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 [《貧民富翁》在巴西]

　　著名的巴西貧農反全球化組織“無土地運動”，一旦和貧民區(qū)的黑社會毒梟相結合所產生的破壞力足以讓巴西的“大國崛起夢”灰飛煙滅。 　　電影《貧民富翁》(Slumdog Millionaire)揚威奧斯卡后，不但成了西方的文化現(xiàn)象，捧紅了一批印度新星，產生了無數花絮，更因人情冷暖一一齊備，在中國和鄰近地區(qū)也成了熱門話題。連鎖效應下，第三世界貧富懸殊和治安等問題忽然得到國際觀眾關注，善心人都在想如何改善印度這類國家的困境�？上�問題的多面性，并未真的隨電影的討論而展開；這電影的商業(yè)計算和獎項計算，也刻意讓更深層的社會矛盾被排除在討論范圍以外。
　　事實上，在政治學發(fā)展理論研究視野內，比《貧民富翁》更能揭示冷峻社會現(xiàn)實的影片，早已誕生在與印度同為“金磚四國”之一的巴西�！稛o主之城》(City of God)和《精銳暴隊》(Tropa de Elite)都是以巴西同一貧民區(qū)為背景的著名電影。從中可見，類似區(qū)域面對的問題比《貧民富翁》好萊塢式的圖解要廣泛得多，巴西治理貧困和黑幫的經驗教訓也值得印度借鑒。首先值得研究的，是關于貧民區(qū)居民不愿黑幫與政府�；鸬你Ｕ摗�
　　
　　離不開黑幫的“山頂國”
　　
　　在東方，習慣把居住在山頂的人視為“上等人”、富翁，但巴西的常態(tài)卻剛剛相反：1960年代開始，在里約熱內盧等大城市，當地大富之家都集中在山腳居住，貧民反而住在稱為“野花”(Favela)的由政府分配的山頂貧民區(qū)。這是因為，不少巴西人由農村投奔城市，只能住在城市外圍，同時市內貧民也被“淘汰”、逼遷到山頂，形成市內愈高愈窮、市外愈遠愈窮的經濟怪圈。這些貧民區(qū)和險要的自然地勢相結合，令它們比其他國家的貧民區(qū)更易變成三不管的獨立王國。
　　從上述巴西電影反映的真實情況可見，那里的黑幫大佬實行“高度自治”，連正規(guī)巴西警察落了單，也不敢進入黑幫地盤；勇于進入的，又幾乎全被黑幫收買。就政治學角度而言，某種程度上，能落實有效管治的機構，已可稱之為準政權。巴西存在不少“山頂國”，這是不能隱瞞的現(xiàn)實。反而巴西國家憲法提及的人權、公民、選舉、自由，對貧民而言，卻不一定是有效管治的真正組成部分。
　　更駭人的是，上述電影在實地拍攝期間，申請拍攝的對口單位也是黑幫，而不是正規(guī)政府。來自巴西貧民區(qū)的著名黑幫“首都第一司令部”，近年就曾多次發(fā)動對圣保羅州的正規(guī)襲擊，形式甚至仿似是“國與國”的宣戰(zhàn)。然而巴西貧民“國”的秩序，和意大利黑手黨在西西里島建立的黑色秩序一樣，對區(qū)內平民，倒并非一無是處。區(qū)內雖然弱肉強食，居民卻不一定希望黑幫和政府停火。
　　
　　根據政治心理學的組織過程理論，恐怖／犯罪組織為了延續(xù)自身的生命力，每每在決定停火后，反而對內部成員倍加嚴苛。例如每當愛爾蘭共和軍(IRA)和英國政府停火期間，只能忙著不斷捉內奸，就是為了讓組織的準戰(zhàn)爭機器繼續(xù)啟動。但只要這些組織繼續(xù)和政府對峙，居民就成了這些組織的有機力量，恐怖大亨，黑幫大佬們，就自覺有“責任”保護居民，維持區(qū)內一般的治安。例如居民生了病，黑幫一般會有專人負責醫(yī)治；小偷在他們的地盤出現(xiàn)，“領導人’也會喊捉賊――當然，動機都毫不崇高，只是為免小事變大、打草驚蛇而已，但起碼有點管用。反而每當政府進駐后，集團式貪污就變?yōu)槌Ｒ?guī)的白道秩序，對居民而言，損失可能更大。何況巴西貧民只要在貧民區(qū)住滿5年，即可合法擁有所住土地，兩害相權，他們反而擔心換了“管治”，送狼迎虎，一切要推倒重來。而要根治貪污等政治問題，他們認為幾乎不可能。這恐怕是事實。
　　
　　盧拉“派糖”兩面不討好
　　
　　巴西政府過去一直不明白一般平民何以甘愿忍受在黑幫統(tǒng)治下生活、抗拒政府幫忙，直到近年左翼政客盧拉當選總統(tǒng)，才開始扭轉從精英俱樂部望向貧民山頂的想當然。然而，盧拉的上臺，同樣帶來另一籃子的悖論，反映所謂的“貧民富翁效應”，并不容易找到解決發(fā)展中國家貧民問題的答案。
