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衛(wèi)平：一出道德劇的罪人

　　我每分鐘一摸就在肉里感到創(chuàng)痛，我抑制著它，并不求上帝轉移它，因為他為什么應當把它從我身上移開，如果他不把它從別人身上移開的話？

　�。�米沃什，1977）

　　米沃什出身的背景，在某些方面和那位俄裔英國人的以賽亞·伯林有些相似，他們的年齡也只相差幾歲。同為豪門貴族，與當?shù)仄胀ㄈ擞兄�相當�(shù)木嚯x；
同樣不十分在意自己祖先的傳統(tǒng)，而是向往著方興未艾的國際社會、國際文化——柏林的父親是一位同化了的猶太商人，對于猶太經典一竅不通；
米沃什出生后最初幾年是在俄國度過的，他的父親在那里當一名機械工程師。除了這些清晰的方面，兩人背景中那些晦澀的方面也有著異曲同工之處。柏林的家庭是說德語的俄國人，而米沃什的家庭則是說波蘭語的立陶宛人，這種情況多少像一面墻壁被刷了兩次油漆。因為民族因素帶來的不公正，在兩位少年的心里，都留下了深深的痕跡。

　　如果有一本關于流亡作家的書，其中將柏林和米沃什列在一道，那是不足為怪的，但事實上，同樣走上了流亡之路的人們，其道路千差萬別。少年柏林顛沛流離，嘗盡人間辛酸，但是很快則安定了下來，1921年他隨家人到了英國，接著讀牛津、當外交官、著書立說，進入上層社會，可謂風光；
而米沃什則在年輪所賦予的玫瑰色夢幻中多滯留了一些時間，因而他要為此付出更為沉重的代價。柏林曾經用一句話形容自己——“我總是生活在表層”，那么米沃什完全可以擔當相反的那句話——“我總是生活在里層”，盡管從個人氣質上來說，他們同屬于“低調處世者”。

　　日常生活總是有超出歷史家的書寫之外的那些成分。米沃什后來在描寫他在那里完成小學、中學和大學教育的維爾諾，是一個“從童話中長出來的城市”。深藏在林木蔥郁的山谷中，遠處是眾多的森林、湖泊、溪流，聳向天空的眾多的教堂塔尖之間遙相呼應，它們金黃的顏色與四周的松樹白中帶黑的色調形成鮮明對比。當然，城市的郊外還有許多美妙的地方，尤其是不同季節(jié)的湖面，成了米沃什和他的詩歌朋友們經常光顧的場所。這些給自己的雜志和團體命名為“災禍派”的年輕人，并不像是以一種可怕的直覺，預言了即將到來的可怕的巨大災禍；
他們更是西方現(xiàn)代主義文化的迷戀者、追隨者，一心想寫出駭人聽聞的句子，受到世人承認和矚目。不應忽視的是，受現(xiàn)代主義迷惑本身是有條件的，即感到了與環(huán)境之間不可調和的差異。對這些維爾諾上層青年來說，則是與仍在處于掙扎之中的種種傳統(tǒng)習俗、觀念之間的沖突。

　　這位法律系學生不務正業(yè)的投入和付出得到了回報。1931年，他開始在報紙雜志上正式發(fā)表詩作，1933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詩集。1934年大學畢業(yè)之后，他拿了獎學金赴法國留學，1936年回國任職波蘭電臺文學部， 同年出版第二部詩集《三個冬天》，一個不錯的前程似乎正在這位年輕人面前審慎地展開。然而，很快這一切變得煙消云散。1939年9月1日，納粹德國入侵波蘭；
9月3日，英、法及澳大利亞向德國宣戰(zhàn)，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由此爆發(fā)。實際上，稍早幾天，8月23日德國和蘇聯(lián)簽訂了秘密的“里賓特洛甫－莫洛托夫”條約，于其中兩國就瓜分波蘭達成了協(xié)議。立陶宛被算到蘇聯(lián)統(tǒng)治轄內。蘇聯(lián)紅軍立即開到了維爾諾。而當?shù)聡鴨畏矫嫦虿ㄌm下手之后，9月17日蘇聯(lián)從東部入侵波蘭，至10月中旬，波蘭軍隊已經沒有還手的余地。1940年米沃什短期回了一趟維爾諾，他發(fā)現(xiàn)蘇軍統(tǒng)治下的維爾諾已經面目全非，他只有匆匆逃離。他后來形容自己在維爾諾苦苦經營的那個先鋒詩歌小圈子，“像紙房子一樣倒塌了�！�

