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金:等待與回歸|等待 哈金

　　算上這個秋天中英文版同步發(fā)行的新作《南京安魂曲》，在國內(nèi)書架上能找到的哈金的作品，也只有區(qū)區(qū)兩部。盡管他堅持認為，“我的作品應該被國內(nèi)的讀者讀到”。 　　上一部在國內(nèi)出版的哈金作品，還是那部十年前為他贏得了�？思{筆會獎和美國國家圖書獎的長篇小說《等待》。
　　用英文發(fā)表作品二十個年頭，哈金幾乎每發(fā)必中，囊括了美國多個重量級的文學獎項。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說集《Ocean of Words》（臺譯《好兵》）即摘得1996年海明威筆會獎，第二部短篇集《Under the Red Flag》（臺譯《光天化日》）獲得奧康納短篇小說獎，其后又憑長篇力作《Waiting》（《等待》）和《War Trash》（臺譯《戰(zhàn)廢品》）兩獲福克納筆會獎。2006年，更躋身美國科學與藝術學院，成為首位華裔文學院士。
　　美國當代文學和批評界的泰斗厄普代克曾斷言，哈金作為非英語母語作家交出的這張輝煌的成績單，在康拉德和納博科夫之后，幾乎無人比肩。
　　但康拉德和納博科夫早已進入了英語寫作的傳統(tǒng)，之后又被各自的母語所接納，而哈金的處境更像是一個尷尬的孤案。“出國前，寫過一些詩和一兩個短篇故事，但從來沒有發(fā)表過�！敝钡饺�十多歲，才下決心用英文寫作，等到在國外寫出了名堂，在國內(nèi)卻是鮮為人知。
　　他算是一個華裔的英文作家？還是用英文寫作的中國作家？屬于時下席卷世界文壇的移民文學潮？還是生存于文化縫隙中的非母語作家？這些身份之辯時常糾纏著哈金的寫作�！暗却�”一直是他寫作中的一個母題，就像“回歸”一樣，總是橫生枝節(jié)，總是前路在望，又總在臨近抵達時遭遇觸礁的險境。
　　
　　回不去了
　　如果不是人生中經(jīng)歷的那場巨大的變動，哈金自認為現(xiàn)在很可能在國內(nèi)做著翻譯，或者當上了英文教授。
　　1986年，他從山東大學取得英美文學碩士學位后，前往美國布蘭代斯大學（Brandeis University）攻讀博士。在原本的人生規(guī)劃中，三五年之后，他就將學成歸國。但在美國讀博期間的那場變動，讓他突然意識到自己“可能回不去了”。
　　這個本名金雪飛的青年，在1977年恢復高考后，從中朝邊境的一支駐軍考入了黑龍江大學。但英語并非他的志愿，只是理科成績不過硬，被調(diào)劑到了這個專業(yè)。每次拿英文開練，他都要頭痛腮幫子疼，為了去掉東北味的“兒話音”，練到舌頭發(fā)酸發(fā)硬，班上甚至還有同學吃止疼片。他最初給自己確立的目標，是要能讀懂英文版的恩格斯著作《英國工人階級的生存條件》。
　　在英美文學的課上，從原文接觸到�？思{、海明威等現(xiàn)代派作家的作品，才刺激了他學習語言的動力。去美國，則是為了完成博士論文，關于奧登、葉芝、龐德、艾略特等英美現(xiàn)代詩人作品中的中國文化內(nèi)涵的研究。但直到那時，他也從沒想過要當一個專職詩人或者作家。
