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雋　回到繁榮期是不可能的

　　連馮小剛拍的片子，都去不了廣州進不了上海，何況是香港人要拍兩邊討好的片子？ 　　 　　“你不要問我如何報名參加香港電影金像獎，你先把電影拍好再說。再說，你拍電影又不是為了這個獎。”
　　香港金像獎主席文雋，不，前香港金像獎主席，自從今年的“辭職風(fēng)波”之后，他的手腕上就換了另一只手表。而在過去四年，他一直戴的是有金像獎標志的手表。
　　“我一口答應(yīng)了做這個主席后，發(fā)現(xiàn)花在上面的時間太多了，現(xiàn)在卸任了，有松口氣的感覺�！闭�好他也一直在杭州、上海間跑來跑去籌備新片《婚禮》，六月中開拍。
　　
　　這是一個動作敏捷，作風(fēng)務(wù)實，表情慧黠，性格直率的男人。香港電影很好看，他的故事可能比電影還有趣。但他“不會告訴你的”。
　　文雋熟讀各類雜志，并且絕對分得清《南方人物周刊》和《南都周刊》，比記者本人更了解這個行業(yè)。如果你對某部電影露出白癡一樣的表情，他毫不掩飾他對年輕人善意的失望和寬容：“你做記者才三年，我做了三十年，年輕人，有天分，夠敏感，最重要的還是要勤奮，會不會記筆記……”
　　作為表率，他掏出隨身帶的小黑皮本，左邊是“八榮八恥”，右邊是黃巢的《菊花賦》，還有他東一耳朵西一耳朵聽來的葷段子。他熟知坊間各式八卦，更重要的是，他知道哪些能說，哪些不能說。他懂得江湖，既彪悍又細膩。
　　在一寸一寸移動的出租車上，他甚至提起幼時家貧，一邊上學(xué)一邊做家教，卻酷愛讀書，發(fā)奮寫文只為糊口，早上7點鐘導(dǎo)演要劇本，晚上就要寫出來……他的港式普通話既流利又誠懇，但這樣的前世今生，只得一瞬間――北京的暑天太熱，車流太密，時間太緊張，不適合追憶。
　　香港逼仄，文雋雖然生得身材短小，卻作為監(jiān)制、制片、編劇和經(jīng)紀人，在充滿名利是非、快意恩仇的江湖中獲得好評。很多人知道舒淇當(dāng)年的成功轉(zhuǎn)型全賴文雋擺平，《陽光燦爛的日子》是“曉慶姐”在做頭發(fā)的時候，他坐在后面聽她講起，才得以成就12年前的大導(dǎo)演姜文。
　　他還是《古惑仔》系列、《華英雄》等“打片”的幕后推手。在《大內(nèi)密探零零發(fā)》中，他放下當(dāng)年金像獎主席的身段飾演“紫禁之巔”的搞笑的陸小鳳，并且令很多學(xué)生不能忘懷《玉蒲團之官人我要》。他喜歡開玩笑，隨時隨地，有著生動、脫跳的表達能力。他快言快語，希望你和他一樣思維敏銳，便于感同身受。在暴曬的陽光下他微微皺著眉心。他事務(wù)繁忙，遠不止都市報上每月他所提供的60-70篇專欄。
　　文雋爭分奪秒，不肯浪費時間，我們的訪談時段包括咖啡館之32分40秒，出租車上的35分2秒，演播室里21分50秒，出租車上又28分13秒，最后茶餐廳之33分鐘。只談電影，不談江湖。
　　
　　“京廣中心”是怎么樣的一個招待所？
　　
　　17年前的一個寒冷冬天，文雋第一次北上，“那時北京黑黑的”。他也沒想過，1990年之后，他會和北京結(jié)下不解之緣。
　　“1990年，你知道多敏感的日子。那時候，不是很多人愿意回來的。對我們這樣的香港仔來說，祖國大陸是遙不可及的地方，是不可能回來的。我兒子是在加拿大出生的。那時大家都說，趕緊去加拿大生小孩子，給他將來留個后路�！�
　　1990年冬天，太原的喬家大宅開拍《大紅燈籠高高掛》，文雋所在的出版社到太原給鞏俐拍“卸影集”，完事后到北京，轉(zhuǎn)機回香港。到北京住的是京廣中心，他心里小聲嘀咕，“京廣中心”是怎么樣的一個招待所？是不是也和太原的一樣，10點以后就沒電了，也沒電梯的？很久以后他才知道，京廣中心便是北京最高的建筑了。
