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實味——一個時代的見證_你還我一個王實味

　　權(quán)勢的影響往往是一時、一地的，而思想、人格的影響卻是跨越時空的。有時候一個悲劇人物給時代留下的影響遠遠要超過那些有權(quán)決定他生死的人。王實味被殺害已經(jīng)半個多世紀，王實味被最后平反也近10年了，然而，我們有關(guān)王實味的話題還剛剛開始切入正題。黃昌勇先生撰寫的《王實味傳》的出版（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使王實味真正浮出了歷史的水面，一口氣讀完作者歷盡10年艱辛寫出的這本傳記，我震驚了！

　　這不是一本普通的傳記，而是我們所生活的這個時代的見證。王實味的悲劇，絕不是他個人的悲劇，乃是整個民族的悲劇，整個時代的悲��！他的生死、命運，就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由他上溯AB團的那些學(xué)生娃子，微山湖畔王文彬的冤魂①，從他之后，胡風分子、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中千千萬萬知識分子的命運，冥冥之中都已注定。那些當年落井下石、打“落水狗”的人們最終都未能逃脫和王實味類似的命運，著名作家丁玲、著名詩人艾青等等都在革命圣地寫下了令后人難堪的人生敗筆，在王實味被殺10年后他們幾乎無一幸免地成了右派。他們曾極力想劃清和王實味的界線，不惜用世上最骯臟、最惡毒的言辭來詛咒、批判王實味，然而這個王實味陰魂不散，10年后仍把他們的命運牢牢地綁在了一起，歷史仿佛繞了個圈子，1958年的“再批判”把他們當年的文章重新放在一起發(fā)表、一起批判，還是逃脫不了“毒草”、“反黨反人民”的罪名。甚至周揚這樣的革命文學(xué)“班頭”也沒有逃過十年“文革”的厄運。更不必說陳伯達這些人，當然也沒有好下場。康生由于死得早，才得以善終。

　　當年王實味在延安為千夫所指時，人們也許壓根就沒有想到自己。我們這個民族的最可悲之處就是看見別人的人權(quán)遭到踐踏，甚至殺害，只要與己無關(guān)，總是選擇明哲保身，結(jié)果是誰也保護不了自己。所謂良知、人性、人權(quán)，所謂思想自由，言論自由，這一切我們何其陌生！

　　往往只有當災(zāi)難降臨到自己頭上時，人們才發(fā)現(xiàn)自己成了所有人無情射殺的目標，昔日的同志、朋友，甚至親人都紛紛站到對面去了。沒有左拉的《我控訴》這樣慷慨激昂的聲音，沒有“這不公正”的低吼，也鮮有追隨丈夫走向風雪彌漫的“西伯利亞”的女性。因而，那些在“文革”浩劫中，和丈夫一起選擇了自殺的女性將永遠值得我們尊敬。我始終相信為了做人的最基本的尊嚴，選擇絕路未嘗不是對自身生命價值的肯定。

　　王實味，在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史上不是一個孤零零的特例，他是一個見證，他的死也不是康生批準的還是李克農(nóng)批準的這么簡單。在他的身后，共和國的天空下，遇羅克、張志新、林昭、李九蓮、王申酉..….仍然沒有逃脫和王實味相同的結(jié)局，因為思想而被處決。

這個世界上只要有一個人的生命可以被隨意剝奪，只要有一個人的自由與權(quán)利沒有保障，那么對所有的人而言，他們的生命、權(quán)利和自由同樣將受到威脅。王實味只是一個投奔革命的普通知識分子，但他死后20年共和國的元勛功臣（如賀龍、彭德懷）也慘死在自己參與締造的這個共和國，甚至共和國的主席、執(zhí)政黨的第二號人物，以國家元首之尊也未能免于一死。這些人在王實味問題上立場可怕是一致的（比如賀龍），他們支持或默認了王實味的死，也就等于為自己掘好了墓。一個王實味的死，人命如草，當時除了領(lǐng)袖幾次發(fā)脾氣“賠我一個王實味”之外，我們沒有聽到任何聲音。歷史留下來的只有蕭軍一個人在一邊倒的批判聲中那聲怒吼——“讓他說話”，這個獨一無二的聲音60年后依然令我們感動。如果沒有這唯一的一聲怒吼，如果沒有溫濟澤等人為王實味冤案的平反所付出的努力，我們這個民族的知識分子將會更加無地自容，殺死一個王實味，意味著所有人的命同樣都是可以被草菅的，只要你不低頭，只要你還保持獨立思考，那怕你是最忠誠于這個主義也不行！

　　這本《王實味傳》起碼在以下幾個方面大大拓展了王實味的研究：

　　一、作者通過采訪接觸過當年秘密處死王實味的原始檔案資料的《賀龍傳》作者，揭開了王實味死亡之謎，以第一手的史料推翻了戴晴1988年發(fā)表的《王實味與〈野百合花〉》中有關(guān)王實味1946年春被殺，“命令只能出自賀龍”的推測，批準處死王實味的是社會部部長康生、副部長李克農(nóng)。沒有起訴、沒有審判、沒有上訴和裁定，也不需要這一切，在嚴酷的戰(zhàn)爭環(huán)境下，王實味這個被他所熱愛的革命黨所拋棄的人面臨的只能是“秘密處死”的下場。其實，就算在和平年代，有了逮捕、起訴、審判、裁定等法律程序又能怎么樣呢？“黨的優(yōu)秀兒女”張志新烈士不是死之前連可以喊“共產(chǎn)黨萬歲”的喉管也被扼斷了嗎？偉大領(lǐng)袖高瞻遠矚，總是希望留下一些反面教材（比如胡風、梁漱溟）。但人頭落地，人死不能復(fù)生，他再發(fā)脾氣，要賠他一個王實味也來不及了。所以，1948年9月1日他在李克農(nóng)就王實味問題所作的檢討報告的批示中寫道：“有所聲明即夠，不必議處�！�

