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富越多，公共空間越重要 健康是最重要的財富,身體要健康

　　公共空間不斷擴展 　　 　　《南風窗》：自從中國確立市場經濟道路的改革以來，經濟增長非常快，但是，社會總體財富的增長并不一定帶來社會各群體之間共識的增多和公共空間的健康發(fā)展。您對中國在市場經濟改革以來的公共空間的發(fā)展有何評價?
　　萬俊人：改革開放近30年了，其中的第二個15年，給人印象最深的是速度和財富。首先是經濟的快速發(fā)展，比如高速公路是最近十幾年才有的，但現在總公里數已經達到發(fā)達國家水平。其次是社會財富的快速增長，僅民間存款就已經達到近39萬億人民幣之多。這是一個驚人的數字。然而如你所問，經濟發(fā)展帶來的是社會公共結構轉型，以及與之相關的社會公共管理諸方面的變化，比如政府職能的轉變，政府已經明確意識到要轉向公共服務的方向，公共管理者整體的素質也發(fā)生了明顯的改變。文化則從精英式的變成了大眾化世俗化的，說極端一點，只要敢于“炒作”，誰都可以成為“名人”。
　　這個過程給整個社會帶來的是真正的現代型轉化。這種轉型帶來的變化，首先是公私界限的日趨明朗，《物權法》的正式生效可以視為一個標志，公私分界在制度上得以合法確立。這意味著現代轉型走到了一個關鍵時刻。其次，恐怕也是更艱難的一個問題是政治制度的轉型，在不同的層面上，政治制度也在進步。現代社會對政治的要求非常高，它要求從基本政治制度到具體行政管理制度的系統(tǒng)改革，改革的核心是尋求國家政治生活的合法性和正當性，是一種基于建康民主的公正制序。
　　現代政治轉型是一個公共空間不斷擴展的過程，公共空間要求制度的完備性。費孝通先生說，私人領域是熟人領域，公共領域則是陌生人領域。陌生人領域的一切行為、關系和互動都要靠制度來規(guī)范，你不認識我，我不認識你，我憑什么相信你?要靠我們都遵守共同的規(guī)則。比如，我們在高速公路上開車可以開得很快，因為我們知道不會有人從對面逆行過來。制度是什么?制度經濟學的創(chuàng)始者康芒斯說，制度就是集體行為控制個人行為，是依據大家的意愿建立起來的制度約束個人行為，但另一方面，制度也解放和擴展了個人行為。設想：若沒有交通規(guī)則，沒有紅綠燈，在十字路口大家的車都會開不動。交通規(guī)則執(zhí)行得越好，司機才越放心大膽地開車。再比如說信用制度，過去到外地去玩帶大筆的現金，但現在一張卡就解決了�？傊�，社會的公共化程度越高，對制度體系要求就越高。所以制度建設對現代公共(政治)社會的發(fā)展是最基本的，因為在某種意義上說，現代社會的發(fā)展主要是公共空間和公共制度(規(guī)范約束系統(tǒng))的健康發(fā)展。
　　
　　《南風窗》：公共空間的出現和發(fā)展對社會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
　　萬俊人：社會越發(fā)展，交往就越充分。公共空間是大家的，現代社會就像是一個敞開的大廣場，大家都關心在這個廣場里發(fā)生了什么。這就要求現代人有公共意識，不能把在家里那一套帶到公共廣場上來。要學會適應公共平臺，建立公共規(guī)則意識，具備作為一個公民的基本美德，有公共責任感。不能認為廣場不是你自己的，就隨地吐痰。公共性要求開放、透明、公正的規(guī)則，在現階段中國人這個意識還很不夠，許多人會認為，草地不是自己的，也不是哪一個人的，因此讓狗隨地便溺也無所謂。
　　但另一方面，市場經濟的生活經驗卻使越來越多的人明白，一個人在現代社會里讓自己的公共化程度越高，獲得成功的幾率就越高，這就是為什么有些人喜歡自我炒作的原因，只有大家知道了我，我的作品才賣得出去，我的身價才會增升。因為，在現代公共社會里，公共化即意味著社會資本化。政治哲學意義上的公共化，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就是市場化，市場是公共的。這種趨勢給文化帶來的問題就是把一切市場化，所以文化就成了方便面，要快速生產并快速產生效益，文化的傳播被當成了文化的市場兜售。問題只是，文化的生產和傳播與物質的生產和銷售是不同的，前者是累積性的，而物質的生產、包括技術性知識的生產則是替代性的。比如，千百年來我們還在讀孔子、老子、柏拉圖，他們的話至今還顯示其意義。但當“586”電腦上市時，從“286”到“486”的電腦和電腦知識就被替代了，不再有價值了。
　　
　　工具和價值
　　
　　《南風窗》：一個悖論式的現象是，隨著公共空間的擴展，人們的公共意識卻在消退。在改革開放之初，非常多普普通通的中國人都在思考“中國向何處去”這樣嚴肅的問題，可是到了今天，人們都退回了自己的領地，這樣的問題甚至在知識分子也很少有人真正關心了。這是為什么呢?