　　“那時北京還是黑黑的。東三環(huán)都是黑黢黢的白楊樹�！薄拔乙粋�人，”文雋說，“在電梯里，忽然一個女仔對我露齒而笑。我知道初到北京，還沒有當(dāng)?shù)厝苏J識自己，這一定是香港人無疑了。”
　　他原本就天生好奇活潑，每到一處都會查找地圖，，找好吃的，好玩的地方。他于是巴巴地對女仔說，“你今天約誰吃飯嗎？你無論和誰吃飯，我都跟著你好嗎？”
　　女孩說好啊，等下班和經(jīng)理吃完晚飯，就去卡拉OK吧。文雋沒想到北京還有卡拉OK，又驚又喜。“結(jié)果一進門，十桌有四五桌叫我的名字。原來他們都是在北京工作的香港人。他們晚上坐自行車帶我去北海啊，三里屯啊，充分滿足了我的好奇心。”
　　“那時我剛好在北京籌備一個片子叫《告別紫禁城》，羅文、莫少聰演的。1991年的春天在北京籌備批文（那時電影還是協(xié)拍的），常住在亮馬河。有一天，從頤和園回亮馬河的路上，天上掛著很安靜的月亮。我心里想，我腳下的每一寸土地都是一段歷史。我在東交民巷走過，想當(dāng)年溥儀就跑到這里，也是感慨頗深。我們上學(xué)的時候，根本沒想過去看圓明園、紫禁城。我必須利用我當(dāng)導(dǎo)演的機會，好好在大陸跑一次。”
　　
　　“1992年我拍的第二部片子叫《狹路英豪》，這是姜文和萬梓良主演，周曉文拍的，后者當(dāng)時被認為是第五代導(dǎo)演里最有商業(yè)頭腦的導(dǎo)演，拍過《瘋狂的代價》、《秦頌》等。我參考的是美國的《午夜狂奔》，中間還在北京飛車。利用這個片子，我到內(nèi)蒙古、廣州、武漢跑了一圈，和姜文結(jié)下了深厚的‘戰(zhàn)斗友誼’�！�
　　
　　我有幸是這么棒的片子的制片人
　　
　　正是有這一段因緣，才有了劉曉慶跑到香港，為姜文《陽光燦爛的日子》拉投資。
　　“她在蘭桂坊弄頭發(fā)。她說，文雋啊……我就說，哈哈哈�！�
　　“我也認識王朔，他曾經(jīng)有兩本書《我是你爸爸》和《動物兇猛》的繁體字版是我出版的。我認為《動物兇猛》去除文革背景后，其實是一個青春成長故事，即便在國際上也是可以被接受。我認為這個題材的故事可以拍�！�
　　“我見過很多人，有些人拍電影是為了生活，有些是為了賺錢，有些是為了得到某些榮譽，我們后來看到很多拿獎的電影，心里都會很奇怪：為什么會拿獎？
　　但我覺得姜文是為了電影而生的。你和他聊天，他五句話里，有四句是在談電影，他的才氣和熱情我都很認同。
　　他后來出書談這個片子的誕生，說香港的投資人逃跑啦，還有人說，文雋在拍三級片，其實，那是他們在調(diào)侃。哪有那么容易就拍三級片呢？其實我在跑他們超預(yù)算的100%的資金。
　　《陽光燦爛的日子》后來算了一大堆賬，原本我們的預(yù)算是一百萬美金，后來是兩百萬美金，超了100％，后來的很多錢都是我墊出來的。我都沒當(dāng)一回事，因為我有幸是這么棒的片子的制片人�！�
　　“1995年，有兩部國產(chǎn)片是最火，一部是《陽光燦爛的日子》，一部是《紅櫻桃》，聽說票房都過了幾千萬�！�
　　人物周刊：有人說，你策劃的《我的兄弟姐妹》與你的本色風(fēng)格如《古惑仔》完全不同，明顯看出你是在刻意經(jīng)營――依照內(nèi)地電影生產(chǎn)的游戲規(guī)則，精心炮制，旨在面對內(nèi)地大眾（見石竹青的《流年光影――香港電影：“七九新浪潮”之后》），你同意這一看法嗎？
