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紅色年少的日子_青春年少的日子

　　 　　一家有九人犧牲在 　　戰(zhàn)場和敵人的監(jiān)獄里 　　 　　謝紹明的父親謝子長，陜北紅軍創(chuàng)始人，陜北安定縣（今子長縣）人，出生于1898年。1922年秋，謝子長考入山西太原學兵團學習軍事。1924年，回到家鄉(xiāng)安定縣創(chuàng)辦民團，“除豪霸、振衰弱”，受到人民群眾的擁戴。1925年，謝子長在北平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此后黨派他到陜北組織革命武裝。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他和唐澍、李象九、白明善等同志于當年10月12日在陜西清澗縣發(fā)動了著名的清澗起義，在西北向國民黨打響了武裝斗爭的第一槍。
　　父親領導和參與的清澗起義和渭南暴動失敗后，革命陷入低潮，父親和許多革命黨人都轉(zhuǎn)入了地下，直至1931年，父親與劉志丹、閻紅彥等人在中共陜西省委領導下，在西北創(chuàng)建了第一支中國工農(nóng)紅軍陜甘游擊隊，也就是紅二十六軍的前身，我父親擔任陜甘游擊隊的總指揮，在陜北一帶與國民黨軍隊作戰(zhàn)周旋。
　　我們家鄉(xiāng)棗樹坪村，離安定縣城十公里。在革命最低潮的時候，這里被敵人占了，我們?nèi)�家都成了國民黨捕殺的對象。我們家是一個大家庭，父親那一輩兄弟三人，他們的下一代中有十二個男孩子，父親只有我一個兒子。我出生后不久，母親就因病去世了。父親率領著紅軍游擊隊四處流動作戰(zhàn)，根本無暇照管我，幼小的我只能在動蕩不安中勉強過活，當時的環(huán)境非常艱苦。
　　1932年，國民黨軍隊又一次對陜北紅軍游擊隊進行瘋狂剿殺，我的家鄉(xiāng)再度被敵人占據(jù)。那時我剛剛七歲，沒有什么別的選擇，就和父兄一道扛起了槍，參加了游擊隊，成了游擊隊中的紅小鬼。因為年紀小，所以游擊隊打到哪里，我們就在哪里組織兒童團，負責站崗、放哨、查路條、送信。
　　戰(zhàn)爭年代的現(xiàn)實異常殘酷。在那十多年間，我們這個大家庭先后有十一人投身革命隊伍，九人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同時有九個人犧牲在戰(zhàn)場和敵人的監(jiān)獄里。就在最艱苦的兩三年中，我們家一下就添了六個寡婦，我父親兄弟三人都犧牲了。我的大伯當時任安定縣西區(qū)區(qū)委書記，被國民黨抓去后，死在了監(jiān)獄里；二伯也是地下黨員，在敵人追捕中犧牲了；我父親在清澗河口戰(zhàn)斗中受傷后去世。我還有三個叔伯哥哥，一個姐夫，也都在戰(zhàn)斗中犧牲了。
　　1935年9月，毛澤東率領的中央紅軍在越過了雪山和草地之后，到達了甘肅岷縣的臘子口，他們從國民黨當局辦的報紙上看到了一則消息，得知陜北有紅軍武裝，領導者是共產(chǎn)黨人劉志丹。于是決定過臘子口，翻六盤山，往陜北方向走，并于當年11月到達了陜北，找到了陜北紅軍，解救了受錯誤路線打擊、處于危難中的劉志丹。當時，我父親已經(jīng)去世了。
