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育實驗 [副市長朱永新的新教育實驗]

　　朱永新小的時候，母親在招待所工作，南來北往的客人一茬一茬，客人們隨身攜帶的書籍，是他的最愛。但客人往往今天來，明天走，借來的書得當天看完，這讓他養(yǎng)成了讀書飛快的習慣。
　　若干年后，他以同樣的高速發(fā)起了“新教育實驗”，狂飆突進中他領著一群理想主義者對全國的教師們高喊：“你去讀書吧，你去寫日記吧，你去聆聽窗外的聲音吧……”
　　關于他和“新教育”(他拒絕用“他的新教育”這樣的表述)，已經說得太多太多。
　　
　　轉型
　　
　　常被人提起的包括“朱永新成功保險公司”。
　　2002年，該“公司”在朱永新自辦的教育在線網站上發(fā)帖“成立”，“參保對象”和“投保金額”均不限，投保條件要求“每日三省自身，寫千字文一篇。一天所見、所聞、所讀、所思無不可人文”。
　　“理賠辦法”則是，如投保方自感10年后未能躋身成功者之列，“公司”以一賠百，“即現投萬元者可成百萬富翁(或富婆)”。跟帖者甚眾。
　　魏智淵當時是陜西一個縣城的中學語文教師，和很多老師一樣，他也在僵化的教育體制中苦悶著，看到了這個帖子后“比較激動”地去留言，參與討論。
　　在用“鐵皮鼓”的網名發(fā)表了幾次意見后，某日，論壇的總版主李鎮(zhèn)西(朱永新的博士生)突然給他發(fā)來一條消息：“你這個名字讀起來不大好聽啊，呵呵�！�
　　魏試著把“皮”讀去聲，果然。
　　他有點激動，被“大人物”注意到了――彼時，李鎮(zhèn)西早已是全國知名的特級教師。接著，作為“比較優(yōu)秀”的網友，他又接到了朱永新的電話，“問了我的情況，當時已經有希望我過去工作的意思�！�
　　“新教育實驗”的最早報道者、記者章敬平這樣回顧早期新教育：“一開始都是很聰明的人在做，比如說山東一個女教師一年之內讓班里的小學生個個會作詩填詞。但這很難推廣�！�
　　魏智淵后來去了成都，2006年2月，在朱永新的邀請下，他來到蘇州，成為新教育實驗的第一個專職人員。
　　
　　按照朱永新的想法，新教育實驗的“浪漫期”在這一年結束了�！八�的作用主要是喚醒，告訴人們‘教育可以如此美麗’(這是未來一本書的名字，他補充)……但我們沒有真正的技術、專業(yè)團隊，人們的熱情被喚醒后出現迷惘。我們成就了一批人，但更多的普通教師并不知道該怎么做�！�
　　
　　　為官
　　
　　從1997年以39歲“低齡”任蘇州市副市長到現在，朱永新身居廟堂已有10個年頭。在此之前，他在蘇州大學擔任了五年教務處長。
　　常有人問他，既然對新教育那么有熱情，為什么不辭掉這個市長算了。雖然新教育實驗走的是NGO路線，他也很少在轄地蘇州運用行政權力予以支持，但他每每這般回答：在中國，要做一件事情，如果有更多的行政資源，可以讓它做得更好。
　　為官10年，他最為得意的“作品”不是貝聿銘設計的蘇州博物館，而是“把很多理想變成了現實”。
　　這包括在全國率先實現免費的義務教育和舉辦閱讀節(jié)。有意思的是，作為全國政協常委，這兩件事他都是先在全國兩會上呼吁，再在蘇州實施。
　　他說自己到了政府后更加崇尚行動。“很多思想啊，如果不付諸可以實施的行動，就很難真正地改變現狀�！�
　　不過就在前幾天的會上，還有人說他“太理想主義”。
　　當時他提出，蘇州能否在全國率先實現勞動就業(yè)準入?要求來蘇州工作的人，包括建筑工人，都接受過九年義務教育。
　　2006年初，他在新教育團隊的一個內部會議上提出了不少愿景，包括“建立自己的學派、把視野投向國外”等等。這一內部發(fā)言經記者改寫成專訪發(fā)表后，成了挨批的靶子。
　　華南師大教授黃甫全發(fā)表公開信，稱教育界的浮躁之風在朱永新的嘴里“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指責他“帶頭吹牛自我膨脹”，甚至濫用蘇州副市長、民進中央常委、全國政協常委“這三頂帽子”。
　　朱永新說，黃可能是“把我們未來想做的和我們已經做的混淆了”。內部會議固然有“鼓士氣”的成分，但他到現在也仍然認為那些都是應該為之努力的目標。