　　離開維爾諾之后，米沃什通過了四道封鎖線，艱難地回到華沙，參加了地下抵抗組織。由于他原先的左派背景，在整個抵抗運動期間，米沃什是和左派分子的抵抗運動在一起，他編輯了一本抵抗詩文集《不可征服的歌》，并自己寫一些帶有左派傾向的抵抗詩篇。但與此同時，波蘭人數(shù)最多、力量最強的抵抗組織，是由在倫敦的流亡政府所指揮的“國家軍”。這個39年波蘭被入侵不久之后先是流亡巴黎、然后流亡英國的舊政府，在相當部分波蘭人當中很有號召力。對很多人來說，所謂忠誠于國家，便是忠誠于這個流亡政府。1944年夏天，當蘇聯(lián)紅軍把希特勒的部隊趕出境內，來到易北河對岸時，這個流亡政府有些沉不住氣了。他們希望在華沙城內迎接蘇聯(lián)人的，是一個已經有效運作的波蘭政府，因此在這之前，應當從德國人手中奪回華沙。1944年8月1日，集聚了好幾年的這支抵抗力量在華沙猶太人居住區(qū)發(fā)動起義，但很快遭到德軍的頑強抵抗。希特勒很快從別處調來了軍隊，決意夷平華沙，殺一儆百。一部叫做《華沙起義》的紀錄片，拍攝者為當時起義隊伍中的戰(zhàn)士（幾乎未能幸存），其中有清晰拍攝到的隸屬蘇聯(lián)紅軍的華沙某部隊在易北河對岸河邊洗澡的鏡頭。但是蘇聯(lián)人卻沒有伸出援手來幫助波蘭人。因為他們深知現(xiàn)在正在抵抗德軍的這支部隊這些人，是他們進城之后最不易對付的。在《被禁錮的頭腦》一書中，米沃什將此比喻為“一個蒼蠅面對兩個巨人的搏斗�！� 其結果只能是，一個蒼蠅不能反抗兩個巨人，只有先后兩次被不同的巨人所吞噬。整整63天，華沙城火光沖天，死者達20萬，而德軍損失不到2000人。眼前悲慘的情景使得人們不得不再次仰天哀告：“到底什么是正義？什么是忠誠？” 不久之后米沃什和朋友在廢墟上行走，他看見一塊小木板上用紅色（不能確定是血還是油漆）寫道：“利歐特納·茲別斯塞克的受難之路”，他陷入了沉思：誰是利歐特納·茲別斯塞克？在仍然活著的人們中間，有誰知道他最后所受的罪？“從一個被毀棄的大地拋向天空的一聲叫喊�！�…”由民族分裂帶來人的內心的分裂，精神上的分裂，更是災難深重和無法衡量的。記住米沃什的這句話：“如果說那些發(fā)展得較為和諧的國家里的人們覺得波蘭文學難以理解，那是因為他們沒有體驗過國家的分裂”。

　　米沃什不在起義現(xiàn)場。但是這場起義同樣把他變成一個幸存者。在這之前，他已經有好朋友不斷地死去，在戰(zhàn)場上，在牢房里。在某種意義上，處于一個幸存者的位置上，就是處于一個被拷打的位置上。別人都死了，為什么你還活著？在周圍的亡靈余溫尚存的時候，這并不是一個無謂的問題。當死神人們當中的一部分人帶走的時候，也給其余人留下了巨大的空白——死者為什么而死？而活者憑什么活下去？顯然，幸存者并不直接等于正義的主持人，那么留給他的責任是什么？是否要見證那些離去的人們，他們曾經和你我一樣活過？米沃什在戰(zhàn)爭階段寫的的詩，充滿了種種重重疑慮、困惑，垂死者的孤獨、與亡靈相處的經驗、真實的界限以及灰燼、拯救這樣一些主題。某些主題甚至貫穿了他一生的寫作。在一首叫做《彼岸》的詩中，詩人先是引用了伊曼紐爾·斯威登堡關于地獄的一段話，其中談到有些溫和的地獄如同大街小巷，如同農人的茅屋。詩的開始設想一位年輕人在抓住窗簾的絲絨這最后一件大地上的物件之后，“滑向地板”，他沒有想到所有人經歷的，自己終究也逃不掉：“然后，我踩進輪轍，/在鋪得很差的路上。小木屋，荒野上殘缺的分租房屋。/用鐵絲網圍起來種馬鈴薯的小塊土地。/他們玩仿佛牌，我聞到仿佛卷心菜，/有仿佛伏特加，仿佛污垢，仿佛時間�！边@里的“仿佛”(as if)，浸透了巨大的悲哀：即使是在這個世界上消失之后，這些人們所過的仍然是依舊原來一樣的日常生活：仿佛是玩牌，仿佛聞到卷心菜，仿佛有伏特加、仿佛擁有污垢與時間。他們是一些多么不甘心的人啊。

