慣用語理解的多種心理機制_如何舉例說明理解心理防衘機制

        發(fā)布時間:2020-03-03 來源: 感悟愛情 點擊:

          摘要 慣用語是比喻性表達的一種。對慣用語句法分析導致其字面意義的通達,對慣用語語義分析導致其比喻意義的通達,兩種加工存在矛盾。針對這種矛盾,研究者提出慣用語理解的非建構觀點、建構觀點和關聯(lián)理論假說。非建構觀點認為對慣用語的理解是比喻意義的直接提;建構觀點認為對慣用語的理解詞素發(fā)揮重要作用:關聯(lián)理論假說認為對慣用語的理解是尋求詞素弄口整詞最大程度的語義關聯(lián)。以及語用過程中信息交流的最優(yōu)功效。大量研究表明,不能簡單的將慣用語加工的心理機制納入統(tǒng)一模型內,慣用語加工受到材料和語用等諸多因素的影響,慣用語理解遵循多種心理加工機制。
          關鍵詞 慣用語;非建構觀點;建構觀點;關聯(lián)理論;思考
          分類號 B842
          
          慣用語是比喻性語言的一種。慣用語的意義不是其組成成份意義的簡單疊加、整合,而是脫離字面意義的隱喻性概念意義。如“穿小鞋”并不是給別人穿不合腳的鞋,而是指利用手段或者權勢暗中刁難、約束或限制別人的行為。作為比喻性語言的一種,慣用語結構簡單固定,意義表達豐富,深受大眾喜愛;同時,慣用語出現(xiàn)頻率高,用處廣。因此,對慣用語理解心理機制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首先,慣用語是比詞包含內容更豐富的語言單位,對慣用語心理機制的探討將有助于普通字詞理解模型的補充、完善;其次,對慣用語理解機制的研究,有助于人們對比喻性語言有更進一步的理解和認識;再次,慣用語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具有很強的民族語言色彩,對慣用語理解機制的研究有助于對比喻性語言教學做出指導;最后,對慣用語理解機制的研究有助于對人類的語言行為,人類的心智有一個更加深入的認識。
          
          1 慣用語理解的心理機制
          
          由于慣用語字面意義與比喻意義表面上的脫離,以及慣用語加工中句法和語義關系的問題,當前研究的焦點是慣用語的加工機制:在慣用語的理解過程中,成份詞素發(fā)揮怎樣的作用以及慣用語句法和語義水平的加工是什么關系。過去幾十年中,在主要對英文“idioms”研究基礎上,形成關于慣用語理解的幾種心理模型。
          
          1.1 慣用語表征和加工的非建構觀點
          傳統(tǒng)觀點認為慣用語在語義上不可預測,在句法上不可分析,在內部結構上不可分解,慣用語是一個“長的單詞”,對它的儲存和提取類似于其它詞匯單元。即慣用語的成份將不是語言理解研究的主要因素。同時,慣用語本身就是一個詞匯和句法單位,對它的加工不存在句法和語義分析,它的成份對整詞理解不發(fā)揮任何作用。依據(jù)非建構(non-compositional)的觀點,研究者提出慣用語理解的幾種假說。包括:慣用語詞單假說(Bobrow&Bell,1973),同時加工說(swinney&Cutler,1979),慣用語優(yōu)先假說(Gibbs,1980)。
          非建構觀點面臨的最大難題是它不能很好解釋慣用語句法的靈活性。依據(jù)該觀點,慣用語是獨立的句法單位,對慣用語的加工不存在句法分析,而且慣用語是以詞匯單位儲存在心理詞典中,這樣的儲存方式必然要求慣用語不能進行句法結構變換,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人們經(jīng)常遇到諸如“小心牛皮吹破”、“干嗎老是挖別人墻腳”等形式語句,對于這些語句,人們依舊不難理解它們中所包含的慣用語的意義。
          另外,非建構觀點認為對慣用語的理解就是對其比喻意義的直接提取。但是,慣用語的比喻意義與慣用語隱含的意義不等值。如果人們直接提取慣用語的比喻意義,那意味著慣用語隱含意義的丟失,慣用語表達豐富信息的摒棄,這就喪失語言作為交流工具的作用。實際上,慣用語隱含的信息遠比其比喻意義豐富多彩、具體形象。如“鐵飯碗”的字面意義說明飯碗的材質,而比喻意義是穩(wěn)定的工作,但是它隱含的意義是指在國家或者集體所屬單位內一份穩(wěn)定的職業(yè)一人們在談論某人的工作是鐵飯碗時,更多的是在傳遞對他人工作的羨慕,表達強烈情感。再如英文中“kick the bucket”比喻意義是死亡,但是“kick thebucket”隱含更加豐富的意義,它不僅包含死亡的意義,還包含死亡的方式、態(tài)度以及一些關于死亡的意象。因此,單純認為慣用語出現(xiàn)則直接通達其比喻意義的觀點對于慣用語理解顯得過分簡單,而且也存在隱含信息的丟失。
          最后,非建構觀點不能解釋為什么在慣用語加工中,存在成份詞素意義的激活。而且,依據(jù)概念自動激活的觀點,當個體遇到一個存在多種意義的單詞時,使用頻率決定該單詞的哪個意義被自動激活。在慣用語的加工中,會出現(xiàn)詞素頻率高于慣用語頻率的情況,詞素的本義將會自動激活。這顯然與非建構觀點不符。
          