　　第一首詩歌的發(fā)表純屬意外。寫作課的任教老師弗蘭克?畢達把這個中國學生的一首作業(yè)《士兵之死》，在電話里逐字逐句地念給《巴黎評論》的編輯聽。編輯當下拍板發(fā)表，征詢作者的署名。沒怎么多想，“哈金”這個英文筆名就從金雪飛嘴里脫口而出�！癏A”取哈爾濱的第一個音節(jié)，那是他執(zhí)情至深的一座中國城市。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滯留美國的哈金接連出版了兩本銷路不佳的詩集。為謀生路，他甚至給工廠當過守夜人。直到第一部短篇小說集出版之前，整整八年時間，他折返于投稿和收退稿信之間。和周圍的鄰居也沒什么來往，每天晚飯后，一個人拄著一根驅狗棍出沒在屋子旁的小湖邊。
　　在這一時期寫成的兩個短篇集《好兵》、《光天化日》和一個由短篇發(fā)展成的長中篇《In the Pond》（臺譯《池塘》），寫滿了哈金在國內(nèi)生活的印跡。他筆下的故事多發(fā)生在一個叫歇馬亭的虛構之地，五六十年代北方城鄉(xiāng)的景物，在風吹麥浪中躁動著強烈的真實氣味。甚至“文革”中的殘暴與蒙昧，在哈金的筆下也帶著生命粗獷的盲目感，和虛偽的道德氣氛中不失精明的算計。
　　《池塘》的故事寫了一個在工廠里自學成才的半吊子知識分子，因為分房的不公平點燃的不滿，用自己的書畫才能諷刺當權者，一不小心觸怒了體制。但整個故事非但沒有伸冤抱怨的戾氣，反而把被逼入死角后的種種精神膨脹，在輕快的行文中宣泄直下。好像一個承受了過度痛苦的人，反而以參演戲劇的熱情投入到生活的舞臺上。
　　哈金也承認，在創(chuàng)作中對果戈里、契訶夫、巴別爾等“像蟲子一樣小的人物”的大師算了一筆“欠賬”。早年在中朝邊境的部隊服役期間翻爛了半本《安娜?卡列尼娜》，俄羅斯文學奠定了他的精神底子，甚至在最初開始寫作時，他以“為底層發(fā)言”為自己的文學志向。
　　他希望沒有英文閱讀能力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也能在國內(nèi)讀到自己的書。但每次踏進唐人街的中文書店，對他都像是一個刺痛的提醒：自己的書還未在國內(nèi)完整出版。1999年《等待》在英語世界取得的巨大成功，曾給哈金帶去“回歸”的希望，結果卻未從根本上改變這一現(xiàn)狀。二十多年來，他一直被駁回回國探親的請求。
　　2007年夏天，車過蒙福特州，哈金順道拜訪了前蘇聯(lián)流亡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的舊居。周圍的鄰居仍以“亞歷山大”來稱呼生活在故去的大師宅子里的家人，但鐵柵欄圍起的孤宅，孤零零地和周圍景物隔絕開來。似乎印證了一個在困擾哈金已久的疑惑：索爾仁尼琴晚年作品的文學性小于流亡前寫出的《癌癥樓》，這和作家遠離故土的狀態(tài)密切有關。而自己當初“為底層發(fā)言”的文學志向，“沒意識到所選立場的復雜和不可行性。”
　　
　　在語言的空隙中寫作
　　如果當時回到國內(nèi)，他會提筆寫作嗎？在這樣的假設面前，哈金堅決地否認，“不，不，不”。盡管他自認“本可能成為一個好的中文詩人”。
　　在他最早開始醞釀的一部長篇小說，也是寫作歷時最久的作品《The Crazed》（《瘋狂》）里（1988年動筆，2002年完稿），里爾克和但丁上抵天庭的高處之詩，間雜著李白、杜甫憤世的遣懷之作，裹挾在平滑的小說文本里，從一個發(fā)了瘋的老教授的嘴里一蹦一個激靈。不僅哈金作為小說家的敘事能力一覽無遺，而其作為詩人的洞察力，也讓兩種詩歌傳統(tǒng)輝映出新意。