　　文雋：從上世紀80年代起，與電影創(chuàng)作有關(guān)的工作我都做過，什么類型的片子我都做過。我20歲出頭，就給張國榮、陳百強寫電影《喝彩》，也寫過武俠片等各種題材的劇本，國產(chǎn)片我是駕輕就熟。《省港風(fēng)云》、《停不了的愛》、《風(fēng)云》，這樣的題材都是“男盜女娼”。
　　1991年在北京拍戲的時候，聽說有一個片子非常好看，觀眾哭得一塌糊涂，叫《媽媽再愛我一次》，賣拷貝賺了很多錢。我心想，這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一個悲劇嗎？我也能做得到。
　　當(dāng)時我監(jiān)制了《決戰(zhàn)紫禁城》、《我愛777》等片子，我想拍一個悲劇。就有人說，不要拍，萬一賠錢，這就是我們老板的悲劇了。我看過一個美國片，在冰天雪地里把弟弟妹妹送給別人家。這個給我印象很深，這就是我為什么選在哈爾濱拍的原因。你要悲劇寫得好，就要把這些主角寫得很快樂，很開心，這樣家庭分開的時候才會特別可憐。
　　1992年，香港人回大陸拍片子，都是拍武打片， 不關(guān)心生活，但是我拍的《狹路英豪》講的就是北京的公安去追擊香港的大盜。我早就知道這些游戲規(guī)則。什么迎合，都沒關(guān)系，我有那么笨嗎？其實《我的兄弟姐妹》就是一個1991年的靈感，醞釀很久的念頭。
　　很多新導(dǎo)演對我說，文雋，我拍這部片子，我一定要拿獎。這些都沒必要的。導(dǎo)演俞鐘就沒有說這樣的話。我看《我的兄弟姐妹》的樣片，沒有音樂，沒有效果，我都感動得淚流滿面。
　　
　　最大的限制是內(nèi)地電影沒有分級
　　
　　人物周刊：我們這一代人，很多人是看香港電影長大，有些人就是“錄像廳”一代。
　　文雋：現(xiàn)在香港電影在內(nèi)地老百姓的心目中越來越淡出了，確實是沒有一部香港電影你們是非看不可了。你們過去看錄像，看電視，那時沒有選擇。就像我們1960年代初的時候，我們也沉迷于日本的偶像。到了70年代香港就有了自己的偶像。現(xiàn)在你們已經(jīng)有了自己的偶像和明星了。你們有了李宇春、蒲巴甲、新的林黛玉了。
　　有些事情不能回頭。香港電影要回到80年代的繁榮期是不可能的。現(xiàn)在沒有一部香港片他們非看不可。時代已經(jīng)改變了，網(wǎng)絡(luò)世界到來了。
　　人物周刊：CEPA出臺的時候，很多香港電影人都說這對香港電影發(fā)展有很大作用，這幾年看來，效果怎樣？
　　文雋：內(nèi)地市場開放的時候，每個香港導(dǎo)演都在想，哇，發(fā)了，只要每個人出一毛錢，我們就發(fā)了，結(jié)果過去這么多年，符合兩地口味的，成功的很少。其實你想想，連馮小剛拍的片子，都去不了廣州進不了上海，何況是香港人要拍兩邊討好的片子？
　　我1990年就回大陸，深入地方，讀歷史，看新聞，交朋友，非常八卦，如數(shù)家珍，我能把中國歷史從長征一直說到建國。我了解國家，一方面有一些限制，一方面也努力在開放。當(dāng)然有種種原因，步伐沒那么快。
　　無厘頭，武打片，古惑仔，恐怖片，怪力亂神，都是香港特色，回歸后，拍電影還是有很多限制，比如不能拍鬼片。
　　我們問電影局的領(lǐng)導(dǎo)，為什么不能拍鬼片？領(lǐng)導(dǎo)說，我們國家十幾億人口，大部分人在農(nóng)村。那些人知識程度不高，如果我們說有鬼的話，他們會相信的。這是我們一直不能夠拍鬼片的原因。
　　香港在內(nèi)地拍片，最大的限制是內(nèi)地電影沒有分級。好像8歲到80歲都能看，其實導(dǎo)致很多片子不能拍。如果電影局先把分級制度施行的話，這是最大的幫忙。
