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棗,幸福是十分偶然的事

　　呵,所有的儀表都同意 　　他死的那天是寒冷而又陰暗。 　　――[英] W.H.奧頓《悼念葉芝》(查良錚譯,下同) 　　 　　真是美妙,然后從神圣的睡夢中
　　復蘇,從樹林的清涼里
　　醒來,傍晚時分
　　迎著更柔和的光走去,……
　　 ――[德]荷爾德林《萊因河》(林克譯)
　　
　　我將一遍又一遍牢記這一時間和地點:2010年3月8日凌晨4點39分(北京時間),詩人張棗在靜穆的德國圖賓根大學醫(yī)院逝世,年僅47歲零3個月。
　　很快,消息開始了飛速的傳遞;3月9日下午,我從北島打來的電話中得知這一噩耗。這是一個忙亂的下午:我的電腦因突發(fā)故障正在搶修;有關張棗逝世的電話鈴聲不停地響起;我的身子也在輕微地發(fā)抖,時斷時歇,直到夜半。是的,我知道他及德國都已盡力了,整整3個月(從肺癌發(fā)病到身亡。在此括號內(nèi),容我再多說一句:1997年秋天的一個下午,我曾與他及我的一位德國漢學家朋友Karin Betz一道漫步西柏林街頭,他突然笑著用手指點街頭的一個Marlboro香煙廣告牌對我說,那拍廣告的牛仔不吸煙,但死于肺癌),時間一秒一秒地經(jīng)過,然后一切就結束了。
　　接下來,我想到了27年以來與他交往的許多往事,不太連貫,僅枝蔓橫斜,繁雜而多頭……他是那樣愛生活,愛它的甜,愛它的性感;他在很年輕的時候,就比常人更敏感于死亡和時間。在1984年某個夏末初秋的深夜,在重慶,在歌樂山,他輕拍著一株幼樹的葉子,對我說:“看,這一刻已經(jīng)死了,我再拍,已是另一個時間�！彼�說話、走路、書寫都顯得輕盈,即便他后來發(fā)胖后亦如此,猶如卡爾維諾所說:“真是一個身輕如燕的人�！�…這表明盡管他有體重卻仍然具有輕逸的秘密�！�(卡爾維諾《論輕逸》)他幾乎從不談論死之恐怖――除兩三個極端時刻,譬如在孤絕得令他欲瘋的德國生活之某一刻――只賦予死優(yōu)雅的甜的裝飾,這種我還在參悟的甜,是他一生的關鍵詞。
　　他也很寂寞,尤其在他生命最后的歲月里。他在北京或上海,干脆將其身體完全徹底地投入生活的甜里,那頹廢之甜是燙的,美食也如花;他甚至對詩人陳東東和他年輕時最滿意的詩歌學生傅維說,今夜我們比賽不眠。我知道他深受失眠的折磨,因此長期靠夜半飲啤酒才能入眠。個中痛苦,尤其在他德國時期所寫詩篇中最能見出,如《祖國叢書》(1992)、《護身符》(1992)等。
　　住在德國,生活是枯燥的,尤其到了冬末,靜雪覆路,室內(nèi)映著虛白的光,人會萌生“紅泥小火爐……能飲一杯無?”(參見白居易《問劉十九》)的懷想。但就是沒有對飲的那個人�！�…是的,在這個時代,連失眠都是枯燥的,因為沒有令人心跳的愿景。為了防堵失眠,你就只好“補飲”。補飲過的人,都知道那是咋回事:跟人喝了一夜的酒,覺得沒過癮,覺得喝得不對頭。于是,趁著夜深人靜,再獨自開飲。這時,內(nèi)心一定很空惘,身子枯坐在一個角落里,只愿早點浸染上睡意,了卻這一天。
　　――張棗《枯坐》,見《黃珂》第197-198頁,華夏出版社,2009
　　從以上所引張棗的文字,我們一眼就可見張棗在德國日常生活之一斑,落寞、頹唐,夜夜無眠……
　　他對我說過,他很喜歡“盲流”一詞,最想去做一個盲流。
　　此說特別令我震驚,因我內(nèi)心從小就一直有一種盲流沖動,但這種“英雄相惜”的思想,即我內(nèi)心也有的這個想法,卻從未告訴過他。
