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近代史的感悟_近代史上的“東學西漸”

        發(fā)布時間:2020-03-18 來源: 感悟愛情 點擊:

          [摘要]文化交流是推動人類社會前進的主要動力之一。但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中國更多地是扮演了“拿來”的角色,“送去”的成就并不突出。因此國內(nèi)學者在這一課題上,也多側(cè)重于探尋中國向西方學習的歷程,“東學西漸”的研究則相對薄弱一些。本文試圖以“中國文化對德國的影響”為例來展現(xiàn)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另一個側(cè)面。
          1 近代中國文化在德國的傳播
          1.1 明末清初的“前漢學”時代
          德國的漢學研究,同一些歐洲國家一樣,也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的傳教士時代。一批早期來華的德國傳教士鄧玉函、湯若望、魏繼晉等,在中國文化的西行過程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由于傳教士對當時中國社會的廣泛介紹,歐洲興起了一段“中國熱”。萊布尼茨認真研究在華傳教士們發(fā)回的報告,并把其中的一部分編輯成《中國近事》出版,這部作品對中德文化交流具有劃時代意義。他強調(diào)中、歐各有長處,有必要互相學習借鑒,他甚至提議:“鑒于我們道德急劇衰敗的現(xiàn)實,我認為,由中國派教士來教我們自然神學的運用與實踐,就像我們派傳教士去教他們開啟神學那樣.是很有必要的!盵1]
          1.2 19世紀德國漢學的濫觴
          在經(jīng)過了18世紀的相對沉寂時期之后,到了19世紀,德國的漢學研究才又逐漸活躍起來。期間,可以稱得上漢學研究先驅(qū)的主要有諾曼、庫爾茨、普拉特的等人物。在從“業(yè)余愛好者漢學”向?qū)W術(shù)性漢學的轉(zhuǎn)變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的人物是威廉•紹特和加貝倫茨。紹特以《論中國語言的特點》一文獲得博士學位,并翻譯出版有《御書房滿漢書廣錄》,被認為是“德國學術(shù)性漢學的奠基人”。
          1.3 20世紀初到二戰(zhàn)期間的德國漢學熱潮
          這一時期是德國漢學真正得以迅速發(fā)展的一個重要階段。到二戰(zhàn)前,已開設(shè)了漢學專業(yè)的就有柏林大學、漢堡大學、萊比錫大學、哥廷根大學和波恩大學,漢學作為獨立的學科已經(jīng)從東方學分離了出來。
          20世紀初葉,德國最負盛名的漢學家當推衛(wèi)禮賢,曾翻譯出版了《論語》、《莊子》、《孟子》、《易經(jīng)》等許多經(jīng)典著作,并在逝世前一年完成了《中國文化史》一書,為西人認識中國文化提供了一把鑰匙。此外,福蘭克對史學有深入研究,著有五卷本的《中國通史》,福克著有《中國哲學史》,查赫在訓(xùn)詁與文學方面造詣很深,譯有李太白全集、杜甫全集等。以上四人,各成一家,被譽為德國的“四庫全書”。
          1.4 二戰(zhàn)后德國漢學的重建與進一步發(fā)展
          二戰(zhàn)之后德國漢學經(jīng)歷了艱難的重建和恢復(fù)階段,之后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以傅吾康為首的北部漢學重鎮(zhèn)漢堡和以傅海博為首的南部漢學堡壘慕尼黑構(gòu)成了西德漢學的兩大中心,而以葉乃度為首的萊比錫則成為了民主德國漢學的中心。197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當時的德意志聯(lián)邦共和國建交,德國的漢學研究從此進入一個全新的階段:從事漢學研究的人數(shù)大為增加;漢學家的研究范圍擴展到文學、經(jīng)濟、民俗、外交等各個領(lǐng)域;研究方法的多樣性使?jié)h學研究更為深入。
          除漢學家外,那些留學德國的中國文化精英,在學習德國科學技術(shù)和新思想的同時,也為中國文化在德國的傳播作了切實而有益的工作。在近代留學德國的學子名單中,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一大串我們非常熟悉的名字:蔡元培、辜鴻銘、陳寅恪、宗白華、季羨林、喬冠華、馮至……他們是中華民族的精英,是中華文化的凝聚和體現(xiàn)。
          2 中國文化對德國的影響
          2.1 德國哲學家的中國思想源流
