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秘書的危險之路:升遷之路全文

　　按照中央的嚴格規(guī)定,只有副部長級以上的領導干部,才允許配專職秘書�？蓪嶋H情況是,現(xiàn)在我國秘書配備過度,一些市縣“一把手”大多會以多種名目配備秘書,而且干部配備秘書過多的勢頭有增無減。
　　現(xiàn)實中,大多數(shù)秘書能夠盡職盡責,兢兢業(yè)業(yè)干好份內工作。但也有少數(shù)秘書利用自己的特殊身分打著領導的旗號,“拉大旗作虎皮”地做一些普通人難于做到的事情,被百姓戲稱為“二領導”。這樣的“二領導”成為了“大領導”身邊最可怕的人,往往“大領導”落馬時,“二領導”無一不是極深地介入其間,二者緊緊地聯(lián)系在一起,不可分離,而且領導的腐敗往往是由秘書操作的。
　　
　　“小秘書”成了腐敗“重災區(qū)”
　　
　　2009年,一部具有現(xiàn)實意義的電視連續(xù)劇《蝸居》在全國掀起了不小的波瀾,故事發(fā)生在上海房價飆升時期,以白領姐妹海萍、海藻的職場與情感經歷為主線,市長秘書宋思明和房地產開發(fā)商之間的權術運籌為副線,描摹了白領一族的生存狀態(tài)。劇中的對白、情節(jié)設計現(xiàn)實得近乎有些殘酷。隨著電視劇的熱播,有熱心觀眾質疑,劇中的市長秘書宋思明的原型是否就是現(xiàn)實中的“上海第一秘”秦裕?關于這點,編劇六六始終沒有正面回應過,可對于秦裕,宋思明所做的可能也只及他的幾分之幾吧。秦裕確實是一個危險秘書的腐敗典型。1998年4月至2006年6月,秦裕在擔任上海市委辦公廳秘書,上海市人民政府辦公廳、上海市委辦公廳副主任期間,利用職務便利,為多人謀取利益,從中索取、收受賄賂款物折合人民幣682萬余元。
　　陳希同的秘書陳健起初只是市機關一個機要通訊員,學歷不高,粗通文墨。他能當上陳希同的秘書,靠的是另有歪才:他能打乒乓球,在市委辦公廳工作時經常陪陳希同打球,而且辦事機靈,博得陳希同的特別青睞。1993年,陳健伙同李敏、何世平謀劃利用職務之便,為周北方辦理妻子和女兒赴香港定居,得到周的賄賂20萬元港幣。陳健還利用職務之便,在幫助某公司貸款中,受賄3萬美元。1996年11月,陳健被判處15年徒刑。
　　還有王維工,1995年至2006年間,王維工利用其先后擔任中共上海市委辦公廳秘書、中共上海市委副秘書長、國務院辦公廳秘書等職務上的便利,為上海福禧投資控股有限公司等8家單位或個人牟取利益,并為此多次索取、收受請托單位和個人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1293萬多元。王維工被法院以受賄罪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zhí)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要說最囂張、斂財速度最快的還要算被稱為“河北第一秘”的原河北省國稅局局長李真。李真32歲就走上了正廳級領導崗位,并被列為國家稅務總局和河北省人民政府的后備干部。然而,這位政壇上耀眼的新星依仗其特殊的背景,收受賄賂、非法占有公私財物等共計人民幣1051萬多元。2002年8月30日,法院以受賄罪、貪污罪判處李真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2003年11月13日,李真被執(zhí)行死刑,就此結束了“河北第一秘”急盛急衰的人生。
　　閻振利如何能當上領導的秘書本身就是件蹊蹺的事情,他原是市財政局的普通干部,在原北京市副市長王寶森面前極力討好奉承了一番后被王寶森看中,欽點為其秘書。最終閆振利被認定貪污1萬元,挪用公款64萬元,判刑7年。
　　不用更多地列舉,只要愿意,“小秘書”的“大腐敗”案例,我們隨便就能開出一長串來�？磥�,小秘書成了腐敗的“重災區(qū)”,是有事實根據(jù)的。
　　
　　是誰給了“小秘書”隱性的權力
　　
　　職業(yè)本身的特性所致。
　　官場上傳言:“欲見領導,先求秘書”;“欲打通領導關節(jié),先打通秘書關節(jié)”,足見小秘書的地位、作用非同小可。
　　“領導秘書”這一群體確實讓許多人艷羨。因為他們和領導朝夕相處,受提拔重用和賞識的機會遠遠大于其他人。更因為是領導“身邊”的人,會讓人“高看一眼”,地位自然高人一等,辦事方便不說,自然也少不了好處。
　　秘書從屬的領導干部大都是部門、地方或單位的“一把手”,經常有人有求于他們,或反映情況,或請示批復,或參加典禮儀式,或請賜墨寶題詞題名,能否上達或誰先誰后大都由秘書來安排。如果對秘書管理失控,這個“安排權”很容易成為一些秘書弄權斂財?shù)耐緩健?
