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空間首席神瞳商女 酒店改變我們的空間

　　 　　所謂的多樣化，從未真正存在，1980年代對多樣性的個人的生活空間或者生活方式的想象，最終被全球化的想象所替代。 　　 　　30多年前，我們幾乎沒有“酒店”這樣的概念，甚至很少使用“賓館”、“旅館”類似的名稱，而常常以“招待所”名之。一方面，它昭示著一種命名的平等性，另一方面，在實際的語境中，又處處炫耀著差異性――身份、地位、職業(yè)甚至等級。在我們居住的這座城市里，當年，同樣有著形形色色的各類招待所，而招待所與招待所之間，通常有著嚴格的等級規(guī)定一一對應著人們在實際生活中的社會地位。
　　在某種意義上，30多年前，招待所承擔著的，正是這樣的一種象征功能，一種異己的生活想象。但是，在20世紀的70年代末，那種異己的生活想象開始對更多的人發(fā)出召喚，某種新的差異性，比如經(jīng)濟的差異性，開始要求替代原有的權(quán)力的差異性。而在這樣的替代過程中，某種記憶也開始被悄悄喚醒。
　　我們實際上，從未真正地與過去決裂，在命名問題上，也是如此。一方面是招待所的普及化，另一方面，某些名稱，比如“國際飯店”，仍然頑強地被延續(xù)下來，甚至成為城市的某種象征。許多的外地人，在論及上海的時候，總是會涉及“國際飯店”，涉及“二十四層樓”這樣的話題。酒店以及它們的高度，對一座城市來說，究竟意味著什么呢?
　　
　　酒店地標
　　
　　今天，酒店已經(jīng)在某種意義上成為我們這個城市的標志物，坐上出租車，我們只要報出波特曼、喜來登或者任何一座四星級以上的酒店名稱，司機都會準確無誤地把我們送到目的地，酒店正在或者已經(jīng)進入了我們的日常生活。酒店還在引領(lǐng)著這個城市的時尚，甚至引領(lǐng)著一種建筑美學――摩天玻璃大廈正是這種美學的建筑載體。
　　哲學家德里克曾經(jīng)分析過陸家嘴建筑的“離地美學”。在所謂的“離地美學”中，高度正是其突出的美學標記。他說，“陸家嘴的摩天大樓似乎已考量著，替代原本那些象征‘東西交會’的建筑物，這些摩天大樓合法化了上海作為全球都會的候選資格。這個‘龍頭’不單帶領(lǐng)揚子江地區(qū)，更會帶領(lǐng)全中國，邁向全球性的長征。而事實上，上海灘的建筑(這些上海歷史和身份的象征受到歷史文物法保護)也漸漸改變成商業(yè)和娛樂的中心，好使它們能跟全球性的愿景相一致，也為了符合那批空降上海這個‘高度發(fā)展’的新區(qū)域的外國企業(yè)家不知厭足的大胃口”。
　　這一全球化的過程，當然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正是在那個時代，“高度”開始成為一種美學象征或者一種美學炫耀。
　　
　　高度隱喻
　　
　　1983年1月1日的《文匯報》報道了當時正在破土興建的上海賓館：“本市目前最高的大樓――上海賓館，昨天全部完成土建施工……這幢坐落在華山路烏魯木齊路附近的賓館，總建筑面積四萬四千五百平方米。主樓地下一層，地上二十九層，總高度為九十一米。四至二十二層是客房層，設有客房六百套，每間客房有十件中國式家具……上海賓館內(nèi)外裝飾十分講究。大樓外墻面全部用優(yōu)質(zhì)材料飾面，樓內(nèi)除乳膠漆平頂、墻布、墻紙、臘克木門、彩色水磨石地坪、硬木地板外，宴會廳及餐廳內(nèi)還有大量的仿古木雕、瀝粉貼金畫面和各種精致燈具……”。