          1.2 慣用語表征和加工的建構觀點
          將所有的慣用語看作不可分解的單元非常極端。慣用語的形式和意義也并不是任意的。對慣用語比喻意義的理解與慣用語表達的語言學形式并不是完全隨意匹配的,在許多情況下,慣用語的意義在某種程度上可由單個成份的意義揭示出來,如“鐵飯碗”中“飯碗”對鐵飯碗理解的作用。因此,一些研究者認為慣用語的理解是一個“建構”(compositional)過程。
          1.2.1 分解性假說
          Nunberg(1978,見Gibbs&Nayak,1989)以及Nuuberg,Sag和Wasow(1994)認為慣用語更多表達一種語義現(xiàn)象而不是句法現(xiàn)象,他們根據(jù)慣用語語義可分解性對慣用語進行分類。不可分解慣用語的成份對慣用語理解沒有任何作用,它們的加工不存在慣用語成份詞素的激活:可分解慣用語的成份對慣用語比喻意義具有字面或者比喻含義的貢獻。Nunberg等人對于慣用語分解性的定義影響慣用語的后續(xù)研究方向同時得到許多實驗的證明。多數(shù)研究表明,慣用語的成份詞素對慣用語理解發(fā)揮重要作用。因此,語義可分解性是表示慣用語成份對慣用語比喻意義理解的重要指標,即慣用語的語義可變換,則慣用語的成份較多影響慣用語的加工,如果慣用語是語義不可變換的,則慣用語的成份較少影響慣用語的加工。
          受Nunberg觀點啟發(fā),Gibbs和Nayak(1989)提出慣用語理解的分解性假說。他們認為,某些慣用語可以進行語義變換,即它們可分解,那么這些慣用語的內部成份將對慣用語的理解做出貢獻。如果一個慣用語語義可分解,人們就會意識到它的組成成份的慣常意義;同時,慣用語表達經(jīng)常性進行語義變換,詞素的慣常意義就常常得到加工激活,促進整體意義識別。Gibbs等人的實驗證實慣用語句法分析與語義分解并不是任意匹配的,人們對慣用語的句法性質非常敏感,慣用語的句法性質影響慣用語的理解加工。他們研究發(fā)現(xiàn),句法凝固的慣用語比句法松散的慣用語加工速度更快,表明句法凝固的慣用語更加趨向于詞匯化,可以從心理詞典中直接通達。之后的研究又表明,相對于語義不可分解的慣用語,語義可分解的慣用語加工速度更快,由此推斷, 對慣用語的加工,存在組成成份的分析,慣用語的成份促進慣用語比喻意義的獲得。
          1.2.2 概念隱喻假說
          Lakeoff和Johnson認為,人類的概念系統(tǒng)“從本質上說是隱喻的”(Gibbs,1992)。人類大腦由于經(jīng)驗的作用積累大量的概念知識和結構。以最佳范例或原型為中心組織起來。這些概念結構構成概念隱喻或隱喻概念。而概念隱喻起著聯(lián)結抽象域和具體域的橋梁作用。慣用語的理解經(jīng)由概念知識驅動,對頭腦中已經(jīng)形成概念隱喻范例或原型與慣用語的比喻意義進行匹配,尋找慣用語的圖式和概念映射,完成慣用語的加工。
          Gibbs(1992)基于Lakeoff和Johnson的工作提出慣用語理解的概念隱喻假說。該假說認為對語言的使用受到先前存在于人們頭腦中隱喻圖式的限制和激活,這些隱喻圖式根植于人類的身體經(jīng)驗。理解一個慣用語,例如spill the beans,部分是對兩個隱喻圖式的激活提。篗IND IS ACONTAINER和IDEAS ARE PHYSICALENTITIES。Gibbs等提出的觀點值得思考。假如人們的思想根植于概念隱喻,對慣用語的理解是對概念結構范例或原型的提取,那么就暗示字面解釋在比喻性意義理解中并沒有發(fā)揮作用。但是,概念隱喻假說并沒有清楚解釋慣用語是怎樣映射到某一特定意義上的,這些映射是否真實存在。
