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伯格:美對朝政策的大腦 斯坦伯格

　　斯坦伯格希望通過“有條件接觸”這種軟硬兼施的辦法，加上美國長期以來在亞洲力量的戰(zhàn)略布局，為美國在東北亞安全困局中獲得最大的國家利益。 　　 　　2010年可謂美國在亞太地區(qū)外交的轉折點。整個亞洲地區(qū)力量對比出現(xiàn)的變化，以及朝鮮半島的軍事行動為美國高調(diào)回歸亞洲提供了契機。
　　作為奧巴馬政府外交政策決策層內(nèi)的核心人物，美國常務副國務卿詹姆斯?斯坦伯格在奧巴馬政府對朝鮮政策的設計上起著關鍵的“大腦”作用。他在智庫、大學和政府機構都有過供職經(jīng)歷，對國際安全事務有著密切的學術和政策關注。此次，他第二次受到民主黨總統(tǒng)點將進入政府機構(1997年曾任總統(tǒng)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在這個平臺上，他對朝鮮半島的認識以及對亞洲地區(qū)事務特別是東北亞的和平與安全問題的見解和看法，有了一處可轉變?yōu)檎�策的空間。
　　
　　國家安全事務的內(nèi)行
　　
　　斯坦伯格1953年5月生于波士頓，先后在哈佛和耶魯獲得本科和法學學位，是一名鐵桿民主黨人。他曾在吉米?卡特競選總統(tǒng)時參與助選。斯坦伯格的職業(yè)履歷除了早年擔任一位聯(lián)邦法官的書記員外，其他職業(yè)經(jīng)歷大都與國家安全有關，包括擔任已故民主黨參議員愛德華?肯尼迪在參議院軍事委員會的助理、知名智庫蘭德公司加州分部的政策分析師，在克林頓政府擔任過國務院參謀長和國務院政策規(guī)劃部主任。直到2005年，他還擔任著華盛頓布魯金斯學會外交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在獲得奧巴馬對他的副國務卿任命之前，他擔任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林登?約翰遜公共事務學院的主任。
　　長期從事國家安全事務工作和研究的經(jīng)歷使他對國家安全事務有著相對成熟的看法，在與負責亞太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庫爾特?坎貝爾于2008年合寫的題為《艱難的過度：總統(tǒng)掌權伊始的外交政策困境》文章中他談道，“下任總統(tǒng)將會在美國歷史上，時局最為微妙和險惡的情況下就職，他將直面目前正在發(fā)生的兩大沖突(伊拉克戰(zhàn)爭和阿富汗戰(zhàn)爭)。美軍已經(jīng)過深、過廣地卷入了地面行動。目前似乎還沒有找到穩(wěn)定這種不利局勢的好辦法”。
　　在奧巴馬中期選舉前，奧巴馬政府在的對朝政策并沒有一套前后連貫的方案，這一點基本上承襲了此前20多年來的美朝政策局勢：在過去20年里，美國的對朝政策基本處于“匱乏狀態(tài)”，表面上看得見的直接對朝政策就是“胡蘿卜加大棒”的戰(zhàn)略，同時始終對外交接觸情有獨鐘。但是幾十年下來，美方發(fā)現(xiàn)朝鮮回饋給他們的基本都是反復觸動神經(jīng)的軍事行動。在這種情況下，對亞洲安全問題有著系統(tǒng)認識并有著相關研究和從政經(jīng)歷的斯坦伯格，自然備受奧巴馬的賞識，成為“掌舵”美國對朝政策的不二人選。
　　熟悉華盛頓外交圈子的記者曾這樣描述詹姆斯?斯坦伯格：充滿耐心和細心，從不輕易對別人透露自己的立場。不過在當?shù)弥�被奧巴馬提名為副國務卿后，斯坦伯格沒有掩飾自己的興奮，并在給林登?約翰遜公共事務學院教職員工的一封信中表示對于這項任命“深感榮幸”。
　　更有意思的是，據(jù)美國媒體報道，在白宮，斯坦伯格以精力充沛和博學多才聞名，他喜歡在工作之余的釣魚和跑步過程思考國家安全政策。
　　
　　積極推動重返亞洲
　　