　　萬俊人：政治哲學上講的公共空間是個構成性的概念，過去，我們往往把公共意識簡單地等同于政治意識，多是靠某種理想主義的政治理念和道德信仰支撐起來的。然而，我們必須清楚，這并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公共意識。這種靠過度理想主義激情支撐的政治意識和社會責任感雖然在某一特定的社會歷史階段非常有效，但缺乏合法正當的制度基礎是很難長久維持的，因為公共意識首先是一種公民的社會責任意識，而只有當公民的社會責任感是內生的、而非外部強加的時候，公民的社會責任感才可能真正落實并得到持久保持。
　　也就是說，責任的根源有兩種，一種是基于身份的，首先是自然身份，父母對孩子的責任是不需要人教的，即使子女沒有主動要求，做父母的也會盡心盡力地去關愛自己的子女；其次是社會身份，做科長就要盡科長的職責，當將軍就得承擔將軍的責任，在其位謀其職。第二種更重要也是更普遍的責任來源就是同權利對等相伴的，在現代民主政治的理念里，沒有無義務的權利，也沒有無權利的義務。理想的狀態(tài)是，你有公民的權利，你也必須盡公民的義務。權利與義務或責任的對等就是社會公平正義的本質。
　　你所說的那種“悖論”的確存在，原因也很復雜。我想，―方面由于過去反反復復的政治運動導致人們對政治責任的刻意規(guī)避，這是一種歷史的原因，也是一種歷史的政治教訓；另―方面，從一般意義上講，承諾任何責任都是有代價的，“責任”這個詞在拉丁文中就是“負擔”的意思，是挑在肩膀上的東西。如果沒有外部的約束或道德良知的感召，人們總是傾向于減少自己的責任，甚至逃避責任。由于過去我們的權責是分裂的，在這個社會轉型的特殊時期，一旦社會的權利資源自由開放卻又缺少必要而公正合理的制度安排，人們對之便會采取自由爭奪的方式，就像17世紀的英國和西歐一樣，而對于責任則往往采取規(guī)避或者推卸的姿態(tài)�？梢哉f，我們過去的問題是只有或者多有責任攤派，沒有或少有權利自由；而現在的問題則變成了權利自由與責任承諾之間的脫節(jié)。權利意識與責任意識都需要加強，更需要相互銜接，而不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短時期的矯枉過正或許難以避免，但不可長此以往，關鍵仍在兩者的協(xié)調共生。
　　要改變這種“責”“權”失衡現象需要一個長期艱苦的社會調整過程。
　　《南風窗》：中國這樣一個大國處于轉型時期，各個階層都有自己的訴求，這要求我們有自己獨特的公共哲學來凝聚社會。你對這方面的發(fā)展有什么看法?
　　萬俊人：制度建設是最基本的。但社會的轉型期還有一個如何創(chuàng)造、積累新的文化資本的問題，包括道德、信仰。政府也面臨如何積累政治資本的問題，因為過去的政治資本總是要用完的。中國傳統(tǒng)的政治變革多采取激進的方式，以“改朝換代”為根本的甚至是唯一的政治訴求，因而所積累下來的政治文化資本其實并不豐厚。過去的15年，我們的執(zhí)政黨在這方面做了不少的努力，先后提出了“三個代表”、和諧社會等理論，值得肯定和珍惜。和諧社會也是一個非常好的公共(政治)哲學命題，社會各界的接受度也很高，但還需要深入研究和闡發(fā)。
　　回頭看看過去的實踐，我們會發(fā)現有很多東西其實只具有階段性的策略合理性或工具合理性，比如“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將其作為我們社會發(fā)展的價值體系，后果會很危險。國家作為最嚴格的組織化的政治共同體，必須是公共的，不是某些人的。平等正義同自由權利一樣不可偏廢。
　　《南風窗》：和諧社會理論確乎不錯，但作為一種政治理念，它可能面臨被扭曲的風險更大，容易被官員用來把一個還沒有達到和諧的社會打扮得比實際狀況更美好。真正有生命力的公共哲學應該是由知識界提出的。你對中國自己的公共哲學建構的未來如何看?
　　萬俊人：這些年來，我們在經濟上出口很多，但在觀念生產上似乎仍然還是個進口大國。比如，經濟學家們就困惑，中國的經濟發(fā)展經驗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搞了幾十年，為什么就沒有產生出有創(chuàng)新價值的、能夠反映這種經驗獨特性的經濟學理論?歷史上我們的先民們并不是這樣的。我們的前人創(chuàng)造的文化已經為全人類所分享�？上н@樣的情形在當代很罕見。
　　思想和理論的生產，包括公共哲學在內，前提是思想自由。但單有思想自由是不夠的，沒有思想的創(chuàng)造者也不行，這就要靠中國的知識群體。
　　但是，在當代經濟全球化趨勢日益強大的格局下，國家和政府在文化生產和文化傳播方面的作用不僅不會減少，而且還會越來越大。這是我不完全同意你的觀點的理由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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