　　《瘋狂》里那位老教授在發(fā)癲時吟誦起杜甫的“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層茅”，硬生生安到自己的名下，偷換成“文革”下鄉(xiāng)時的內(nèi)心寫照。一個老知識分子面對評不到職稱、分不到房等現(xiàn)實的不甘，只能寄情古詩詞。在陪床的學生眼里，激起的卻是“憐憫、痛苦和厭惡”，“一輩子半行詩也沒寫過，甚至要靠古詩來表達欲望。這種情操固然高尚，但已變成陳詞濫調(diào)。”
　　哈金有著詩歌中比較文化研究的功底，但中國元素從來不是他作品的賣點或裝飾。華裔英語作家Gish Jen如此論斷，“哈金寫作中靜止的時間性對美國小說而言，完全是新的。他主張向西方大師看齊而非要顛覆傳統(tǒng)的姿態(tài)，又是完全中國化的�！惫�金本人的說法更加直接：“我們談到小說就是西方的形式，這個必須得老老實實�！�
　　盡管常被拿來和康拉德、納博科夫等英語文學中的強勢外來者比照，哈金的英文還是時不時地要被批評家們“挑刺”。厄普代克在評論哈金寫華人移民經(jīng)驗的小說《A Fee Life》（臺譯《自由生活》）時，就舉出不下二三十處問題，從而質疑英文中化用中式俚語乃至中文腔的可能性。他甚至搬出約翰遜博士編纂的權威英文詞典的體例，直指哈金小說中所犯的外國人使用英文的常見謬誤。
　　這并不是對哈金的刁難，而是非母語寫作者所要面對的障礙。被哈金視為英語拓荒者的納博科夫，當年就因為小說中過多的雙關語和外語腔而備受爭議。這個常抱著一部韋氏大詞典鉆研的“詞典狂”，在哈金看來不屬那類“在字典的范圍內(nèi)寫作”的作家�！拔覀冊谟⒄Z的邊緣地帶、在語言和語言之間的空隙中寫作，因此，我們的能力和成就不能只以對標準英語的掌握來衡量。”
　　面對英語讀者，哈金最常被問及，“為什么能寫一手漂亮的英文，但一張口卻是疙疙瘩瘩的口語？”移居美國二十多年，哈金還是操一口鈍重的英文發(fā)音，說起話來不免字斟句酌，活脫脫他筆下那個華裔移民武男（《自由生活》主人公），急起來還會把“boss”念成“bawss”（音“保司”）。
　　哈金在美國的家安在了波士頓，這個和哈爾濱幾乎處于同一緯度的城市，窗外白雪皚皚的冬景，恍惚間讓人回到地球背面的另一個家。在哈金筆下，移民的夢一直都存在“總是反復做著同一個回到國內(nèi)的夢，總是在夢里滿大街找?guī)�所，‘哪兒有干凈的廁所？’直到從夢中驚醒�！�
　　
　　南都周刊 哈金
　　我的部分作品在國內(nèi)的缺席
　　不會影響它們本身的品質
　　
　　南京大屠殺是國際經(jīng)驗的一部分
　　南都周刊：時隔十年，你在國內(nèi)出版的新作《南京安魂曲》以南京大屠殺為歷史背景。近些年，國內(nèi)書寫大災難題材的文學作品已變得十分鮮見，而海外華裔作家如張翎寫唐山大地震的《金山》、嚴歌苓以南京大屠殺為背景的《金陵十三釵》等，因為電影的改編而受到了更多關注。你為什么也會對南京大屠殺這個題材感興趣呢？
　　哈金：沒動筆前，南京大屠殺這個題材在我心里很多年了，也算是塊心病。到國外以后，看華人每年都有各種紀念活動，照片和資料很多，很震撼。沒出國之前只是聽說這個事件，具體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我2008年春季開始寫，寫作之前，沒看到過同類題材的中國文學作品。
　　寫完之后看過嚴歌苓的《金陵十三釵》。我想我們不同點還是很多的。她寫的是大屠殺期間的事，時間跨度比較短，而我的作品是寫事發(fā)之后很長的一段時間，而且我寫的人物比較集中一些，主要就是兩個，一個美國女人和一個中國女人。