　　
　　放棄兩地討好的片子
　　
　　人物周刊：在合拍片的政策和內(nèi)地市場口味的雙重驅(qū)使下，你怎么看待現(xiàn)在的香港電影的本土性？
　　文雋：我拍過一部片子叫《我的美麗鄉(xiāng)愁》。我的想法是，打工妹身份，女白領(lǐng)的身份，廣州背景，兩種類型的人，算是迎合了吧？可是效果不大好，檔期與《英雄》同期。我的意思是說，有智慧、有想法的人都會判斷錯誤，更何況，躲在香港炮制，加一點內(nèi)地因素，這怎么能輕易成功呢？
　　其實討好兩地觀眾的題材，就是討好全世界的題材。那就是大片，比如《黃金甲》、《無極》、《七劍》，古裝大片，都沒有本土色彩。如果又想討好兩地，又有地域局限性的話，成功的幾率比較低。如果你不拍大片，能把本土色彩拍到位，就是優(yōu)秀的。比如陳果的《香港制造》。但不是所有的導(dǎo)演都可以做到這樣。
　　最近的香港片有些索性放棄了大陸的市場，返回了80、90年代初的香港電影，比如恢復(fù)無厘頭的搞笑，鄭中基的電影《我愛模特》、《龍威》，葉念琛的《十分愛》。內(nèi)地的《瘋狂的石頭》，就是一個地域性很強的片子，可是它就很成功。這說明我們要放棄這種兩地討好的想法。
　　人物周刊：內(nèi)地很多觀眾以及媒體對《英雄》這樣的大片有質(zhì)疑。
　　文雋：從《英雄》開始有兩個突破。第一，原來中國電影在票房能得到這么一個高峰，兩年5個億，在之前這是不可思議的。之前只有《泰坦尼克號》好些。
　　第二，我們發(fā)現(xiàn)了音像市場是很大的。《英雄》的音像版權(quán)賣了1000多萬。當(dāng)年《我的兄弟姐妹》別人才給我十幾萬的版權(quán)費，我寧愿不賣。《英雄》就賣到了這么高的價錢。
　　現(xiàn)在看電影不是惟一的選擇，還有網(wǎng)絡(luò)世界，游戲，卡拉OK。如果不是大片的話，誰會去影城看電影？
　　我們可以批評大片的水平，但是對拍大片的商業(yè)模式要認可。你看《蜘蛛俠》為什么在美國這么好，那是他們操作好。我們并不是要反對大片，而是要求大片的制作水平。我們能拍大片的導(dǎo)演也實在太少了。陳凱歌拍《無極》，誰又想到這是那個當(dāng)年拍《霸王別姬》的陳凱歌呢？
　　人物周刊：你認為香港電影有什么優(yōu)勢？
　　文雋：這十幾年來香港電影有些沒落了。其實香港電影的影響一直限于亞洲市場，東南亞和華人地區(qū)，在國際上一直沒什么優(yōu)勢。中國人不是英語世界，東方人在好萊塢是少數(shù)民族。
　　我們現(xiàn)在很容易想到鞏俐和章子怡。但都是男人電影，說是女主角，其實也不大重要，她們能拍到《藝伎回憶錄》，如果不是這個電影，能遇到什么樣的還很難說。
　　香港電影在國際上這十年來要感謝幾位優(yōu)秀的人才，比如說陳果、王家衛(wèi)、杜琪峰、徐克、吳宇森、劉偉強。
　　為什么某些香港電影人會受到好萊塢的重視？那是因為香港電影固有的元素，武打、動作片等。最明顯的例子是袁和平到了美國拍《二十一世紀殺人網(wǎng)絡(luò)》。包括周潤發(fā)，到了美國也得走動作和功夫的路線，演文藝片如《安娜與國王》沒多大影響。陳可辛的《甜蜜蜜》，很優(yōu)秀的文藝片，但是不能離開華人世界，美國人怎么能夠理解兩個大陸人跑到香港呢？
　　
　�。▽嵙�(xí)記者鄭廷鑫對本文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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