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思:我比黃仁宇看得透

        發(fā)布時間:2020-04-11 來源: 感悟愛情 點擊:

          等這些看清楚了,你再看歷史,你會發(fā)現(xiàn),你跟前的歷史都跟庖丁解牛似的,目無完牛,全是關節(jié),一刀下去,嘩啦就開      《炎黃春秋》雜志社編輯部,簡單的午飯后,歷史學家吳思在辦公白紙上計算“一個中國煤礦工人的命價”。一般地,老板開價3到5萬,政府發(fā)文件提高補償力度,定為20萬,吳思從龐雜的歷史數(shù)據里得出自己的答案:應該是66.27萬,官價的3倍,老板價的20倍。這是一個煤礦工人對自己生命的正確估價,他從20個省歷年的礦工死亡統(tǒng)計數(shù)據計算得來。他在這組數(shù)據旁邊畫了一條“命―財曲線”,說明一個人的財產狀況和生死性命之間的關聯(lián),因曲線形狀酷似跪地之人,他稱之為“彎腰下跪”!皬澭鹿颉惫卜秩,其中一段,便是他在書寫中國歷史時的一個著名發(fā)現(xiàn):血酬定律。
          
          從血酬定律、元規(guī)則、“暴力最強者說了算”,到更早前的潛規(guī)則,過去幾年,吳思借用、杜撰了一系列民間詞匯,稱呼那些他游歷過的但未曾被正式命名的歷史景觀、人間對局。他創(chuàng)造了中國歷史嶄新的通讀方式,對因果的冰冷揭示取代了對史料的溫情嘆謂,因對筆下世界深情、專注而來的自信,畫完“彎腰下跪”后,吳思說:“我比黃仁宇看得透!
          
          懷疑
          
          1966年,9歲的吳思上小學三年級。一天,他帶著弟弟,在母親教書的校園里玩,忽聽得鑼鼓喧天,便跑去看熱鬧。只見一隊人馬押著幾個頭戴高帽的人游街,其中一個便是自己的母親,罪名大概是“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或是“地主資產階級的孝子賢孫”。對吳思來說,“文化大革命”是從那一天開始的!拔母铩背跗陂L時間停課,被父母鎖在家里,一邊管弟弟,一邊亂七八糟地讀書,主要讀小說和回憶錄。閱讀嗜好是那時候養(yǎng)成的。
          1968年,吳思隨母親去河北省文安縣商業(yè)部五七干校下放勞動,兩年后,回北京,在石油學院附屬中學讀書。當時家住父親工作的軍隊大院,很受所謂“大院文化”的熏陶。他們一家住在六機部七院,即后來的國防科委,看到的盡是將軍、大校和國際專家,住宅樓也是這么分的,先是將軍樓、專家樓、大校樓,后是校官樓、尉官樓,一般職工住平房,等級鮮明。
          1976年3月,高中畢業(yè)到昌平黑山寨公社慈悲峪大隊插隊落戶。半年后當上生產隊指導員、大隊黨支部副書記,整天忙得焦頭爛額,狼狽不堪,是一連串的失敗體驗。兩年后,當21歲的吳思離開這里時,他意識到教條的支離破碎,也在自己身上體會到了人性的激烈沖突,理解了宗教信徒內心世界的矛盾,理解了許多心理防御和升華機制。
          第一次和貧下中農打架是在1976年5月,下鄉(xiāng)插隊后兩個月。生產隊麥田正澆灌漿水,社員自留地上的土豆還旱著。誰澆誰不澆、早澆或晚澆,和收成關系甚大。生產隊副指導員吳思帶領一幫社員日夜輪班澆麥,他的指示是,集體的麥子不澆完,不向自留地供水。
          開頭幾天,有社員向隊委會提意見,抱怨自留地澆不上水。指導員和隊長向吳思轉達了意見,他用幾句書本里的大話將他們頂了回去。為了打退自家小生產的進攻,吳思發(fā)動輿論攻勢,召集本隊團員和青年積極分子開會,討論用水中的兩條路線問題,還在黑板報上發(fā)表了題為《危險的口子》的評論,通過大隊的大喇叭廣播出去。這種從報紙上學來的宣傳招數(shù)不太管用,夜里總有扒口子的人,社員偷偷截水澆自留地。
          一天下午,他在巡渠時看見一位年近40的正牌貧農扒水澆自留地。吳思上去制止,先說好話,不管用,正牌貧農罵副指導員不顧貧下中農的死活:“你們知青有飯吃,就往死里整我們貧下中農!你干脆一鐵锨劈死我得了!”說著還伸過頭來。吳看說空話沒用,便自己動手堵水渠,你堵一鍬,我扒一鍬,最后演變?yōu)橥仆妻,吳腳下一滑,一個趔趄跪在一塊尖石上,當時膝蓋就腫起來了。正牌貧農怕事,立刻住手,倉皇退走。
          隊委會開會專門研究用水問題,吳思堅持自己的觀點。隊長并不和他正面爭論,說毛主席說貧下中農的吃菜問題也應該重視,再說,分給社員自留地也是毛主席的政策,地分給人家了,就不能不讓人家種,不能不讓人家澆水。他建議白天集體澆麥子,夜里社員澆自留地,誰先誰后,抓鬮決定。隊委會7個成員,6個同意他的意見。
          另一次受挫是“星期六義務勞動”。下鄉(xiāng)插隊之前,吳思在中學當了幾年團支部書記,按《偉大的創(chuàng)舉》中的教導,多次組織過“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到農村后,他接任第三生產隊的團小組長兼青年突擊隊隊長,又把“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搬到了農村。第一次成功嘗試后,他作《流汗歌》一首,發(fā)在黑板報上,詩寫得有些矯情。在勝利的鼓舞下,他又有了更宏大的設想:將不計報酬的義務勞動,從每周一天逐步增加到兩天、三天,最后取代有報酬的勞動,在他們生產隊,繼而在他們村,率先實現(xiàn)共產主義勞動分配形式。吳思后來說,我的計劃比大寨還“左”。三四次后,主動參加“星期六義務勞動”的社員只剩下吳思自己。這一次,副指導員吳思對貧下中農永不開化的覺悟有了點憤恨。
          回顧對農民的情感變化,吳思有個驚奇發(fā)現(xiàn):當年的憤恨變成了贊賞。意識形態(tài)把工農大眾描繪成精神最干凈、最關心集體、最大公無私的圣人集團,抬高了他的期望值,一旦失望便滋生恨意。而現(xiàn)在,高調的意識形態(tài)轉變?yōu)槿祟惱硇、自利的假設,期望值已經降低,對烏托邦社會的憧憬變成了對利益制衡體制的認同。此時心態(tài)平和,把追求個人溫飽、個人利益的行為視為當然,發(fā)現(xiàn)更高的自我約束則倍感珍惜。
          