　　讓我感興趣的一開始是南京大屠殺這個題材，然后是明妮這個人物�！赌暇┌不昵�》的故事建立在這個歷史人物―美國傳教士明妮的身上，在英語當中有兩部她的傳記。南京大屠殺以后，明妮在南京又呆了兩年多，這兩年里沒什么重大的事情發(fā)生，我又不能隨便給她亂安上什么，只能按照她的生命的軌跡，在各種歷史資料中找一些戲劇線索，看看能不能構成一個完整的故事。
　　南都周刊：南京大屠殺這個題材有其特殊性，在以往的官方話語中，它是和民族主義緊密相聯(lián)的，民眾在心理上會產(chǎn)生一邊倒的判斷；從人道主義視角反思這個題材，尤其是《拉貝日記》出版以后，又提供了一個超越國族和政治立場的視角；你重新書寫這個題材，是否想提供一些新的東西呢？
　　哈金：我沒想到要提供什么新的東西。因為我要寫一部文學作品，只能從個人的角度寫，用個人的眼光寫。我的主人公明妮是個美國的傳教士，她在南京當?shù)赜幸欢螘r間被認為是個英雄人物，但以后就沒有人知道了，所以我要把這段歷史重新寫成一個故事。
　　南京大屠殺在中國畢竟是一個重大事件，是一個歷史的心理陰影，選明妮這個角度，是因為她是一個美國傳教士，所以它也是一段國際經(jīng)驗。我的書最后寫到，戰(zhàn)爭結束之后中國誰都沒想到怎么去審戰(zhàn)犯，也沒有證據(jù)，上法庭什么都沒準備�？康氖莻鹘淌克麄兯鸭�的資料、記錄、照片，還有電影膠卷。其實細想一下，南京大屠殺也是他們自己的經(jīng)歷。所以雖然這是一個中國的歷史故事，但也屬于國際經(jīng)驗的一部分。
　　南都周刊：明妮是你在《瘋狂》中的楊教授之后，塑造的又一個瘋狂的小說主人公。但和《瘋狂》展示的陷于精神癲狂的人的狀態(tài)不同，在《南京安魂曲》中探究的是什么逼使人走向瘋狂？
　　哈金：明妮的真人就是自殺了，就是瘋了。她這種瘋狂不是個人的瘋狂，不是犯了精神病，而是戰(zhàn)爭逼使她瘋狂，寫的是戰(zhàn)爭對人內(nèi)心的創(chuàng)傷。她同意日本人在難民營里選妓女，對她來說不是個小錯誤。她日記上記載了，因為沒向上級匯報，她對這個事情非常慚愧，事后馬上病倒了，兩個眼睛都腫起來。我認為她心理上受到了重大的創(chuàng)傷。
　　南都周刊：小說主人公的這種瘋狂似乎總和某種自我承擔的責任感，和關于背叛的糾結有關。從中引出的基督教思想在中國的影響，和你早期在東北的生活是否有關？宗教體驗在你的小說中是作為聯(lián)系不同背景的讀者的文化要素出現(xiàn)的嗎？
　　哈金：我在中國東北生活時只感受到很少的基督教影響。來到美國以后，才感覺到生活里比較多的宗教色彩。當然，老一輩的東北人中肯定有人接觸過基督教，而我不是一個信徒。
　　南都周刊：從前兩本書的移民題材，跳躍到南京大屠殺這樣的歷史題材，你在寫作上進行的這些嘗試，是不是試圖解決你遠離中國當下現(xiàn)實的問題？
　　哈金：這是現(xiàn)實，是沒有辦法的。有些書只能用中文寫，但問題是我回不去。寫一個長篇，那得好多年的工夫，包括心理上的、材料的準備。你要是受外來因素影響突然打斷，那一下就完了。如果沒辦法改變個人存在的方式，就要想辦法找一些新的辦法寫故事。我現(xiàn)在在大學里教寫作，學生到后來都會意識到，要寫小說找個故事并不難，一筆一筆怎么寫出來到最后成型，是最難的。我對中國當下具體的東西不了解了，確實有障礙，但對中國宏觀的把握，比過去要好得多。前兩天我在紐約見到余華、蘇童、徐小斌，大家聊起來，我對國內(nèi)的情況知道得并不比他們少。