          1.2.3 結構假說和慣用語推斷模型
          Cacciari和Tabossi(1988)提出的結構假說(configuration hypothesis)是對同時加工說的修正,但是結構假說并不認為慣用語是以詞匯單元儲存在心理詞典中。一方面,慣用語與其它形式的比喻性語言被歸類為固定表達;另一方面,慣用語的成份在心理詞典中獨立表征,對它們的處理類似于其它類型的單詞。慣用語的組成成份在使用中具有多個意義,對慣用語的理解就是在即時(on-line)條件下對每個成份單詞合適意義的選擇,當足夠的信息可以確定慣用語是比喻性語言時,詞組就可以被認定為是一個比喻性語言。如“spillthe beans”中“spill”有“reveal”的意思,在對“spillthe beans”的理解中,對“spill”的理解就是尋找“reveal”的過程。
          Glueksberg(1993)提出的短語多義推斷假說(Phrase-Indueed Polysemy Hypothesis)和結構假說相一致。他們認為,對慣用語的理解首先是字面單元的處理,加工到某個程度,構造行為出現(xiàn)同時慣用語的意義被激活。字面和比喻意義的加工將同時進行直到被試識別慣用語的比喻性質。此外,由于慣用語經(jīng)常出現(xiàn)在句子背景中,因此,當聽者在聽到慣用語的第一或者第二個成份單詞時,就可以推斷出這是慣用語,而不是字面詞組表達。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人們對慣用語的理解主要是對慣用語是否是“慣用語”的判斷,一旦慣用語被判斷為慣用語,則比喻意義得到激活提取。這就是慣用語預測性的含義,即有些慣用語看到部分成份就容易被判斷為是比喻性語言,如“拍馬屁”只要看到“拍馬”,人們就理解它是指“拍馬屁”;有些慣用語看到部分成份則不容易被判斷為是比喻性語言,如“老黃!笨吹健袄宵S”則不能判斷為“老黃!保仨毧吹饺繂卧~才能激活其意義。由此,Cacciari等人提出慣用語存在慣用語鍵的現(xiàn)象,即慣用語比喻意義的激活要等到有足夠的節(jié)點信息表明它是慣用語時才開始,而這個激活點就是慣用語鍵。當“慣用語鍵”出現(xiàn)時,即人們對慣用語字面和比喻意義的加工達到判斷慣用語為“慣用語”的閾限時,慣用語意義被通達。不同類型的慣用語,其“慣用語鍵”出現(xiàn)的時間不同。慣用語鍵出現(xiàn)時間的早晚限定慣用語被理解的速度。Caeciari等人的結構假說得到Titone和Connine(1994)以及佘賢君、王莉、劉偉和張必隱(1998)研究結果的證實。
          實際上,結構假說是對慣用語概念結構的認識,概念結構的激活導致慣用語比喻意義的通達。在慣用語理解過程中,慣用語意義的熟悉程度對慣用語概念結構的認識具有制約作用,一旦人們熟悉某個慣用語,他們傾向于去發(fā)現(xiàn)慣用語結構,將尋求意義的策略轉向建立慣用語結構與意義之間的聯(lián)系,有時甚至強加給慣用語某種結構以獲取其意義。上述研究中,慣用語都是被試熟悉的固定表達,對慣用語的理解就是對慣用語結構與意義之間關系的再認,因此,對于預測性高的慣用語,被試很快通達慣用語的結構,理解當前的刺激是比喻性語言,提取慣用語的意義,同時加工速度快于那些預測性低的慣用語。
          
