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偉時：從章士釗看20世紀中國思潮

　　在中國大陸一般人心目中，章士釗（1881-1973）是非常特殊的人物。知識階層中年紀稍大的，大約都知道毛澤東與他的關系非同一般。文革前夕，毛要談教育，特地把這個段祺瑞當"執(zhí)政"時的教育總長找來靜聆綸音。文革期間，"知識越多越反動"，焚書坑儒，他的《柳文指要》卻由毛特別批準出版。1973年5月25日，根據(jù)"最高指示"，一架政府專機把92歲的章老及其親屬和特別配備的醫(yī)生、護士、秘書、警衛(wèi)送到香港，名為"探望夫人"， 實則身負恢復與臺灣聯(lián)系的重任，成為震動海內外的重大新聞。年輕一代不知這些榮寵，卻從選入中學課本的魯迅的《紀念劉和珍君》、《"費厄潑賴"應該緩行》等名篇和相應的講解中，確信章士釗與1926年3月18日屠殺包括劉和珍在內的47名學生的慘案有關，是窮兇極惡的"落水狗"。真正研究他的學者不多，論述一直比較持平。1特別對他在《蘇報》案前后的表現(xiàn)，論者無不贊嘆。近日有的學者還說，三·一八慘案發(fā)生時，他正在天津，事情與他無關。但對他的研究有許多不足：不夠系統(tǒng)、全面，有不少空白；
資料不足；
論述不深。隨著《章士釗全集》出版，應該盡早填補這些缺陷。

　　章士釗一生多姿多彩：革命者、報人、政論家、高官、律師、社會名流。除了有些政治活動頗遭物議外，其他方面都有出色表現(xiàn)。愚意以為最值得后人稱道的是他在思想領域的建樹，而論述最不充分的也是這些活動。他實際是一位沒有受到應有重視的思想家；
通過分析其一生的思想，有助于揭示20世紀中國思潮變遷中兩個重要現(xiàn)象：

　　1．革命者的產生及其成熟。20世紀中國有一世所罕見的現(xiàn)象：不同類型的革命者和革命政黨一茬又一茬地涌現(xiàn)。他們一上場，慷慨激昂，勇于獻身而又不可避免具有各種革命幼稚病。如何走向成熟？這是值得人們認真思考的問題。

　　2．中國特點的追尋。作為有古老文化傳統(tǒng)的大國，最牽動知識階層心靈的問題之一，是如何保持國家的特色，讓中華文化重光。由此也引出一連串是是非非。

　　20世紀上半葉特別是頭三十年，章士釗是浪潮中積極搏擊的風云人物。下半葉，他又曾冷靜反思。剖析他的思想，對了解貫穿20世紀中國的這兩大問題頗有助益。

　　激進革命者的誕生及其思想趨向

　　章士釗出生于湖南長沙縣；
20歲前，在家鄉(xiāng)受傳統(tǒng)教育。1902年，到南京進江南陸師學堂，第二年，便成為學潮領頭人，帶領30多位同學退學，到上海投奔蔡元培、吳稚暉等組織的革命團體--愛國學社。不久便受聘主持《蘇報》。"夫《蘇報》者，原屬日本黑龍會人之侵略工具，以不善經(jīng)營，大為折閱。湖南衡山人陳范夢以江西退職州縣官求息壤于上海，因收買此報，繼續(xù)營業(yè)。"2陳氏接辦是1900年的事；
章士釗則于1903年5月27日進入該報任主筆。他與愛國學社同人合作，把該報本來已有的自由、民主、革命傾向發(fā)揮得淋漓盡致。短短一個多月，鄒容的《革命軍》，章太炎大罵"戴?小丑，未辨菽麥"的《康有為與覺羅君之關系》（即《駁康有為論革命書》的摘錄），章士釗自己撰寫的《駁<革命駁義>》等等，一一見諸報端；
導致清政府與租界當局合謀，逮捕章太炎、鄒容及《蘇報》辦事人員，查封愛國學社。7月7日《蘇報》亦被當局封掉。這就是震動一時的"《蘇報》案"。在查辦此案的大員俞明震庇護下，蔡、吳逃逸，章氏逍遙法外。一個月后（1903年8月7日），《國民日日報》創(chuàng)刊，又由章氏主編，繼承《蘇報》傳統(tǒng)，繼續(xù)熱情洋溢地宣揚民主、自由和革命思想。這家報紙壽命也不長，清廷嚴禁銷售，加上內訌，同年10月被逼自行關閉。與此同時，他辦印刷廠，印制《黃帝魂》、《孫逸仙》等宣傳革命的書刊；
參與組織秘密革命團體--華興會，成立暗殺團，風塵仆仆，奔走各地。1904年，因受刺殺廣西巡撫王之春案牽連，身陷囹圄40日，出獄后東渡日本。

　　總之，1901~1904年間，章士釗以激進革命者和報人的面目出現(xiàn)在歷史舞臺上。更準確地說，這個時期的章士釗是一位熱情、忘我的革命者。編報、出版，對他說來都不過是傳播革命思想為革命服務的手段。那么，在思想領域，他宣揚了什么？

　　出現(xiàn)在他筆下最多的詞匯之一是"公理"。接任《蘇報》主筆后7天，他添設"輿論商榷"專欄；
便特地說明："本報之設此門，專以研究問題，闡明公理為目的。"3此后的言論，貫穿始終的就是公理二字。他所說的公理，以天賦人權論為中心，包括自由、平等、民主、三權分立、民族獨立、革命乃至社會主義等觀念。

　　他追求這些公理，體現(xiàn)了人的解放--公民意識覺醒的歷史潮流。在他看來，"不為國民，即為奴隸"，而"奴隸非生而為奴隸者也，蓋感受三千年奴隸之歷史，熏染數(shù)十載奴隸之風俗，只領無數(shù)輩奴隸之教育……演成根性。"4不難理解，他筆下的奴隸不是嚴格的學術詞匯。但它表達了擺脫傳統(tǒng)羈絆，讓中國人從中世紀的臣民轉化為現(xiàn)代公民的強烈愿望。如果對19、20世紀中國人擺脫臣屬地位的艱辛、曲折有所了解，我們有理由充分肯定這些論述的歷史正確性。

　　不過，以革命者的標準去衡量，章士釗卻顯示了年輕人不成熟的偏執(zhí)或極端。

　　一是言辭極端。1957年，年近八旬的章氏在回顧半個世紀前的《蘇報》案時寫道："前清末造，士夫提倡革命，其言詞之間，略無忌諱，斥戴?為小丑，比親貴于賊徒者，惟香港、東京之刊物能為之，在內地則不敢，抑亦不肯。洵如是者，詞鋒朝發(fā)緹騎夕至，行見朋徒駭散，機關搗毀，所期者必不達"，而當年他編輯《蘇報》，偏偏"并為爆炸性之一擊"。5一份理應溝通各方，揭露事實，耐心說理，長期圖存的報刊，卻明知故犯，以漫罵代替說理，不該出現(xiàn)的字眼（如辱罵皇帝為小丑等等）一一見諸報端，呈快于一時，采取自殺性的編輯方針。

　　二是情緒極端。他把排滿視為理所當然的事。他說："吾以為滿洲之在吾中國，不可一日不去；
吾同種之對滿洲，不可一日不排。排滿之天性，是固人人之所同，不可一人不有此目的，而其手段之如何，非所問也。"6在當時的環(huán)境下，出現(xiàn)排滿情緒，不難理解。正如章氏所說："今日世襲君主者，滿人；
占貴族之特權者，滿人；
駐防各省以壓制奴隸者，滿人。夫革命之事，亦豈有外乎去世襲之君主、排貴族特權、覆一切壓制之策者乎？是以排滿之見，實足為革命之潛勢力，而今日革命者，所必不能不經(jīng)之一途也。"7排滿有很大的煽動力和吸引力，不但民主革命者可以接受，夢想"重睹漢官威儀"的民族主義者更衷心擁護。不過，這個說法在很大程度上混同了民主革命與種族矛盾的界線。500多萬滿人中，君主和貴族到底是少數(shù)。高明的民主主義者，應該耐心啟發(fā)，讓各族民眾攜手革除中世紀的羈絆。

　　三是取向極端。他曾熱情贊頌鄒容的《革命軍》："卓哉，鄒氏之《革命軍》也！以國民主義為干，以仇滿為用……根極公理，驅以犀利之筆，達以淺直之詞。雖頑懦之夫，目睹其字，耳聞其語，則罔不面赤耳熱心跳肺張，作拔劍砍地奮身入海之狀。嗚呼，此誠今日國民教育之第一教科書也！"8這實際也是他的追求。要是說面對滿族權貴的顢頇，以實現(xiàn)自由、民主為基本內容的"排滿革命"尚為許多人認同的話，那么，把社會主義作為當下要求，超前的激進就十分明顯了。而他向往社會主義卻溢于言表："邇來社會黨之風潮，其影響所被亦廣矣。鍥而不舍，異日革除奴隸之中心點，非斯人殆無與歸�！�…以今日之現(xiàn)勢而論，則有不為奴隸之傾向者，惟強盜與社會黨二者而已。……然吾料中國破壞亦破壞，不破壞亦破壞。破壞之破壞，將胥（天）下而為強盜。建置之破壞，則胥天下而轉移。夫于社會黨二者將來之所必至，顧視吾國之運動何所底耳。"9簡單地說，革命、排滿、社會主義，就是青年章士釗的思想取向。在當時這是最前衛(wèi)也是最極端的。

　　民國元年回首往事，他"自悔前作新聞記者之無狀"，誠懇地說："十年前記者即濫廁言論之席，實則亦奚成為言論？特深致恨于政治之不良，感情橫決，急無所擇之詞耳。"10

　　一個年輕人，進入新式學堂后，那么快就成了激進的革命分子；
這是偶然現(xiàn)象，還是不容忽視的趨勢？如果是后者，其特點和原因是什么？

　　章士釗不是天生的革命家，他的思想變遷，無非是19、20世紀之交思潮激蕩的反映。這個變遷過程是多種因素匯合的產物。

　　決定性的因素是現(xiàn)實的教訓。

　　長期以來，支配中國人思想言論的是"天理"。"天理只是仁義理智之總名。"11它所體現(xiàn)的綱常名教是不可逾越的界限，是非的絕對標準。對這一絕對權威的挑戰(zhàn)，是從鴉片戰(zhàn)爭前后開始的。通過外國傳教士和留學生、出國考察人員、駐外使節(jié)、買辦等人士篳路藍縷地傳播，中國人逐步知道世界上還有一套流行于西方的現(xiàn)代文明價值體系。12一再降臨的挫折，特別是甲午戰(zhàn)爭的失敗，震撼朝野，推動人們加速認同新的價值觀念。"人有自主之權"、"自由"、平等……逐漸成了流行語匯，成為毋庸置疑的"公理"。海內外史家大都承認，甲午戰(zhàn)后在中國出現(xiàn)了第一次群眾性的啟蒙運動；
而所謂啟蒙就是現(xiàn)代與中世紀的價值觀念交替，用前者沖擊與取代后者。

　　義和團事件是第一次啟蒙運動及其高潮--戊戌變法的反動；
而它的失敗又把這一運動推向顛峰。歷史無情地證明，以紀綱為核心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救不了中國。甲午戰(zhàn)爭失敗后，嚴復的一大貢獻是把學西方、求富強成敗的關鍵規(guī)定為"自由不自由"；
把人們的視線引向制度和價值觀念層面。13遭受義和團事件的奇恥大辱后，人們痛定思痛，從根本上動搖了對傳統(tǒng)天理--紀綱的信念。一個無法抗拒的變革年代終于到來。在章士釗入主《蘇報》以前，該報的"學界風潮"專欄和其他各報已不斷報道，學生們以自由、民主、平等為準繩，不斷沖擊校內乃至校外體現(xiàn)傳統(tǒng)紀綱的秩序。14從宣揚新思想到鬧學潮，章士釗都不是開風氣之先的人物。但他的言行卻不失為思潮變遷的側影。