　　從公共權力的結構形式看,公共權力可以分解為決策權和執(zhí)行權。決策權在政府官員手中,而秘書在整個國家行政管理體系中充當著領導的參謀、助手和事務工作的角色,充當著執(zhí)行權的角色,擁有執(zhí)行權,特別是擁有“傳聲”權和“傳意”權,領導的話和決策、意見等都是通過秘書傳達下去。這種職位特點,意味著秘書本身并不具備權力,秘書的權力只是領導權力的“派生物”。但有些秘書說話、辦事,讓下面的人琢磨不透:這是秘書個人的意思呢?還是領導的意思?下級既不便問也不敢問。只能姑且相信這是領導的意圖,而去處理所交代的事情。相對于秘書來說,決策權是一種顯性權力,而執(zhí)行權是一種隱性權力,而在缺乏透明度的權力體制和政治生活中,秘書運作權力時的“隱蔽性”被各個方面所看好,很容易成為市場尋租者追逐的對象。
　　秘書與高官的關系所致。
　　秘書亂政,禍國秧民害已。說到秘書亂政,不禁讓人想起古代的宦官弄權。雖然說當今秘書與古代宦官不可日而語,但秘書與宦官有一個共同特點,都是“當權者”的“親信”和“心腹”,至少也是被領導信任的人,是領導意志、決策的具體執(zhí)行者,可以將領導權力為其所用。2000多年的帝制歷史,宦官因為和皇帝親近,受皇帝信任,得以篡權亂政。明代大太監(jiān)劉瑾、馮寶、魏忠賢,謀害忠良、聚斂錢敗、擾亂朝綱,使國家和人民深受其害。我們應以史為鑒。
　　觀察眾多的“秘書腐敗案”,不難發(fā)現(xiàn),一個能夠成為上級“心腹”的秘書,必須很好地替上級完成個人權力的擴張和延伸。也就是說,秘書必須深諳政治游戲的規(guī)則,幫助領導疏通同級官員和上級官員的各個關節(jié)。
　　秘書與高官有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許多時候,秘書腐敗與領導干部腐敗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試想,如果沒有實權在握的領導為秘書撐腰打氣作后臺,無名無分、無職無權的秘書哪有能力和膽量搞腐敗?如果領導始終強調勤政廉政,對腐敗深惡痛絕,秘書何嘗又會腐敗?如果領導一向樂于腐化墮落,秘書又怎能不同流、不合污?因此,秘書腐敗的根源在領導,假若撇開領導的“連帶責任”不作追究,只拿秘書說事或問罪,便只是治其標,難于治其本。
　　那些腐敗的秘書干的事情難道領導一點都沒有察覺?當然不是,極少數(shù)領導干部已經不僅僅是用人失察、用人不當,或者是縱容包庇的問題了。他們將秘書當成了自家的“奴才”和工具,大搞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主仆”“主奴”關系,領導干部和秘書的關系已經不是單純的工作關系,而成了狼狽為奸、沆瀣一氣的腐敗共同體。秘書成了領導干部手中兌現(xiàn)個人私利、牟取不正當利益的“槍”。也就是說,一個猖狂腐敗的秘書,其背后必然會有一個“靠山”,或者其本身就已經腐敗透頂?shù)呢澒�。因�?每“栽倒”一個秘書便“扯出”一個大貪官也就再正常不過了。陳希同與其秘書陳健如此,王寶森與其秘書閆振利如此,鐵英與其秘書段愛華如此,程維高與其秘書李真亦如此……他們不就是“一條繩子串的兩只螞蚱”?
