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北大改革方案的合理與不合理

　　《北京大學教師聘任和職務晉升制度改革方案》征求意見稿公布之后，猶如一石激起千層浪。從目前網上文章（包括北大“校長信箱”等網上帖子）看來，反對的意見居多。這是否說明了一種普遍性？我認為不是。我在北大聽到的實際反應是：多數教師（包括多數副教授以下的教師）是總體上贊成這個改革方案的。盡管大家看到方案中有許多不足之處，但承認其方向是對的�！澳壳暗臓顩r沒有希望”——這是每一個北大老師都親身感覺到的，除非少數依賴現存體制已經得到許多不應該得到的利益者，以及那些學術素質很低而希望論資排輩以得到職稱晉升者。

　　北大需要改革，中國大學需要改革。大學要肩負起民族振興的義務，要對學生父母負責，要對學生本人負責。大學不是只應該保證甘陽的文章所說的“教師的權利”，還要保證國家的權利、家長的權利、學生的權利！難道這些大學經費的賜予者的存在就僅僅是為了保障“教師的權利”嗎？翻翻北京大學2002年所提的“正教授”、“副教授”的檔案，看看有多少不合格的？數一數“博導”中有多大不稱職的比例，有多少人一輩子連一篇象樣的文章都沒有？計算一下北京大學正教授的數量與科研成就的比例數字，比一比國際差距？問一問有多大比例的教師還在專心做學問？……把這些搞清楚了，再說話不遲！然而，奇怪的是，很少文章對這個改革方案的成果給予肯定。

　　比如，關于不留本院系應屆畢業(yè)生，這在外國大學都是慣例，在北京大學的許多院（系），實際上也推行多年了。有的院系為了防止博士生中真正的人才外流，采取限定比例的辦法，比如1/3引進，1/3接受外校博士生，1/3留本院系博士生；
有的則規(guī)定自己的學生一個不留。這實際上是一個已經落實的政策，居然也遭到反對。根據觀察，我并不認為外校的博士生培養(yǎng)水平都比北京大學的低；
我看到的在北大的一些院系倒是存在著誰有權力就留誰的學生的現象。有的教師把自己的學生留下2-3個甚至4-5個，然而連他自己只是有名無實的“學術帶頭人”，他的領域連一門好的課程都開不出來。留下那么多學生有什么用？“人才”的產生需要很復雜的條件，也需要時間。一般情況，文科的博士畢業(yè)生是否是“人才”，至少需要看他（她）畢業(yè)后5年時間的努力，然后才能判斷他是不是“人才”。在剛畢業(yè)的博士生中，恐怕只有極少數“天才”才能宣布自己是能夠支撐北大未來的人才吧！

　　再如，“有限次申報職務晉升”，這一條是有其合理性的。北大改革90年代以來形成了一個傳統：除了學校搞的什么一刀切的“破格”外（盛行于1992-1996年期間），正常的晉升，第一次申報者，條件再好也很難以通過。結果，許多人明明知道自己條件不夠，也要連年申報以便“打基礎”、“造印象”。經歷長期的“奮斗”，一般都會最終得到學術委員們的同情。這樣，標準也沒有了，教師的精力也轉移了，委員的時間也浪費了。據說有一個學院，有3名“正教授”是依靠述職報告時的眼淚打動了學術委員，因為他們申報次數太多，折磨得一肚子苦水，最后終于變成淚水。而實事求是地說，他們根本就不夠格，甚至連文件規(guī)定的“副教授”的水平都沒有。另一種情況是靠關系或自己的權力，試“運氣”，在明知道自己條件不夠時，也大膽申報，甚至由于自己有“關系”與“權力”的優(yōu)勢，常常打敗那些遠比自己優(yōu)秀者而獲得晉升。限定申報次數，至少增加了這樣一批人的風險，使他們在升報時認真掂量一下自己的水平，而不是顯得十分顢頇與霸道。