　　其次，這是新的文化教育制度的建立和成長的必然產物。

　　晚清的基本問題是救亡圖存。為此，不能不發(fā)展現(xiàn)代工商業(yè)。甲午戰(zhàn)敗，朝野上下終于認識到壓制私人工商業(yè)的政策誤國誤民，必須改弦易轍。隨之而來的是要有能提供合適人才的現(xiàn)代教育，要有自由交流信息的傳媒和出版業(yè)……總之，公民在經(jīng)濟、政治、學術和思想文化領域要有充分的自由，并有相應的法治、民主、憲政等等。現(xiàn)代社會的誕生是一條奇怪的生長鏈，有一就要二、三……一個也不能少。

　　專制政府不給這個自由空間，洋人就乘虛而入，反客為主，提供基地和有關的服務。在思想文化領域，除了外國人辦的報刊，有的中國人自己辦的報刊也找一個外國人出面注冊；
租界、香港和日本則成了先進及激進報刊的出版基地。民間報刊和出版業(yè)在石縫中沖破種種阻力，屢敗屢戰(zhàn)，逐步站穩(wěn)了腳跟，履行了傳播現(xiàn)代思想文化的歷史任務。

　　1901年清政府恢復戊戌維新的措施，下令各地建立新式學堂。翌年，頒布《欽定學堂章程》，確立了新式教育體系的藍圖。不過，那些昏聵大臣總想逆潮流而動，冀圖加強思想控制，繼續(xù)把年輕一代變?yōu)楣ы樀某济瘢�居然�?guī)定用總學時的三分之一到40%上讀經(jīng)和修身課！15盡管如此，新的教育，總是帶來一些新內容；
加上一些教員著意傳播，這些學堂成了新思想的溫床。南洋公學（上海交通大學前身）是盛宣懷于1897年創(chuàng)辦的。1901年蔡元培出任該校特班總教習。1902年三月三十日，他出"月課題：憲法：《憲法精理》著人民權利十三條，以我國現(xiàn)行法制比較其違合之度；
行政：《新民叢報》"公民自治篇"舉廣東人自治之成績，各依其例，以所居本省之事證之；
法律：論立法、司法兩權分立之理；
外交：論國際公法之性質可以國家學中之民約論證明之；
理財：論改丁鹽法及抵制洋鹽進口之策；
哲學：斯賓塞爾言謬誤事中自有真理，試以所知之事證明之；
教育：普之勝法，毛奇將軍歸其功于小學教育，試論其理。"16特班學員大部分是秀才、舉人，為幫助他們參加"經(jīng)濟特科"考試，特地辦這樣的課程研修班，培養(yǎng)候補官僚。這份月考試題證明，他們的知識結構已與過去的秀才、舉人迥異，現(xiàn)代西學已成為這些學員經(jīng)世濟民的工具。其他學堂的西學課程不一定有那么完備，但都程度不等地設置了有關科目。由此可見，盡管當時學堂內部新舊矛盾也很尖銳，但它確實有傳播現(xiàn)代思想文化之功。不應忘記的是，蔡元培本人當時還沒有離開過國門，他也是已植根本土的新思想的產物。

　　另外一個重要因素是隨著出國留學和考察的熱潮，中國人大量涌出國門，耳聞目睹，親身感受到自由與專制、富強與貧弱的巨大反差。人生來渴望自由，(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奴性是后加的。與畢生在四書五經(jīng)中打轉的士紳不同，新一代社會精英的思想幾乎與世界思潮變遷同步；
而祖國的現(xiàn)實卻是那么丑惡！這令一切愚蠢的說教變?yōu)殡y以忍受的欺騙；
也使他們抑制不住有話要說。留學生，特別是留日學生迅速興起創(chuàng)辦刊物和譯書的高潮�！墩憬�潮》、《江蘇》、《游學譯編》、《湖北學生界》……幾乎每一省的留學生都有自己的宣揚新思想的刊物。翻譯國外圖書特別是人文與社會科學著作的主力，由外國傳教士變?yōu)橹袊�留學生，數(shù)量也大大增加。與此同時，號稱"執(zhí)輿論界牛耳"的梁啟超和他主辦的《清議報》、《新民叢報》的影響越來越大，沖破關卡由海外向內地擴展，并與留學生報刊匯合，與各地的學堂結合，形成新的啟蒙高潮。

　　于是，包括章士釗在內的年輕一代，通過各種途徑不同程度地受到新的思想文化滋潤。新舊文化激烈交鋒，反動的思想政治教育徒勞無功，人們歡迎的是帖合人性的自由思想。

　　再次，這是義和團事件的負面效應--民族主義迸發(fā)的代價。

　　觀察17世紀以來的世界歷史和現(xiàn)狀，民族和國家的分與合交錯，緩慢前行。中世紀的軍事、行政的強制結合體系必然要被市場和民主、共和的結合逐步取代。但這是由血污、眼淚、戰(zhàn)火、激烈沖撞譜寫的行程。市場經(jīng)濟要沖破封閉，走向統(tǒng)一和聯(lián)合；
它又教會人們要自由、獨立，個人、民族、國家概莫能外。于是，悲壯、血腥的分合抗爭和戰(zhàn)火就連綿不斷了。20世紀中國也在重演這一過程。

　　19世紀，一些有識之士一再建言，要"平滿漢"，縮小500多萬滿人與近4億漢人的機會不平等和其他不平等；
清廷除了說些空話外，基本上沒有實際行動。1898年戊戌政變，特別是1900年清政府支持義和團野蠻排外，導致比較理性和開明的朝野人士嚴重不滿。其表現(xiàn)形式之一，是加劇滿漢分裂。以"東南互保"對抗朝廷的荒唐決策，體現(xiàn)了漢大臣實力派的不滿情緒和理性選擇。明明是"圣母皇太后"慈禧下達對各國宣戰(zhàn)的"圣諭"，他們卻公開宣布是"偽詔"，不予奉行！

　　民間的回應則是各省"獨立"（"自立"）運動與"仇滿革命"浮出水面。他們鼓吹建立"新廣東"、"新湖南"，說"微廣東倡獨立，吾湖南猶將倡獨立焉。乃者庚子試行之，而種界二字劖入湖南人之腦中者，如壓字機器之刻入紙背焉。"17支持"獨立"要求的已經(jīng)不是往昔的改朝換代，而是"民族建國主義及個人權利主義"；
是對誤國誤民的腐敗、專制罪責的追問："試問縱拳匪以要大禍，使我國民負九萬萬之巨款，賣身鬻子不得償者，誰之罪歟？""嗚呼，以不同之民族行無限之專制……安能忍而與此終古歟？"18反滿革命變成了順理成章的要求，又是最具煽動性和吸引力的口號。他們大都不是真正要把中國分裂成幾十個獨立國，而是冀圖通過分立顛覆滿族的專制統(tǒng)治，在自由、民主基礎上聯(lián)合起來。"故窺現(xiàn)今之大勢，莫如各省先行自圖自立……然后公議建立中國全部總政府于各省政府之上，如日耳曼聯(lián)邦、合眾國聯(lián)邦之例，即謂全中國自立可也。"19可是，這些僅是知識精英的理想。全國市場經(jīng)濟體系尚未建立；
以現(xiàn)代思想文化取代中世紀意識形態(tài)的變革，也遠未完成；
前現(xiàn)代的軍事、行政結合一旦瓦解，權力自然落在大小官僚和軍事強人手中。此后的現(xiàn)實是，以現(xiàn)代民主、共和制度為基礎的結合過程變得十分曲折、艱辛。

　　最后，這是片面改革、剝奪公民自由權利的惡果。

　　章士釗是在清末新政開始后登上歷史舞臺的�？陀^地說，清帝國這最后十年的改革成績卓著。一個美國教授寫道："粉碎了經(jīng)歷2100年中國帝制政府模式及其哲學基礎的，不是孫中山（1866~1925）及其同伴為中心的1911年政治革命，相反地卻是1901至1910年以晚清政府新政為中心的思想和體制的革命。"20不管中國史學家是否同意美國同行如此尖銳的結論，無可辯駁的史實是：中國現(xiàn)代政治、經(jīng)濟、法律、教育、文化……體制，都是在那一時期奠定基礎的；
思想變革的深度也有不少令今天的讀者吃驚之處。例如，就現(xiàn)代法治的基本原則和法律體系而言，民國和90年代的人民共和國，都在繼承乃至回歸清末新政確立的東西。21原因很簡單，清末起草的新民法、新刑法等法律和建立的司法制度，都是在日本法學家?guī)椭�下，移植現(xiàn)代西方法治的成果；
而這些成果已經(jīng)成為人類文明的共同財富。這是史實,不管人們的價值觀念如何,都無法改變這鐵的事實。

　　可是，當時的改革是片面的。清政府是在內外交困的狀況下被迫走向改革之路的。領導改革的大臣，都對現(xiàn)代社會缺乏全面深刻的了解。從軍機處到各部大臣，受的都是傳統(tǒng)教育，耳聞目睹，吸取一些新知，頂多是新舊參半的人物。像伍廷芳那樣成長于香港，受業(yè)于英倫，放棄已有事業(yè)，受聘李鴻章，歷練20年，得以出任修律大臣的是絕無僅有的例外；
而且這類鳳毛麟角式的人物，根本無法左右政局走向。當時的統(tǒng)治者群體不了解抽掉思想和學術自由，就沒有所謂現(xiàn)代學堂；
而沒有法治和民主政治，現(xiàn)代經(jīng)濟也不可能健康發(fā)展。一個突出表現(xiàn)是肆意剝奪國民的自由權。張之洞、袁世凱是新政的重要支柱。但他們又是自由思想的堅決壓制者。1902年，袁世凱向清廷報告："大學堂聘用各教習，皆平素主張民權自由之人，若以此化導學生，則將來之禍，必更甚于戊戌！"22其他頑固大臣更不用說了。這不是某一個人的認識問題，而是清政府的基本態(tài)度。他們冀圖在建立現(xiàn)代經(jīng)濟、教育制度的同時，盡可能維護中世紀的紀綱。于是，各地封報、壓制言論自由之類的事件層出不窮。

　　這些鎮(zhèn)壓的直接后果是把年輕一代驅向革命。當時，梁啟超的思想日趨成熟，在倡導自由特別是個人自由和逐步建立君主立憲的民主制度的同時，強烈反對"反滿革命"、"社會主義"等激進主張；
反對中國已亡于滿族的"亡國論"，主張調和滿漢矛盾。90年代初，有的學者說自己"最關懷的是梁氏在調適方面的主張，以及為何他的主張在這個思想抉擇的關頭為多數(shù)人所放棄，這些問題都很復雜，尤其是第二個問題目前尚未完全厘清。"23這的確是值得人們反復探討的重要問題。

　　竊以為后一問題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壓制激發(fā)了激進。當時國內學潮，大都是由禁止閱讀《新民叢報》之類的新書報和對校內管理不滿引起的。而對海外留學生接受新思想，清政府也采取嚴厲處罰政策。面對無理的鎮(zhèn)壓，梁氏等人的主張，不管有沒有道理，在年輕人眼中，都是不合時宜的說教。例如，1902年11月南洋公學的學潮，是當時影響很大的事件。有的當事人回憶："記得《新民叢報》剛剛出刊，看的人很多，我們那班差不多個個人看。但是各中文教員卻禁止我們看……如對意大利三杰，對盧梭等新人物、新事物都看得起勁。而中文教員就是不許我們看。"24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有一次一個國文教員上課，不知是誰惡作劇，把一個盛著清水的墨水瓶放在教師的座椅上，這個教員竟會同學校開除三個學生！說理無效，全校二百多學生一齊退學，在各方援助下組成愛國學社。這個學社"上課是很少的，每月都要到張園去演說一次，開演說會。演說的內容都是愛國主義、排滿、革命等等，這樣子人數(shù)就越來越多了。"25后來還與《蘇報》聯(lián)合，寫出不少鼓吹革命的文章在報上發(fā)表，而由報社月給他們200元。導致包括章士釗在內的一批學生退學的南京陸師學堂風潮，也是由學堂當局禁止閱讀新書報引起的。一批革命者就是這樣制造出來。在當時這帶有普遍性。