　　但寫小說真正難的是細節(jié)，方言是怎么變的，各個地方的風土人情，你要寫民工的話，民工掙多少錢，他們怎么住的，醫(yī)療保障怎么樣，孩子在什么地方上學，這些不是光靠書本資料能夠解決的，最好的辦法是跟他們一塊兒混過。像我這種情況，你起碼得住上兩三年，那種節(jié)奏和感覺都找到了，才能做。但是我現(xiàn)在做不到，很想做，但是沒這個機會。在這種情況下我只能寫和個人存在有關的題材。南京大屠殺我是選一個角度力所能及地來做，我也可以用軍人的角度寫，那就跟之前的《戰(zhàn)廢品》是一個路子，我不愿意那么做。
　　
　　投入另一種語言的犧牲
　　南都周刊：你赴美留學時，完成的博士論文題目是關于奧登、龐德、艾略特、葉芝等的英語現(xiàn)代詩中的中國文化素材。你如何估量西方文學教育對你創(chuàng)作的視野帶來的影響？
　　哈金：我在國內(nèi)讀研究生的時候讀的都是英文小說，海明威、�？思{也是那個時候讀到的，我一度對�？思{很著迷。出來以后卻發(fā)現(xiàn)美國作家讀的是俄國小說。我直到在波士頓大學學寫作的時候，才開始認真讀俄國作家，比方果戈里、巴別爾這些。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是在國內(nèi)看過一點托爾斯泰之類，但是不太愿意看，也看不出個名堂。周圍都是革命小說，托爾斯泰的東西格格不入。后來在美國再讀托爾斯泰、契訶夫的時候，非常感動，覺得他們的作品跟自己的經(jīng)驗更接近。
　　南都周刊：作為一個非英語母語的作家，你說過“是在語言和語言之間的空隙”寫作，你在英語中化用一些中文俚語和修辭的做法，也引起過一些爭議。厄普代克在對《自由生活》的評論里，就專門挑出了他認為不符合標準英語的地方。
　　哈金：有個問題是英語中的一些詞他們不用，比方emplomania這個詞，表面的意思是“拼命找活干”，但對應中文“官迷”，英語當中比較準確的就是這個詞，他們比較生疏，但這是中國文化中特有的現(xiàn)象。還有一個是我在英語當中模仿華裔移民的一些口音，有些人對這個可能比較反感，但移民就是這樣，你讓他說標準英語，不行。我在《自由生活》里可能是動作大了點，但從長遠看不一定是壞事。
　　南都周刊：如何把握突破“標準英語”的尺度？
　　哈金：這要看具體情況了。如果是一個中國農(nóng)民在我的小說里說話，那肯定得發(fā)明一種不標準英語。你必須寫一種好像就該是他口中說出的語言，但其實完全是創(chuàng)作的，并不是直接挪用過來的。這沒有什么規(guī)律，你只能根據(jù)不同情況來處理。但問題是有些人能接受，有些人不能接受，有的東西在當時被接受了，不代表在將來還能被接受。所以這都看你自己的把握。納博科夫的好朋友愛德蒙-威爾遜還一個勁地給他找語言上的毛病。納博科夫很幸運，我的寫作中沒有像威爾遜這樣的角色。（笑）納博科夫覺得雖然自己有些地方做得很糟糕，甚至讓別人覺得可笑，但他運用英語的高度別人達不到。這是他的理論。
　　南都周刊：但你在英文中化用的中文修辭，在英語中有新鮮感，再翻譯回來，就喪失了。比方“a giant disk(the sun) flaming a good part of the eastern sky”，翻譯過來可能就是一句套話“太陽像圓盤一樣染紅了東邊的天空”。
　　哈金：你說得對。在英語中用過來的一種新鮮感，翻回漢語可能就沒了。但我是用英語寫作，只能先考慮英語。而且漢語很難表現(xiàn)口音，它的字不光代表音符，想要在語音和語義上同時傳達原文的感覺，偶爾能做到一點，但不可能從頭到尾都做到。
　　南都周刊：這是你所說的“沒有用母語寫作對我是一個巨大的損失”的主要原因嗎？