　　這首名為《咖啡館》非常著名的詩，寫于1944年。詩中出現(xiàn)的時間是冬天的下午，那是起義之后第一個冬天，詩人在咖啡館桌子面前想起了他們�！爸挥形医俸笥嗌�，/活過咖啡館里那張桌子，/那兒，冬天中午，一院子的霜閃耀在窗玻璃上。/我可以走進那兒，假如我愿意，/而在凄冷的空中敲著我的手指，/召集幽靈�！痹谝粋�布滿屈死的亡靈的城市里，傳統(tǒng)上被認為是“通靈者”的詩人，成了亡靈的搜集者。他為發(fā)現(xiàn)自己與亡靈之間巨大的不對稱感到心煩意亂：……我可能仍在遙遠北方的森林中砍樹，/我可能在講臺上說話或拍電影，/使用他們聞所未聞的技術。/我可能學嘗海島水果的味道，/或者穿著這世紀后半葉的盛裝照相。/但是他們永遠像某些巨大百科全書中，/穿著禮服大衣和胸前有花邊皺摺花紋的半身像。”詩的結尾，在一種反諷的情景中，亡靈們終于扳回了局面，“轉敗為勝”：因為他們擁有一件為別人不了解的知識——如何死于同類的手中：“有時當晚霞漆染貧窮街上的屋頂，/而我凝視著天空，我在白云中看見/一張桌子晃動。侍者帶著盤子急轉，/而他們望著我，暴出笑聲，/因為我仍然不知道在人手中死去是怎么一回事，/他們知道，他們知道得很呢�！�(杜國清譯) 順便地說，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的戰(zhàn)爭詩之所以很少流傳下來，原因之一在于缺乏對于死者平等的眼光，在把犧牲者提升為“英雄”、“烈士”之后，他們也就沒有了人類生命的體溫，不存在作為普通人對于生命的熱切渴望。

　　生與死把天空切割成不同的部分，一半是光明、一半是黑暗；
也把大地分裂成不同的部分，一半是實體、一半是陰影。站在生與死的界限上，詩人把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交給這個世界，而另一部分交給隱匿在世界背后的那些動向、那些影子、那些腳步，認為這些看不見的東西具有與這個世界同等的價值，傾聽它們在風中搖響或沉默。讀米沃什的詩歌，就像看一出出黑白的無聲影片，一方面有著關于事物的有力輪廓，鮮明而生動，就像我們上面所舉的兩首詩，其中的場景栩栩如生；
但是另一方面，這些物體的聲音仿佛被一頭不知名的怪物吞吃掉了，它們都處于某種湮沒無聞的狀態(tài)，嘴巴上仿佛被貼上了封條。這也許成為閱讀米沃什詩歌的一個障礙，因為仿佛有一股來自地心的引力，要把這些句子要帶到地面之下，而不是放在嘴里甜甜地咀嚼，或者像翎毛插在頭上加以炫耀。“島嶼是沉睡的動物，/在湖的巢穴里，/它們躺下來，嗚嗚直叫；
/它們頭上是一片烏云�！保ā蹲詈蟮穆曇簟肪G原譯，下同）“在白色正午在殘磚斷壁中間，讓蛇/在款冬的葉子上取暖吧，讓它沉默地圍著無用的金器轉著發(fā)光的圓圈吧。/我不想回去。我要知道在拒絕了/青春和春天之后，在拒絕了/那些在狂熱的夜晚/情欲從中流出的紅唇之后/還有什么剩下來�！保ā秳e了》）越到后來，這種帶有波蘭文化中特有的陰郁氛圍的場景，越來越具有一種危機四伏的性質，仿佛不知從什么地方冒出一點什么，某種臨時的平衡就要打破：“睡眠：巖石和海角將躺在你體內。/荒蕪的地帶有不動的動物軍事會議，/爬蟲的大會堂，泡沫四濺的白茫茫一片。睡在你的上衣上吧，你的馬在啃草/一只蒼鷹在測量一座懸崖�！保ā哆@是冬天》）