          重建
          
          下鄉(xiāng)插隊之前,1974年,他曾在當時最革命的石油戰(zhàn)線當過一個月的翻砂工。他發(fā)現(xiàn)工人們每天只干三四個小時的活兒,有人多干了,就有熱心的師傅勸他注意群眾影響:你這樣干可能提高定額,連累大家,群眾會對你有意見。后來他在大港油田干活,以中上等速度干兩個小時,師傅就過來制止,說一天的定額已經完成。他大惑不解:最先進的階級為什么也偷懶怠工?
          上山下鄉(xiāng)兩年,吳思體驗到了劇烈的沖擊。他中學時代在心中構建的教條圖景,接觸農村實際后,遭遇重創(chuàng),他無法分析原因,甚至無法表達這是一種什么樣的重創(chuàng)。“從離開農村上大學到現(xiàn)在,潛意識里可能一直在做一件事。與其說是關注中國歷史,不如說是希望對中國社會和歷史做出準確解釋。我在應對自己的失敗,努力在原有價值觀崩潰后重新站起來,找到可以把握真實世界的觀念。這個意義上,插隊兩年對我影響深遠,直到現(xiàn)在,我仍在應對30年前的失敗,仍在對失敗做出反應。很大程度上,這不是我的個人問題,我的特殊性高濃度地包含普遍性!
          對他而言,當時最真實的心理轉變,是凌云壯志變成了上當受騙后的憤怒和迷惘。革命熱情逐漸冷卻讓他深感恐懼,他調動全部力量與之對抗,呵護心中的每一顆火種,鼓起腮幫子吹出火苗。這時,他寫出了此生最革命的幾句詩:“火紅的黨旗呼啦啦地飄!我們是黨旗上的鐮刀!我們的熱血在黨旗上燃燒!”
          除了尋找對現(xiàn)實的解釋外,他也在尋找對人性和自身的解釋,在艱難困苦的插隊兩年里,他發(fā)現(xiàn)了自己的另一面,“我身上有許多自己根本不知道的暗處,我的本性與自己想象中的相去甚遠!边@影響了他對別人的看法,也影響了他對一般人性的看法。跳出教條后,他明白了一個道理:人性基本上是相似的,個人對自身利益的追求構成了均勢,社會因此正常運行。確實有精神上的自覺,但僅靠某個階級的覺悟和自律是不夠的。任何一家獨大的格局都會損害全局并最終傷及自身。這種來自生活經驗的認識,便是他從信仰烏托邦轉而信仰利益制衡體制的依據。實際上,這也注定了吳思日后懷疑用“五階級論”描述出來的那些“中國通史”。
          他找了很久,總想找到解決疑惑的新框架,找來找去都不甚理想,只好自己杜撰,最重要的,是有了杜撰的勇氣!翱纯茨切┍磉_我們經歷的老詞語,從‘紅衛(wèi)兵’到‘插隊落戶’,從‘人民公社’到‘生產隊指導員’,所有重要概念及其所指,幾乎全部消失了。每個概念都需要解釋,還要有許多制度性介紹才能被后人或外人理解。滄海桑田般的歷史變遷,就在我們眼前發(fā)生了。從史料的累積和掌握上看,我根本夠不上歷史學家,但如果說對歷史的看法,對歷史的判斷,我覺得中國那些很有名的歷史學家也不見得比我好。他們經歷的許多事情我也經歷過,他們受過的許多苦難我也受過,甚至更多,他們所缺乏的理論武器我現(xiàn)在比他們還多一些。所以我覺得在見識上并不比他們弱,說不定還比他們強!
          上山下鄉(xiāng)改造了吳思的世界觀。在貧下中農的教育下,他的眼睛和眼中的世界徹底改變了,他自嘲說,“變得越來越像‘老鼠’了”,善于在黑暗中發(fā)現(xiàn)利益和危險――“賊眼賊亮”。正是這一眼光,讓他日后在中國歷史里看到了潛規(guī)則、元規(guī)則和血酬定律。吳思確信,對于啟蒙中的中國人而言,最具人文關懷的事,便是解釋清楚現(xiàn)象,說清楚現(xiàn)象背后的規(guī)則,這是我們傳統(tǒng)文化里最缺失的一課。
          