　　正因為有父親他們艱苦卓絕的作戰(zhàn)，保存了陜甘紅軍游擊隊和紅色根據(jù)地，長征途中的中央紅軍才得以最后確定把落腳點放在陜北，在這里又建立起革命大本營。從一定意義講，我父親和劉志丹創(chuàng)建的陜北紅軍和根據(jù)地，為整個中國革命的成功轉(zhuǎn)折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紅軍到達陜北，找到了革命和抗日的落腳點。正如毛澤東后來所講：陜北是落腳點，也是出發(fā)點。長征到這里站住了腳，抗日戰(zhàn)爭以此為出發(fā)點。
　　
　　父親把我托付給了
　　劉志丹叔叔
　　
　　1934年8月，國民黨對陜北根據(jù)地發(fā)動了“圍剿”，謝子長率領紅四十二師、紅三軍團和陜北游擊隊進行反“圍剿”作戰(zhàn)。在清澗河口一戰(zhàn)中，他不幸中彈負傷。謝子長負傷后，與他共同創(chuàng)建陜甘紅軍游擊隊的親密戰(zhàn)友劉志丹曾兩次來看望他。當時劉志丹領導著甘肅的紅二十六軍作戰(zhàn)，謝子長兼任紅二十六軍的政委。
　　1935年春節(jié)前后的一天上午，志丹叔叔騎馬來到了父親養(yǎng)傷的燈盞灣。他一跨進窯洞，就和父親親熱地擁抱在了一起。他們在窯洞里熱烈地談論著一些大事，談到有關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人選問題時，他倆發(fā)生了爭執(zhí)。
　　我父親說：“我已經(jīng)病得不行了，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這個擔子要你擔！不要掛我的名義了�！�
　　志丹叔叔說：“你是老大哥，又是中央派駐西北的軍事特派員，在群眾中威望高，這個職務應當由你擔任！”
　　兩人推來讓去，最后父親甚至有點兒生氣了，對志丹叔叔說：“我是西北軍事特派員，所以我就決定由你擔任西北軍委主席了。”
　　志丹叔叔只好說：“那這事就交聯(lián)席會議決定吧！”
　　后來，還是由志丹叔叔提議，選舉我父親擔任西北軍委主席，志丹叔叔擔任副主席并兼任前敵總指揮。直到父親去世后，志丹叔叔才繼任西北軍委主席。
　　那時我年齡小，還不太明白其中的含義，長大后我才體會到，這件事充分體現(xiàn)了父親和志丹叔叔的高尚品質(zhì)和無私精神，體現(xiàn)了真正共產(chǎn)黨人的內(nèi)心境界。
　　我還記得，那次志丹叔叔來，和父親說完了話，便轉(zhuǎn)過身撫摸著我的頭問：“你叫啥名字？幾歲了？”我當時還有點兒不好意思，站在旁邊的繼母就替我說：“他小名叫雙玉，十歲了�！�
　　
　　志丹叔叔又問我：“你長大了干啥？”
　　不等我回答，父親就很興奮地替我作答了：“長大了跟上劉叔叔當紅軍！”
　　聽父親一說，我使勁點了點頭，一板一眼地大聲說：“對，跟劉叔叔當紅軍！”
　　父親聽了非常滿意，他那時可能已預感到自己將不久于人世了，替我作答，其實也是把我鄭重托付給了親密戰(zhàn)友劉志丹。
　　1935年2月21日，我父親終因傷病過重又得不到有效的治療而與世長辭了，當時年僅三十八歲。臨終前，他睜開微閉的眼睛，難過地說道：“就這樣死了，我對不起老百姓，我給他們做的事太少了！”說罷，幾顆淚珠從眼眶里涌出來，繼而慢慢地閉上了雙眼。
　　可是萬萬沒想到的是，父親去世一年后，志丹叔叔也在紅軍東征作戰(zhàn)中英勇犧牲了。
　　
　　愛我疼我的兩位繼母
　　