　　任何國家在社會轉型期，都會出現(xiàn)思潮激蕩，極端流派盛行的狀況。是激化為劇烈沖突，還是轉化為有序的改革？這不取決于無拳無勇的思想家，關鍵在掌權者和他們管理下的政府有沒有建立靈敏反映民意的機制和及時化解民怨的能力。為此，民怨必須有暢通的制度化的宣泄渠道，這就是言論自由和民主制度。清政府可悲之處不但在缺乏這樣的制度，更在沒有必須及時建立這些制度的認識，愚蠢地以為鎮(zhèn)壓可以帶來安定，喪失了化解矛盾的時機。

　　走向成熟之路

　　1904年冬章士釗出獄后抵達日本。從那時到辛亥革命前后，他做了幾個出人意表的選擇，達到畢生思想的顛峰，在中國現(xiàn)代思想史上留下璀璨的一頁。

　　第一個選擇是閉門思過和讀書，拒絕參加同盟會。

　　1905年，麇集東京的革命者熱火朝天籌組中國同盟會。孫文、黃興邀他加盟，他卻堅決拒絕。章太炎和孫少侯甚至把他關了兩天，逼他參加；
他仍不答應。作為華興會的重要成員，熱情洋溢的革命報人，這個選擇可謂反常。

　　為什么要作出這樣的選擇？他認為："上海之新敗也，吾才短力脆，躁妄致敵，潛懷我殺伯仁之懼，兼蓄愿為周處之思；
加以未達壯年，了無學殖，人眾茫然無主，事到不知所裁，眼前失機猶小，將來誤事必大；
愿假數(shù)年之力，隱消大過之媒，際茲大黨初建，應以分工為務……大隊趨重實行，小隊容其攻苦"。26他冷靜地看到自己的不足，決心克服自己的弱點。在他看來，讀書，了解世界文明的成就，為挽救祖國作好充分準備，僅僅是分工，并非脫離革命。于是，他在東京閉門苦讀，并于1907年到英國阿巴丁大學（University of Aberdeen）修法學碩士學位。27對一個25歲的熱血青年說來，這是一個非常艱難和有遠見的選擇。

　　事實證明，這不是畏葸卸責。根據(jù)現(xiàn)在可以看到的他在辛亥革命前一年發(fā)表的文字，確實已非吳下阿蒙。辛亥革命爆發(fā)，他不顧還差半年就可拿到學位，立即回國。當年少了一個不畏艱險的戰(zhàn)士，而今卻多了一位比較成熟的思想家，發(fā)揮了別人難以替代的作用。

　　第二件事是到了南京，謝絕官職，出掌《民立報》筆政。

　　1911年冬，到達南京，臨時政府已經(jīng)成立，黃興邀他參加，他卻寧可重端報人飯碗�！睹窳�報》是公認的同盟會總機關報，他不是同盟會員，應邀入主編輯工作；
這已經(jīng)有點出乎常規(guī)。更令一些人為之側目的是，對臨時政府有些措施（例如，制定《報律》；
欲將漢冶萍公司抵押給日本；
"南京政府組織之不良"28；
等等），該報竟毫不客氣猛烈抨擊。在他看來，當年南京臨時政府的有些作為，已是"暴民政府"的"暴民專制"行為！29抨擊這些錯誤措施是義不容辭的責任。這自然引起不少國民黨人強烈反對。于是，他掛冠而去；
但立即另辦一個《獨立周報》，繼續(xù)履行輿論監(jiān)督職責。

　　第三件事是，明知無望，卻堅決與黃興奔赴南京起兵反抗袁世凱。失敗后，逃亡日本，在參與重要政治派別歐事研究會活動的同時，創(chuàng)辦《甲寅》雜志，深入進行理論思考，系統(tǒng)宣揚自己的調和論政治哲學，影響頗大。從內容看，它對辛亥革命的冷靜反思，相應提出和闡釋的各種問題，與隨之而來的新文化運動息息相關。從人員構成說，陳獨秀、李大釗、高一涵等后來的新文化運動領袖都是這個刊物的重要作者和編輯；
胡適也和章氏函件往來，積極投稿。前人早就注意到《甲寅》和《新青年》有內在關聯(lián)；
特別是高一涵和李大釗，從思想到文風都深受章氏影響。

　　作為一個杰出的思想家，辛亥革命前后章士釗宣揚和追求的是什么？簡單地說，他關注的中心是在中國實現(xiàn)政黨政治。據(jù)現(xiàn)在收集到的材料，他赴英留學后，遲至1910年9、10月間才重出論壇，第一批政論文章說的就是這個問題。從此時至1919整整十年間，他的基本觀念不變，多方進行探索，在思想史上留下了自己獨特的貢獻。

　�。�1） 政黨政治的追尋。

　　1906年開始，清政府正式打出"預備立憲"旗號。1907年，下令籌設資政院和各省咨議局。1908年，頒布憲法大綱，定九年后召開國會（1910年決定提早4年）；
接著又頒布了地方自治章程。1909年，各省咨議局開會。翌年，資政院也開院了。在這個過程中，從各地商會、士紳到地方督撫和咨議局，一浪高過一浪請開國會。對這些政治體制改革活動，是置之不理，還是積極引導，使之成為中國建立現(xiàn)代政治制度的開端？章士釗選擇后者。

　　在中國提倡政黨政治不是由章士釗開始的。早在1897年，唐才常就發(fā)表文章指出："五洲強弱盛衰之樞紐，恒于議院覘之。""有議院必有黨……諸國明許以黨，黨亦明張其幟，明異其途，以待權衡于黨之多少而可否之，而事無弗舉。"如英國"政以黨成。其黨二……二黨視宰相新舊進退之，一出一入，循環(huán)無窮，而事乃劑于平。"30進入20世紀的第一年，秦力山更大聲疾呼："非立大政黨不足以救中國"。311905年開始，梁啟超冀圖推動清帝國走上君主立憲之路；
組織政黨成了題中應有之義。1907年10月以梁氏為領袖的政聞社成立，盡管不到一年就被清政府解散，卻在中國政黨史上留下重要的一頁。他們認為，現(xiàn)代政治就是政黨政治。(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政聞社的名義領袖--"總務員"馬相伯在其就職演說中指出："政黨政治者，現(xiàn)世人類中最良之政治也。夫政治果有更良于此者乎？曰，理想上容或有之，而事實上則未之聞……人類既不完全，故政治無絕對之美。既無絕對之美，而求其比較，則舍政黨政治無以尚也。"32而所謂政黨政治就是兩黨或多黨政治："道有陰有陽，數(shù)有正有負。吾是吾所是，而不能謂人之盡非。此國家所以能容兩政黨以上之對立也。故吾儕忠于本黨，而不嫉視他黨，可以為光明正大之辯難，而不可以為陰險卑劣之妨害。"33這些都顯示了對現(xiàn)代政黨政治的深刻了解。1909年11月30日廣東省咨議局議員陳炯明在該局第一期會議第14次議事會上，提出五件臨時動議，其中第五件為："本局各議員閉會后，應就各地方提倡建議協(xié)會及設法組織政黨，為本局之后盾。"討論后通過的決議是："第五件將政黨二字改為補助機關，亦經(jīng)多數(shù)贊成辦理。"341910年1月，21省的速開國會請愿代表團在京組成"速開國會同志會"，他們發(fā)出的公開信呼吁：各地各社會團體和"碩德名彥"，"或分電政府，或呈懇當?shù)�，奏達輿情，以民氣民力所蓄積者和平競進，齊發(fā)以向政府。有此紀律之團體，在此時既為國人之后援，在他日即為政黨之先河。"35這些材料表明，在當時的精英階層中，已經(jīng)出現(xiàn)組織政黨的強烈愿望。到了"1911年上半年，政學會、憲政實進會、辛亥俱樂部、憲友會相繼成立，中國的第一批合法政黨出現(xiàn)。"36

　　章士釗的貢獻在于結合當時的實際，更加全面和系統(tǒng)地介紹與堅持了政黨政治的基本原則。辛亥革命前夕，開國會、立憲，已成了全國性的熱潮。海內外越來越多史家認為，與其把這個立憲思潮和革命思潮看成對立而互不相容的，毋寧把它們視為客觀上互相補充的。立憲思潮不單為成立民國奠立思想基礎；
不遺余力傳播這個思潮的立憲派，也成為順利推翻清帝國的非常重要的因素。章士釗的貢獻是在立憲思潮洶涌澎湃之際，努力闡明它題中應有之義--政黨政治。當人們熱衷請愿之際，他棋高一著，寫出13篇論政黨政治的專文，闡釋了一系列有關問題。

　　1．國會是政黨活動的中心。

　　辛亥革命前，他便嚴肅地指出，中國還沒有政黨。當時政聞社已經(jīng)解散，而同盟會在他看來是政治團體而非政黨。這樣看的前提，是政黨活動必須以國會為中心。他說："政黨者有一定之黨綱，黨員占議席于國會，日向現(xiàn)政府之隙而攻之，且謀倒之，取而代之，以實行其黨綱者也。普通政治結社，則無組織內閣之野心，不過對于一定之政治問題，發(fā)表其意見，且期意見之發(fā)生效力者也。"37他把同盟會和英國的憲章派一樣，劃歸后者。直到辛亥革命后，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他才認為這個組織開始向政黨轉型。

　　2．政綱和政策是政黨的生命。"政黨而無政策，是直無黨也。"38政治斗爭應該是政綱和政策之爭，否則就會走入歧途。辛亥革命后政黨蜂起，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韙，鼓吹"毀黨造黨"，解散原有大小不一的各政黨，在充分討論政綱的基礎上，重新組合為兩大政黨。"茍黨義堅而黨界明，其為福將來之黨爭，乃無涯量。"39各種政治力量組合，包括兩大黨的形成，只能在政治風云翻卷中因勢利導，水到渠成；
不可能在會議上按照某一定義或綱領整整齊齊地劃分疆界。從這個角度看，他的意見可謂書生氣十足。但是，他對政綱和政策重要性的論述，又是切中肯綮的。

　　3．政黨政治就是兩黨政治。"凡國家能獲政黨之福音，必其國內有兩大黨，而亦僅兩大黨，政綱截然不同，相代用事者也。"因此，"今之政黨，當以今之政府為對立黨，對于彼等之失策，盡力以攻之……彼而傾跌，我乃代之。"40

　　辛亥革命后，同一切初行民主政治的國家一樣，黨爭之中歪風四起，人身攻擊、在議會辯論中大打出手、砸爛對方機關報、陰謀傾軋……不一而足。章士釗再次反復耐心說明黨爭的正確途徑和尊重反對黨的極端重要性。他說，政黨政治唯一條件，"即英儒梅依（T.E.May）所言"聽反對黨意見之流行"是也……下院議事法程恒設法保護反對黨，使得盡情攻擊政府是也。在他國或以反抗為不法，而英倫則"王之反對黨"一言，乃為黨爭之習語，知言者謂英倫政術之進步，實在此語發(fā)見（確立）以后。蓋不認反對黨為合法之團體，則其爭執(zhí)必走于偏私，或流于暴舉……是故欲謀政治上和平之改革，兩黨相代以用事，非認反對黨之所為為有益于國萬萬不可。且政黨不單行，凡一黨欲保其勢力之常新，斷不利他黨之消滅，而亦并不利他黨勢力之微弱。蓋失其對待者，已將無黨之可言，他黨力衰而己黨亦必至蟲生而物腐也。"41在專制傳統(tǒng)根深蒂固，民主政治開始起步的國家里，傳播這些現(xiàn)代政治的基本常識，是十分適時的。

　　4．要爭得國會議席，"其最宜注意者，則吾之政綱果為國民所熟知與否也……于是，為運動之先驅者，其為無數(shù)強有力之機關報。"42還要經(jīng)常用各種方式"游說"，努力爭取國民支持。