　　是啊,這多好啊。那些曾經(jīng)的流浪與漂泊,那些曾經(jīng)的風與瘋,那些空虛滾動的云……在重慶,在德國,也在你最后的北京得以完成。
　　如今,一切都已過去;很快,圖賓根明朗的森林將接納你:
　　來吧,這是你的火,環(huán)舞著你的心身
　　你知道火并不熾熱,亦沒有苗焰,只是
　　一扇清朗的門,我知道化成一縷清煙的你
　　正憐憫著我,永在假的黎明無限沉淪
　　――節(jié)選自張棗《與夜蛾談犧牲》(1987.9.30-10.4)
　　請休憩吧,我永恒的友人;同時,也請攜帶上你那一生中最珍愛的漢字――甜(活與死之甜、至樂與至苦之甜)――起飛吧!向東、向東、再向東,請你分分秒秒地向東呀!因為:
　　一個死者的文字
　　要在活人的肺腑間被潤色。
　　――W.H.奧頓《悼念葉芝》
　　
　　“張棗來了沒有?”“來了�！�
　　
　　在我動身去重慶北碚區(qū)西南農(nóng)業(yè)大學教書前一周的一個陰雨天(1983年10月的一天),我專程到四川外語學院見我的朋友,也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學,當時在川外日語系讀研究生的武繼平(他后來成了著名日本文學專家、日本現(xiàn)代詩歌翻譯家)。
　　在武繼平的介紹下,這天中午我第一次見到了張棗,這位剛從長沙考來的英語系研究生。他從他零亂的枕邊或“布衾多年冷似鐵”的被窩里掏出幾頁詩稿念給我聽,那是詩人們習慣性的見面禮,聽著聽著我心里吃了一驚:“這人怎么寫得與我有些相象�！蔽液荞娉值刭潛P了幾句,但對于他和我的詩風接近這一點,我不太情愿立即承認,因為對于這個世界上居然有一個人寫得同我一樣好或比我好,而且此人就在眼前這一事實,我還完全無法接受并反應過來。他的出現(xiàn)太突然了,潛藏著某種說不清的神秘意味。后來他說這是神安排他來重慶與我接頭,如沒有這次接頭和相遇,很可能我們倆人就不寫詩了,因那時我們都已各自陷入某種寫作的危機。
　　“得迅速離開。今后不見他就行了。”我的內(nèi)心在緊急地催促。這次見面不到一小時,我就走了,后來他告訴我,他當時既覺遺憾又感奇怪,這人怎么一下就走了。他那時才21歲,可我卻在他眼神的周遭,略略感覺到幾絲死亡之甜的麗影。
　　1984年3月,一個寂寞而沉悶的初春下午――很可能就是3月7日或8日,誰還記得準確呢?那就讓我放膽說出來吧,就是這一天,3月8日――我突然寫了一封信,向年輕的張棗發(fā)出了確切的召喚,很快收到了他的回信。他告訴我他一直在等待我的呼喚,終于我們相互聽到了彼此急切希望交換的聲音。詩歌在30-40公里之遙(四川外語學院與西南師范大學的距離)傳遞著它即將展開的風暴,那風暴將重新形塑、創(chuàng)造、命名我們的生活――日新月異的詩篇――奇跡、美和冒險。
　　3月中旬的一個星期六下午,彭逸林熟悉的聲音從我家黑暗的走廊盡頭傳來,我立刻高聲喊道:“張棗來了沒有?”“來了�！蔽衣牭綇垪椖菗涿娑鴣淼木o迫聲音。
