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救命菩薩”等 觀音菩薩最漂亮的圖片

　　毛澤東的“救命菩薩” 　　 　　翻開斯諾的《西行漫記》，毛澤東和斯諾談過的一件往事生動而有趣。“1919年初，我從北京去上海�？墒�，當我到達浦口的時候，就不名一文了，我也沒有車票。沒有人可以借錢給我，我不知道怎樣才能離開浦口。最糟糕的是，我僅有的一雙鞋子也給賊偷去了。怎么辦呢？真是‘天無絕人之路’。我又碰到了好運氣，在火車站外，我遇見了從湖南來的一個老朋友，他成了我的‘救命菩薩’。他借錢給我買了一雙鞋，余錢還足夠買―張去上海的車票�！�
　　毛澤東所說的“救命菩薩”是李中。1913年秋，16歲的李中與同鄉(xiāng)蔡和森一同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并在這里與毛澤東結識。1919年初，他從一師畢業(yè)后來到上海，在一家古玩商店幫工，由于經(jīng)常要為店主到浦口、南京去收購古董，偶遇了路過浦口的毛澤東，助上一臂之力。
　　上世紀20年代初的上海是全國工業(yè)與工人運動中心，李中在這里籌建機器工會、聲援及組織工廠罷工。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后他更是成為最早一名工人身份的黨員，并寫出了著名的《一個工人的宣言》。（摘自《長沙晚報》，胡媛媛/文）
　　
　　劉伯承“被犧牲”
　　
　　1946年，國民黨發(fā)動全面內戰(zhàn)，以劉伯承任司令員、鄧小平任政委的晉冀魯豫野戰(zhàn)軍重創(chuàng)蔣軍。國民黨中央社“爆料”劉伯承“負傷”、“犧牲”，謠言迅速傳開。
　　1946年10月11日延安《解放日報》頭版刊發(fā)《蔣方捏造“負傷”“犧牲”謠言，劉伯承一笑置之》消息，國民黨的謠言不攻自破。
　　在這篇以“新華社隨劉伯承將軍總部記者7日電”為電頭發(fā)出的消息中，開篇即是劉伯承“在一幅巨大的地圖前以電話指示機宜”的應戰(zhàn)之景。而聽到謠言，“劉將軍一笑置之，仍繼續(xù)其電話指揮�！毕�息引用“劉將軍總部某權威人士”的說法，稱“中央社這種無恥造謠，在于掩蔽其接二連三敗績。近日他們一說劉將軍負傷，二說潛逃，三說犧牲，前后矛盾可笑。劉將軍現(xiàn)在正發(fā)揮其高明的軍事指揮天才……蔣介石軍將再一次嘗到劉將軍的厲害�！�
　　“新華社隨劉伯承將軍總部記者”何許人也？直至2001年11月，新華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為新華社撰寫的新聞作品》才首次說明該消息的來源：當時情況緊急，鄧小平對新華社晉冀魯豫總分社記者吳象直接口授。吳象加上新華社記者的電頭，連夜發(fā)回總社。（摘自《南方日報》，趙琦玉/文）
　　
　　吳國楨與蔣氏父子隔洋對罵
　　
　　吳國楨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歸國后，成為蔣介石的私人秘書，內戰(zhàn)爆發(fā)前任上海市長。吳國楨是美國記者口中的“民主先生”。1949年12月，想爭取美援的蔣介石任命吳國楨擔任臺灣省主席。