          1.3 慣用語理解的關聯(lián)理論解釋
          建構與非建構的觀點都具有材料上的限制,即它們都是針對某一類慣用語而言,不能對所有慣用語做出一個一般性的理論解釋。鑒于此,Vega-Moreno(2001)提出慣用語理解的關聯(lián)理論解釋。
          關聯(lián)理論是語言交際的重要理論,由Sperber和Wilson最早提出(Wilson,2002)。關聯(lián)理論關注的核心問題是交際與認知,它不以規(guī)則為基礎,也不以準則為標準,而是認為人類的認知傾向于適應最大程度的關聯(lián),因此對他人話語的理解并不依循任何既定的規(guī)則,而是對話語前后關聯(lián)信息的把握使得人們能夠理解語言。Sperber和Wilson通過加工努力程度和認知效果來定義關聯(lián)性。認知效果越大,關聯(lián)性越大;加工努力程度越小,關聯(lián)性越大。一般認為,信息交流符合經(jīng)濟原則,即信息交流每一次的努力行為都要獲得足夠的益處。既然語言理解包含必要的認知努力,聽者必將期盼說者的話語中包含足夠的值得處理的關聯(lián)信息。
          在關聯(lián)理論的基礎上,Vega-Moreno認為人類對慣用語的理解符合關聯(lián)理論假說。他指出,慣用語的心理表征類似于一種結構短語概念。當人們在理解慣用語時,慣用語的成份詞素概念和整詞概念都得到激活,這兩類概念的激活和處理都伴隨著對信息關聯(lián)性的思考。一方面,作為整體概念的慣用語其編碼和表征與非慣用語詞組不相同,對它的加工意味著信息的丟失:另一方面,慣用語又存在內部結構,對內部結構概念的處理和非慣用語詞組相類似。那么對慣用語的理解就是尋找兩類信息處理過程最大程度的關聯(lián)意義。例如,在對慣用語“炒魷魚”的理解中,炒魷魚的整詞意義“解雇”存在激活,而詞素單位炒,魷魚也存在激活,而且炒魷魚的字面意義是和整詞意義具有很大的關聯(lián)性,因為這一行為(炒魷魚)的直接結果將導致魷魚卷起來,從而引申為卷鋪蓋走人。這一分析在另一方面表明。慣用語結構與語義之間并不是任意的,因為如果將“炒魷魚”中的“魷魚”改為“鯉魚”,人們很難理解該慣用語的意義。
          而且,Vega-Moreno認為作為復雜結構概念的慣用語包含三類信息:語言學的(1inguistic),邏 輯的(Iogical)和百科全書式的(encyclopaedic)信息。語言學的詞條包括慣用語語音和句法特征,即慣用語如何發(fā)音以及慣用語的內部句法結構:邏輯詞條包含一些和其它概念單向邏輯的聯(lián)系,邏輯詞條并沒有囊括慣用語的比喻意義,而僅僅是對慣用語本身與慣用語比喻意義邏輯關系的表達,例如慣用語“kick the bucket”并不僅僅是死亡的意思,雖然它的比喻意義是死亡;百科全書式詞條由不同類型信息構成,這些信息被目標慣用語逐漸激活,因此百科全書式詞條信息在慣用語最初呈現(xiàn)中不完整,事實上,對慣用語的理解也正是對該詞條信息補充完整的過程。例如。慣用語“spill the beans”(揭露秘密)的百科全書式詞條中包含秘密被揭露的方式、態(tài)度、結果等信息。上述三類信息并不是混亂的儲存在頭腦中,它們存在內部的組織結構同時在通達表征的時間上存在差異,而哪類信息先被通達則取決于關聯(lián)強度。關聯(lián)強度的因素包括熟悉性、背景偏差、透明度等慣用語特征。
          另外,對慣用語理解的關聯(lián)假說將慣用語看作具有內部結構的整體概念,這樣就能很好解釋慣用語句法和語義靈活性現(xiàn)象。而且,和其它的解釋不同,關聯(lián)假說認為這種靈活性具有一定的限制,人類認知對物質變化可以認可的程度限制慣用語句法和語義的靈活性。
          關聯(lián)假說認為所有類型慣用語的獲得和提取都遵循相同的認知機制和理解過程。由于慣用語自身性質不同,造成慣用語加工差異,如對于非常熟悉的慣用語,被試將直接通達慣用語的意義而不會處理慣用語的詞素意義,這與非建構觀點相一致。對于不熟悉的慣用語及語義可分解的慣用語,則必須要處理詞素語義來獲取整詞意義由于處理被關聯(lián)強度限制,關聯(lián)信息越容易通達慣用語的意義越容易獲得。因此,慣用語詞素的字面意義在整詞理解中將發(fā)揮作用,這與建構觀點相一致。
          事實上,關聯(lián)假說是拋開既定語言理解原則對慣用語理解做出的綜合性解釋。它可以解釋之前慣用語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同時它不僅僅是對慣用語理解的解釋,也是對非慣用語詞組理解的解釋。關聯(lián)假說是對當前慣用語理解理論的一種綜合,但是這種綜合顯得太過籠統(tǒng)。它拋開具體的影響因素,拋開具體的加工機制,只用關聯(lián)強度來分析慣用語的理解,顯得太過簡單。
          