　　在他看來，那時就應按照政黨政治之要求，推動國內政治生活向前發(fā)展。當時就有人質疑，昏庸的皇族內閣根本不知政黨為何物，資政院中也沒有什么政黨，高談政黨政治不是太不合時宜了嗎？他說："或有慮今之政府之不足言黨者，曰此非吾之所問也。進兵攻敵，而乃謂敵兵之營制乃不如我，遽而退兵，宋襄之疑，亦不為也。彼不自以為黨，而必假定其為黨而攻之……組織在野黨，必集矢于政府，乃政治之常經(jīng)也。"43他認為，資政院有些議案結果所以不如人意，與議員尚未組成政黨不無關系。"故愚以為：資政院即無黨，而政黨部勒之法有可采用者，乃當采用之。"44一個國家的國民和社會精英只能在現(xiàn)代政治實際運作中學會現(xiàn)代政治。完善的民主政治制度也不可能從天而降�，F(xiàn)代政治制度是逐步生成的。清末政治制度改革失敗，不等于當時的嘗試沒有意義。章士釗提請國人做的不過是歷史進程的必修課。有這么一件事：1911年冬，章氏從英國回到國內，"謁宋遁初（教仁），寒暄乍已，主人捧剪報巨冊見示。則數(shù)年間，吾所寄京滬諸報論政文字咸在……吾笑謂遁初："江左夷吾偌大本領，原來孕育于故紙堆中，亦自可喜。"遁初以一笑見報，兩俱莫逆。吾思之，吾重思之，遁初后來見毀，終為此類斷爛朝報所誤。"45宋教仁從1905年開始發(fā)表政論，早已關注憲政及其有關問題，不能說他的現(xiàn)代政治知識都來自章士釗；
但他在這一方面曾受益于章氏，也是事實。辛亥革命后，他以更大的熱情注視著民主政制運作過程，解釋基本知識，批判偏離正軌的各種現(xiàn)象，成了極具影響力的著名政論家之一。

　　文化，包括政治文化需要積累。清末民初章士釗等人對政黨政治的論述，令中國知識階層的政治視野更加開闊，是中國現(xiàn)代思想文化積累的重要組成部分。當時有關實踐失敗了，不等于這樣的思想積累沒有意義。只要看一看孫文畢生都沒有領會政黨政治的真諦，因而作出許多匪夷所思的錯誤決策，章士釗宣揚這些思想的意義就更加明顯了。46

　�。�2） 法治與自由保障

　　這一時期章士釗在思想史上留下的又一重要建樹，是對公民自由和如何保障這些自由的訴求。

　　言論自由一直是章氏關注的焦點。清政府從1906年頒布《報章應守規(guī)則》開始，便利用惡法限制公民的言論自由。1910年12月，它居然利用資政院把原有的《大清報律》修訂為《欽定報律》，由皇帝頒布實行。章士釗立即成為抨擊這一惡法的引人注目的一員。他尖銳指出，政府此舉侵犯了公民的私權。假如政府或某個公民認為有那些言論違法，可以訴諸法院，依照民法、刑法和正常法律程序解決；
根本不需要什么報律。制定報律，并把書報送檢列入其中，"則政府刻刻假定國民之違法，是直狗馬國民也！是直盜賊國民也……如此，則人權之危險不可思議。"47這個報律"蓋折衷于日本新聞條例，酌加損益"。48章士釗嚴肅地指出："凡人論事，最易為近例所欺，日本有新聞條例，為論者最近之引針……以為日本所有者，吾國當亦有之，而根本上之懷疑，乃至無從夢想。嘻！此膏肓之病也。"真正第一流的法治國，不會有此等報律或新聞出版法。英國"在17世紀以前，王權未衰時見此種。而近二百年，則英倫之言論機關，乃絕不受政府之羈絆。新聞監(jiān)督執(zhí)政，如日中天，執(zhí)政未嘗敢剔除異己，禁止新聞之發(fā)行。如新聞有違法事件或損人名譽事件，乃以普通手續(xù)受審判于普通裁判所，法官執(zhí)法如山，未嘗以執(zhí)政之意出入人罪。"49同時批評資政院議員通過此項法律深有負于國民。

　　辛亥革命后，臨時政府也來弄一個《民國暫行報律》，雖然已剔除送審等條款，仍屬言論自由的障礙。他再一次挺身而出捍衛(wèi)言論自由。他大聲疾呼："民國當求真正之言論自由�。�！"在引述戴雪等英美法學名家的論述和申說自己的意見后，他寫道："以是理由，本報（民立報）對于內務部之報律，其所主張，乃根本的取消！無暇與之為枝枝節(jié)節(jié)之討論！以后并灌輸真正之自由理想于國民之腦中，使報律兩字永不發(fā)于國會議員之口。"50

　　捍衛(wèi)財產自由是章士釗關注的又一熱點。民國元年6、7月間，湖北省議會通過決議，要沒收漢冶萍公司，理由為那是反對辛亥革命的前清官僚盛宣懷的財產。章士釗立即撰文，除指出該會判斷有誤，這個公司確是由股東會負責的商人資產外，特別對當時開始興起的"社會主義"或"社會革命"進行了嚴肅的批判："吾國夙患財產分配之不均，邇來不完全之社會主義尤頻聞于國中……所謂社會革命者，即財產革命也。于是嫉視資本家前以形格勢禁不敢昌言者，今則昌言以外，進而實行。"在揭露傳統(tǒng)痼疾藉革命之名而突顯后，他語重心長地說："吾人財產不均之苦，果何若歐美？……以人道言，自應鼓吹社會主義以救正之，而通世界之生計家未敢放膽此言者，則實鑒于近世生產之發(fā)達為資本凝集之結果；
茍資本動搖，則生計狀態(tài)將立見退步也�！�…使以后所有商辦實業(yè)微，有資者相戒裹足不敢投焉，此不謂自殺之愚計不可得矣"！51當時，私有財產總的說來為朝野各界所尊重，章士釗卻如此警覺，歷經(jīng)近90年的風風雨雨，人們不能不佩服章氏見微知著的卓識。

　　言論和財產兩大自由是現(xiàn)代公民全部自由的基礎。章士釗的這些言論，可謂抓住了根本。那么，如何保證這些自由？他從制度建設的高度，著眼于健全法治。1912年3月11日臨時參議院通過并公布了《臨時約法》，第二天，章士釗立即撰文揭露它有兩大缺陷：

　　1．沒有解決公民自由的保障問題。"《約法》曰："人民之身體，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審問、處罰。"倘有人不依法律逮捕、拘禁、審問、處罰人，則如之何？以此質之《約法》，《約法》不能答也。"他指出，這是許多成文憲法的共同缺陷，應該吸取英美法系的優(yōu)長予于補救："然人欲濫用其權，中外一致。于是英人之保障自由，厥有一法。其法維何？則無論何時，有違法侵害人身之事件發(fā)生，無論何人（或本人或其友）皆得向相當之法廷呈請出廷狀（Writ of Habeas Corpus,現(xiàn)譯人身保護令）。法廷不得不諾，不諾，則與以相當之罰是也。出廷狀者乃法廷所發(fā)之命令狀，命令侵害者于一定期限內，率被害者出廷，陳述理由，并受審判也。英人有此一制而個人自由全受其庇蔭……茲制者，誠憲法之科律也，吾當亟采之。"52

　　2．為行政侵犯司法獨立留下了隱患�！杜R時約法》第10條規(guī)定："人民對于官吏違法損害權利之行為，有陳訴于平政院之權。"章士釗敏銳地揭露，所謂平政院屬于行政裁判系統(tǒng)。"平政院者，即行政裁判所之別詞也。凡有平政院之國，出廷狀之效力必不大，何也？人民與行政官有交涉者，乃不能托庇于普通法廷也……使行政權侵入司法權，則約法所予吾人之自由者，殆所謂貓口之鼠之自由矣。"53因此，他堅決主張刪除這一條。

　　他的思路非常明晰：要吸收現(xiàn)代法學精華，建立完備的法治體系和司法獨立制度，為保障公民的自由和國家長治久安奠立堅實基礎。

　�。�3） 清除歷史積垢

　　近代中國的思想家無不碰到一個問題：如何對待傳統(tǒng)。深信自由、民主為中國必不可少的思想家大體遵循兩條路徑：

　　1． 從批判傳統(tǒng)中為自由、民主在中國植跟掃除障礙。

　　2． 托古改制，重新詮釋傳統(tǒng)，挖掘其中近似自由、民主或有利于自由、民主生根的因素。

　　后者的長處是可以滿足民族自尊心理，便于為俗人說法，預期有減少阻力之效�？墒牵�它無法回避一個根本問題：中國傳統(tǒng)文化從整體上看是專制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雖然這兩條路徑有時可以相互為用，但在專制主義意識形態(tài)成為公民覺醒障礙之際，批判成了歷史的必然。民初的章士釗便處在這樣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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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袁世凱打敗了國民黨，與康有為之流互相呼應，企圖立孔學為國教的時候，章士釗旗幟鮮明堅決反對。他說："吾國之尚孔，本班固所謂利祿之途使然……惟今之尊孔者，舍其所習，喪其所守，離學而言教，意在奉孔子以抗耶蘇，使中華之教，定于一尊，則甚矣其無當也。"54說這些話，意在維護思想和信仰自由。

　　對孔學本身，他也不無微詞。

　　首先，他不滿孔孟之徒言行不一。在肯定基督教在西方和中國的貢獻后，他寫道："吾孔子之徒，名教之士，蓄妾狎娼，縱欲無度，口仁義而心盜賊，敢為傷天害理之事，倡尊孔愈甚，修行愈惡者，視之大有愧色焉。"55

　　其次，他認為儒家好些基本觀點也是極為錯誤的。

　　例如，國家與統(tǒng)治者--君主不分，"報國之事，同于報君"，"儒家既以此垂為大訓，歷世之獨夫民賊，復崇其說以便于己。以是舉世之聰明才力，悉為所禁制，而不敢一為是非之思。"56

　　又如，抹殺個人的欲望和權利，并披上"為公"、"國家至上"等華麗外衣。對這類源于儒術的說教，他也給予嚴厲抨擊。他認為：國家與個人關系根本不能以損此益彼去概括，而是要各自找到恰當?shù)奈恢谩?國家之職務，一面在鞏固個人之私權，一面在維持社會之秩序"，"為國之道，不在毀民之所有以集乎公，而在致民之所有于相當之位……民利不張，國利胡有？民力不堅，國力胡生？民求民利，即以利國……凡言毀民而崇國者，皆偽國家主義也。""公私不得其平……國家根本問題，坐是無由了處。而真正之和平幸福，舉冥冥墮壞于名分經(jīng)制詩書禮義之中。"57

　　再次，他認為，中國要前進就必須敢于沖破傳統(tǒng)的束縛。他說："吾人議設政制，亦多就其制本質求之可矣，不可為吾國歷史見象所束也。茍見束矣，則惟有始皇再世，明祖復興，然后足以解決中國之政治問題。吾人今日之悲觀，正悲舊歷史之重演"。58

　　時至今日，對有現(xiàn)代社會常識的人們說來，這些觀點都已不足為奇。但回顧中國人擺脫以圣賢、君主的是非為是非的艱辛；
正視有那么多中國人至今仍把這些常識視為洪水猛獸；
人們不能不對章氏及其他敢于沖擊思想網(wǎng)羅的前人深表敬意。

　　而從思想史角度考察，它上承以嚴復、梁啟超為代表的第一代啟蒙思想家的思想成果，下啟新文化運動的新浪潮，其意義更不容抹殺。新文化運動中，陳獨秀大聲疾呼要有"最后之覺悟"，追求的正是要喚醒中國人，勇敢接受現(xiàn)代文明的普世性成果，認識和維護現(xiàn)代公民應有的權利。這正是章士釗在這一時期孜孜以求的目標。章士釗曾奮筆疾書；
"民欲不以正通必以變通，不以緩通必以急通，而吾有史以來之改姓易朔，狐火篝鳴，皆可以此點窺其真蘊。"59在李大釗的名篇《民彝》中，我們可以一字不易不加引號看到這段名言，顯示了兩者的傳承關系。

　�。�4） 闡揚"調和立國"論。

　　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章士釗逃到日本，給了他冷靜總結和反思的極好時機。在自己主編的《甲寅》雜志上，他提出和系統(tǒng)論述了"調和立國"論。這個理論批判的矛頭主要指向袁世凱的專制統(tǒng)治，但也嚴肅地批評了以孫文為代表的激進主義錯誤，鼓吹建立以調和、寬容為基礎的多元互動的社會運行機制。