　　秘書選拔制度存在缺陷所致。
　　我國目前對秘書選拔的法律依據(jù)主要是1997年8月勞動部頒發(fā)的《秘書職業(yè)技能》以及《國家職業(yè)教育技能鑒定規(guī)范(秘書)》及1998年6月頒發(fā)的《秘書職業(yè)資格鑒定試點工作方案》等行政法規(guī)。但這些規(guī)定并沒有對秘書的工作性質、任職資格等作出具體的規(guī)定,使得秘書的任職資格和工作性質不明確;又加上社會對秘書專業(yè)認識不足,導致了秘書的選拔不夠規(guī)范。雖然《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暫行條例》有不準“指令提拔秘書等身邊工作人員”的規(guī)定,但實際中由于是給領導選配秘書,因而容易由該領導說了算,一般都不經民主推薦、民主評議、全面考察等嚴密的程序,在選用時個人好惡占了上風。
　　在權力個人化的過程中,秘書角色也隨之“個人化”,公務服務的職能逐漸向生活服務傾斜。王寶森的秘書閆振利和陳希同的秘書陳健就是因為個人服務到位而被采用。秘書的服務職能一旦向生活領域傾斜,領導選拔秘書的眼光就會發(fā)生偏離,而秘書的價值取向也會發(fā)生扭曲,其工作的重點不是放在工作上,而是放在領導的生活上。
　　秘書監(jiān)督機制存在盲區(qū)所致。
　　“河北第一秘”李真落馬后曾說:“我做秘書時,雖說有人管,但沒人監(jiān)督。”從現(xiàn)行的反腐倡廉法律法規(guī)和政策規(guī)定來看,對直接監(jiān)督秘書的內容甚少,就連考核干部,也多考核擔任黨政領導職務的領導干部,少有考核秘書的。特別是由于秘書選拔任免的權力直接掌握在上級領導手中,因此對秘書的監(jiān)督是上下級的行政監(jiān)控。對于進退一致、利益與共的官員和秘書來說,這樣的監(jiān)督無疑是形同虛設。同時,這種監(jiān)督失控會被官員所利用,因為與秘書相比,他們處于相對復雜監(jiān)督下,一些難辦的事交給秘書去處理會“安全”得多。
　　因為秘書是領導干部“身邊人”,其他人或有關監(jiān)督職能部門投鼠忌器,不能監(jiān)督,不愿監(jiān)督,也不敢監(jiān)督。在目前體制對“一把手”的監(jiān)督處于相對滯后和疲軟的狀態(tài)下,秘書與領導干部之間的特殊關系,就使得領導干部秘書也有了規(guī)避監(jiān)督的“避風港”,形成上級監(jiān)督機關不會查,同級監(jiān)督機關不敢查的尷尬局面。
　　
　　讓“小秘書”回歸本位
　　
　　大多數(shù)領導的秘書知道自己在領導身邊工作的分量,能夠兢兢業(yè)業(yè),勤勤懇懇,做好自己分內的工作。如中國著名的秘書田家英、胡喬木等,他們在自己的崗位上恪盡職守,從不越雷池一步;又如陳布雷,雖然是為蔣介石當秘書,但是也能遵守職業(yè)道德,不專權,不弄權。秘書崗位是一個重要的崗位,秘書工作是一項重要的工作。作為“領導身邊工作人員”,秘書不但要負責領導的文秘、機要、聯(lián)絡等工作,而且在公務活動中與領導朝夕相處,幾乎成了領導的影子。因此,領導信任甚至倚重秘書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本無可厚非。但是,如果把信任當成寵愛,把倚重變成縱容,就可能害人害己,甚至給黨和人民的事業(yè)造成損失。
　　從我國干部制度的演變來看,秘書角色由官員逐漸向職員衍變。然而,我國秘書的角色仍然是“官”“職”不分,社會、領導包括秘書自身都把秘書視做官,而且是更實用的“官”。就像李真,即便擔任省國稅局長時,也沒有放棄“河北第一秘”的角色,而是不失時機地加以利用。