　　這天下午3點至5點,4個人(我、張棗、彭逸林及彭帶來的一位他所在學校――重慶鋼鐵專科學校――的年輕同事)在經(jīng)過一輪預熱式的談話后,我明顯感覺到了張棗說話的沖擊力和敏感度,他處處直抵人性的幽微之境,似乎每分每秒都要攜我以高度集中之精神來共同偵破人性內(nèi)在的秘密。這工作本是我特別的強項,但在一般情況下,我是最不樂意與人談論這個極隱蔽的話題的。我總是在生活中盡量回避這直刺人心的尷尬與驚險。但張棗似乎胸有成竹地預見到了我對人性的偵破有一種隱密的嗜好,或者他也想以某類大膽的尖端話題――譬如性――來挑起我的談興和熱情。而我當時已打定主意不單獨與他深談了。吃晚飯時,我就私下告訴彭逸林,晚上讓張棗和他帶來的那位老師共住我已訂好的一間招待所宿舍,而我們一起住在我家。如果當時彭逸林同意了,我和張棗就不會有這次“絕對之夜”的深談,彼此間心心相印的交流要么再次推延,要么就從來不會發(fā)生。但命運卻已被注定,彭逸林無論如何不答應我的建議,反勸我與張棗多交流。這場我本欲避開的短兵相接的徹夜長談便隨即展開了。
　　談話從黑夜一直持續(xù)到第二日黎明,有關詩歌的話題在緊迫卻宜人的春夜綿綿不絕。他不厭其煩地談到一個女孩娟娟,談到岳麓山、橘子州頭、湖南師院,談到童年可怕的抽搐、迷人的沖動。在這一切之中他談到詩歌,談到龐德和意象派,談到弗洛伊德的死本能、里比多以及注定要滅亡的愛情……
　　半夜,我打開了窗戶。校園沉寂的芬芳、昆蟲的低語、大自然停勻的呼吸,隨著春天的風吹進了煙霧繚繞的斗室,發(fā)白的藍花點窗簾被高高吹起,發(fā)出孤獨而病態(tài)的響聲,就像夜半人語。唉,我們無一幸免,就這樣成為了一對親密幽暗而不知疲乏的吸煙者呢。
　　這時張棗在一張紙上寫下“詩讖”二字,并在下面劃出兩道橫杠;接著他又寫下“絕對之夜”和“死亡的原因”,并用框分別框住;而在紙頁的上方又寫了一個大字“悟”。我們的友誼隨著深入的春夜達到了一個不倦的新起點。說話和寫詩將成為我們頻繁交往的全部內(nèi)容。
　　
　　我們每次都要說好幾噸話
　　
　　急進而快樂的4月,歐陽江河來重慶西南師范大學做“離經(jīng)叛道”的現(xiàn)代詩講演(這種類型的講演在稍后的1985-1986年曾風糜全國),我們3人相聚,形成我當時最核心的詩歌圈子。張棗就在這時讀到了讓他吃驚的《懸棺》(歐陽江河早期名作),同時在周忠陵處油印了他第一本個人詩集《四月詩選》。這是他獻給當時正風云際會的中國詩壇的第一份見面禮。
　　后來,1999年冬,他在德國為我的《左邊――毛澤東時代的抒情詩人》一書寫下一篇序文《銷魂》,在文中他敘說了我倆在一起寫詩的日子是怎樣地銷魂奪魄:
　　在1983-1986年那段逝水韶光里,我們倆最心愛的話題就是談論詩藝的機密。當時,他住重慶市郊北碚,我住市區(qū)里沙坪壩區(qū)歌樂山下的烈士墓(從前的渣滓洞),彼此相隔有三四十公里,山城交通極為不便,為見一次面路上得受盡折磨,……有時個把月才能見上一面,因而每次見面都彌足珍貴,好比過節(jié)。我們確實也稱我們的見面為‘談話節(jié)’(他那時偏愛用弗洛伊德的一個精神分析術語“談話療法”即talking cure來形容我倆這個談話的節(jié)日)。我相信我們每次都要說好幾噸話,隨風飄浮;我記得我們每次見面都不敢超過三天,否則會因交談而休克、發(fā)瘋或行兇。常常我們疲憊得墜入半昏迷狀態(tài),停留在路邊的石頭上或樹邊,眼睛無力地閉著,口里那臺詞語織布機仍奔騰不息。
　　以上情形隨著他1986年夏去德國后便結束了。第二年冬(1987)他短暫回國,我們又迎來了一個很小的談話高潮,他這時主要是以行動而不是說話在重慶和成都刮起了一陣昔日重來的明星式旋風,他似乎更想通過這“風”蕩盡他在德國一年來的寂寞,與此同時我們各自未卜的前程也已經(jīng)展開,雙方難免心懷語境不同的焦慮而有點心不在焉了。1995年秋冬之際,我們又在成都短暫見了幾面,談的多是些平凡具體的生活瑣事。再后來,便是兩年后(1997),在德國東柏林一個叫Panko的地方相逢,這一次我們似乎又找回了青年時代那“談話節(jié)”般的喜悅。