          杜撰
          
          1977年恢復高考。消息流傳的時候,他正在大寨參觀,和同樣是積極分子的同伴商定:扎根農村,不做逃兵。1978年秋,他考入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考分到達村里的時候,人家跟他說,你的分數(shù)特高,趕快去看看。他不動聲色,回到宿舍,取出鐮刀去看秋。所謂看秋,就是秋收季節(jié),總有人偷東西,大隊要派個最愣的人去看護。他每隔三五天就能抓到一個,是村里的最高紀錄。他拎著鐮刀往村外走,走到沒人荒地,按捺不住,一口氣跑到山梁上,大氣不喘,蹦得老高?裣仓啻蟪砸惑@:我不是一直繃著不去高考要扎根嗎?不是一直繃著對學大寨的偉大事業(yè)戀戀不忘嗎?由此他也得到一條心理經驗:人往往并不了解真實的自己。
          1982年大學畢業(yè),到《中國農民報》(后改名《農民日報》),先后任記者、編輯、總編室副主任、群工部副主任、機動記者組記者。10年后,寫了自己的第三本書,《陳永貴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國的試驗》,也是他獨立完成的第一本書,又10年后,因為這本書,他惹了一場官司。
          輸了官司當然不是好事,損失了兩萬元,頂一年的工資,再加上律師費,一半稿費就沒了。但他另有所得。最大的收獲,是對司法系統(tǒng)的了解,對敗訴者心境的真切體驗。認識與體驗畢竟不一樣,當赤裸裸的真實邏輯、規(guī)則砸到你頭上時,你才能體會“被宰割的痛快”,體會其間涌動著的情感和微妙心境。
          潛規(guī)則是他杜撰出來的一個詞。他還想過別的詞,比如灰色規(guī)則、內部章程、非正式制度等,總覺得不如前者貼切。這個杜撰并非憑空捏造,而是來源于真實生活。
          在《中國農村報》做記者時,一封讀者來信說,開封地區(qū)農業(yè)部門領導者大量批條子,把按計劃分配的平價化肥批給自己的私人關系,私人關系再轉手,牟取暴利。其實,這是后來司空見慣的“雙軌制牟利”和“權力尋租”:政府壓低價格,制造出一大塊利益,這利益本屬于民眾,但官員運用權力把它拿走了。當時他大學畢業(yè)不久,見到此等丑事立即亢奮,急不可耐邀了兩位同事下去調查。
          那些“條子”保存完好,像機關單位里的公文檔案,沒有任何見不得人的擔心。外面視之為丑惡交易,內部人卻安之若素,視為當然。采訪結束時他明白了一個道理:在種種冠冕堂皇的明文后面,實際上存在著不成文卻獲得廣泛認可的規(guī)矩。
          這次調查所得和閱讀《萬歷十五年》時的體會,有了某種契合。該書他讀過不下5遍。1986年初讀時,只覺得好,說到了要害,而要害究竟何在,他卻理不清。找到“潛規(guī)則”這一觀察角度,讀史時開始留心那些不明說的規(guī)矩,即隱藏在正式規(guī)則之下、實際上支配中國社會運行的規(guī)矩。有了這段積累,再看《萬歷十五年》,便發(fā)現(xiàn)黃仁宇繞來繞去一直想說明白的,正是這“潛規(guī)則”。黃仁宇清楚,明代社會絕不是按照公開宣稱的正式規(guī)范運行,冠冕堂皇的道德法令大體只是說說而已,于是他努力描繪真實情景。但到底按照什么規(guī)則運行,他卻沒能點透,更沒有分析追究其形成機制。黃仁宇確實抓住了要害,卻沒能把這個要害揪到亮處!鞍阉疅骄攀喽,但差一把火,沒到沸點。黃仁宇像一個故事高手,合情合理地講出一個個令人吃驚的結局。海瑞一身正氣、刻板教條,結果失敗了;張居正算計深遠、布置精巧、聰明過人、不擇手段,最后也失敗了,都是被人告倒的。按圣賢教導辦事的倒了,不按圣賢教導辦事的也倒了,這到底是為什么?是偶然還是必然?是特例還是通則?”余味撩人。他不愿意放下這模糊和不足,便把它們單獨拎出來討論,并且給這類可以總結出模式的現(xiàn)象起了名字。