　　在他看來，專制是逆時代潮流的反動禍害。他寫道："專制者何？強人之同與己也。人莫不欲人之同于己，即莫不樂于專制。故專制者，獸欲也。遏此獸欲，使不得充其量，以為害于人群，必賴有他力以抗之。其在君主獨裁之國，抗之以變，則為革命。抗之以常，則為立憲�？怪�以無可抗，則為諫諍。""孟德斯鳩曰："且專制之國，其性質恒喜同而惡異。彼以為，異者，亂之媒也。"……彼雖指宗教言，然專制與喜同連，到處可通。"60他毫不含糊地認為，不管革命派有多少錯誤，以袁世凱為首的專制統(tǒng)治者的倒行逆施，其危害更加嚴重。

　　與此同時，他一再指斥另一種極端--"暴民專制"。他說："往者清鼎已移，黨人驟起，其所以用事，束縛馳驟鹵莽滅裂之弊，隨處皆有。國人乃皇皇然憂，以謂暴民終不足言治……"黨人"未能注意于利益不同之點，極力為之調融，且挾其成見，出其全力，以強人同己，使天下人才盡出己黨而后快。又其中有所謂暴烈分子者，全然不負責任，肆口漫罵，用力擠排，語若村嫗，行同無賴，因之社會之情以傷，陰謀之局以起，則事實具陳，無可掩也。"61這些文字寫于1914年。中外歷史反復證明，任何國家的革命政黨或勢力，在推翻原有政權后，都必須經(jīng)歷由革命組織到民主政黨全面轉型的艱難歷程。這個蛻變過程的成敗，不但影響這一政治力量的盛衰，也對國家發(fā)展的順逆有極其重大的作用。失敗后的國民黨由于孫文及其追隨者不敢正視自己的錯誤，正處于四分五裂無所作為的狀態(tài)。作為深知內情的同志和諍友，章士釗坦率反思，一語中的，說出了國民黨失敗的根本原因。

　　章士釗沒有停留在現(xiàn)象層次。他指出，中外歷史一再證明，走向極端，拒絕調和，必然帶來災難性的后果。1789年5月法國的三級會議意在和平改革，而路易十六則志在報復和絕對專制，結果招來斷頭流血的大禍。法國大革命也曾"走入極端，釀成帝制"。"當?shù)谝淮胃锩�初起之時，首義諸賢所倡自由、平等、博愛三大義，心誠求之，未遺余力……即殘暴如段敦（今譯丹東），由其慷慨就義，視死如歸以觀，可見其橫厲無前，意亦在伸其所信。徒以所主張者鄰于絕對，與社會心理不能相入，必欲行之，勢難掃除一切障礙，絕其本根，而大禍起矣。"62英國雖屢受調和之福，"惟克林威爾自信力過強，以為己之所行，有百正而無一曲，人有持論稍異于己者，決不容之。""遂至身死名裂，尸且受戮，良足惜也。"63

　　法國大革命對中國有哪些正面和負面影響，至今仍是中國人文和社會科學學者關注的焦點之一。從歷史上看，康有為在戊戌變法中就曾一再陳述其流血恐怖的慘狀，企圖以此說服朝廷主動變法。章士釗則從思維方法等更高層次，開中國人總結這一重大事件負面教訓的先河。民國初年，以批判態(tài)度觀察政局發(fā)展的中國人為數(shù)不少，但能聯(lián)系世界歷史全局反復思考的卻不多見。

　　針對這樣的現(xiàn)實，章氏認為思想和制度等方面都應以調和立國論為指導，作出相應的轉變。

　　首要的是必須確立一個根本觀念："社會化同以迎異則進，剋異以存同則退。"64把好同惡異的專制惡習逐步排除。他認為，先秦以后，中國政治和學術文化停滯不前，就是以利祿之途，逼人尊孔，吃了好同惡異的大虧。

　　他清醒地看到，空談化同迎異，不能真正確立這樣的風氣和社會運行機制。關鍵要培養(yǎng)對抗力，從制度層面解決問題。他以贊同的態(tài)度引用張東蓀的話："強有力者，恒喜濫用其力，濫用而其鋒若有所嬰而頓焉，則知斂。斂則其濫用之一部削滅以去，而力乃軌于正。"然后指出："其所以使之然者，則他方面之對抗力不可侮也。茍一國焉，而無此對抗力，則其政象為專制……養(yǎng)成對抗，必如斯賓塞言："圓滿一己之義務，而不侵害他人。"惟其圓滿己之義務，故"不肯屈服強者之指命"；
惟其不侵及他人，故得保持平等之權利"。這也就是所謂正義。65調和立國也離不開這個基礎。

　　尋求中國特點時的迷誤

　　進入20年代，章士釗的思想起了巨大變化。引人注目的是他堅決反對新文化運動。早在1919年9月，新文化運動進入高潮，章士釗已為文學和道德領域破舊立新深感憂慮。他說："今人講新文學，頗采報端之見，揮斥一切舊者，欲從文學上劃出一新紀元，號之曰新。愚謂所見太狹，且亦決不可能。""今之社會道德，舊者破壞，新者未立，頗呈青黃不接之觀……人心世道之憂。莫切于此。"因此，他認為："新機不可滯，舊德亦不可忘，挹彼注此，逐漸改善，新舊相銜，斯成調和。"66本來強調橫向寬容的調和，轉而注重縱向新舊融合。隨后，反對新文化運動的態(tài)度更趨堅決。

　　1921年2月至9月間，他再次游歐。10月歸來后，態(tài)度大變。以反對直線發(fā)展觀為藉口，他斷言："所謂文明野蠻，不過循環(huán)蟬遞"。"新舊并無一定之界限，何者為新，何者為舊，很難于斷定……新舊是循環(huán)的，昔日以為新者，今日或視為舊，甲地以為舊者，乙地或反視為新。""故思想之進化，亦是循環(huán)的，并無新舊之不同。"67于是，新文化運動全都是無事生非，有害無益。白話文在他看來更是"文詞鄙俚，國家未滅，文字先亡"！68簡直是奇災大禍。其惡果是："躁妄者悍然莫明其非，謹厚者?然喪其所守，父無以教子，兄無以詔弟，以言教化，乃全陷于青黃不接、轅轍背馳之一大恐慌也。"69用現(xiàn)在流行的話來說，就是造成"文化斷裂"，罪莫大焉！

　　更突出的是他提出一個"農國"論，幾乎全盤否定了自己過去的社會政治理念。這是一個非常完整的反對現(xiàn)代化的理論。其要點是：

　　1． 中國一貫以農立國，必須堅持這個傳統(tǒng)。

　　他認為，西方面對的是工人問題，而中國的基本問題是農民。因此，"……非農業(yè)不能救中國。溯自西風東漸，我國人舍其農家淳厚之風，而效工業(yè)國偽物質文明之奇技淫巧。人心日益險。道德日益喪。變亂相尋，爭奪無已。使中國趨于淪亡者，恐怕就是此工業(yè)國之偽物質文明……所可幸者，我國受工業(yè)之毒尚不深，頗有挽救之望。此一點希望，即在乎農業(yè)。我國三千余年傳來之農業(yè)制度，與農業(yè)文明，并未完全因工業(yè)之毒而崩壞，起而圖之，猶未為晚。"70

　　2． 拋棄一切與工商立國相關聯(lián)的追求與制度。

　　首先應拋棄的是對利的追求。農國也有工商，問題在追求的是什么。他說："農國講節(jié)欲勉無為，知足戒爭。""欲寡而事節(jié)，財足而不爭……農國之精神也。欲多而事繁、明爭以足財，工國之精神也。"71這就是兩者的根本區(qū)別。他認為中國人應該選擇前者。進一步看，"人生世界，本應有高尚目的，以為世界謀福利，乃此時之資本家只知孳孳為利……利與生活，本為人類之手段，今竟變?yōu)槿祟愔�目的，則人生尚有何意義耶？"72換句話說，他要中國人堅持中世紀農業(yè)經(jīng)濟時代的人生哲學。

　　其次，在政治領域，一反前期的主張，不要總統(tǒng)、國會、政黨等等與工商國有關的一切制度。

　　他一再撰文，反復演講，說民初以來政局混亂，戰(zhàn)禍連綿，都是走錯了路，把不切中國國情的制度搬到中國。"吾國禍亂相尋，自辛亥迄今十二年無寧日者，徒以大選無方，奸雄竊發(fā)已耳。不去選事，亂無由已……西土現(xiàn)制之有裨于吾者甚少……若夫英美式之國會，斷乎無復自存之值。"73選舉、總統(tǒng)、國會、政黨……通通不要。"一言以蔽之，吾為農國，不能妄采工業(yè)國之制度。"74

　　3． 回歸傳統(tǒng)，建立他所設計的社會經(jīng)濟制度。

　　他非常明確地指出，以農立國就是要摒棄外來的現(xiàn)代文化，回歸傳統(tǒng)。他說："建國之本原既異，所有政治、道德、法律、習慣，皆緣是兩歧。農國講節(jié)欲勉無為，知足戒爭。一言蔽之，老子之書，為用極宏，以不如此不足以消息盈虛，咸得其宜也。工國則反是縱欲有為，無足貴爭……"。75

　　以此為指導思想，他設計了一幅美妙的農村圖景：

　　"……以村為單位，調查一村內農產物之出額幾何？如不足，則自外買入，多則酌量賣出，概由公共管理，以資調劑。另發(fā)行一種紙幣，流通本村，則一村之人都可無衣食之虞。由此建筑道路，改良建筑，辦小學及文明應有之機關，都可由公共買賣局設立。凡是人民的生活，務須保持在水平線以上，村村如此。由村而縣而省，均以本地之出產，維持本地人之生活"。76

　　六天后，他進一步工筆描繪："將這地方的出產通通計算起來，一年能夠有多少產物，價值多少，以價值作標準，發(fā)行一種村券……這種村券不以金錢為本位，是以物產為本位的。一村的出產由公共保管，設一公共買賣社，除掉要應用的以外，由公家以紙幣收買，以所余的運到各處去發(fā)賣，村里沒有的到各處買回來。這村內的人民，各按各人所能作的，分工去作。在應受教育年齡期內的，要強迫去受教育。在村內的，人人有飯吃，人人有工作"。77

　　這些話是章氏1923年10月在長沙講的；
湖南各大報登了這位名人的演講詞。這時毛澤東正好在長沙為工人運動忙得不亦樂乎；
還來不及關注農村。但他早與章氏有過交往，沒有看到乃至聽過這些話的可能性很小。當時，章士釗身體力行，企圖在家鄉(xiāng)推行這個農村自治運動，而以失敗告終。35年后，毛澤東以這位鄉(xiāng)賢難以想象的氣魄發(fā)動了氣壯山河的人民公社運動，而且不管東西南北風，頑強地堅持了20年！其后果則已刀刻斧鑿，永志歷史和億萬中國人心田，毋容筆者置喙。令人震驚的是兩者的指導思想如出一轍！

　　值得注意的是，章士釗思想的轉變，不是一人一時的迷誤。(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在20年代，以農立國已形為互相呼應的全國性的思潮。晏陽初在河北定縣的鄉(xiāng)村建設實驗；
山西督軍閻錫山推行的"村治"以及河南、山東等地的有關活動最引人注目。他們同氣相求，互相聯(lián)絡；
辦報；
出書；
開辦學校，培訓干部；
成為一個獨特的思想文化現(xiàn)象。中國農村非常落后，任何有助于農村經(jīng)濟文化發(fā)展的活動，都是久旱甘霖。這些活動確實各自為改善農村狀況，作出大小不同的貢獻，有不容否定的歷史功績。但是，除晏陽初等少數(shù)人外，這一活動的領袖人物，大都與章士釗一樣，企圖在思想文化領域另辟蹊徑，回歸傳統(tǒng)，成為這一運動的一大特色。

　　例如，梁漱溟在韓復渠支持下，在河南創(chuàng)辦村治學院；
韓復渠轉任山東督軍，他便從1931至1937年，先后在該省107縣中的70多個進行"鄉(xiāng)村建設"，后來居上，聲勢頗大。它有理論，有組織，堅持多年，對改善農村的教育、經(jīng)濟、治安狀況，都有良好作用。"如鄒平的鄉(xiāng)村自衛(wèi)組織，從1933年開始，至1935年，三屆共訓2281人。購槍近千枝。受訓后，按地段編組……按時巡邏，維持社會治安，查煙禁賭，防護青苗等……據(jù)老百姓講，當時販毒、土匪搶劫、偷盜等現(xiàn)象在臨（鄰）縣很厲害，而在鄒平幾乎沒有"。78此外，在引進優(yōu)良品種、改進和推廣新的農業(yè)技術、供銷和金融合作、辦村學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改善了人民生活，顯示了農村改良的實績。