　　哈金：是這么一個問題。你一開始想用哪種語言寫作，必須想清楚你將來的身份要投入哪一種語言當中。這是你必須作出的犧牲。你得找個位置，想想你能為那種語言帶來什么東西。如果用漢語寫作的話，得把別的語言中的東西化用到漢語中。老一輩的作家像魯迅巴金，他們都懂外語，因為有外語的參照，他們對語言的容量和特點會比較清楚，外語的一些東西就可以融進來。我用英語寫作，正好是相反。
　　南都周刊：設想如果你身處中文寫作中，你會是那種敏感于語言更新的作家？還是語言上相對保守的作家呢（因為那樣作品會更接近多數(shù)人的認同）？
　　哈金：應該是不會保守的，因為畢竟是接觸外國文學比較多。漢語在“文化大革命”以后變得比較亂。漢語需要真正的詩歌作品，通過詩歌來對語言進行整理。但現(xiàn)在可能更亂了。因為漢語本來就有這么一個問題，上海話、廣州話，對北方人來說幾乎就是外語。以誰的口語為標準，是個話語權的問題。在這點上金庸我是很佩服的，并不是武俠那些東西，而是他的語言，南北都接受。他創(chuàng)造了一種雅俗共賞的語言。漢語作家必須有強烈的語言意識，因為真正書寫的語言總是離口語有距離的。
　　
　　過去就寫在臉上
　　南都周刊：你的文論集《在他鄉(xiāng)寫作》中談到，家園的問題涉及“抵達”和“回歸”兩個概念。從《自由生活》你書寫美國華人經(jīng)驗開始，是否這種思考的重心更多轉移到在他鄉(xiāng)建“家園”上？
　　哈金：也不一定，但要帶著抵達的心態(tài)才能上路。我沒一定要回去，沒到那個程度。因為你也變了，家也變了，你回不去了。每部作品實際上是個起程，你不能在原地呆著。
　　南都周刊：《南京安魂曲》似乎流露出對“抵達”的前景更為黯淡的心境。小說主人公明妮把南京認作家鄉(xiāng)，但是不僅遭到很多誤解，甚至到最后也沒有得到家鄉(xiāng)的召喚，也是她陷入瘋狂的一大誘因？
　　哈金：但是我這里頭還有另一個人物是對明妮的修正，就是霍利。對她來說，家在哪里并不重要。這也是一種活法。但是有一個問題我想和“抵達”或者“回歸”不一定有直接對立的聯(lián)系，就是人對自己過去的態(tài)度。過去你不可能和它一刀兩斷了，雖然你在路上，雖然你很難回去，但過去你必須帶著。如果都帶著負荷不了，那就只能帶著對你有用的部分，否則太沉了。一個亞裔移民在美國，過去就寫在你臉上。抵達是一種心態(tài)，你真正到哪兒是不可能的，你到那兒可能也就是失望，所以上路是最重要的。
　　南都周刊：所以你說：“比起流亡者來，你更是一個移民。過去不再那么重要，抓住新的開端，找到新的參照才是更緊迫的事�！�
　　哈金：流亡者和移民不同。很多流亡者都是有身份有成就的人物，像我們這樣，出來的時候，什么都不是。你如果不想著從現(xiàn)在開始，往往過去就成為一個包袱。但對流亡的人來說，他們的價值往往是由過去支撐起來的。所以不是說過去對我不重要了，過去對我現(xiàn)在的影響仍然在，但不是像對流亡者那樣重要。
　　南都周刊：你作為一個華人作家有著文學世界里的“反�！苯�(jīng)驗。首先在英語世界里被接受，到現(xiàn)在也還沒有被完整地引介入母語漢語之中。
　　哈金：那是沒有辦法的事。到現(xiàn)在還有讀者認為我是討好西方，是賣國。實際上我有些故事對中國人的意義比對外國人更大。一個作家的身份是由作品建立的，而不是憑空口去說。我的部分作品在當下國內(nèi)的缺席也不會影響它們本身的品質。當然，我樂意自己是一個在英文中找到位置的中國作家。
　　南都周刊：你的小說有著書寫現(xiàn)代中國人經(jīng)歷的“連貫性”。但對國內(nèi)讀者而言，他們對于中國當代經(jīng)驗的閱讀史卻是斷裂的，存在一些寫作的空白。這種情況會對文學產(chǎn)生什么樣的影響？