          上世紀90年代,腐敗成風。有個問題一直困擾他:明朝朱元璋反腐力度大,動輒殺頭,殺人如麻,把皮剝了填上草,掛在大堂,警示貪官,為何腐敗仍一塌糊涂,到后來慘不忍睹垮臺了?他隱約感覺可以用內部章程或潛規(guī)則解釋。揪著朱元璋時期的明朝仔細看了個究竟,潛規(guī)則漸漸清晰了,覺得可以寫一篇文章。他跟人家瞎侃,說我看到了什么什么,人家一聽,你寫出來吧。他寫了第一篇《當貪官的理由》,意猶未盡,又寫了五六篇。那時他對歷史讀得深入,量越來越大,就進去了,欲罷不能,越來越往里看。
          在描述了造就潛規(guī)則的力量后,他繼續(xù)追究隱藏在各種規(guī)則深處的規(guī)則,終于,他看到了決定規(guī)則的規(guī)則。
          讓他感覺到心臟收縮的,正是“元規(guī)則”這個詞。它一跳出來,他就感覺被擊中了要害。所謂血酬,即流血拼命得來的酬報。元規(guī)則的概念提出更晚,也更深入:所有規(guī)則的建立,說到底都遵循一個根本規(guī)則,“暴力最強者說了算”。它非常殘酷,又的確是真相。一針刺出,心臟收緊,先前的那些描述,就只能算是窺見了獵豹身上的斑斑點點,功力不足又急躁冒進。幾年前拼湊出來的《中國通史的一種讀法》只能算是臨時性的草圖,少了論證,多的是文藝性猜想,隨著對元規(guī)則的了解,草圖全面更新。
          他逐漸養(yǎng)成習慣,對各種歷史動機和因果做極其清晰的計算,包括物質和精神力量。他認為算明白之后,才能看清蒙蔽,看清什么說法成立,什么說法不成立!暗冗@些看清楚了,你再看歷史,你會發(fā)現(xiàn),你跟前的歷史都跟庖丁解牛似的,目無完牛,全是關節(jié),一刀下去,嘩啦就開。”
          他看歷史上的那些清官、貪吏,不是簡單的頌揚和鞭撻,他知道背后的關節(jié)在哪里,一刀下去,便多了些理解!敖洑v了那些磕磕絆絆、頭破血流,在廢墟中建立新的理解和框架,我就覺得扎扎實實,全都是在血肉中碰出來的。我刨一下就是一個坑,我可能算錯三五鎬,但你要說我多數(shù)錯了,不可能,你算不過我。這符合中國老百姓的實際算法!彼杏X無堅不摧。
          “潛規(guī)則”、“元規(guī)則”出來后,批評接踵而來:貪官污吏身上的臟水、污濁全被吳思的“潛規(guī)則”清洗了,見不得人的事有了自我安慰的借口,瞧,都是“潛規(guī)則”、“元規(guī)則”啊!“這一批評我認了,同一個東西,就看你怎么用了,但是還應該算算賬。一方面,官場上有人拿來干壞事,另一方面,老百姓看清了真相,不會再被假象迷惑了。收支相抵,到底是正數(shù)還是負數(shù)呢?我覺得是正數(shù)。官場上那些勾當,你不說他也懂,早就無師自通了,就好像爭奪猴王時心里的計算一樣,很少有人能說明白,但是猴子都會算。老百姓則不然,他們離得遠,官府顯得莫測高深,你不說,他們就被蒙在鼓里,需要付出很大代價才能明白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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