　　張棗的聲音總是那樣柔和而緩慢,他談得最多的是詩歌中的場景(情景交融)、戲劇化(故事化)、語言的錘煉、一首詩微妙的底蘊以及一首詩普遍的真理性,后來他將此發(fā)展為他的“元詩”理論(參見張棗《朝向語言風景的危險旅行――中國當代詩歌的元詩結構和寫者姿態(tài)》)。他那時正熱愛著龐德等人發(fā)明的意象派和中國古典詩詞,這刺激了我并使我急匆匆地將“歷史”和“李白”寫入詩中。他溫柔的青春正沉緬于溫柔的詩篇,他的青春也煥發(fā)了我某些熟睡的經(jīng)驗。
　　
　　在你身上,我繼續(xù)等著我
　　
　　寫作已箭一般射出,成熟在剎那之間。這一年深秋或初冬的一個黃昏,張棗拿著兩首剛寫出的詩歌《鏡中》、《何人斯》激切而明亮地來到我家。當時他對《鏡中》把握不定,但對《何人斯》卻很自信,他萬萬沒有想到這兩首詩是他早期詩歌的力作并將奠定他作為一名大詩人的聲譽。《何人斯》是對《詩經(jīng)•何人斯》創(chuàng)造性(甚至革命性)的改寫,并融入個人的當代生活與知識經(jīng)驗。他詩中特有的“人稱變換技巧”,已從這兩首詩開始并成為他寫作技藝的胎記與指紋,之后,他對這一技巧將運用得更加嫻熟�！澳恪�、“我”、“他”在其詩中交替轉換、推波助瀾,形成一個多向度的完整布局。
　　毫無疑問,張棗一定是被《何人斯》這3個字閃電般擊中,因而忽然獲得某種神秘的現(xiàn)代啟示。在我與他的交往中,我常常見他為這個或那個漢字沉醉入迷,他甚至說要親手稱一下這個或那個(寫入某首詩的)字的重量,以確定一首詩中字與字之間搭配后產(chǎn)生的輕重緩急之精確度。
　　《何人斯》開篇4行對張棗《何人斯》的觸動尤其重要,且引來一晤: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
　　劈頭一問,那人是個什么樣的人呀?正是張棗每時每刻都在揪心叩問并思考的問題,他的詩可說是處處都有這樣的問題意識,即他終其一生都在問:我是哪一個?張棗的這首《何人斯》也是從當前一問:“究竟是什么人?”一路追蹤下去,直到結尾“我就會告訴你,你是哪一個”。
　　說來奇異:湖南人近代以來就以強悍聞名,而張棗平時最愛說一句口頭禪:“我是湖南人�！�
　　那意思我明白,即指他本人是非常堅強的�！皥詮姟币辉~,他曾無數(shù)次在給我的來信中反復強調(diào),這里僅抄錄他1991年3月25日致我的信中一小段:
　　不過,我們應該堅強,世界上再沒有比堅強這個品質更可貴的東西了!有一天我看到一個龐德的紀念片(電影),他說:“我發(fā)誓,一輩子也不寫一句感傷的詩!”我聽了熱淚盈眶。
　　但這內(nèi)心強悍的湖南人總是輕盈的。奇妙的張力――輕盈與強悍――他天生具有,《鏡中》最能反映他身上這一對張力――至柔與至剛――所達至的平衡。
　　我還記得我當時嚴肅的表情,我鄭重地告訴他:“這是一首會轟動大江南北的詩……”
　　他卻猶疑著,睜大雙眼,半信半疑。
　　在用字的唯美上,我始終認為他是自現(xiàn)代漢詩誕生以來的絕對第一人,至今也無人匹敵。
　　張棗1986年11月13日寫于德國的《刺客之歌》,以“風蕭蕭兮易水寒”的場景來自喻他在德國的境況:“為銘記一地就得抹殺另一地/他周身的鼓樂廓然壯息”,不是嗎?