　　梁漱溟的實踐，是在20~30年代逐步形成的比較完整的理論指導下進行的。他這一套理論與章士釗的主張有很多重合點。這些理論觀點如果僅為一時一地的農村改良提供依據(jù)，不管如何千奇百怪，不必深究。問題是他們都以此作為安邦定國，治理全國的大計。這就值得認真探討一番了。

　　1． 都標榜既拒絕歐美也否定蘇俄，自己那一套是唯一適合中國國情的第三條道路。

　　章士釗認為不但西方的政治、經(jīng)濟制度不合中國國情，蘇俄那一套同樣不行。例如，國民黨壓制言論自由等等倒行逆施，就是"盲從蘇俄之過"。79

　　而在梁漱溟筆下，這一類話說得更加徹底和鮮明。他認為，"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后覺悟"就是認識歐美和蘇俄的道路都不適合中國國情。"歐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是我們政治上第一個不同的路"。"我們政治上第二個不通的路"則是"俄國共產黨發(fā)明的路"。80

　　2． 在經(jīng)濟上，都反對牟利、讓市場自由發(fā)展的制度。

　　章士釗設計的農國體現(xiàn)在經(jīng)濟上，是層層分割，在"公共管理"下以"自給"為指導思想的前現(xiàn)代經(jīng)濟。梁漱溟的鄉(xiāng)村建設沒有那么絕對，引進現(xiàn)代農業(yè)技術、供銷合作、金融合作均是其重要業(yè)績。不過，在梁漱溟看來，中國是"職業(yè)分工、倫理本位"社會，"最與仁相違的生活就是算帳的生活。所謂不仁的人，不是別的，就是算帳的人。"81他們都認為，自由發(fā)展工商，只能帶來的戰(zhàn)爭、貧富差距擴大等惡果，不應重蹈覆轍。同時，列強也不容許我國從容發(fā)展工商業(yè)。

　　3． 政治上否定民主。

　　用什么來代替被他們否定的西方政治制度？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章士釗經(jīng)過"遠游考覽，獨居深念"，得出的結論是："政治二字，已歸腐爛，非立業(yè)治，不足以實事求是，已亂興邦"。農業(yè)是國本，他的設計也從農業(yè)開始：首先由農學會"對于吾國農業(yè)興革事宜立一全體嶄新計劃，而將實施此項計劃之責，全課之也。北京農商部以下內外各種向與農事有連之職司，舉視同無物……惟就吾所計劃，整然作一逐年預算案……每年所需之數(shù)，即公然在地丁錢糧內征收，由全國農業(yè)團體共同設立之總機關依案支用……機關辦事之權，無論何方，不能干涉……以農治農，字曰農治。他業(yè)之所自為謀也，誠亦如農；
則工治、商治、學治、以及某治某治，皆可作如是觀。而所號業(yè)治，行入功德圓滿之域；
凡國家社會之所綱維主宰，可悉本是。而為之農者，獨以國本所在之故，領導各業(yè)而為之主盟。謀國至此，可無遺憾。"82對知識階層說來，這是頗為美妙的設計。知識為王，安排一切！可是，這個業(yè)治藍圖，有兩個小小的疏漏：一是那些專家、學者之間，同業(yè)之間，意見分歧之際，要不要洋鬼子發(fā)明的民主？不同行業(yè)之間利益沖突（如不承認業(yè)農人士的盟主地位），莫衷一是的時候，又該怎么辦？二是被"視同無物"的政府有司不甘消失，文臣、武士不愿拱手獻出"地丁錢糧"，偏偏不讓業(yè)治信徒總攬全行業(yè)乃至全國大權的時候，又有什么妙策？章氏試圖在自己家鄉(xiāng)"業(yè)治"一番，結果碰了一鼻子灰，冀圖"業(yè)治"全國，又談何容易！

　　梁漱溟的理論和實踐另有情趣。

　　他認為，中國傳統(tǒng)政治的特征是政教合一，以教統(tǒng)政。行之于今日，就要維護尊師、尚賢的傳統(tǒng)；
建立政教合一制度。他所謂教，指的是教化。如果組織政黨，就要"尊崇黨魁"，因為黨魁"開頭倡出一種主義，而演成了一個黨，那么，這個黨中的分子當然尊重他，多數(shù)人要聽他的話。決不能倒過來反讓黨魁去服從多數(shù)。"相應地，教主或領袖產生后，"如果走政教合一的路，則須尊尚賢智，勢將使命令在上，一切事情都取決于他一個人。"為此，一般人要多用心思，誠心受教，以便"更能接受高明人的領導"！83否則，"多數(shù)無知識的人妄自作主，那才是無理性的社會哩！"84在這個體系中，勢必產生君臨一切的最高領袖和導師。他的結論是："故從政教合一則不合于民治主義，從民治主義則不合于政教合一，二者在制度上最難調和。"85

　　4． 文化和道德領域一致提倡回歸傳統(tǒng)。

　　在這一領域，梁漱溟比章士釗有過之而無不及。他說："一民族真生命之所寄，寄于其根本精神；
拋開了自家根本精神，便斷送了自家前途。"86

　　思潮性質和人物全貌

　　這股思潮的性質是什么？這是一個尚未完全解決的學術問題。特別是近年來，隨著以環(huán)境破壞為代表的現(xiàn)代化負面因素突顯；
尋求文化多元和民族自身傳統(tǒng)，提升民族自尊的思潮廣泛傳播；
歷史人物研究的廣度和深度前所未有，糾正過往偏見的呼聲隨之浮現(xiàn)；
贊揚這一思潮的見解十分流行。其中頗有代表性的意見是，這一思潮也體現(xiàn)著一種現(xiàn)代性；
它與反對者的爭議，不是現(xiàn)代與反現(xiàn)代的沖突，而是中國現(xiàn)代思想的內部沖突；
從杜亞泉到梁漱溟"咸與維新"，20世紀中國的許多爭論純屬誤會，很大程度是受"激進主義"影響，歪曲或誤解了對方。問題提得很尖銳，牽涉到一系列值得人們認真探討的饒有興趣的問題。

　　妨礙弄清這一思潮性質的一大問題，是混淆了人物全貌與思潮的性質。有些歷史人物的特立獨行，或其論述中的某一論點，給人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至據(jù)此斷言他提倡的某一思潮亦屬可取。

　　還是從章士釗談起。20年代的章氏反對新文化運動；
反對在中國推行來自西方的議會制，相應地反對組建政黨；
反對發(fā)展孳孳牟利的工商業(yè)；
如此等等。可是，他還有另外一個方面：維護公民自由。

　　與章士釗鼓吹農國論差不多同時，國民黨著手改組，實行"國民革命"， 組建"黨軍"北伐，推行武力統(tǒng)一政策。這個"革命"的基本政策之一，是"以黨治國"，取消各種自由。章士釗非常敏銳地注視和堅決反對這種倒行逆施。

　　1925年，他已開始揭露這一現(xiàn)象："吾人之赴粵東者，偶或不慎，身體自由當被如何限制，至不可料，其夙經(jīng)名捕，不得入境者，又別論也。鈕惕生（《全集》編者注：名永建……近代民主革命者，國民黨政客）為應中山先生之召而往，以稍涉異己，橫被僇辱……新聞記者，為彈丸剡注，肆諸市朝，在五羊之城（廣州別名--引者），并未視為怪事"。87

　　1926年，隨著北伐進展，這些怪事越來越多，他的批判也愈加猛烈：

　　1． 國民黨的"以黨治國"，與現(xiàn)代民主政治格格不入。

　　他說："南軍之興也，標榜以黨治國，凡異黨之人，舉不得有政治權利……一國之中，從政只許一黨。一黨之眾，所奉只許一義。有異于是，其視吾力，斯今之所謂黨治。"88

　　描述這一現(xiàn)象后，他嚴肅地指出：這"實為政黨之旁門左道"。89因為它從兩個方面違反了現(xiàn)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

　　一是它與民主政制下的政黨性質背道而馳。"蓋國政之所從施，政家所見，容有不同，見在甲者，相從而為一派……見在乙或丙者，亦各相從而為一派……斯乃謂黨……今國民黨曰：否否。吾國只有一黨，他黨興，殺無赦。""自吾黨外，人不得有異議。有且以逆論。此在17世紀前，淫昏之朝，且未必爾也，共和云乎哉？"90這樣的政黨在自己內部也必然肆意摧殘民主。例如，北伐軍占領南昌后，江西人王恒"久于程潛（北伐軍高級將領）幕下，出為行政委員，討論教育政策時，只曰似乎不宜，而翌日即被免職。"91

　　另一方面，這與公民是政治主體的地位完全不符。他說："黨者相代迭興者也。蓋民情有變易，斯黨勢有盛衰。吾黨今日得民意而用事，明日容得其負而不用事……今國民黨曰：否否。凡本黨之去留，人民不得有自由意。吾執(zhí)政，則執(zhí)政矣……此唯世襲專制皇帝宣言之，共和國之政黨，似未能爾也。世襲專制皇帝，時且聞偕亡之嘆，而為之震驚。今此嘆若在腹誹必禁之列，豈不奇哉？"92

　　2． 國民黨在北伐中的所作所為，嚴重侵犯人民的基本人權。

　　北伐軍占領各地后，大叫言論自由卻絕對不許與黨見不同的言論存在。章士釗在所撰《時評》中曾以長沙為例，憤慨地揭露這種古今罕見的虛偽："長沙市新聞記者聯(lián)合會……是日成立，集眾演說，編制口號，第一條曰：保障言論出版絕對自由。噫！先生之號則大矣，先生之志則不可。蓋言論自由者，基于異不基于同，長沙外于黨部可得自由之出版物，久已絕跡……古今書契中，其羌無意義之語，有甚于此者也？"93

　　他一針見血地說，蔣介石高叫"以黨治國"，實質是扼住人們的喉嚨，把人民當奴隸，不讓自由說話："蔣介石者……手握軍政大權，控抑全黨……今軍勢大張，行此愈厲，以黨治國四字……且骎骎直扼全國士夫之吭，迫為然否從違之答而無所遁逃。""平心論之，革命者自然之權也……然反革命與不革命者，其為吾人自然之權，量適與齊。凡人類而正反兩面之論不見，時曰奴隸。凡同種而思想言論自由之權不保，時有強暴。"94

　　與此同時，他總結辛亥以來的歷史經(jīng)驗，舊話重提，認為要保障公民權利，就必須推行人身保護令制度；
并為自己在司法總長任內著手建立這一制度，功虧一簣而深感惋惜。

　　在國民黨和蔣介石專制統(tǒng)治興起之初，章士釗就進行了如此尖銳的批判，確實難能可貴。后來的歷史也證明了他有先見之明。那么，能否據(jù)此斷定章氏的農國論是現(xiàn)代性的體現(xiàn)呢？看看他對社會制度的設計，情況就清楚了。

　　在經(jīng)濟層面，他所勾畫的農國，由村、縣、省到全國，層層"自給"，"知足戒爭"，"概由公共管理"，"以村為單位"，甚至貨幣也由各村發(fā)行！這樣的"單位"體制，等于強迫各個公民把自己的命運交給各級官員處理。它可以培植大小不一的秦始皇，卻與自由云云，相距不止十萬八千里。

　　在政治制度層面， 他認為中國只能"以農立國"，什么政黨、國會等等全都不合國情，通通應拒諸國門之外。既然沒有政黨，"以黨治國"就不成為問題了。可是，這與他所孜孜以求的堅決保障公民言論和其他自由立即陷于無法調和狀態(tài)。公民有了自由，很可能要結社、立黨，進而要民主，要國會，要工商立國……。不同派別和隨之而來的政黨或遲或早必然浮出水面。如果按現(xiàn)代社會的常規(guī)聽之任之，"農國"云云，立即化為泡影。打著"依法治國"的旗號，立例禁止；
或干脆用暴力鎮(zhèn)壓；
都等于背叛素志，與蔣介石、國民黨一樣，侵犯公民自由。