　　4月22日這一報道繼續(xù)深化，高度被精確到“九十一點五米”，關(guān)鍵是比“上海國際飯店高五點五米”，因此這一后續(xù)報道很自然地以“黃浦江畔第一高樓”為其標題�！案╊�”的功能一再被強調(diào)，“我們到設在二十三層樓的中西餐廳‘望海樓’、‘觀云閣’和日本式餐廳櫻花廳觀看，通過外凸形折線窗，放眼望去，上海全城鱗次櫛比的樓房，縱橫交錯的街道，全在視野之中。在晴朗的天氣，客人在‘望海樓’用餐，還可以遠眺浩瀚的東海呢”。有意思的是，在文章的結(jié)尾，上海賓館還被賦予了某種深刻的意識形態(tài)涵義：“望海樓餐廳掛有明朝徐文長的對聯(lián)：‘八百里山河知是何年圖畫，十萬家燈火盡歸此處樓臺’。讀著這副對聯(lián)，使人聯(lián)想到上海從7世紀的漁村和鹽場，發(fā)展到今日現(xiàn)代化的大都市所經(jīng)歷的巨大變遷，而賓館的建成不正顯示著祖國的強盛和我國人民的智慧與力量嗎”。
　　1983年，上海賓館似乎成為我們這個城市一件很重要的事，從1月到8月，報紙給予了多次報道，也許，它蘊涵了一個時代的某種政治無意識，或者，它本身就已經(jīng)成為一個現(xiàn)代性的深刻隱喻。
　　這一隱喻表達出1980年代中國急需改變自己的迫切愿望，因此，對“雄偉壯觀”的追求便很自然地壓倒了對“小橋流水”的欣賞。整個城市都在向更高攀登，相繼開工的華亭賓館層高90米，虹橋賓館則高達103米，可是，這仍然不夠，1984年11月2日的《文匯報》以圖片報道的形式向我們宣示：“日前剛剛開業(yè)的廣州花園酒店主樓高190米”，它暗示著上海的落后以及迎頭趕上的決心。
　　
　　正是在1980年代，對現(xiàn)代化的急迫追求，深刻地表達出中國企圖融入世界的愿望，因此，在這一大的背景之下，“中國”只能成為一個元素而被鑲嵌在全球化的圖景之中，正如1983年的上海賓館，在豪華的現(xiàn)代設置中，每間房間尚有“十件中國家具”。
　　
　　速度崇拜
　　
　　1980年代的酒店高度，對我們究竟意味著什么呢?那是一種直觀的對速度的崇拜和追求。速度正是現(xiàn)代性的核心涵義之一，它意味著科學、技術(shù)、制度、管理、信心、思想、熱情，甚至意識形態(tài)。1980年代的所謂的“深圳速度”正是以“建筑”的形式而被加以詮釋。同樣，在上海，因為“引進新的建筑技術(shù)，采用新的建筑方法”而“九十天建成一座六層樓”的“錦江飯店又一外商辦公樓落成”成為《解放日報》1984年5月21日的正面報道的題目。而華亭賓館則受到了批評，因為“這一賓館自1979年國務院批準建造以來，至今已有五年之久，但目前在工地上還不到一點巍峨樓房的影子，只是剛剛開始在進行地下室的施工。而與它同時由國務院批準，規(guī)模差不多的南京金陵飯店、廣州白天鵝賓館，相繼建成開業(yè)已有一兩年，還有北京的長城飯店，最近也已完工”。
　　正如一首廣告歌曲中所唱的那樣，“我和這個城市一起長高”，長高的城市意味著“速度”的勝利，也更深刻地也是更直觀地昭示著“新時期”的開始(“比上海國際飯店高五點五米”)，因此，它同時也意味著一種國家政治的視角。
　　這種國家政治的視角通過“俯瞰”這一形式而生動地表現(xiàn)出來，幾乎在上海所有的酒店，其最高層都設置著這樣的觀光餐廳或者咖啡廳、酒吧等等。當我們登上這樣的高度，整個城市都在我們的俯瞰之下，我們擁有的正是一種征服感，或者“指點江山，激揚文字”。