          2 對慣用語加工研究的思考
          
          2.1 慣用語加工的多種心理機制本質
          慣用語表征復雜的語言信息,是人類社會生活實踐的有效表達。它以一種簡約的形式表征人類社會某類特殊的現(xiàn)象。但是由于其組合方式多樣化,組合內容豐富化,對慣用語的理解至今沒有一個具有說服力的模型,慣用語的理解機制呈現(xiàn)多樣化的趨勢。建構和非建構觀點提出的后期,Cutting和Bank(1997)在對慣用語產(chǎn)生中口誤現(xiàn)象研究的基礎上,提出慣用語表征的混合模型,但是混合模型并沒有得到多數(shù)實驗的證實。之后,Sprenger,Lever和Kempen(2006)在一系列實驗基礎上對Cutting等人的混合模型進行修正,提出Superlemme模型。事實表明,混合模型僅僅是構造和非構造觀點的結合。慣用語理解中其自身性質例如語義分解性、熟悉性、預測性、可表象性、字面傾向性,句法可分析性等均不能納入統(tǒng)一的模型來整合,不同研究者在提出自己的理論觀點之后,所選取的實驗材料又有利于證實其理論或觀點的真實性,這在一個側面反映慣用語自身語義性質的多樣性。
          同時,對語義性質的研究結果也表現(xiàn)出不一致。多數(shù)研究者(Libben&Titone,2008)都認同分解性的作用(即詞素對整體意義理解發(fā)揮作用),但是,分解性何時及如何發(fā)揮作用仍存在爭議。另外,對于慣用語語義分解性的操作性限定,研究者也提出不同意見。Hamblin和Gibbs(1999)的研究表明,對于不可分解的慣用語kick thebucket(詞索語義不能激活整體意義),被試堅持認為在理解該詞過程中,kick發(fā)揮重要作用。kickthe bucket的比喻意義是迅速死亡,而kick(踢)所表征的動作恰恰隱含著迅速。對此,Tabossi,F(xiàn)anari和Wolf(2008)認為依賴被試對慣用語分解性評定中的分數(shù)來劃定語義分解性是不可信賴的,應該重新審視慣用語語義分解性的內涵。他們的研究發(fā)現(xiàn),被試對分解性的理解存在偏差,分解性和透明度容易混淆,同時,對多數(shù)慣用語分解性的評定并不趨向一致,分解性的評定標準有待進一步細化。另外,其它語義性質和句法性質作用的不同也造成慣用語研究結果的多樣性。這些性質如何發(fā)揮作用,發(fā)揮作用的時間進程如何,它們之間怎樣結合以及存不存在交互影響等都促使慣用語研究的進一步深化,也造成慣用語理解的多種心理機制。
          