　　謝紹明的父親犧牲后不久，他就跟著繼母史秀蕓，到了保安縣（今志丹縣）陜北團特委機關――繼母工作的地方。1937年1月，他們又隨同到達陜北的黨中央和中央紅軍來到了延安。
　　說起我的繼母，就不能不提到我父親人生中曲折離奇的婚姻與愛情。
　　20世紀初葉的中國，廣大鄉(xiāng)村還普遍沿襲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辦婚姻。我的爺爺、奶奶和大伯幾次為正在西安省立中學讀書的父親提親，都被他婉言拒絕了。父親向往外面的光明世界，向往自由的愛情。
　　1918年，我父親二十歲了，家人為他的婚事著急，就在附近村里為他說了一位人品好、模樣俊的南姓姑娘，沒征求父親的同意，就擇定了婚期，只等他寒假歸來成婚。
　　期末，父親考試完就匆匆趕回家了。聽說是父母替他定了親，并要他趕快完婚，父親很是生氣，竭力想反抗這沒有愛情的婚姻。但看到生病的母親為此傷心落淚，親戚們也紛紛好言相勸，他只得屈從，被親友們推入了洞房。
　　但新婚之夜，他竟一人在凳子上獨坐了一晚�；楹笏�即離家而去，這一走就是幾年未歸，以示他對家庭包辦婚姻的反抗。父親最終還是和這位南姓姑娘了結(jié)了這份封建包辦婚姻。但南姓姑娘并未怪父親，始終認定父親是個好人，在他們離婚后，她還為父親通風報信，以躲避國民黨的緝捕。
　　但是我的父親一生中也曾得到過他向往的美好愛情，那是我在和我的第一位繼母尤祥齋媽媽幾十年接觸之間了解的。
　　尤媽媽是陜西米脂人，出生于大戶人家。1924年，尤媽媽經(jīng)過力爭才去了米脂女校讀書，1926年，在女校創(chuàng)辦人王璧的介紹下，她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成為陜北早期的女共產(chǎn)黨員之一。
　　入黨后，尤媽媽擔任了米脂婦女協(xié)進會的負責人，帶領婦女姐妹們同封建禮教抗爭，在米脂縣的名氣很大。不久，她接到了當時在安定縣革命武裝中任連長的父親的信，這給了她很大鼓勵。他們就這樣在信中相識，此后一直通信往來長達七年。
　　1930年冬天，父親又一次托人給尤媽媽帶去了一封信。這封信是他躲在山中的窯洞里寫的，他在信中寫道：“萬兩黃金易得，一位知己難遇�！北磉_了對尤媽媽的愛慕之情。
　　
　　盡管尤媽媽對父親一直充滿了欽佩、感激之情，但她從參加進步活動后就抱定獨身的意念，所以她避開了我父親的話題沒有作答。又過了三年，在好友們的一再勸說下，尤媽媽才決定答應我父親的追求。她把此事告訴了自己母親，她母親對尤媽媽說，女婿長得啥樣，總得讓我見見呀。于是，也從未和我父親見過面的尤媽媽趕快寫信給我父親，要他寄一張照片來。
　　父親后來曾跟尤媽媽開玩笑說：“為了照這張照片，我真是豁出命去了！”因他當時在北平從事秘密活動，隨時有被抓捕的危險。為了照這張相，他請了兩位戰(zhàn)友隨身保護，一起去了一家照相館，照完了相馬上離開，洗印照片的事都是戰(zhàn)友幫他辦的。這張為了丈母娘相女婿的照片，后來就成了父親的標準肖像照。
　　1933年初夏，尤媽媽被組織派往察哈爾，擔任抗日救亡婦女聯(lián)合會的主任。我父親此時也正在那里的抗日同盟軍中工作，他們兩人在張家口駐地才第一次見了面。周圍的同志們聽說了他們的特別戀愛史后，都催促兩人盡快結(jié)婚。隨后，大家張羅著向當?shù)乩相l(xiāng)借了一間房，借來一條棉被，還借來一身較干凈的衣服給父親換上。父親和尤媽媽就這樣結(jié)婚了。