　　吳國楨與蔣介石的矛盾始于蔣經(jīng)國。1948年8月，蔣介石派蔣經(jīng)國赴上海穩(wěn)定物價，其獨斷專行的作風讓吳國楨很不滿。他面諫蔣介石，卻未被采納。退守臺灣后，蔣經(jīng)國獨攬了安全、情報與特務系統(tǒng)大權，“防諜肅奸”。吳國楨難以容忍他的作派，多次向蔣介石進諫。吳國楨高估了蔣介石對他的信任。蔣介石對他反感異常，甚至產(chǎn)生過除掉他的念頭。
　　1952年，從一場預謀“車禍”中逃生的吳國楨醒悟：蔣介石要“卸磨殺驢”。1953年，吳國楨辭去“臺灣省主席”一職，以學術交流為名，攜全家赴美，但老父和次子被留在臺灣做了“人質”。
　　1953年11月，“總統(tǒng)府秘書長”王世杰被蔣介石免職，罪名是“蒙混舞弊，不盡職守”，蔣指責王世杰曾私下批準吳國楨套匯12萬美元。吳國楨深感委屈。1954年1月初，吳國楨致信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張其昀，請將信函轉蔣介石，未見回音。吳國楨寫《辟謠啟事》寄給父親，囑其以廣告方式刊登，但卻沒有臺灣報紙敢于刊登。深感含冤莫白的吳國楨，在芝加哥WNC電視臺發(fā)表談話，聲明辭職來美是因為與蔣“政見不同”，所謂攜款私逃是政敵的污蔑。
　　由此，吳國楨與蔣介石父子展開了隔洋罵戰(zhàn)。忠于蔣家的要員紛紛指責吳國楨“反動”、“狂妄”。吳國楨在美刊出《上總統(tǒng)書》，批評蔣介石“自私之心較愛國之心為重”，稱蔣經(jīng)國是臺灣政治進步的一大障礙。蔣介石惱羞成怒，下令以背叛國家、污蔑政府等十余項罪狀撤免吳國楨“行政院”政務委員一職，并開除國民黨黨籍。兩人徹底決裂。（摘自《翻閱日歷》，欣聞/文）
　　白求恩的最后時刻
　　
　　1939年10月28日下午，白求恩給戰(zhàn)士朱德士做手術時，左手中指被碎骨刺破。11月1日，白求恩為一名患頸部丹毒合并蜂窩組織炎的傷員做手術時，手套被手術刀劃破，帶傷的中指受到致命的細菌感染。
　　從11月2日到11月6日黃土嶺戰(zhàn)役前夕，白求恩為傷員做手術13例，并寫了治瘧疾病的講課提綱。其間，白求恩的手指感染加重。11月7日，白求恩的病情更加嚴重。11月8日，白求恩走了70里，趕到王家臺的一個團衛(wèi)生隊，病情加重。
　　11月10日，白求恩高燒不退，晉察冀軍區(qū)司令員聶榮臻再次命令他立即回后方醫(yī)院治療。醫(yī)療隊采取了一切緊急措施，但病情不見好轉，轉為敗血癥。
　　11月11日早晨，在生命彌留之際，白求恩用顫抖的手給聶榮臻和翻譯朗林分別寫了一封長信。他在給聶榮臻的信中交代，“兩個行軍床，你和聶夫人留下，兩雙英國皮鞋也給你穿了。馬靴和馬褲給冀中的呂司令。賀龍將軍也要給他一些紀念品�！薄敖o我的小鬼和馬夫每人一床毯子，并另送小鬼一雙日本皮鞋。照相機給沙飛，貯水池等給攝影隊。醫(yī)學的書籍和小鬧鐘給衛(wèi)生學校。”“每年要買250磅奎寧和300磅鐵劑……千萬不要再往保定、天津一帶去購買藥品，因為那邊的價錢要比滬、港貴兩倍�！鄙斫�(jīng)百戰(zhàn)的聶榮臻讀罷這封信禁不住潸然淚下。
　　11月12日清晨，白求恩長辭人世。晉察冀軍區(qū)司令員聶榮臻親自為他入殮。（摘自《軍事歷史》，陳志忠/文）
　　
　　中國隱蔽戰(zhàn)線上的德國女英雄