　　2006年,他在接受《新京報》記者采訪時就說過:“我在國內(nèi)好像少年才俊出名,到了國外之后誰也不認識我。我覺得自己像一塊燒紅的鐵,哧溜一下被放到?jīng)鏊��?受到的刺激特別大�！�
　　在德國,鼓樂已遽然壯息了,但與此同時,他又迎難而上,假詩中“刺客”的命運及任務,來暗示或象征他自己身在異國的詩歌寫作的兇險命運及任務:
　　“那兇器藏到了地圖的末端/我遽將熱酒一口飲盡”。
　　《刺客之歌》的詩句還讓我想到他曾對我說過不止一次的話:“我知道我將負有一個神秘的使命�！�(張棗1988年7月27日的來信)
　　那將是怎樣一種驚心動魄的使命呀!詩人的決心下得既艱難又決絕,為此,他的眼前只能是矛和盾。
　　在《云》中,他對兒子張燈,同時也是對他自己,說出了最富啟示性的話語:“在你身上,我繼續(xù)等著我�！�
　　
　　誰相信人間有什么幸�？裳�,
　　誰就是原始人
　　
　　《鏡中》、《何人斯》等詩,迎合了他不久(1986年)寫出的一個詩觀,這詩觀與T.S.Eliot的“傳統(tǒng)與個人才能”完全匹配,即:“必須強調(diào)的是詩人應該加強或努力獲得一種對過去的意識,而且應該在他的整個創(chuàng)作生涯中繼續(xù)加強這種意識。”
　　他著迷于他那已經(jīng)開始的現(xiàn)代漢詩的新傳統(tǒng)試驗,著迷于成為一個古老的馨香時代在當下活的體現(xiàn)者。1988年7月27日,他從德國特里爾來信告訴我:
　　中國文人有一個大缺點,就是愛把寫作與個人幸福連在一起,因此要么就去投機取巧,要么就碰得頭破血流,這是十分原始的心理,誰相信人間有什么幸�？裳�,誰就是原始人。痛苦和不幸是我們的常調(diào),幸福才是十分偶然的事情,什么時候把痛苦當成家常便飯,當成睡眠、起居一類東西,那么一個人就算有福了。
　　在此,他間接批評了中國文學中有些文人,由于功利目的太強,從而導致其作品的現(xiàn)實感過于貼近當下的俗事了。他在我的印象中基本沒有任何世俗生活的痛苦,即便有,他也會立刻轉換為一種張棗式的高遠飄逸的詩性。他的痛苦的形上學:僅僅是因為傳統(tǒng)風物不停地消失,使之難以挽留;因為“少年心事當拿云”的古典青春將不再回來,又使之難以招魂。他的這種純粹天生詩意的感發(fā)對于我當時的心情(我當時與之相比,卻顯得實了,遠不如他純粹)是一個很大的安慰。
　　
　　我不知道我是在祈禱
　　或者,我已經(jīng)幸存?
　　
　　來自烈士墓的風盡是春風,他在這春風中成了1960年代出生的人的楷模(至少在當時,在重慶)。
　　那時,四川外語學院和西南師范大學有兩個忘記了外部世界、交往十分密切的詩歌圈子,前者以張棗為首(包括傅維、楊偉、李偉、文林、付顯舟),后者以我為首(包括鄭單衣、王凡、劉大成、王洪志、陳康平)。
　　他在這兩個圈子里歡快地游弋,最富青春活力,享受著被公認的天之嬌子的身份,而且南來北往的詩人也開始云集在他的周遭。他那時不僅是眾多女性的偶像,也讓每一個接觸了他的男生瘋狂。
　　他在重慶度過了他人生中最耀目的3年(1983-1986),那3年至今讓我想來都心跳加快,真是色飛骨驚的歲月呀。
　　并非完全獨自研習詩藝,我們也常常陶醉于彼此改詩的快樂之中。張棗爭改我的詩,我也爭改他的詩,既完善對方又炫耀自己,真是過眼云煙的快樂呀!
　　我是贊成改詩的,也十分樂意別人改我的詩。時至今日,我仍舊認為詩人之間相互空談技術理論,還不如直接動手改正一首詩中存在的問題。
　　最好的修改是在他者(即對方)的詩歌系統(tǒng)中――這里指每個詩人都有一套自己的聲音節(jié)奏及用詞習慣,而修改別人的詩首先就必須進入別人的習慣――進行的(這是最有益的技巧鍛煉,同時也學到了別人的詩藝),而不是把自己的系統(tǒng)強加于別人的系統(tǒng);最好的修改是協(xié)助對方忠實于對方,使其書寫更為精確。這也是詩人間最完美的對話。
　　關于此點,張棗在其寫于1987年的《虹》中的4句解說,尤其能體現(xiàn)他那種對他者的同情之理解:
　　一個表達別人
　　只為表達自己的人,是病人;
　　一個表達別人
　　就像在表達自己的人,是詩人……