　　作為來自貧民區(qū)的過來人，盧拉長期擔任左翼工人黨領袖，哥哥又是正牌共產黨員，盧拉多年屢選屢敗，原本被一般評論家當作不可能當選的候選人，直到2002年向現(xiàn)實政治妥協(xié)，宣布改走“第三道路”，才以主流姿態(tài)當選。在保持國際經貿繁榮的前提下。他開始了大刀闊斧的社會福利派糖計劃，宣布對貧民區(qū)居民發(fā)放綜援和食物補貼，由國家興建公營房屋，容許地方搞部分自主的“參與式預算”，是為“零饑餓計劃”。這對實行新自由主義經年、曾為美國自由主義重要盟友的巴西來說，可說是劃時代的。
　　但盧拉的這些行動，很快變得兩面不討好。一方面，盧拉從前的共產黨、社會黨戰(zhàn)友批評他“出賣理想”，認為盧拉派糖時，并沒大舉打擊企業(yè)利潤，出發(fā)點和一些企業(yè)贊助政府熔掉貧民私藏的武器一樣，只是宣傳伎倆而已，而且對國際金融業(yè)的妥協(xié)不比前任少，及不上同屬左翼出身的委內瑞拉總統(tǒng)查韋斯。另一方面，巴西傳統(tǒng)右派或新自由主義者自然對左翼政策不滿，在拉美勢力龐大的天主教會，也公開反對盧拉的社會福利政策，認為這會減低貧民的上進心。結果盧拉的扶貧政策，反而比從前的右翼總統(tǒng)在位時，激化了更多社會矛盾。
　　類似現(xiàn)象，也出現(xiàn)在玻利維亞、阿根廷等近年上臺的左翼領袖身上，畢竟當地民眾和部分精英對“第三條道路”的概念，始終都未能完全掌握，依然較習慣二元的、非黑即白的民粹世界觀，這樣當地就比其他國家更易因為社會階級而分化。難怪不少學者近年開始把巴西等南美國家稱為“階級隔離的國度”。
　　
　　無土地運動：當貧民與貧農聯(lián)合……
　　
　　巴西的城市貧民本來相對獨善其身，但自從盧拉政府間接激化了他們的階級屬性，巴西的貧民和貧農就偶然開始聯(lián)合行動。在前述貧民區(qū)國中國以外，巴西貧農亦可算是國內另一個國中國，組織頗嚴密，最著名的組織包括了“無土地運動”(MST)�！盁o土地運動”可說是墨西哥“薩帕塔游擊隊”的反全球化兄弟組織，它不但要求政府賠償農民，原住民被地主，企業(yè)霸占或自然荒蕪的土地(須知巴西3％的精英人口占去了70％土地)，還將土地問題變成以“土改”為口號的政治運動。
　　“無土地運動”成員多達百萬，擁有無數合作社、互助基金、民間記者一類自治實體和附庸，遠比已式微的主流拉美共黨人多勢眾，甚至比黑幫更聲勢浩大，且具有意識形態(tài)的整合性。貧民和貧農聯(lián)合一起，還不是巴西政府的憂慮所在，因為兩者本來就是執(zhí)政工人黨當年在野時的堅定反右盟友。但一日“無土地運動”的編織者改為和貧民區(qū)的黑社會毒梟相結合，理論上，受害人的組織卻不難變成逼害人的組織。屆時，它說不定有潛力成為哥倫比亞毒品王國那類有意識形態(tài)基礎、有左翼組織規(guī)模，還能效法全球 化時代網絡式結構的組織。兩者互補，足以讓巴西的“大國崛起夢”灰飛煙滅。
　　
　　警察濫用暴力，民眾拒絕禁槍
　　
　　《貧民富翁》的印度黑幫占戲頗重，童黨槍支問題亦為當中副軸，甚至成了主角兄長首尾呼應的道具。類似情形，同樣在巴西貧民區(qū)普遍存在，這也是《無主之城》、《精銳暴隊》等電影反復探討的。
　　巴西近年是全球槍擊謀殺率最高的國家之一，一度每年有逾4萬人死于槍械案件，這比率甚至和戰(zhàn)火連天的伊拉克不相伯仲，可見貧民區(qū)內黑幫內戰(zhàn)的慘烈。吊詭的是，4年前巴西曾舉辦反持槍合法化的全民公投，卻有2／3國民投票反對。表面上，巴西反禁槍人士的邏輯，和那邊廂的美國槍支協(xié)會(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大同小異。美國每出現(xiàn)一宗致命的校園槍擊案，社會都會冒起一股禁槍熱，美國槍支協(xié)會卻總能反其道而行，宣傳說“只要我們提供一人一槍、連小孩也有槍，槍擊案在造成重大傷亡之前，行兇者就會被其他持槍者自衛(wèi)殺掉”云云。但骨子里，巴西人反對禁槍的理由、邏輯，實在和美國一類發(fā)達國家大為不同。真正的關鍵，不過是貧民信不過合法持槍的警察，因為過去數十年，巴西警察習慣嚴重濫用暴力，經常隨便開槍。尤其是在軍政府執(zhí)政期間(1964～1985)，巴警貪污、胡亂鳴槍交差當作執(zhí)行任務的事實乃有目共睹，軍方卻無意整頓內部紀律。巴西人民情愿像瑞士那樣，人人持槍自衛(wèi)，針對的自然不單是黑幫，而是包括了以“反黑”為生的人。這情形在軍政府還政于民后依然如此。