　　
　　“神秘”共享
　　
　　然而，問題仍然存在。在1980年代的早期，上海幾乎所有賓館的大門，都對市民緊緊關(guān)閉。對當時的上海市民來說，賓館是神秘的，是一種遙不可及的生活，是普通人無法想象的一個世界。顯然，這種規(guī)定延續(xù)了招待所的傳統(tǒng)――當時，在東湖路、瑞金路或者其他一些幽靜的馬路上，常常在綠樹掩映中，坐落著一些神秘的建筑，那都是一些具有相當級別的“內(nèi)部招待所”。這種傳統(tǒng)在1980年代已經(jīng)顯得嚴重滯后。人們普遍要求的是對現(xiàn)代化的共享。正是在這種共享的要求下，傳統(tǒng)的權(quán)力等級秩序受到了知識界的激烈批評。
　　在1984年8月15日的《文匯報》上，一篇署名“林蘭”的文章《賓館之門不妨開大一點》對此進行了公開的批評：
　　“出差到廣州，有一點印象特別深，無論是東方賓館、白天鵝賓館，還是流花賓館、中國大酒店，大門統(tǒng)統(tǒng)敞開。不管你是華僑、外賓還是普通市民，也不管你是持兌換券還是人民幣，總之，歡迎一切顧客。當我走進這些高級賓館時，既無外國人特別高貴的感覺，也不因手中沒有兌換券而難堪。我倒為開放后的祖國驕傲：有這么多的具有世界一流水準的高級賓館，引來了這么多的中外友人。
　　“回到上海，和同事一談，大家不免對上海的賓館有點抱怨。你看，從南京路上的和平飯店、國際飯店到茂名路上的錦江飯店，從蘇州河畔的上海大廈到毗鄰上海動物園的龍柏飯店，試問有幾家是對一切顧客開放的?
　　“賓館大門能不能開得大一點呢?”
　　在這篇短論中要求的平等，不僅是上下的平等，亦是中外的平等。這也正是1980年代中國企圖融入世界的某種情緒性的反映，它要求的是一種對現(xiàn)代化的共享方式。
　　
　　家居橫仿
　　
　　賓館大門終于開得大了一點，隨之而來的，是酒店客房從被觀看到被模仿，一度導引了這個城市家居的裝飾潮流。
　　首先引起注意的，是所謂的洗手間，過去，我們稱之為“廁所”或者“馬桶間”。名稱的變化，顯示了這一空間的功能性的擴展，如廁只是其中的一項功能�，F(xiàn)在，它成了浴室、化妝間，或者，還兼具其他的功能。而其裝飾的精致――大理石臺面、壁磚、地磚、鑄鐵浴缸、花灑……，給人提供的是優(yōu)雅的想象空間。這一空間的變化，或許可以稱之為一場“衛(wèi)生革命”，這一革命的真正意義，在于身體在這一空間所獲得的充分的舒展。
　　身體的要求進一步延伸到臥室――地毯(在家庭則被硬木地板替代)替代了堅硬的水泥地坪；席夢斯替代了木繃或者棕繃，墻壁不再停留在石灰水階段，而是壁紙或者乳膠漆；日光燈逐步退出這一空間，取而代之的則是吊燈或者吸頂燈，燈光顯得昏暗，隱含的是白天(國家的、公共的、政治的、等等)因為這一區(qū)隔而無法繼續(xù)延伸到夜晚(私人的、生活的，等等)；電視柜占據(jù)了房間的一個重要位置，它對應的正是電視在家庭的重要地位，對媒介信息的依賴將取代對現(xiàn)實生活的真正個人性的觀察和思考；電話擱在床頭柜上，這一細節(jié)后來被無數(shù)家庭模仿。