          2.2 研究材料的限制
          當前研究使用的材料主要是熟悉性較高的動賓結構的慣用語,偏正結構的慣用語很少,而且,慣用語的句法生成變換也僅僅針對部分動賓結構的慣用語,少量動賓結構和全部偏正結構的慣用語不能進行句法變換。例如,“他是一個吝嗇鬼”,“吝嗇鬼”既不能做句法變換,也不能進行語義修飾,同時還不能進行成份變換,如變成“吝嗇人”。國外對慣用語的研究主要使用動賓結構的慣用語,幾類模型就是在對動賓結構慣用語研究基礎上構建的(一個原因是動賓結構慣用語結構相對簡單)。但是,動賓結構慣用語表征動詞屬性,而偏正結構慣用語則表征名詞屬性。動詞和名詞在認知加工上存在差異,主要表現(xiàn)在具體性上,相對于“起風波”,“母老虎”的具體性更高。依據(jù)雙重編碼理論,具體的詞更易產(chǎn)生意義聯(lián)系。因此、加工更加快速。而且,顧蓓曄、繆小春(1995)對慣用語理解的研究表明熟悉的慣用語并未詞匯化,它的加工和存儲方式可能介于詞組和單詞之間,偏正結構的詞組比動賓結構更接近單詞。
          另外,基于中文雙字詞的研究表明(張必隱,1997),偏正結構詞組中不同詞素對整詞理解的貢獻不同。偏正結構的詞素,由于存在“偏”“正”關系,因此只有中心詞素與詞的表征之間有較強聯(lián)系。但是,偏正式慣用語有不同于一般偏正詞組的特點,一般偏正詞組,如“老母雞”,中心詞素是“母雞”,“老”只是形容“母雞”的壽命,因此中心詞素與詞的表征之間存在較強聯(lián)系,這在關于中文雙字詞的大量研究中得到證明;然而對于偏正式慣用語,如“鐵公雞”,如果僅理解“公雞”,不熟悉或者不明白“鐵”的概念隱喻意義,人們對“鐵公雞”可能僅理解為鐵鑄的公雞,而不是“吝嗇”、“小氣”。另外,“鐵公雞”中“鐵”的位置及意義已經(jīng)固定,不能進行同義替換,變成“鋼公雞”。因此偏正結構慣用語的修飾成份可能與整詞表征具有更強的聯(lián)系,對整詞理解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但是動賓結構慣用語中詞素與整詞的關系與其它動賓詞組中詞素與整詞關系的加工則不存在差異。因此,建立在主要以動賓短語為研究 材料基礎上的心理表征模型能否推廣到不存在句法變換能力的偏正式慣用語上,當前提出的慣用語加工理論能否解釋證明偏正式慣用語的加工處理,仍然需要進一步的證實。
          
          2.3 表象的作用
          幾類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釋現(xiàn)存的很多研究結果,但是模型主要建立在概念表征的基礎上,并沒有考慮表象表征的作用。依據(jù)Paivio的雙重編碼理論,在命題表征之外,還存在表象表征的加工。Gibbs,Bogdanovich,Sykes和Barr(1997)進行的一系列實驗表明,具有相似比喻意義的慣用語,人們形成的心理表象高度相似,而且對這些表象的知識高度一致。例如,表示“anger”短語如blow your stack,lose your cool以及flip your Iid經(jīng)常激活的表象是密閉式集裝箱猛烈的爆炸,而表示“revelation”的短語如spill the beans,Iet thecat out of the bag喚醒的表象是客體墜落或者容器中的客體被震動出去。他們的結果支持概念隱喻假說,即短語的比喻性意義并不是任意和不可解析的,是和潛在的概念性隱喻相聯(lián)系。Gibbs等人認為,概念性隱喻是慣用語形象性意義的基礎,而且隱喻默許的知識是通過人們描述的心理表象來實現(xiàn)。同時,他們強調概念隱喻的心理表象是“無意識的,自動的和獨立于模塊的”。雖然他們沒有詳細論述慣用語心理表象的運算規(guī)則,但是他們認為說話者產(chǎn)生的心理表象是發(fā)現(xiàn)慣用語比喻意義知識和信息的潛在動力。
          另外,Janyan和Andonova(2000)的研究表明,在理解不認識的慣用語時,心理表象易化慣用語比喻意義的理解。對慣用語字面意義心理表象的構建無論在反應時間上還是在錯誤率上都表現(xiàn)出對慣用語比喻意義理解的促進作用。而且,透明度高的單詞(容易產(chǎn)生心理表象)比不透明的單詞更容易理解,即使它們都是被試不認識的慣用語。譚華玉和劉鳴(2008)的研究同樣表明,表象同時具有知覺加工和概念加工的性質,表象對于低透明度成語的理解有明顯易化作用,尤其在內隱加工方面。另外,Nippold和Duthie(2003)要求40個學齡兒童(平均年齡12歲)和40個成人(平均年齡27歲)對20個慣用語進行心理表征的描寫,同時使用一個多維的選擇任務來測試他們對慣用語的理解。結果顯示,慣用語的心理表征經(jīng)歷一個與慣用語理解程度相聯(lián)系的發(fā)展過程。雖然學齡兒童可以報告慣用語的心理表征,但是他們的表象簡單、具體,僅是對慣用語表達一部分的理解。作為對比,成人報告的表象更具形象性,比喻性,修飾較多。作者認為,人們對慣用語的心理表征可能是對他們慣用語理解程度的一個反映指標。因此,在慣用語表征方面,對表象系統(tǒng)的忽視勢必造成對慣用語表征模型建構的不足。
          