　　既然巴西人民否決禁槍，民間槍擊案又異常嚴重，支持禁槍的有心人唯有采用“曲線禁槍”的方法，希望市民自發(fā)、自愿地交出槍械，例如聯(lián)同大企業(yè)推行“舊槍換錢”計劃。雖然成效有限，而且收到的槍不少早已成廢鐵，但計劃還是被廣泛報道。為了達到進一步宣傳的效果，這些由民眾自愿集結而來的舊槍會被集體熔掉，再被制造成新的標志性龐然大物，就像當年秦始皇熔掉天下兵器、鑄造斗二銅人那樣。
　　不過巴西制造的不是示威性的銅人，而是鐵秋千、鐵滑梯、鐵搖搖板之類強調“和諧”的兒童玩意。將這些玩意聚在一起，就是一個個另類兒童游樂場，表面上也深具警世效用。但不要以為贊助“游樂場”的企業(yè)，并沒有利益計算。畢竟造槍、賣槍已成了巴西經濟命脈之一，贊助熔掉武器建造公園的企業(yè)得到知名度后，再得到的商機，往往還是與槍械循環(huán)工業(yè)有關。例如槍械制造商會通過和這些“良心企業(yè)”合作，來改善社會形象；而改善社會形象的目的，正是繼續(xù)大量造槍。貧民區(qū)童黨以誰作榜樣?
　　舉一反三，要在印度孟買貧民區(qū)杜絕槍械問題，同樣不大可能。但與巴西相比，印度的槍械罪案問題相對輕微。畢竟印度沒有受過軍政府統(tǒng)治，歷屆政府都只是傾向貪污，沒有產生鐵腕傳統(tǒng)，無須公然縱容軍警來鞏固政權；就是姿態(tài)最強悍的國大黨總理甘地夫人。和靠民族主義起家、并暗中支持民兵的人民黨總理瓦杰帕伊，也沒有令印度變成單一性的軍管國度�？v然印度警局還是會像《貧民富翁》顯示的那樣，會用電刑一類私刑，也會敲榨百姓財物，亦會對民間暴力無動于衷，但總算還未完全淪落至兵匪合一的局面。無論印度怎樣百病叢生，在“金磚四國”中，它是唯一沒受過威權管治的國家，黑幫“國中國”的現(xiàn)象也相對比巴西有解決希望。這和它的社會問題發(fā)展模型，也是息息相關的。
　　當然，世代貧窮、世代罪惡不應是不可改變的。不少世界級巴西球星都是在《無主之城》那樣的貧民區(qū)長大，理論上，應為區(qū)內貧民提供了最好的上進樣板。但現(xiàn)實有時卻往往相反。近年最著名的里約熱內盧貧民區(qū)出身的巴西球星，當首推在意大利國際米蘭成名的阿德里亞諾(Adfiano Leite Ribeiro)。他年少時在貧民區(qū)被姨媽帶大，唯一嗜好就是踢足球，幸運地被球探發(fā)掘，輾轉投身歐洲大球會，成為億萬富豪。這勵志故事的最大問題，是阿德里亞諾的致富過程，貧民區(qū)的同齡友人皆未親眼目睹，總以為是單純幸運，但他成名后的揮霍、濫交、今非昔比，卻一一呈現(xiàn)在國人眼前。
　　貧童往往情愿投身于視線能及的牟利職業(yè)，即隨時可“創(chuàng)業(yè)”的販毒，因為販毒致富的過程是能見度最高的。何況好些拉美一線球星都是公開的癮君子，甚至是哥倫比亞傳奇人物�；�達(Rene Higuita)那樣的販毒大佬。旁觀者不清楚，以為球員再富有都只是毒犯的走狗。畢竟他們也懂得或然率，知道自己成為《無主之城》的黑幫領袖李斯的可能性，總要比成為球星阿德里亞諾為大；他們成為李斯助手的利益，又比一旦不獲任何球會垂青的阿德里亞諾為高。結果，巴西貧民區(qū)產生了明星后，反而令區(qū)內貧童更愛投入童黨、建立黑色秩序。
　　前車可鑒，印度政府準備利用《貧民富翁》帶來的經濟契機、大搞“貧民區(qū)旅游朝圣團”之前，應該先把上述巴西電影一并研究。要是不知道“水至清則無魚”，不曉得黑幫“國中國”的癥結在于政府苛政猛于虎，第三世界的貧窮和治安問題，將始終難以解決。

相關熱詞搜索：巴西 貧民 富翁 《貧民富翁》在巴西 貧民富翁電影 貧民百萬富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