　　婚后沒幾天，父親就去了前線，直到10月才又回到北平，和尤媽媽在北平度過了短暫的三個多月時光。1933年11月，中共北方局指派父親為西北軍事特派員，負責領導西北地區(qū)黨的工作。就在那個月中旬的一個夜晚，外面的風雪很大，父親就要赴陜北了，尤媽媽特意煮了一碗湯圓給父親餞行。當時她已有孕在身，一想到丈夫即將遠行，忍不住哭了。父親安撫她說：“祥齋，堅強點兒，等我回去打開了局面，就來接你們�！彼�還為將要出生的孩子起好了名字。
　　誰知這一別就成了永訣！父親走后不久，由于叛徒告密，擔任河北軍委機關地下交通的尤媽媽被捕入獄，孩子也流產(chǎn)了。直到1935年父親在陜北犧牲時，尤媽媽還被關在北平的監(jiān)獄里。
　　父親回到陜北后不久，就和尤媽媽斷了聯(lián)系，寫了好幾封信均未有回音，父親只能遙望北方，寄托心中對妻子的思念。后來，父親才得知尤媽媽被捕入獄的消息。又過了一段時間，又傳來尤媽媽和戰(zhàn)友犧牲的噩耗。父親起初無法相信，又幾次托人向在北平工作的同志打聽，可得到的都是尤媽媽在監(jiān)獄犧牲的訛傳。父親不能不相信這個“現(xiàn)實”了，他的心里感到非常難過。
　　后來，父親的一位親戚看到他孤單一人，生活上很需要人陪伴照顧，就給他介紹了一位安定縣城的姑娘史秀蕓，她成為我的第二位繼母。秀蕓媽媽那時很年輕，思想進步，她對我父親的名字早有耳聞，心生敬佩。1934年5月，他們在家鄉(xiāng)結(jié)了婚�；楹蟮谌�天，父親回部隊了，秀蕓媽媽就在周圍幾個村子里宣傳“擴紅”，自此也走上了革命道路。1934年8月，父親在清澗河口戰(zhàn)役中負傷后，秀蕓媽媽就帶著我來到了父親身邊，細心照料著他養(yǎng)傷，直到父親去世。
　　秀蕓媽媽后來也成為黨的一名優(yōu)秀女干部。我們一起到延安后，秀蕓媽媽一度在陜甘寧邊區(qū)工作。我在安塞陜甘寧邊區(qū)保育院小學部（簡稱“保小”）上學的時候，她經(jīng)常把我接到她那兒度寒暑假，給了我許多細致入微的關懷和照顧，讓我享受了母愛。
　　后來，秀蕓媽媽離開了陜甘寧邊區(qū)，擔任了中共山東分局婦女部長。1940年，她被選為中共七大代表，赴延安學習，這期間我也經(jīng)�；匦闶|媽媽那里，她給我縫補衣服，改善伙食，用女性細膩的愛溫暖了我這顆孤兒的心。
　　1945年，她出席黨的七大會議后，再度離開延安，去了東北，可她仍經(jīng)常詢問我的學習和生活情況。1948年9月，我去蘇聯(lián)留學前夕，在哈爾濱集合時，又和秀蕓媽媽見面團聚了。然而我到蘇聯(lián)后不久，她卻于1949年在吉林不幸病逝。
　　1938年夏天，尤媽媽出了北平監(jiān)獄回到延安，聽到父親早已犧牲的消息，她悲痛不已，對我這個失去父親的孩子更多了幾分母親般的疼愛。后來，當她聽說黨組織要送我去蘇聯(lián)學習時，就忙著為我準備行裝，我們還一起在延安寶塔山照了一張照片，留作紀念。
　　新中國成立后，尤媽媽到了北京，我在蘇聯(lián)學習和在東北工作時，經(jīng)常給她寫信問候。后來，我調(diào)到北京工作，去探望她老人家更方便了，我們成了一對感情深厚的母子，直到2006年，尤媽媽以九十五歲高齡離世。
　　
　　
　　徐老創(chuàng)辦了小學班，
　　我是最早的七個學生之一
　　
　　謝紹明和繼母史秀蕓到了延安，春節(jié)過后不久，他就去徐特立創(chuàng)辦的延安魯迅師范學校上學。徐老當時任中央蘇維埃政府教育部部長，兼延安魯迅師范學校的校長。
