中制造政治冷感，公眾對政治缺乏熱情，而在媒體建構(gòu)文化的過程中，流行文化和明星文化得以確立。梁麗娟表示，在隱私成為商品的社會里，明星偷拍事件只是香港公眾道德真空的冰山一角。
　　其實，問題的關鍵不在于是否應限制新聞采訪，而是如何建立起社會核心價值和培養(yǎng)公眾的現(xiàn)代公民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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