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做官,從頭再來?_從頭再來歌曲

　　北京市委組織部近日公布對64名干部的任免公告，其中包括多名經濟學家、中科院院士等的掛職，其中就包括掛職中關村科技園區(qū)管委會副主任的著名經濟學家李稻葵。 　　 　　消息傳出后，引發(fā)公眾熱烈爭議，總的來說，支持的聲音似遠不如質疑、反對的聲音響亮。許多人不僅擔心繁瑣的行政工作會影響學者、專家的專業(yè)研究和學術水平，更擔心他們在官場這個大染缸里廝混，非但不能凈化官場，反倒會被同化成又一群渾渾噩噩的官僚。
　　
　　事實上，學者、包括經濟學家當官，古今中外都不乏其例。中國歷史上有出將入相的大學者杜預、張衡，大發(fā)明家馬鈞、沈括，國外的經濟學家則有著名的“高盛旋轉門現(xiàn)象”，許多美國政要出身于經濟學家，從政壇退下之后則或棲身教壇，或“旋轉”回高盛，如大名鼎鼎的柯贊、魯賓、鮑爾森等均是，人們并沒有過多大驚小怪，至于學者、經濟學家出身的議員、行政首長就更多，何以到了中國，學者、經濟學家當官，就會引發(fā)如此多的爭議、甚至非議？
　　
　　國外的學者、經濟學家當官之所以爭議不大，和官員選拔方式及官員的職能、屬性有關。
　　
　　大部分在國外從政的學者、經濟學家，其從政之途或是通過選舉，走民意代表路線，更多則是通過專業(yè)遴選，成為相應機構的專家型官員，如“高盛旋轉門”里轉來轉去的經濟學家固然很多，但他們所任職的政府部門，不是財政部，便是聯(lián)儲委、證監(jiān)會，有個別學者型人物被選為外交官，則所赴任的國家，多半與其研究方向有密切關系，即“他比別人都合適”。
　　
　　而在中國，許多經濟學家、學者的任職，卻是從原有的學科、教職剝離出來，轉而從事與本專業(yè)并不相干的行政管理工作；有些當官學者當?shù)氖侵T如校長、研究院主任或相關對口部門負責人之類看似關聯(lián)度挺大的行政職務，但實際上卻不得不將主要精力轉入非專業(yè)的行政工作，事實上也還是被剝離。
　　
　　可想而知，如此一來，在中國，學者、經濟學家當官，在很大程度上等于暫停搞學問、重新學“做官”，這樣的結果，往往不是如國外那樣，讓專業(yè)人才和專業(yè)工作互相促進，相得益彰，而是令學術界少了一個有豐富經驗的專才，讓官場多了一位稚嫩的“菜鳥級官員”，對兩方面而言都是損失和遺憾。唐朝宣宗時，有個著名醫(yī)生劉集被皇帝賞識，準備提拔為管理鹽鐵專賣業(yè)務的官員，負責人事任免的柳仲郢就指出，醫(yī)術精湛應該提拔為醫(yī)官，轉職管理鹽鐵專賣“何以課其殿最”，如今許多掛職當官的中國當代經濟學家、學者，行當跨得怕未必比這位劉集更小，引發(fā)爭議也就理所當然了。
　　
　　關鍵在于，政府和官員的屬性，究竟是服務機構、服務人員，還是管理機構、管理人員，政府究竟應以服務功能為主，還是以管理功能為主。倘是前者，經濟學家即便當官，也會被安排到更利于發(fā)揮專長、為社會服務的位置；倘是后者，這一考量便在很大程度上不被重視。李稻葵本人在回應質疑時表示，掛職不影響教學科研，自己也會盡量少占用公共資源，這恰加深了公眾的疑慮和非議：人們需要的是一個能發(fā)揮專長的“社會服務員”，而不是一邊在非專業(yè)領域半心半意地當官，一邊在專業(yè)研究領域半心半意搞科研教學的“兩棲人”；人們寧可官員占用一些公共資源，卻能充分發(fā)揮才能，服務社會、大眾，也不愿看到不多吃多占、卻用非所長、尸位素餐的“職稱型學者官員”。
　　
　　柳仲郢反對名醫(yī)當專賣管理官員，一個重要的理由，是擔心學術和權力的異化，造成“官僚學術”和“學術權貴”，而即便在管理相對嚴密的美國，“高盛旋轉門”引來非議最多的，同樣是擔心這些時而是經濟學家、時而是官員的“旋轉人”，會“官學不分”，造成學術霸權，權學互通，甚至權術和學術的“雙尋租”，在當代中國，“專家教授”因屢屢陷入“替權背書”、“替錢說話”的是非而聲譽下降，人們自然更有理由懷疑，進入體制內的經濟學家和其他專業(yè)人士，在當官之后究竟是實現(xiàn)官、學、民“三贏”，還是會讓官場多一個平庸的官僚，學術界少一個有能力的專家。
　　
　　要消除這些疑慮和爭議，學者、經濟學家個人的操守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促成服務型政府的早日轉型成功，在一個把服務功能當成主要職能的現(xiàn)代型政府機制里，經濟學家等學者型人才仍會受到重視，卻不會被安排去“從頭學做官”。
　　
　　作者系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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