　　在1980年代，“家”重新成為人們關(guān)注的焦點。這是一種社會意識的轉(zhuǎn)換。于光遠曾這樣回憶：“‘文革’前我的觀念是：無事不可對黨組織講，而只要涉及黨的機密就從不向家人透露�！�文革’中，‘組織’把我視作壞人……我真不知如何去‘濃化’以他們?yōu)榇�表的組織觀念。那時候有什么悶和愁，有什么苦與痛，只有對家人訴說，有什么困難只有同家人一起克服，有什么樂趣也就只有同家人分享。說實在的……經(jīng)過六年‘文革’，我的家庭觀念變得真夠濃的�！�
　　我們學習布置自己的家，以此作為從整齊劃一的政治生活中退出的第一步。而我們學習的樣本正是酒店的房間布置。殊不知，酒店房間只是一種“標準客房”，它是依據(jù)某種標準而進行的“復制”，也因此，酒店提供的，仍然是一種“標準”的、整齊劃一的生活方式。
　　這一“標準”現(xiàn)在仍在“復制”著我們的生活方式。打開任何一家裝潢公司的廣告，我們所能看到的正是這一“標準”化的生產(chǎn)程序。無法不如此，因為“標準的”同時也就是“階層的”，它構(gòu)成了一種“標準”的中產(chǎn)階層的生活
　　模式。即使在家居的裝潢中，所謂的個人性并不曾真正體現(xiàn)。我們從階級話語中退身而出，卻在途中遭遇另一種階層的話語，并從中獲得了新的自我認同。
　　
　　娛樂聯(lián)想
　　
　　酒店還與娛樂業(yè)的重新萌生相聯(lián)系。
　　1984年7月12日《解放日報》的一則報道引起了我的某種想象，這則報道說：“上海賓館‘芳園’餐廳七月十二日起對外舉辦音樂茶座，開放時間為每天下午二時半至四時半，每位收費二元五角，其中包括飲料和西點。晚上還將播放彩色投影電視�！�
　　我讀到報道的時候，有一種恍如隔世的感覺。有關(guān)上海娛樂業(yè)的治理和整頓，一直是1949年以后這個城市重要的改造主題之一�？Х葟d，這個曾經(jīng)被視為“浪漫、悠閑、品位”等等的空間，在1949年以后所剩寥寥無幾，而且常常作為資產(chǎn)階級生活方式的符號而被批判。這一現(xiàn)象在1980年代以后，得到了根本性的扭轉(zhuǎn)。
　　在1980年代乃至而后的各種敘事中，首先浮現(xiàn)的是“老上�！钡纳�活形態(tài)。而且是被精心挑選過“老上�！钡纳�活形態(tài)，不是“棚戶區(qū)”，而是曾被排斥在“革命話語”之外的“百樂門”舞廳、黑社會、豪華公寓，等等。在這一意義上，1984年上海賓館“芳園”餐廳音樂茶座的悄然開放，可以視為某種社會的“征兆”。
　　饒有意味的是，當年的“芳園”餐廳茶座已不復存在，它已轉(zhuǎn)化為所有酒店大堂咖啡吧的模式，在這一模式中，我們并沒有多大可能領(lǐng)略所謂“老上�！钡娘L情，比如那種咖啡廳的浪漫或者品位的小資情調(diào)。我們感覺更多的，可能只是一種會談式的商務氛圍。嚴格地說，所謂“西方”，在我們今天的想象中，已經(jīng)分裂為兩個“西方”，一個是歐洲的“西方”，它存在于某種傳統(tǒng)的知識敘事中，并且常常依存于“老上海”的再現(xiàn)活動之中，而另一個則是活躍在今天全球化背景下的美國化的“西方”，是權(quán)力和財富的觀念混合，這一個“西方”才是我們今天主要的想象對象，甚至是主要的想象動力。
　　所謂的多樣化，從未真正存在，1980年代對多樣性的個人的生活空間或者生活方式的想象，最終被全球化的想象所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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