　　他期望通過法治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墒�，古今中外的歷史都說明，這個自由空間的大小取決于兩個重要因素：一是經(jīng)濟基礎。宗法關系籠罩下的自然經(jīng)濟，是尊長專制統(tǒng)治的天然基礎。只有以范圍越來越廣的市場為基礎的工商經(jīng)濟，才能從物質條件和人際關系兩個方面為人們的自由活動提供日益堅強的支持。二是在政治層面，必須形成多元力量互相牽制的結構，推行憲政、法治，才有可能保障公民實現(xiàn)自己的包括言論、結社自由在內的各種權利。但章士釗既提倡為專制奠立牢固基礎的"公共管理"下的自然經(jīng)濟；
又把國會、政黨棄如敝屣，看成與國情格格不入的禍害。這等于把公民自由的基本條件和保障體系摧垮了。他念念不忘的人身保護令制度，只能落得畫餅充饑的下場。因此，這一時期他對自由的關注，是浮懸在其"農國論"上的外在因素。不管其主觀意圖如何，從理論層面看，這是一個反現(xiàn)代的構思。

　　盡管可能與章士釗的初衷完全相反，其結果卻只能是一條回歸專制走向奴役之路。要在這里尋找"現(xiàn)代性"，(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實在是南轅北轍。

　　看看梁漱溟的主張，問題更加清楚。兩人同中有異。突出的一點是：與一貫強調和主張堅決維護個人自由的章士釗不同，梁漱溟認為應該繼承限制個人自由的傳統(tǒng)。他說：在中國，"個人來主張他自己的自由是不行的！……如果就像西方人這個樣子，單從自己來說話，自己主張自由的這種態(tài)度不變，則與中國固有精神沖突；
因中國人是不許自己來說話的。""自由是團體給的，所以可以商量，可多可少，不是一個固定的疆界。還有一個意思：不但自由給多給少是可以商酌，并且必須是從為個人向上創(chuàng)造之意才給他自由，讓他得發(fā)揮他的長處。"95

　　兩人的又一重大差別是梁漱溟否定法治，他要建立的是政教合一的人治。

　　人們看到的依然是一股反現(xiàn)代性思潮。用梁漱溟自己的話來說是："使自來謀國者果其審于自知也，則不求為近代國家。我之于近代國家不必求，不可求，不能求。所謂不必求者，吾民族自救之道非必在是也。所謂不可求者，是非吾民族精神之所許也。夫我之弱則誠然矣，然弱必誤？是有吾民族精神寓存焉……弱在吾民族固有之精神，是則宜世寶之，且將以易天下焉。"96"我們一向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大錯誤，就在想要中國亦成功一個"近代國家"，很像樣的站立在現(xiàn)今的世界上。"97有的學者喜歡引用梁氏《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的某些話來證明他并不排拒西方現(xiàn)代文化。其實，村治時期的梁漱溟已明確地拋棄了那些觀點："我在民國十年講演《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時……那時模糊肯定中國民族盡有他的前途，在政治和社會的改造上，物質的增進上，大致要和西洋近代或其未來模樣；
便是原書所謂"對西洋文化全盤承受"的一句話了……十一年以后，方漸漸對于一向順受無阻的西洋政治理路懷疑起來……我所疑在其根本……我疑心中國人之與近代政治制度怕是兩個永遠不會相聯(lián)屬的東西！"98

　　這與他們在某一時期顯示反對專制者的特立獨行并不矛盾。

　　章士釗有兩件事給人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1932年10月16日陳獨秀在上海被捕。章士釗出任義務辯護律師。他向法庭講解現(xiàn)代政法常識："起訴書所引罪名，一則曰叛國，再則危害民國。竊思國家作何解釋，應為法院之所熟知。國家與主持國家之機關即政府或人物既截然不同范疇，因而攻擊機關或人物之言論，遽斷為危及國家，于邏輯無取，即于法理不當�！�…不問對于政府及政府中何人何黨有何抨擊，舉為政治經(jīng)程中必要之途。臨之于刑，惟內崇陰謀，外肆虐政，一夫半開化之國為然。以示法制，斷無此象。"義正詞嚴地指出："以言論反對或攻擊政府，無論何國，均不為罪。""凡以合法之方法更易政府，即無觸犯刑章之虞"99。國民黨的《中央日報》有所反駁，他亦詳加駁斥，顯示了反抗暴政的膽識。

　　35年后，1967年3月間，文化大革命正以劉少奇為主要目標。他敢于致函劉少奇指斥那些攻擊劉氏的所謂"十大罪狀"等等，是"黑白驟爾變色"，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斯殆別有用心"！100

　　這些都應博得人們應有的尊敬。不過，這些已是啟蒙者的余威，且已江河日下了。要是說在陳案中尚以現(xiàn)代法理為理據(jù)，直斥統(tǒng)治者愚昧和"半開化"，后者則止于委曲求全，要劉氏"親詣潤公（毛）之門，長跽謝罪"！101

　　更為重要的是，這些已與他所提倡的農國論無關，是評論全人的資料，卻不足據(jù)以判斷特定時期的思潮性質。

　　梁漱溟的鄉(xiāng)村建設實踐，隨著日寇侵占山東，韓復渠被蔣介石治罪槍決，終于煙消云散。但他堅持理論觀點基本不變，敢于先后反抗蔣和毛的專制，比后期章士釗高出一籌。這是他的儒家風骨與現(xiàn)代民主意識結合的產物。青年梁漱溟曾深受西方現(xiàn)代思想熏陶，盡管后來他標榜民族性，到底與腐儒有別。不過，這也不足于改變其獨特理論的性質。

　　總之，歷史人物的全貌與他在某一時期提倡的特定思想理論，既有聯(lián)系，又有差別。

　　文化的民族性與世界性

　　縱觀章士釗一生，旁及梁漱溟等人，大體上可以得出這么一個結論：他們在思想史上值得肯定的建樹，大都來自現(xiàn)代西方主流思想的介紹和堅持；
執(zhí)意回歸傳統(tǒng)，往往誤入歧途。竊以為這個結論聽起來不那么恰意，甚至可能有點傷害中國人的民族自尊心，卻是難以抹殺的事實。

　　隨之而來有兩個已老掉牙的問題應該再回答：

　　1． 是不是中國傳統(tǒng)思想與現(xiàn)代化不相容。

　　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但很有限度。筆者曾以以儒學為例，說明這個問題：

　　"在這兩個世紀，儒學亦有其不容抹煞的歷史性建樹。主要有四：

　　第一，為外來先進文化的進入開路。"禮失求諸野"、"一物不知，儒者之恥"等儒學固有觀點成了西方現(xiàn)代文化進入中國的初依據(jù)。而"經(jīng)世致用"、"實事求是"等思維習慣更成了突破儒學僵化外殼的內在力量。

　　第二，為各領域的變革和制度創(chuàng)新提供合法化的理論依據(jù)。

　　人們注意到進化論在19、20世紀之交的巨大影響。但不應忘記，在儒學是文化主流的中國社會，"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傳統(tǒng)思想更是從19世紀至20世紀初各項變革的主要理據(jù)。晚清最成功的改革是清末新政。其中影響極其深遠的是法律和司法制度改革。"治國之道，以仁政為先，自來講刑法者，亦莫不謂裁之以義，而推之以仁。"沈家本等學兼中西的大臣正是以這些"根本經(jīng)義"，擊破反對者的借口而實現(xiàn)這一重大改革的。"102

　　此外，有些中國傳統(tǒng)文化有其永恒的魅力。唐詩、宋詞、中國畫……已經(jīng)成為人類文化史上的瑰寶；
中醫(yī)藥至今仍有強大的生命力；
如此等等。

　　問題是一些中國思想家企求有更高的作用：以中國傳統(tǒng)文化為指導思想，修改現(xiàn)代社會的游戲規(guī)則。從康有為、章太炎、杜亞泉等人，包括章士釗、梁漱溟的以農立國或鄉(xiāng)村建設論，到后來的新儒家都有這樣的雄心壯志。這樣的探索為多元文化增景添異，不無好處。但迄今仍是有待證實的假設，是尚未實現(xiàn)的探索，而且迄今還看不到成功的前景。

　　2．為什么近代中國許多思想家往往都由提倡學西方轉向主張回歸傳統(tǒng)？

　　竊以為這是由三個因素造成的：

　　第一， 缺乏穿透復雜歷史現(xiàn)象的觀察力。

　　20世紀有幾個影響世界全局的歷史事件：兩次世界大戰(zhàn)；
1929年開始的世界經(jīng)濟大危機；
蘇聯(lián)的出現(xiàn)及其計劃經(jīng)濟貌似成功。這些事件提供的信息可以歸結為一句話：資本主義制度出了大漏子。

　　以章士釗來說，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么大的轉變？

　　主要原因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對其思想的巨大震撼。死傷如此慘重，戰(zhàn)后又一片蕭條，任何思想家面對這樣的歷史現(xiàn)象都不能不駐足深思，努力找出原因和對策。1922年到歐洲，目睹尚未平復的戰(zhàn)爭創(chuàng)傷，耳聆對現(xiàn)行制度的強烈抗議，他的思想完成了又一次重大轉折。

　　他從歐戰(zhàn)疑及資本主義。他說："至于以工業(yè)立國者，則事事皆積極進行，故恒至生產過剩，競爭市場，推廣殖民地，因此血戰(zhàn)，前后相繼。"103與此同時，他斷言："蓋文化者，與國民生活狀況息息相關者也。一國生活狀況枯澀紓促之度如何，即可以卜其文化高下真?zhèn)沃�度如何。知歐洲之情事者，可斷言其資本之制不變，文化決無可講。"104歐戰(zhàn)和戰(zhàn)后的凄慘，從根本上動搖了章氏對資本主義的信心。這樣的制度非變不可，而且要改變它的基礎："資本之制"。

　　1929年開始的世界經(jīng)濟大危機，蘇聯(lián)精心渲染它的計劃經(jīng)濟的"偉大"、"成功"，反差強烈，進一步震撼著中國知識階層的思緒。時至30年代，以堅定不移倡導憲政和傳統(tǒng)道德著稱的張君勱，也毫不猶豫在自己的綱領中用實行計劃經(jīng)濟取代20年代消極地反對牟利之工商。甚至在20~30年代仍堅持不懈主張走西方道路的張東蓀，到了40年代也主張在經(jīng)濟等領域向蘇聯(lián)學習。他說，在吸收計劃經(jīng)濟優(yōu)長的同時，"蘇聯(lián)還有一點最是為一切產業(yè)落后國家所應取法的。那就是對外貿易完全由國家辦理……實在是產業(yè)落后國家自力更生以提高其生產的唯一要著……國家統(tǒng)辦對外貿易是計劃經(jīng)濟的前提，或柱石。此點辦不到，一切必歸無效。""尚有一點亦足以后進的農業(yè)國家所取法。那就是所謂集合農場。"105

　　回答出路在哪里這么重大的問題，最需要穿透復雜歷史現(xiàn)象的洞察力；
需要了解什么樣的制度，才有最好的自我更新機制。在這個事關全局的大問題上，20世紀的頗多中國思想家交出的幾乎都是不合格的答案。無論是20年代章士釗、梁漱溟的農國論，還是30--40年代張君勱、張東蓀的憲政+傳統(tǒng)道德+計劃經(jīng)濟，都忽視了一個根本問題：那一國家或那一領域沒有充分的自由，就不可能有持續(xù)可靠的自我更新。

　　第二， 無力抗拒西方極端思潮的裹挾。

　　20世紀中國思想家的一大弱點是原創(chuàng)性不足。章士釗坦率說明他的農國論不是自己的創(chuàng)造發(fā)明。歐戰(zhàn)爆發(fā)以后，被戰(zhàn)爭及其后果所震驚的西方思想家，正各抒己見,探幽燭微。章氏自己就說過："以愚所知，今歐洲明哲之士，揚榷群制，思古之情，輒見乎詞。如德之斯賓格勒，英之潘悌，其尤著也。"106這些戰(zhàn)后西方非主流文化給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斯賓格勒的"西方?jīng)]落論"固然是他立論的重要基礎；
農國論亦取自潘悌。他寫道："英倫群家潘悌之徒，倡為農業(yè)復興之論，識解明通，無可辯駁"。107惟一的保留是他認為西方積重難返，農業(yè)無法"復興"；
中國中毒未深，倒有希望"以農立國"。這是有充分代表性的事例。