　　設立教授評議會是很好的方法。如果評議會的權力有明確規(guī)定，會起到很好的作用。一些院系的學術委員會被一些不學無術而又嫉妒他人的人把持，一貫評出顛倒黑白的結果，教授會是有力的制約。但是，這一條也居然有人反對。文件中規(guī)定2003年以后，空缺教授必須1/2指標由校外聘請。這一條一點也不過分。實際上，北大近些年來評的“正教授”，至少有1/2不合格，有的院系連續(xù)多年都是3-4個指標，而評的正教授沒有一個有合格的成就。要書有書，要文章有文章，就是沒有什么影響，連自己系里的學生都不知道、看不起。這樣的教授群體，拿出1/2的指標從校外聘請難道多嗎？至于1/4的副教授、1/3的講師的流動比例，恐怕在北大在實行98-5計劃前，許多院系的自然流動就已經超過了這個比例，只是流動出去的多是優(yōu)秀的。這難道沒有觸害“教師的權利”嗎?目前體制下那些兢兢業(yè)業(yè)的、有成就的教師難道不是在被嫉妒、被排擠中過日子？有的院系教師一致認定的情況是“誰做學問誰倒霉”，“教師的權利”何在？

　　總體看來，遭到許多反對意見的北大改革方案僅僅有“一點兒”改革力度，而不是文件所宣稱的“有較大改革的力度”。它有以下突出問題，更削弱了其“有限的”力度：

　　1．缺乏生態(tài)系統觀

　　一個大學需要教授、副教授、講師等不同的職稱，也需要一些人終身當講師或副教授；
同時由于自身與教育的條件不同，并非教師中每個人都可以奮斗到當教授。然而，中國人的平均主義觀念十分牢固，認為凡是在大學教書，必須要當到教授。這種平均主義的認識貫穿在北大文件中。甘陽的文章集中批評這個思維癥結，是很值得肯定的。近些年，北大有許多中青年教師覺得自己沒有希望晉升正教授，就已經放棄了競爭，甘愿當副教授到退休。然而，這個文件卻逼迫他們必須當教授，否則離開。這既不符合生態(tài)分布原則，又是在給改革制造障礙。而制定文件者卻津津樂道地在這個極其錯誤的思路上大做文章，真是誤入邪道！

　　2．弱勢群體成為改革對象

　　北京大學同其他大學一樣，官僚化近年來不斷發(fā)展。有了官在大學里就有了一切。多年脫離教學崗位、沒有成果,也可以評教授、博導；
還設置什么“管理學教授”、“思想政治工作教授”分配給那些從沒有上過講臺者；
把一個小官的工作量計算得比一個教師辛勤一年的課程還多；
有的院系的官兒壟斷了98-5科研項目……官僚體制才是北大改革的真正對象。然而，北大改革方案并沒有觸動這些，而是首先改革教師這個弱勢群體，真是匪夷所思。

　　3．“正教授”不應該進保險箱

　　目前，北大正教授中至少有2/3不符合文件規(guī)定的標準，可是他們卻進了保險箱。北大許多院系20多名甚至3-40名正教授指標，崗位都已經填滿了。后來者已經很難辦了，已經走到盡頭了。對正教授有所動作是改革所需。當然，正教授年齡一般都50多歲了，并且為北大貢獻時間長，把他們趕走自然不合情理，但作一些改革還是可以的，比如把其中的確實沒有什么學術貢獻、水平很低的正教授改為“高級講師”，待遇不變動，這還是可以的吧？也可以想一些其他辦法。正教授把職位占滿了，而平均水平又不高，這難道不是問題的一個關鍵？

　　順便指出，有人提出設“終身教授”職務來改革正教授，這是一個中國傳統的制造頭銜辦法，蹩腳之極！至于“終身教授不退休”的建議，更是荒唐無稽。據人文某系的一些老師反映：如果80多歲的某某某教授趕快退休、少發(fā)點教條主義的言論，他們系的學科發(fā)展不至于象目前這個狀況。

　　總之，本人覺得北大改革方案是一個很小的動作，是一個片面的、平庸的方案,但它卻激起了這樣多的反對意見。在反對意見中，有幾條是站在改革的立場上的？有幾條是出于對北大實際情況的無知？有幾條是站在自己利益的立場？就北大方案本身而言，是否改到要害之處？是否能夠落實而達到文件設想的目的？……有許多問題是值得反復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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