　　上了一兩個月課，延安魯師又開辦了一個干部子女小學班，我就轉(zhuǎn)到了小學班，成為班上第一批學生。最初全班只有七個孩子，大的十二三歲，小的六七歲，大多是陜北紅軍烈士的子女。
　　這個干部子女小學班，是徐老親自倡議開辦的。1937年的2月1日，中共中央機關到達延安后不久，即迎來徐特立先生六十壽辰。就在徐老六十大壽這一天，他心里最為惦念的仍是教育，是孩子。當天，他提筆給黨中央和蘇維埃政府寫信倡議，在剛開辦的延安魯迅師范學校再開辦一個干部子女小學班。徐老富有教育家的遠見卓識，他看到，許多前方將士的后顧之憂和一些烈士子女的撫養(yǎng)問題迫切需要解決，更何況，中國革命是長期而艱辛的，解決革命后代的教育問題是一個長遠之計。
　　徐老的倡議很快得到了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的大力支持，后經(jīng)中央蘇維埃政府正式批準，延安魯師的干部子女小學班正式開辦了。它一直延續(xù)下來，成為延安“保小”和今天育才學校的前身，它也是中國革命史上供給制、寄宿制干部子女學校的雛形和開端。
　　學習了幾個月后，“盧溝橋事變”爆發(fā)，抗日戰(zhàn)爭的烽火燃起，我就被派去參加抗日救國宣傳隊，在延川、延長縣這一帶群眾中廣泛宣傳中國共產(chǎn)黨的抗日救國綱領。
　　這期間，我接到了學校的通知，讓我趕赴延安，說周恩來副主席安排送我和劉志丹的女兒、張國燾的兒子、高崗的兒子等幾個孩子去蘇聯(lián)學習。但當時我正在延長縣搞宣傳，一時趕不回來，他們幾個人就先出發(fā)了。但他們走到蘭州時，國民黨把通道卡死了，他們只得又返了回來。這樣，我們又可以一起回到學校念書了。
　　
　　學校是大家庭，同學像親兄弟
　　
　　1939年2月，“魯師”幾經(jīng)變動，已改名為陜甘寧邊區(qū)保育院小學部，即“保小”搬至安塞縣白家坪，由吳燕生任校長，郭青任教務主任。在“保小”，大家過的是集體生活，除了年齡小的孩子由保姆照料生活外，大多數(shù)學生都是“大帶小”，就像家庭里兄、姐帶弟、妹一樣。
　　我當時是班里的大同學，負責帶著方志敏的兩個兒子方榮柏和方榮竹兩弟兄，他倆那時也就六七歲的樣子。
　　我?guī)е�方家兄弟倆睡在一個炕上，我就挨在他倆旁邊睡。夜里幫他們掖掖被子，叫叫起夜什么的。有幾次半夜醒來，發(fā)現(xiàn)他們中的一個尿了床，把我身下也弄濕了，沒辦法，只好從鋪上抽出身來，睡在光板上。第二天白天，還得幫他們晾曬尿濕的被褥。
　　不僅我這個大哥哥如此，就連我們在魯迅師范學校小學班時的校長徐老，還得給他的小警衛(wèi)員曬被子呢。徐老那時的小警衛(wèi)員叫李貴仁，徐老見他年紀小，為他的未來著想，就讓他跟著小學班學生補習文化。還是個孩子的小警衛(wèi)員李貴仁，也有晚上尿炕的毛病，害得徐老經(jīng)常要給他曬尿濕的被褥。另外，我們大同學還得幫小同學洗衣服。那時洗衣服就在河里，沒有肥皂，就用一種喂豬的草，叫蘆條，有點堿性，在衣服上揉幾下，然后放到石頭上去搓，最后再放在水里涮幾遍，晾在河邊的石頭上。那時候，同學和同學之間的關系，不分你我，就像一家人，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勞動在一起，學習在一起，就像親兄弟姐妹一樣。很多孩子失去了父母，有的是爸爸、媽媽不在身邊，他們更是以學校為家，以老師為父母，以同學為兄弟姐妹。