　　即使像梁漱溟那樣特色十足的文化三階段論和鄉(xiāng)村建設理論，也是國際間從20世紀初開始流行的東方文化救世論的產兒。

　　西方文化中非主流的偏門，特別是其中的極端思想，往往成為中國思想家各種千奇百怪主張的智慧淵源。在一個思想自由的現(xiàn)代國家，思想多元增添了文化絢麗。而在中國，被那些極端思想裹挾的人們，常常有意無意與權力結合，壓制任何不同的聲音，造成十分嚴重的后果。

　　第三， 民族主義情緒的侵襲。

　　這些西方思想家的思路也激活了他的文化民族主義情結。既然西方原路不通，正紛紛另找出路；
其思想界非主流派中出現(xiàn)了回歸傳統(tǒng)的動向；
而中國學西方的成績又是如此不堪；
于是，順理成章應該回歸本土和固有傳統(tǒng)。中國人因一再受挫而郁結已久的民族主義情結，正好找到勃發(fā)的釋放口。梁啟超、梁漱溟、章太炎、張君勱、章士釗等人在20年代無不在民族文化問題上講了不少不切實際的大話。章士釗口干舌敝反復宣揚："西化東漸者何也？乃

　　歐洲挾其資本侵略之淫威，東臨吾國，迫吾不得不放棄農治之本國……洎至今日，吾人棄禮義，毀廉恥，壞田園，鬻妻子，以求合于所謂西化者，仍不得一當。"108回頭是岸，"須知中國文化實有其絕大之價值……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我們何反輕視本國文化呢？"109

　　歐戰(zhàn)以后，全世界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在思考：世界向何處去？答案是多元的。世界性難題難為了中國思想家。在中國，同樣是眾說紛紜。章士釗等人的反現(xiàn)代化理論，是其中影響較大的主張之一。

　　說到底，是中國的客觀社會環(huán)境和文化積累還不足于產生解決世界難題的思想家。

　　一些思想家個人性格的弱點，又加重了上述歷史重負。以章士釗來說，他是梁漱溟青年時代欽慕的人物之一；
后來更迭有交往。梁漱溟留下這么一段評論："行嚴先生在學術界才思敏給，冠絕一時，在時局政治上自具個性，卻非有遠見深謀。論人品不可菲薄，但多才多藝亦復多欲。細行不檢，賭博、吸鴉片、嫖妓、蓄妾媵……非能束身自好者。每月用度不貲，率由其時其地秉政者供給之（如蔣介石、宋哲元、毛主席先后均曾供給）。"110了解這些品行和性格弱點，對理解一度叱咤風云的章士釗，何以前后期判若兩人，應該有所幫助。

　　注釋：

　　1 參閱白吉庵：〈章士釗〉（《民國人物傳》第四卷，中華書局1984年北京）；
袁偉時：〈章士釗的"調和"哲學〉（拙著：《中國現(xiàn)代哲學史稿》，中山大學出版社1987年廣州）。

　　2 章士釗：〈蘇報案始末記敘〉，《章士釗全集》第8卷第150~151頁，文匯出版社2000年上海。

　　3 章士釗：<"輿論商榷"告白>，《章士釗全集》第1卷第13頁。

　　4 章士釗：〈箴奴隸〉，《章士釗全集》第1卷第46頁。

　　5 章士釗：<蘇報案始末記敘>，《章士釗全集》第8卷第150頁。

　　6 章士釗：<沈藎>，同上第1卷第152頁。

　　7 章士釗：《讀<革命軍>》，同上第28頁。

　　8 章士釗：同上。

　　9 章士釗：《箴奴隸》，同上第58頁。

　　10 章士釗：《記者之宣言》，同上第2卷第96頁。

　　11 《朱子語類》卷十三。(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12 參閱拙著：《晚清大變局中的思潮與人物》（海天出版社1992年深圳）第五、六章。

　　13 參閱拙作：<嚴復思想遺產三問>，《中國現(xiàn)代思想散論》廣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廣州。

　　14 參閱桑兵：《晚清學堂學生與社會變遷》第71~95頁，學林出版社1995年上海。

　　15 袁征：《學校志》第253、289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16 蔡元培：《日記 1894~1911》，《蔡元培全集》第十五卷第394頁，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

　　17 湖南之湖南人（楊篤生）：《新湖南》，《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1卷第615頁，三聯(lián)書店1960年北京。

　　18 同上，第631、636、637頁。

　　19 太平洋客（歐榘甲）：《新廣東》，《辛亥革命前十年時論選集》第270頁。

　　20 任達著 李仲賢譯：《新政革命與日本》第1頁，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

　　21 參閱袁偉時：<刑法的變遷與20世紀中國文化的若干問題>，《中國現(xiàn)代思想散論》第266~289頁，廣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

　　22 轉引自桑兵：《晚清學堂學生與社會變遷》第83頁。

　　23 黃克武：《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第179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臺北。

　　24 <南洋公學的1902年罷課風潮和愛國學社>（座談記錄），《辛亥革命回憶錄》（四）第68~69頁，中華書局1963年北京。

　　25 同上第73頁。

　　26 章士釗：<與黃克強相交始末>，〈章士釗全集〉第8卷第314~315頁。

　　27 章士釗在1912年給楊懷中的信中說到"在厄北淀"與楊篤生同學情況（《全集》第2卷第508頁）。1914年又寫道："愚學于厄北淀大校"（《讀嚴幾道<民約平議>》，《全集》第3卷第20頁。）。章含之寫的《全集》前言說"父親從東京赴英國深造，在艾丁堡大學攻讀法學。"（第4頁）可能另有所據(jù)。我從前說。

　　28 章士釗：<共和略說>，《全集》第2卷第22頁。

　　29 章士釗：<新聞條例>，《全集》第3卷第45頁。

　　30 唐才常：<各國政教公理總論·議院>，《唐才常集》第88、87頁，中華書局1980年北京。

　　31 《秦力山集》第46頁，中華書局1987年北京。

　　32 馬相伯：<政黨之必要及其責任>，《馬相伯集》第72~73頁，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年上海。

　　33 同上第76頁。

　　34 《廣東咨議局第一期會議速記錄》第99葉，廣東法政學堂活版，宣統(tǒng)二年三月。

　　35 <國會請愿代表團為告知第一次請愿情形致蘇商會函>，《蘇州商會檔案叢編》第一輯第1258~1259頁，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1年。

　　36 侯宜杰：《二十世紀初中國政治改革風潮》第429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京。

　　37 章士釗：<中國應即組織之政黨其性質當如何>，《全集》第1卷第482頁。

　　38 章士釗：<論政黨之作用及其進行之法>，同上第495頁。

　　39 章士釗：<毀黨造黨說>，《全集》第2卷第446頁。

　　40 章士釗：<中國應即組織之政黨其性質當如何>，《全集》第1卷第483頁。

　　41 章士釗：<政黨政治之唯一條件>，《全集》第2卷第389頁。

　　42 章士釗：<論政黨之作用及其進行之法>，同上第486頁。

　　43 章士釗：<中國應即組織之政黨其性質當如何>，同上第484頁。

　　44 章士釗：<論資政院議員當采政黨部勒之法>，同上第491頁。

　　45 章士釗：<與黃克強相交始末>，《全集》第8卷第315頁。

　　46 參閱拙作：〈從孫袁妥協(xié)到"二次革命"〉，〈戰(zhàn)略與管理〉2000年第6期，北京。

　　47 章士釗：<言論自由與報律>，《全集》第一卷第459~460頁。

　　48 <憲政編查館奏考核報律折>，劉哲民編：《近現(xiàn)代出版新聞法規(guī)匯編》第35頁，學林出版社1992年上海。

　　49 章士釗：<言論自由與報律>，《全集》第1卷第461、460頁。

　　50 章士釗：<論報律>，《全集》第2卷第68、70頁。

　　51 章士釗：<論湖北省議會議決沒收漢冶萍公司事>，同上第391~392頁。

　　52 章士釗：<臨時約法與人民自由權>，同上第85、86頁。

　　53 同上第86~87頁。

　　54 章士釗：<孔教>，《全集》第3卷第70頁。

　　55 同上第74頁。

　　56 章士釗：<自覺>，《全集》第3卷第180、181頁。

　　57 同上第184、185、180頁。

　　58 章士釗：<論政治與歷史>，《全集》第3卷第159頁。

　　59 章士釗：<自覺>，同上第180頁。

　　60 章士釗：<政本>，《全集》第3卷第7頁。

　　61 同上第1、11頁。

　　62 章士釗：<調和立國論殘稿>，同上第278頁。

　　63 章士釗：<調和立國論>，同上第265、266頁。

　　64 章士釗：<政本>，同上第7頁。

　　65 章士釗：<札斯惕斯>，同上第61~62頁。

　　66 章士釗：<新時代之青年>，《全集》第4卷第111、114頁。

　　67 <記章行嚴先生演詞>，《全集》第4卷第154、155頁。

　　68 章士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答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86頁。

　　69 章士釗：<評新文化運動>，同上第213頁。

　　70<章行嚴在農大之演說詞>，同上第404頁。

　　71 章士釗：<農國辨>，同上第267、269頁。

　　72 章士釗：<文化運動與農村改良>，同上第145頁。

　　73 章士釗：再論非黨，同上第264~265頁。

　　74 章士釗：<論代議制何以不適于中國>，同上第169頁。

　　75 章士釗：<農國辨>，同上第267頁。

　　76 章士釗：<文化運動與農村改良>，同上第146頁。

　　77 章士釗：<農村自治>，同上第149頁。

　　78 郭蒸晨：《一次對救國道路的探索--試評梁漱溟鄉(xiāng)村建設運動及其在鄒平的實踐》（油印本）第17頁，1987年。

　　79 章士釗：<盲從蘇俄之過>，《全集》第6卷第329~331頁。

　　80 《梁漱溟全集》第四卷第133、261頁，山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

　　81 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第134頁，商務印書館1921年上海。

　　82 章士釗：<業(yè)治與農>，《全集》第4卷第201、206頁。

　　83 梁漱溟：《鄉(xiāng)村建設理論》第156~157、149頁，山東鄒平鄉(xiāng)村書店1937年3月初版。

　　84 同上第235頁。

　　85 梁漱溟：<政教合一>，《全集》第5卷第678頁。

　　86 梁漱溟：<中國民族自救運動的最后覺悟>，《全集》第5卷第109~110頁。

　　87 章士釗：〈怪事〉，《全集》第5卷第28頁。

　　88 章士釗：<黨治駁議>，《全集》第6卷第278頁。

　　89 章士釗：<在野黨>，同上第324頁。

　　90 章士釗：<黨治駁議>，同上第280頁。

　　91 章士釗：時評，同上第346頁。

　　92 同上第280~281頁。

　　93 章士釗：<時評>，同上第312頁。

　　94 章士釗：<黨治駁議>，同上第282頁。

　　95 梁漱溟：《鄉(xiāng)村建設理論》第163、164頁。

　　96 梁漱溟：<河南村治學院旨趣書>（1929年秋），《漱冥卅后文錄》第278頁。

　　97 梁漱溟：《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后覺悟》第104頁，中華書局1933年初版上海。

　　98 梁漱溟：<主編本刊（<村治>）的自白>，《全集》第5卷第8頁。

　　99 章士釗：<章士釗律師辯護詞>，《全集》第7卷第149~150頁。

　　100 章士釗：<致劉少奇>（1967年3月），《全集》第8卷第418頁。

　　101 同上第419頁。

　　102 拙作：<儒學歷史命運論綱>，《中國現(xiàn)代思想散論》第28~29頁，廣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

　　103 章士釗：<在上海暨南大學商科演講歐游之感想>，同上第159頁。

　　104 章士釗：<評新文化運動>，同上第217頁。

　　105 張東蓀：《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第61、63頁，觀察社1948年上海。

　　106 章士釗：<農治述意>，同上第346頁。

　　107 章士釗：<業(yè)治與農>，同上第202頁。

　　108 章士釗：<再論非黨>，同上第262頁。

　　109 <記章行嚴先生演詞>，同上第157頁。

　　110 梁漱溟：<訪章行嚴先生談話記>，《全集》第7卷第1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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