          2.4 慣用語是一種認知現(xiàn)象
          當前對慣用語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慣用語句法和語義加工的層面,即主要集中在語言學層面。但是有學者認為,慣用語更多的是一種認知現(xiàn)象,而不僅僅是語言現(xiàn)象。任何慣用語都攜帶大量關于現(xiàn)實生活的知識,人們必須在一定的生活經(jīng)驗基礎上才能理解慣用語的意義。慣用語常用的修辭手段包括比喻、夸張、借代、虛指數(shù)量等。通過這些手段以及字面表象所表征的概念隱喻來表達人類生活中的某~類個體或現(xiàn)象。因此,對慣用語的理解不單純是語言學的分析,語言加工者還需要具備關于世界的知識以及慣用的概念隱喻知識,邏輯推斷理解知識。例如對“on thinice”(如履薄冰)的理解,就需要關于冰的知識,關于在薄冰上行走,知道薄冰容易破的知識或者類似的生活經(jīng)驗,同時,還需要具備將該事件與生活常見情境相比對的邏輯推斷知識。如此,對于“工作上他如履薄冰”中目標詞就不難理解;否則,則只能依據(jù)語境效應來做出判斷。
          同時,人類對慣用語的理解是人類認知復雜性和經(jīng)濟性的集中體現(xiàn)。慣用語比喻意義與字面意義是相背離的,對慣用語的句法分析將導致字面意義的激活,對慣用語的語義分析將導致比喻意義的激活,這種矛盾是如何化解的?先前的研究都在不同的層面表明句法和語義在慣用語理解中的激活,但是個體在理解慣用語時如何化解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展現(xiàn)人類認知的復雜性。同時,對于熟悉性高的慣用語,個體傾向于直接提取慣用語的意義,而對于不熟悉或者不認識的慣用語,個體則采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來通達慣用語的意義,體現(xiàn)人類認知的經(jīng)濟性。
          
          3 總結與展望
          
          慣用語的認知研究表明,并非所有的慣用語都已詞匯化,在心理表征上具有獨立的詞匯表征單元。同時,由于受到內部結構因素如語義分解性,預測性等的影響,不同類型的慣用語其理解機制可能存在一定的差異。另外,慣用語是比詞更大單位的語言載體,對慣用語的加工研究存在諸多限制,使得研究存在較多困難,但是對慣用語加工機制的研究不僅僅可以揭示固定表達加工的心理機制,促進人們對比喻性語言的理解;而且也會對一般字詞加工模型的建構產(chǎn)生啟示。因此心理語言學界需要更多的研究來充實慣用語表征模型的建構,同時探討慣用語成份詞素對比喻意義提取發(fā)揮作用的具體機制。當前,大量研究都是基于英文“idiom”,漢語慣用語研究開展較少。作為不同于表音文字的語言,漢語加工有其獨特的機制。對漢語慣用語理解機制的研究是對人類比喻性語言認知的有效補充。首先,漢語慣用語在結構、組織方式、表達意義形式方面都不同于英文“idiom”,英語中存在大量“動詞-(定)冠詞-名詞”的動賓結構慣用語,如kickthe bucket,eat one’s words,其中間成份并無詞匯信息意義,而漢語慣用語多數(shù)為“1+2”和“2+1”格式,每一個成份詞素都發(fā)揮獨特作用;同時,由于慣用語受到較多歷史文化因素以及生活經(jīng)驗的影響,對其研究體現(xiàn)認知意義上的文化差異,例如漢語中的“拍馬屁”,英語中沒有對應的典故,翻譯為“ass-kisser”,在兩者間很難找對詞匯意義上的對等點;另外,更為重要的問題是基于表音文字的研究結果是否適合解釋漢語慣用語的加工,慣用語的諸多語義性質是否可以在語言間遷移?諸如此類的問題,都有待進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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