　　
　　到了星期天，我、烈士劉伯堅的孩子劉虎生，還有黃毅先等幾個沒有家長的孩子，就跑到延安機關的叔叔阿姨那里去改善生活。因為我們特別能吃，所以我們一去，炊事員叔叔就說“蝗蟲”來了。
　　其實，大人們還是挺心疼我們的。每次到了延安機關，大人們總是盡量給我們改善一下伙食，讓我們解解饞。
　　
　　當了勞動模范，受到毛主席表彰
　　
　　到延安之前，謝紹明就是共青團員，1937年后，共青團改建成了民族抗日先鋒隊，是共產(chǎn)黨的外圍組織。那時他年齡還小，不能直接轉(zhuǎn)成黨員，就當了民族抗日先鋒隊隊員，直到1939年1月，他十四歲時才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
　　那時我在小學里表現(xiàn)得比較突出，加上年齡也大些，學校就把我作為在學生中發(fā)展的第一個黨員，兩位入黨介紹人，就是我的兩位老師，佟靜秋和梁家燕。
　　我入黨后不久，毛澤東的侄女毛遠志和侄子毛華初等幾位年齡大些、表現(xiàn)優(yōu)秀的學生干部也被吸收入了黨。
　　入黨后，我和同學們的關系特別好，大家對我很信任，都不稱呼我的名字，而是親切地叫我“支書老大哥”。1940年，我從“保小”畢業(yè)，到了延安自然科學院的預備班繼續(xù)上學。后來預備班合并到了延安中學，再后來，我又上了延安青年干部學校。這期間，我一直是擔任班長、學生支部的支書，后又被選為學生會主席。也多次被評為勞動模范、模范青年。
　　在“保小”時，我就組織同學們在山坡上開荒種菜。山上沒有水渠，我們就去河里取水，大家端著臉盆，排成一條長龍，接力傳水，一直傳到坡地上。上肥料呢，就是從學校的茅廁里淘來大糞澆地，淘茅坑的活又臟又累，每次我都是帶頭跳下茅坑去淘大糞。我總是想，自己是黨員、學生干部，年齡也大些，當然要吃苦在前，多干些活。
　　就是入黨那年，我被評為陜甘寧邊區(qū)勞動模范，出席了陜甘寧邊區(qū)勞動模范大會，1940年又被評為陜甘寧邊區(qū)模范青年，出席了陜甘寧邊區(qū)模范青年大會，榮獲模范青年獎章。1943年，我又被評選為陜甘寧邊區(qū)的勞動英雄，出席了陜甘寧邊區(qū)第一次文教大會，受到表彰。毛主席和中共中央領導還專門宴請了我們這些勞模。毛主席還代表中央發(fā)表了講話，就是后來收入《毛澤東選集》中的文章――《組織起來》。
　　毛主席說：“各位勞動英雄和模范生產(chǎn)工作者，你們是人民的領袖，你們的工作是很有成績的……我們用自己動手的方法，達到了豐衣足食的目的……只要我們?nèi)�體英勇善戰(zhàn)的八路軍、新四軍，人人不但會打仗，會做群眾工作，又會生產(chǎn)，我們就不怕任何困難，就會是孟夫子說過的：‘無敵于天下�！�”
　　現(xiàn)場聽到毛主席的講話，非常鼓舞人心。
　　當時我還是個中學生，黨中央和邊區(qū)政府發(fā)給了我們每位勞動英雄一張獲獎證書，還獎勵了一床氈子。吃飯的時候，毛主席端起酒杯，向各位勞動英雄敬酒致意。
　　
　　最大的理想和小小的欲望
　　
　　在延安生活學習的九年，謝紹明從一個少年成長為有理想、有志氣的青年。還在小學時，他就一心想好好學習，趕快長大，去打日本鬼子。入黨時，他的最大理想就是建立一個這樣的社會：人人都有飯吃，沒有人剝削人的制度。