　　按中國的說法:“10歲的神童,20歲的才子,30歲的凡人,40歲的老不死�！碑敃r張棗只有24歲,正值才子年齡,銳氣和理想都趨于巔峰,還未進入平凡、現(xiàn)實的30歲,潦倒、暮氣的40歲更是遙遙無期,但他對自己的形象卻有相當提前的把握了。
　　他很清楚地知道他是作為新一代高級知識分子的典型形象出現(xiàn)的,這種形象的兩個重點他都有:一是爛熟于胸的專業(yè)知識配備,二是輕松自如的人生游戲。尤其是第二個重點,使他的日常行為表現(xiàn)得極為果斷成熟,對于像我這樣50年代出生的人來說,他甚至是超級的早熟,而不像我那代人的青春期被一再推遲。這里,我將以極簡的語言講一個真實故事:一天深夜,當我在他太臟的斗室談起我的一個女教師朋友時,他突然很肯定地說:“你信不信,我會讓她幾分鐘內(nèi)迷上我。”我頗不以為然,賭氣似的,就讓他去一試身手。結果果真令我震撼,他就這樣輕盈地送上了對我的承諾。
　　但另一點他又與我一樣,不同于其他一些年輕詩人。他一開始就喜歡今天派的作品,尤其是北島和舒婷,即便他并不像他們那樣寫(這或許來源于他那“傳統(tǒng)”的詩觀吧)。他的氣質從某種角度說又是舊的,甚至是保守的,但這是他的賞心樂事,也是他自認為先鋒的樂事;他早在22歲時就深深懂得了真先鋒只能在舊中求得,絕無它途,而我以及其他人,卻要等很多年之后才能真正恍然大悟個中至理。
　　后來我見過他的一些訪談,他仍沉浸在1980年代的浪漫理想中,是一個天生的80年代的懷舊者。對于眼前的新世紀,他有恍若隔世的陌生感,深陷于內(nèi)心并不示人的孤寂中。這種因知音稀缺而產(chǎn)生的孤寂感,早在1988年1月18日,他就在一首詩《云天》里,悲欣交集地抒發(fā)過:
　　在我最孤獨的時候
　　我總是凝望云天
　　我不知道我是在祈禱
　　或者,我已經(jīng)幸存?
　　……
　　我想我的好運氣
　　終有一天會來臨
　　我將被我終生想象著的
　　寥若星辰的
　　那么幾個佼佼者
　　閱讀,并且喜愛。
　　
　　但我們不會
　　消逝,正如塵埃不會消逝
　　
　　詩歌之鳥已經(jīng)出發(fā),帶著它自己的聲音。張棗的聲音那時已通過重慶的上空傳出去了,成都是他詩歌的第二片短暫的晴空,接著這只鳥兒飛向北京、飛向馬克思的故鄉(xiāng)德國。啊,一只鳥兒,孤獨溫柔,拍動它彩色的翅翼投入廣大的人間,那幸福是多么偶然……天空是多么偶然……
　　直到今天,我仍難以相信、想象他已離我而去的事實。我依然對他滿懷信念,耳畔老響起他早年的一小節(jié)聲音:
　　但是道路不會消逝,消逝的
　　是東西;但東西不會消逝
　　消逝的是我們;但我們不會
　　消逝,正如塵埃不會消逝
　　――節(jié)選自張棗《一首雪的挽歌》(1988.11.21-22,德國特里爾)
　　他或許已完成了他在人間的詩歌任務,因此,在生命的最后幾年里,他干脆以一種浪費的姿態(tài)爭分奪秒地打發(fā)著他那似乎無窮的光景。新時代已來臨,新詩人在涌現(xiàn),他在寂寞中側身退下,笑著、飲著,直到最后終于睡去……對于他晚年的飲食起居及詩藝思考,我暫不作過多評論,在此僅引來他人生中最后一段文字以啟發(fā)我們的聯(lián)想吧:
　　而我還不想睡,便獨飲著。忽然想起自己幾年沒寫詩了,寫不出,每次都被一種逼仄堵著,高興不起來。而寫詩是需要高興的,一種枯坐似的高興。好像弗羅斯特(Robert.Frost)也有同感:從高興開始,到智慧結尾�；蛘呖梢哉f:從枯坐開始,到悠遠里結尾。想著這些,覺得這暗夜,這人世,都悠遠起來,覺得自己突然想寫一首悠遠的詩,講一個魯迅似的“幽靜美麗有趣”的“好的故事”。
　　――《枯坐》,見《黃珂》第202頁
　　一切都沒有等得及,那“悠遠的”時間似乎剛開始就結尾了。但我此時仍籠罩在他那年輕影像的幻美之中,我要說,要說:極有可能由于他的早逝,由于這位杰出的詩歌專家的離場,我們對于現(xiàn)代漢詩的探索和評判會暫時因為少了他,而陷入某種困難或迷惑,張棗帶給我們的損失,至少目前還無法評估。
　　(作者為詩人、西南交通大學藝術與傳播學院教授。原文20000字,有刪節(jié),小標題為編者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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