　　在新教育“一號義工"、臺灣新鴻嘉公司董事長營偉華看來，朱永新反而是“太過謙和”。營幫助轉型的團隊引入了企業(yè)管理模式，自稱要求“很多、很重”，但，“朱老師經常會很認真地說，‘哦，對不起，這件事是我們做得不好�！薄�
　　用營偉華的話講，朱是個“完全沒有階級的人”――“對誰講話都一樣”。
　　“鐵皮鼓”經常會“毫不顧忌地批評”朱永新。有一回，在場的另外一個朋友驚訝地提醒他，你怎么這么“放肆”?鐵皮鼓當時一愣，也想，是啊，“但似乎從來都是如此，已經習慣了”。
　　朱永新自稱做官讓他學會了自我控制。“每個行業(yè)都有自己的游戲規(guī)則，比如一會兒我就得坐‘囚車’去昆山，”他笑。“囚車”說法引自他的好友、作曲家王立平――“當官其實就是坐牢。你的辦公室就是牢房，你的小汽車就是囚車，你的秘書就是你的獄卒，你的任期就是你的刑期……”
　　“當然，有權力時可以去改變規(guī)則。”當初他這個副市長要分管衛(wèi)生，“我說我不懂”，就向全國請一些專家成立小組幫助蘇州制定規(guī)劃，他再把決定權交給專家。對話
　　1958年生人，1977年考上大學。朱永新的前20年，或許是一個最不適合讀書的20年。
　　1975年高中，按照他的說法，在那個蘇北的小鎮(zhèn)上，“畢業(yè)意味著失業(yè)”。做了一年的苦工后，1976年，他通過關系走進了大豐縣棉麻公司的大門。經過幾個月的培訓，回到老家當起了棉花檢驗員。
　　在那里，他初次品嘗到了“權力”的滋味�！笆召徝藁ǖ臅r候，儼然是一個土皇帝，等級、品質，就是我們一句話。”
　　但是，“天然的良心發(fā)現”又讓他“手下特別留情”，還經常為了農民與縣城軋花廠的技術員爭吵。
　　日后，他在一本書中寫道，我覺得和自己對話是一個人成長最最重要的法寶，而“和自己對話是無時無刻不在進行的”。
　　聽起來有一點玄。
　　他把“自我對話”又具象為閱讀和寫日記――這便不難理解他的“新教育”為何高舉“讀寫”旗幟了。
　　像是為了把失去的日子補回來，他的閱讀量極大。大學時每周都要讀十幾本書――手里那高高的一摞書常常嚇壞圖書管理員。
　　即便到了現在，仍是“一日不讀書，如同一日不吃飯”。
　　“比如，讀梁漱溟時就會用我現在的自我與理想的自我不斷地溝通，我應該成為一個什么樣的我……”讀了好書，還會在博客上與網友交流，那里已經成了他的日記本。
　　打開這個本子，你會發(fā)現這簡直是“每日行程匯報”，中國大約沒有第二位同級別官員像他這樣，把頭一天幾點起床，幾點開會，幾點會友，幾點上火車都一一呈現――以分為單位。
　　
　　邊緣
　　
　　5月28日，國務委員陳至立在新華社內參上批示，要教育部關注、調研、總結新教育實驗，為中國素質教育開拓更廣闊的路子，“但教育部似乎還沒有動作”，這讓朱永新有點失望。
　　此外，他和新教育團隊數月前還碰到了點“誤會”，某個領域的研究項目因某些原因沒能繼續(xù)。其實他們也才剛剛開始這方面的探索――三年前有媒體曾經提出，新教育實驗的六大行動滲透的仍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道德修為，忽略了“現代”的一面。
　　但“麻煩”也未必都麻煩，“我覺得，人類的普世價值在最偉大的著作中都有，”甚至在童書中，“《夏洛的網》啊，《一百條裙子》啊……”
　　“應該說我們這些人，對國家都是一片忠誠的�！薄拔矣X得，一個真正好的教育，最后必然體現為公民的自覺。”他說。
　　記者曾問來自臺灣的營偉華，大陸的新教育實驗是不是可以從臺灣借鑒一些東西?她想了想，回答，其實很多東西最后都會是不約而同走到一起的。
　　掛了電話不久，接到營女士的短信：“剛看電視新聞播出，臺北縣政府規(guī)定轄內小學生，每學期師生共讀十本優(yōu)秀課外書并上臺講演一次……”
　　“這與新教育實驗何其相似啊!”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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