          有學者認為,沒有中國的影響,很難想象法國啟蒙運動時期的哲學家將如何產(chǎn)生。而在德國一些思想家思想形成的過程中,中國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萊布尼茨是受中國哲學思想影響最大的德國哲學家,他從中國哲學中吸收了樸素辯證法因素。其大弟子沃爾夫同樣熱愛中國文化,曾因發(fā)表《中國的實踐哲學》的講演而受到迫害。此外,德國古典哲學的開創(chuàng)者、萊布尼茨―沃爾夫?qū)W派的嫡傳――康德,也對中國懷有濃烈的興趣,他的“理性”一詞即源于宋明理學的“理”和老子的“道”。
          德國哲學革命自康德開始,中期經(jīng)有費希特和謝林,在哲學領(lǐng)域中掀起一場反神學,推崇理性的革命,最后形成了黑格爾的辯證法和費爾巴哈的唯物論。很難說這場革命與中國哲學有什么直接的關(guān)系,但是,每個德國哲學家都曾認真研究過中國及其哲學,這是毫無疑問的?陀^唯心主義哲學家謝林認為中國是一個沒有神話的國家:“對于許多國家和民族,神話過程發(fā)揮了巨大的威力,而唯有中國卻是一個偉大的,獨特的例外。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嚴肅思索。”[2]在康德的《永遠平和論》和黑格爾的《歷史哲學》中,也都有關(guān)于中國的論述,他們都研究過孔子及儒家思想。
          2.2 德國文學家的中國情結(jié)
          德語文學作品中出現(xiàn)“契丹”(中國)的名字,可以追溯到15世紀。到巴洛克文學時期,奧皮茨就已在他的詩中引入了中國形象。但中國文學在德國產(chǎn)生較大影響,則始于狂飆突進運動。這一運動的理論家赫爾德曾對中國進行過激烈的批評,卻又始終關(guān)注著中國的一切。其重要代表人物歌德也曾把中國與“非自然”等同起來。后來他對中國有了更多深入了解,于1829年發(fā)表了《中德四季晨昏雜詠》,借寫自然美景抒寫詩人的中國情懷。運動的另一位代表作家席勒似對孔子格外關(guān)注,曾先后寫下兩首《孔夫子的箴言》,托孔子之名闡釋自己的人生哲學和時空觀。
          德國20世紀表現(xiàn)主義運動最有才華的作家德布林于1915年完成了一部名為《王倫三跳》的長篇小說,小說以中國乾隆年代的歷史為背景,以中國道家哲學為依據(jù),描寫了王倫領(lǐng)導(dǎo)的一次教派起義。20世紀德國最負盛名的戲劇大師、詩人布萊希特與中國,似有一種說不盡的特殊“情緣”。他的經(jīng)典劇作,如《四川好人》假借四川為背景,《高加索灰闌》也改編自一個中國古典戲劇。布萊希特的戲劇理論核心“間離效果”一方面受到中國京劇表演藝術(shù)的啟發(fā),一方面又對中國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學院派戲劇理論影響深刻。其夫人魏格爾曾說“布萊希特的哲學思想和藝術(shù)原則和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布萊希特戲劇里留著中國藝術(shù)的血液!盵3]
          3 結(jié)語
          前文對中國文化在德國的傳播和影響作了一個簡單描述,對于“東學西漸”的豐富內(nèi)涵而言,這僅僅是滄海一粟,但至少可以表達這樣一個信息,即有著悠久歷史和輝煌遺產(chǎn)的中國文化在世界上依然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特別是16至18世紀曾一度出現(xiàn)的“中學西漸”熱潮對當時的歐洲文化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但從18世紀開始,中華文明已顯出疲態(tài),逐漸落后于歐洲。到19世紀侯,西方的學術(shù)著作便源源不斷地輸入中國,對于推動中華民族的經(jīng)濟發(fā)展,文化進步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同時也出現(xiàn)了交流的不均衡性問題:“西學東漸”具有壓倒優(yōu)勢,“東學西漸”則軟弱無力。但是歷史的發(fā)展往往是曲折的、螺旋式前進的,種種跡象表明,時至今日,“東學”的弱勢已經(jīng)逐漸轉(zhuǎn)化為強勢,中國文化越來越受到國際社會的重視。
          中國是文化強國,但是我國不是文化傳播強國,對當代人類文明的影響,比我們應(yīng)該產(chǎn)生的影響要小得多。因此,我們不僅要等待漢學家的“拿來”,更重要的是我們自己的“送去”。信息時代的文化是在流動中被放大的,我們必須將中國文化以中國人的解釋方式介紹到西方去,以促進異域間的理解與交融。
          
          參考文獻
          [1]許明龍:《中西文化交流先驅(qū)》,北京:東方出版社,1993年,第107頁
          [2]譯文《德國思想家論中國》,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5頁
          [3]譯文《布萊希特論戲劇》,中國戲劇出版社,1990年,第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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