　　你會發(fā)現(xiàn)，所有這些景象通向一條草木不生的絕路。如果說一個詩人是有所承擔的話，那么承擔死者給人們留下的巨大的空白，承擔巨大的災難之后精神上空虛絕望，這是一種為那些高唱“道義、良知”者永遠不明白的。高調論者們他們口口聲聲談論“誠實”，但恰恰將對自身的誠實排除在外，有關自身的黑暗和軟弱，并不出現(xiàn)在他們的詞典當中。他們的“良知”是用來檢查別人內心的，是對于別人良心的檢察官，而并不是來感知自身，并通過感知自身的疼痛和尷尬，從而能夠感受和體驗他人�！暗�我身上除了恐懼一無所有/除了黑浪一無所有/我是刮在黑暗中又消失了的，/我是去了不再回來的風，/是世界的黑草地上馬利筋的花粉。”（《她》）“我們是一個掠過一長串屋子的回音�！薄兑痍愋恰罚�“沒有影子的東西，沒有力量活下去�！保ā缎拍睢罚┮辉儆|及那些不發(fā)出聲響來的事物，去推開無人問津的柴扉，米沃什走的是一條寂寞的羊腸小道。

　　但這只是米沃什所遭之罪的上半闕。他真正的苦難還在后頭。

　　必須把米沃什1951年的離任出走和比如昆德拉以及蘇聯(lián)詩人布洛茨基區(qū)別開來。后兩者都是因為作品在國內惹了禍，遭到禁止，基本生活都遇到了困難。布洛茨基因為寫詩，甚至以“寄生蟲罪”被判勞教三年。結果是最后一次邁出牢房的大門，便被塞進一架其本人方向不明的飛機，目的地是巴黎，從此流落西方。米沃什不存在這樣的問題。他的作品和他本人都沒有遇到任何麻煩，并且他身為國家官員而非平民。其時關于斯大林以及蘇聯(lián)集中營的罪行還沒有揭露；
戰(zhàn)后由全民投票和立法議會選舉的“人民波蘭”剛剛誕生不久。

　　需要引進另外一個維度作為參照。1933年希特勒上臺時，1929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德國作家托曼斯·曼恰好旅居瑞士。對于從祖國傳來的消息，他越來越感到怒不可遏。納粹宣傳機器中宣稱的所謂“新的德國”，所謂“民族革命”，(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對于這位自認為是從路德和歌德傳統(tǒng)中生長出來、無限熱愛德國文化傳統(tǒng)的作家來說，是無比的粗野和公然挑釁。而且居然許多知識分子都跟著起哄，曼稱他們在報紙上的作為是“精神雜�！�。不久前成立的“帝國作家聯(lián)盟”要求曼公開效忠在“國家權威”精神下的文學。他的一位老朋友恩斯特·伯特蘭姆最終把曼惹惱了是因為他竟然把席勒說成一個“一個陶立克式德國－腓特烈男人”，這使得曼斷絕了與他的來往。1933年到1936年，這期間離戰(zhàn)爭、集中營、大屠殺還有好幾個年頭，這位德國大文豪、貴族禮儀的典范，被稱之為“最孤芳自賞的歐洲精英的王冠上的鉆石”，在私人書信中，用了全部“酒吧斗毆式語言”：“白癡”、“流氓”、“令人厭惡的小丑”、“悲慘的可憐人”、“邪惡的鬧劇”、“奴隸的劣根性”、“精神上的閹割”等等。1946年才出身的波蘭年輕歷史學家米奇尼克1986年在雅魯澤爾斯基當局的獄中，閱讀了這批后來才發(fā)表的信件，苦苦思索這位文明的杰出代表，為什么“在言詞上失去了控制”？米奇尼克的結論是——因為所有這些做法背后的“野蠻和荒蕪”�！岸嗝床豢伤甲h的粗野”！對于人類文明的侵犯！把人的頭腦削弱成宣傳機器的一個容器的做法，沒有比這更加粗野了。