　　
　　在魯迅上世紀30年代初期的日記里，可以發(fā)現(xiàn)一位被稱作“漢堡嘉夫人”的德國女士。她就是魯特?維爾納，原名烏爾蘇拉?漢堡嘉，“魯特?維爾納”是她二戰(zhàn)后從事文學寫作用的筆名。
　　魯特?維爾納 18歲加入德國共產(chǎn)黨，1930年，23歲的她與丈夫羅爾夫?漢堡嘉一道來到中國。她結識了美國女記者史沫特萊，通過她又結識了魯迅、丁玲、宋慶齡等人。認識“紅色間諜”佐爾格決定了她一生的道路。當時佐爾格正以德國記者身份在上海從事情報工作。
　　魯特?維爾納的主要工作，是以她的家為佐爾格小組提供秘密接頭地點，保障他們活動期間的安全，收藏情報資料，隱藏武器、電臺。1932年初淞滬戰(zhàn)爭期間，她在家里掩護了一些中國人；她穿行在日本人居住的城區(qū)，尋找兩位失蹤的中國同志；她還以慈善名義慰問受傷的十九路軍官兵，借此了解戰(zhàn)事的詳情。
　　1933年夏天，魯特?維爾納被調往莫斯科接受情報工作訓練。1934年夏天她被蘇聯(lián)紅軍情報部門派往沈陽，配合抗日游擊小組從事抗日斗爭。1935年4月，蘇聯(lián)方面指示她撤回蘇聯(lián)。后來，魯特?維爾納又奉命去了歐洲戰(zhàn)場。
　　二戰(zhàn)以后，魯特?維爾納返回柏林，50歲開始作家生涯。她的第一部小說《一個不平凡的少女》以東北抗日戰(zhàn)爭為背景，描寫了一位德國姑娘與一位中國抗聯(lián)戰(zhàn)士的愛情故事�！端髂釈I的報告》則忠實記錄了她在中國與歐洲反法西斯戰(zhàn)場上的情報生涯。（摘自《人民政協(xié)報》，毛崢嶸/文）
　　陳毅“絕筆”《梅嶺三章》
　　
　　贛粵交界處――梅嶺大梅關，地勢極為險要。1934年10月，主力紅軍從江西瑞金開始長征。項英和陳毅率部轉移到贛南地區(qū)進行游擊戰(zhàn)爭。1936年9月，蔣介石調集嫡系部隊第四十六師，對贛粵邊游擊隊大“清剿”。
　　由于叛徒陳海告密，項英、陳毅等的住地――梅山齋坑被敵人包圍。陳毅和特委人員晝伏草叢，夜里轉移，與敵人周旋。一連20多天，游擊隊不敢動煙火，只能嚼野果、野菜充饑。一日，陳毅蟄伏在草莽中，異常焦慮。思慮中，陳毅詩思泉涌，吟出豪氣沖天的“絕筆”詩《梅嶺三章》：“斷頭今日意如何，創(chuàng)業(yè)艱難百戰(zhàn)多；此去泉臺招舊部，旌旗十萬斬閻羅。南國烽煙正十年，此頭須向國門懸；后死諸君多努力，捷報飛來當紙錢。投身革命即為家，血雨腥風應有涯；取義成仁今日事，人間遍種自由花。”
　　奇怪的是，陳毅留下“絕筆”的當天，敵人沒有進山搜查，第二天也沒來。派人下山打聽，原來發(fā)生了西安事變，四十六師從游擊區(qū)撤走了。
　　“西安事變”后，蔣介石采取“北和南剿”的政策，對陜北紅軍主力進行合作抗日談判，對南方八省的紅軍游擊隊則采取不承認主義，密令所屬各地軍政當局：“務必乘中央與共方談判之機，消滅地方之武裝與地方組織。”陳毅等領導人多次遇險，九死一生，直到“七七事變”，蔣介石才逐漸停止對南方紅軍游擊隊的“清剿”。（摘自《南方日報》，雷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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