　　亞洲安全是斯坦伯格在國家安全政策領域最為關注的要點之一。2010年6月，在美國外交事務委員會上所作的題為《美國在亞洲面臨的政策挑戰(zhàn)和機遇》演講中，他重申了總統(tǒng)奧巴馬和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對美國亞洲戰(zhàn)略的重視。他表示，“奧巴馬總統(tǒng)和克林頓國務卿從一開始就將加強我們與在亞洲的傳統(tǒng)盟友和崛起力量之間的聯(lián)系擺在一個優(yōu)先位置，這是美國亞洲長期戰(zhàn)略中的一部分，而我們的將來也將依靠這一戰(zhàn)略。關于這一點我們已經(jīng)達成了共識。”他還進一步表示，希拉里擔任國務卿后的首次出訪選擇亞洲之行，以及奧巴馬總統(tǒng)2010年的亞洲之旅絕非偶然，這是美國對亞洲加強關注的最好體現(xiàn)。他認為，再沒有比最高層級的領袖如此深度參與能夠更好地證明美國對這一地區(qū)的重視程度。
　　斯坦伯格隨后明示了自己的亞洲政策思路：“加強與傳統(tǒng)盟友的雙邊聯(lián)盟、與新近崛起的國家構建友誼并努力構建地區(qū)合作結構，依靠這一結構我們可以處理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能單獨應對的挑戰(zhàn)�！�
　　斯坦伯格在2008年獲得奧巴馬點將成為常務副國務卿后，通過一系列演說表述了自己對朝政策的思路。他認為，美國一方面應繼續(xù)將朝鮮半島問題放在美國整個亞洲戰(zhàn)略中尋求解決方案。另一方面，近20余年間，美國已在亞洲“循序漸進地與盟友或者潛在的伙伴培養(yǎng)了感情、增進了合作與共識”，因此美國在2010年高調(diào)回歸亞洲是長期勢力和影響力積聚的結果，絕非短期權宜之計。
　　但同時，他也注意到，亞洲的力量對比在近十年間發(fā)生了巨大變化，這是美國決策層所不能忽略的。面對不按照西方慣例出牌的朝鮮，需要采取積極的姿態(tài)和行動來應對。斯坦伯格在幾次談話中屢次提出“美國對朝政策需要改變之前以六方會談為代表的審慎接觸模式”。他認為，無休止的談判已經(jīng)證明此路不通，朝鮮必須要通過切實有效的，且看得見的行動來體現(xiàn)誠意，這是談判的基礎。由此，我們也不難看出一些奧巴馬在中期選舉后對朝政策改弦更張的端倪。
　　
　　“有條件接觸”
　　
　　在斯坦伯格看來，美國在亞洲的盟友日本，其自身經(jīng)濟的繁榮和政治的正�；�都為美國在亞洲提供了一個強而有力的合作支撐。韓國也是如此。對于朝鮮，他說，“我們試圖確立這樣一種信念，那就是我們要讓朝鮮認識到放棄一意孤行的核試驗、導彈項目以及其他挑釁性行為，是為其國民確立一個正面未來的唯一路徑。那些惡性行為(核試驗、導彈試射等)不會帶來任何回報。如果朝鮮想從目前的困境中擺脫出來，唯一的辦法就是拿出實際行動表現(xiàn)自己解決這些問題的誠意�！�
　　斯坦伯格強調(diào)朝鮮要與國際社會打交道就必須懂得國際責任，并且以韓國做參照對象來批評朝鮮，敦促朝鮮在無核化和民主化兩個領域有所作為，進而擺脫目前的外交困境。
　　斯坦伯格認為，對美國而言，亞洲的機遇與挑戰(zhàn)為解決朝鮮半島問題提供了機遇，美國應該采取更加積極的姿態(tài)和行動。因此，他提出重啟會談的條件就是朝鮮必須制定出具體的無核化行動方案并且必須有付諸實施的決心。
　　同時，在六方會談之外，他啟動了美朝直接對話機制，美國認為這樣就不必通過他國來做朝鮮方面的工作，朝鮮也可以獲得被重視的心理滿足。
　　作為奧巴馬政府國家安全政策的決策大腦，斯坦伯格在朝鮮半島局勢中起著舉足輕重的關鍵作用。他希望通過“有條件接觸”這種軟硬兼施的辦法，加上美國長期以來在亞洲力量的戰(zhàn)略布局，為美國在東北亞安全困局中獲得最大的國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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