　　由于“官”、“職”不分,秘書的角色彈性很大,既可非官非職,又可亦官亦職,秘書的權力也就變得虛、實不分,有時看起來很虛,但用起來又很實,有時看起來很實,但細究起來又很虛。這種職位和權力狀況,使得秘書的權力場失去了監(jiān)控,而且目前也難于監(jiān)督。
　　秘書得以分享和亂用領導的權力,說到底,還是對領導的權力缺乏制約,使得他能輕易地把權力送人。在部分腐敗的領導那里,權力本來就是個人掌握的稀缺資源,他愿意送給誰做禮物,愿意賣給誰做交易,都是他個人的事,與黨和政府無關,更與人民的利益無關。他們認為自己的權力是自己從上級領導那里爭取的,只該感謝領導,不必接受紀檢檢查部門和群眾的監(jiān)督。
　　少數(shù)領導者決策能力的低下、專業(yè)知識的缺乏和個人品德的下降,都使他們越來越倚重秘書和司機、警衛(wèi)等身邊人。這時秘書干政、秘書弄權就不可避免。一些領導所聽匯報都是秘書篩選過的內容,所做報告都在念秘書寫好的稿子,檢查工作走的是秘書和基層官員安排好的線路,辦公和居住的地方都戒備森嚴。他們生活在與世隔絕的“真空”環(huán)境中,雖貴為一方高官,權傾一時,卻被秘書等身邊人架空。
　　小秘書們能夠危險起來,是因為其背后的“主子”權力過大。一些地方一些黨政機關,領導權力過于集中,個人權力過大卻得不到有效制約。集體決策重大事項成了“一言堂”,一把手成了“一霸手”。一些別有用心的人、阿諛奉承的小人、曲意逢迎的諂媚者之所以將領導干部秘書當成拉攏腐蝕的對象,是因為通過秘書就可以直接找到一條“通天”的捷徑。因而,往往越是位高權重的領導干部,他身邊的秘書腐敗的風險越高。
　　而要從根本上遏制領導干部與秘書同體腐敗現(xiàn)象,只能從改變領導干部作風抓起,加大對領導干部“用權”的監(jiān)督制約,尤其對“一把手”權力的行使上的規(guī)范。要讓每一個領導干部沒有任何特權和私權力,讓每一個領導干部真正約束和管控好身邊的人,讓科學決策、民主決策蔚然成風,讓人民群眾說了算而不是領導干部個人說了算,讓群眾的發(fā)言權、監(jiān)督權強起來,營造出一個風清氣正的政治氛圍,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秘書一旦“栽倒”,領導干部可能“落馬”這一不正�，F(xiàn)象。
　　從干部選拔任用機制和管理監(jiān)督機制的角度看,選拔任用高級領導干部秘書時,本應同其他相同級別的干部一樣執(zhí)行《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暫行條例》,但實際上往往是該領導說了算,一般都不經民主推薦、民主評議、全面考察等;從秘書崗位調任領導崗位時,情況亦類似。這也導致出現(xiàn)一種反�，F(xiàn)象,說什么“某某是我提拔的”,“我是某某提拔的”,把黨賦予領導干部的權力歪曲成是個人的特權,滋生了跑官、賣官、買官等不良現(xiàn)象,為腐敗的蔓延提供了環(huán)境。
　　選配領導干部秘書或從秘書崗位調任實職時,完全應當一視同仁地按干部標準,按規(guī)定的程序選人用人,這樣才有利于把人選準用準,才能徹底杜絕像王維工、李真這樣危險的秘書產生,才能從制度上防止“小秘書”的“大腐敗”現(xiàn)象發(f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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