　　二、作者是文學(xué)博士，對王實味投奔延安前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成就作了恰如其分的論述。在此之前只有倪墨炎先生在《新文學(xué)史料》1989年第四期發(fā)表過一篇《王實味到延安前的文學(xué)活動》一文。丁玲當年為了批判、否定王實味，徹底劃清與王實味的關(guān)系，1942年6月11日在延安中央研究院與王實味思想作斗爭的座談會上發(fā)言說：“作家是須要有作品的，王實味除了《野百合花》，《政治家·藝術(shù)家》而外，還寫過什么詩，小說么？”對此，黃昌勇先生指出，早在1933年9月出版的《中國新文學(xué)運動史》（王哲甫著，北京杰成印書書局）就提到了王實味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1926年開始，他先后在《晨報》副刊、《現(xiàn)代評論》、《創(chuàng)造月刊》、《新月》等現(xiàn)代文學(xué)史上赫赫有名的報刊上發(fā)表了多篇中、短篇小說，受到了詩人徐志摩、評論家陳西瀅等的重視，《現(xiàn)代評論》還破例給了他三十元稿費，這件事曾被傳為文壇佳話，載入了上述文學(xué)史中，而那時候他不過二十多歲。1930年，他的中篇小說《休息》被編入“新文藝叢書”，由中華書局出版，這套叢書中包括了沈從文、胡也頻、徐志摩的作品。

　　作者梳理史料，解讀小說，對王實味的文學(xué)成就進行了出色的評價，有力地回答了丁玲的那個問號。

　　三、以第一手資料再現(xiàn)了王實味在延安那段鮮為人知的婚姻。

　　作者曾兩次直接采訪當事人薄平，并參考了薄平的回憶錄《我與王實味》等第一手材料，比較真實地再現(xiàn)了王實味和薄平短暫的愛情、婚姻生活，為我們進一步了解王實味的情感世界，對他最后的命運都提供了一些不可或缺的可信的線索。

　　四、通過掌握大量可靠資料，對王實味青少年時代和奔赴延安前艱辛的南北奔波的生活歷程作了詳盡可信的描述。

　　五、對王實味之所以獲罪，他和其他延安知識分子的區(qū)別做了有說服力的分析。其中特別分析了《野百合花》發(fā)表后毛澤東雖然沒有親自找王實味談話，但他的秘書胡喬木曾兩次和王實味談話，還兩次給王實味寫信，指出《野百合花》的錯誤。而王實味對這一來自最高層的批評意見竟然置之不理，悲劇的發(fā)生因此也就在所難免。其實，王實味當時只要低頭認罪，學(xué)學(xué)丁玲、艾青他們，把自己作踐、糟蹋一番，也許就能逃過這一劫難了。王實味就是王實味，他不僅不認錯，還提出退黨，這樣他被開除黨籍、逮捕，最后被秘密處死的結(jié)局就注定了。

　　值得一提的是，當王實味被千夫所指，幾乎所有昔日的朋友、同志都將他當作敵人、站出來揭發(fā)他、批判他時，他依然善良地相信許多老朋友、老同志是被形勢所迫，他都能一 一諒解。在殺氣騰騰、聲色俱厲的批判會上，1942年6月4日，他仍然堅持說，到今天他還認為托派分子陳清晨和王文元的人性是好的，自己對這兩位老朋友還不能忘記。王實味在面臨厄運的人生關(guān)頭堅持自己對人性的理解、堅持思想自由和做人的基本良知，這一切在我們這個民族、我們這個時代都是多么難能可貴�。�

　　在這本《王實味傳》出版之前，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1月已出版了張鈞的《王實味全傳》，兩本傳記都為王實味研究做出了貢獻。但后者較為粗糙，錯誤不少。黃昌勇先生的這本傳記則十分嚴謹，是第一部建立在大量第一手資料基礎(chǔ)上的最詳實、最可靠、經(jīng)得起推敲的傳記。

　　今天，能夠為王實味立傳是社會進步的標志，我們感謝作者，王實味的同鄉(xiāng)——黃昌勇先生用他的心血為我們奉獻出了怎樣沉甸甸的作品。它的意義早已超越了一部書的意義，以史為誡，我們都深刻地認識到這樣的悲劇再也不應(yīng)該發(fā)生了，這是王實味以他41歲的生命，以他對真摯人性的終生追求所得出的血的結(jié)論。

　　2000年7月16日

　�、贀�(jù)韋君宜《思痛錄》（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168頁，“一二九運動”中的學(xué)生領(lǐng)袖，北平市學(xué)聯(lián)常委王文彬抗日戰(zhàn)爭時期在山東微山湖抗日，在“湖西肅反運動”中被定為“反革命”槍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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