　　那時要說沒有一點兒個人的欲望，那倒也不是。那時我的個人愿望很單純，那就是想弄一支好槍，騎一匹好馬，上前線打仗，能有用武之地。
　　還有，就是想過有一支自來水鋼筆。那時我們在延安都是露天上課，一人一個小板凳，一塊木板架在膝蓋上，就成了課桌，下了課，就帶著自己的“課桌”回宿舍，到哪里都是這樣。寫字時能有鉛筆就很不錯了，有時為了節(jié)省鉛筆，就干脆拿根樹枝在地上“畫”字。
　　我最初是從老師那里看到自來水鋼筆的，很羨慕。后來，一些從大后方城市來的同學，也用上了自來水筆。我心想，什么時候自己也能有一支墨水長流的鋼筆呀！
　　
　　抗戰(zhàn)勝利后，我到了東北，第一次擁有了一支自來水鋼筆，感到很幸福。至于什么手表、照相機等奢侈品，什么汽車、洋房等，根本連想都沒有想過。
　　說到照相，我個人在延安的九年中只照過兩次相。一次是1938年，一位從大后方來的同學的父親，帶著照相機，給我和剛從監(jiān)獄出來的繼母尤祥齋媽媽照了一張相。還有一次，是1945年，我的繼母史秀蕓媽媽從山東來延安參加黨的七大會議，當時我正在青年干部學校學習，她和我一起在學校外的山坡上照了一張相。
　　
　　打起背包，告別了延安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投降后，黨中央決定派大批干部奔赴東北開展工作。謝紹明當時正在延安青年干部學校參加培訓學習，被選調(diào)為第一批去東北工作的青年干部之一。9月2日，他們打起背包，離開了延安。
　　我們先來到了熱河解放區(qū)，我擔任了熱河省赤峰市一區(qū)區(qū)委書記。1946年秋天國共再度分裂后，赤峰再度被國民黨占領，我隨部隊撤出了赤峰，并組成了武裝工作隊，我被任命為武工隊政委。
　　在武工隊，我感覺自己兒時的夢想實現(xiàn)了，不僅有了馬，還有了槍。此后我就騎馬拿槍，和戰(zhàn)友們一道同日偽殘余武裝和國民黨軍隊進行了數(shù)次激烈戰(zhàn)斗。打了一年多的仗，我們又奪回了被敵人占據(jù)的赤峰。
　　回到赤峰不久，組織上來人找我談話，說由中共中央東北局選派了一批青年去蘇聯(lián)學習。1948年5月，我到了哈爾濱，當時東北局的領導人李富春等專門召見了我們這批準備赴蘇聯(lián)學習的青年。
　　當時我們這批一起去的共二十一人，其中有不少烈士子女，如李碩勛烈士之子李鵬，張浩烈士之子林漢雄，項英烈士之女項蘇云等。我們在哈爾濱進行了幾個月的集訓，于1948年9月離開祖國，踏上了赴蘇留學之路。因為是1948年成行，總共二十一個人，后來人們在提起此事時就簡稱我們?yōu)椤?821”。
　　謝紹明從蘇聯(lián)莫斯科大學留學歸來后，先后在哈爾濱、沈陽的航空工廠任副廠長、總工程師、廠長�！拔母铩焙螅�他又先后在八機部、國家科委任局長、部級領導等。離休后擔任國家科委顧問，全國政協(xié)委員。
　　近二十年來，謝紹明一直忙于全國星火計劃和科技扶貧工作，他秉承父志，始終為革命老區(qū)和貧困地區(qū)的科技扶貧工作而奔波，為老百姓謀利益。他常說，貧困是纏繞我心頭的一個結(jié)，能幫助貧困地區(qū)和人民脫貧，是我奮發(fā)努力的動力�！�
　　
　　（責任編輯/穆安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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