　　哈金：對作家來說，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自由，別看那些很小的自由，可到那個坎上，你敢說一兩句真話，作品的層次就上去了。你不敢說，作品就變平庸了。各種政治和社會的變化對中國文學的影響實際上很大，往往是節(jié)骨眼上，就差一口氣，就差一點精神。
　　南都周刊：你提出“偉大的中國文學”這一提法時，曾招致肖復興等人的反對，他們一方面是出于國內(nèi)文學屢遭宏大歷史敘事綁架的憂懼，另一方面，則是受國內(nèi)文學市場不振的困擾：文學讀者近年來大量流失。
　　哈金：有的人可能有這種意識，也有很多人灰心。好像中國文學有一種先天不足，好像和世界文化有所隔膜，也包括社會和政治上的限制。還有一個非常大的因素，是現(xiàn)在文學書賣得越來越少，文學讀者越來越少。肖復興說到離偉大越遠越好，可能就是出于國內(nèi)文學萎靡的近況。
　　但年輕作家寫小說一開始就沒有抱負，是走不遠的，這是常識。我說的“大”不等于規(guī)模大，也不一定是宏大敘事，而是說藝術成就。年輕人還沒開始，或正要開始，讓他不想偉大的小說，他想什么？其實你看福樓拜，他根本不是才華出眾，只是一心想要做好，最后就這么一點一點地成了大師。
　　
　　我對中國當下具體的東西不了解了，確實有障礙，但對中國宏觀的把握，比過去要好得多。前兩天我在紐約見到余華、蘇童、徐小斌，大家聊起來，我對國內(nèi)的情況知道得并不比他們少。
　　
　　哈金語錄
　　漢語在“文化大革命”后就比較亂了。漢語需要真正的詩歌作品，通過詩歌來對語言進行整理。
　　對作家來說，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自由，別看那些很小的自由，可到那個坎上，你敢說一兩句真話，作品的層次就上去了。
　　年輕作家寫小說一開始就沒有抱負，是走不遠的，這是常識。
　　
　　南京安魂曲
　　作者：[美] 哈金
　　譯者：季思聰
　　出版社：江蘇文藝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1年10月
　　定價：32.00元
　　故事取材于大量真實歷史資料，講述了1937年12月13日日軍攻陷南京開始屠城，美國教士明妮?魏特琳作為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教導主任堅守校園，建立了當時在南京屈指可數(shù)的國際安全區(qū)之一，為上萬名的婦女、兒童提供棲身的庇護之所的故事，表達出人類災難時刻下復雜人性的廝殺與個體命運的無助。
　　
　　等待
　　作者：[美] 哈金
　　譯者：金亮
　　出版社：湖南文藝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2年11月
　　定價：19.00元
　　小說描寫一段近20年的三角戀情：軍醫(yī)孔林苦苦等待18年，終于能與久久苦戀的情人結合的時候，卻又失去了愛的激情。作家殘雪在一篇評論中說：“若要形容《等待》中的文化氛圍，‘窒息’二字最為形象。那是一種龐然大物的慢性死亡――糜爛的肌體散發(fā)著惡臭，毒素充斥于每一寸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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