　　如果不能深入一個作家對于精神自由、創(chuàng)作自由的要求，單單從一般的道德立場甚至國家的立場，米沃什的做法迄今仍然會有極大的爭議。相反，在一些完全不存在爭議的地方，也很可能存在某種誤區(qū)。逃離一個極權主義國家有什么過錯？這樣的辯護其實同樣太意識形態(tài)了。許多事情、行為表面上是一樣的，但是因為所持理據不一樣，實際上就不能混為一談。對于詩人米沃什來說，他直接面對的可能不是制度、國家、民族身份等等，他感到關系最密切的是，頭腦和想象力如何自由地展開、他自己的寫作如何延續(xù)，如何保證自己新的作品保證在一定的水準之內。不難想象，從那樣一種先鋒寫作的圈子出來，他太知道什么是寫作的尺度。

　　然后你就來理解他的這樣一些行為：不幸流落巴黎街頭之后，他生計無著，他后來說這一階段對他來說，甚至比戰(zhàn)爭時期更加困難，沒有工作，還要養(yǎng)活一個家庭，然而他是唯一一個不給自由歐洲電臺寫稿的流亡作家！當然他給流亡雜志《文化》寫稿，稿費不高但他心甘情愿。在寫了幾部有關現(xiàn)行社會制度的作品（《對權力的攫取》、《被禁錮的頭腦》）之后，他立即罷手，覺得自己沒有向西方世界介紹他曾生活在其中的那個制度的義務。在巴黎他將冷門的法國女哲學家薇依的作品翻譯成波蘭文在流亡出版社出版，他愿意對于“波蘭異端的宗教思想”做出貢獻；
同時他還翻譯了雷蒙·阿隆的《意識形態(tài)的終結》一書，但并沒有像對待薇依的著作那樣，署上自己的名字和寫一個導言。1960年他到了美國，很快在伯克利大學斯拉夫語系取得教職直至終身，他感謝美國使得他的生活有了保障，感謝只有在美國他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而在法國便不會，但是他把自己歸做“極端的反西方分子”，為自己“生活在西方這么多年沒有蛻變”（見米奇尼克訪談米沃什《人在清晨需早起》）感到十分自豪。在一篇文章里，他甚至把兩種制度相提并論，認為處于隨時失業(yè)的恐懼之中和處于隨時被監(jiān)禁的恐懼之中，并沒有孰好孰壞的問題。當然，不能不提的是，對于70年代之后波蘭興起的民間獨立社會運動，他也并沒有公開表示過熱情或者興趣，他不和這些持異議者有什么具體的聯(lián)系；
剛才涉及的那位米奇尼克曾經提到比如德國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海因利�！げ疇�，包括后來獲得諾獎的小說家君特·格拉斯，都曾經公開署名呼吁支持波蘭工人運動，給了他們極大的鼓舞，而這個名單上卻從來沒有出現(xiàn)在大名鼎鼎的本國同胞米沃什！哦，對了，當他的熱情讀者米奇尼克1985年在牢里，由美國某大學出版社出了一本米奇尼克的文集《獄中書簡》，已經獲得諾獎的米沃什為此寫過一個序言。但那篇文章如此糟糕如此不得要領，使得我無法將它翻譯出來，這篇不長的文章實在不如米奇尼克這本文集中的任何一篇。按照我們這里的某些人的觀點，你可以把他稱之為“波蘭的昆德拉”。

　　但至少米沃什是承擔所有這一切的��！他知道自己的弱點，知道自己全部的脆弱、彷徨、迷茫和缺少勇氣。他從來沒有用任何借口予以推卸。他甚至承擔了自己不應該承擔的！在離任出走這件事上，他的處理方式仿佛那是一件私事，然后你可以在他的詩作和文章中無數(shù)遍地讀到有關自身的罪責、罪孽，羞恥等等�！爸劣谖业淖锬跎钪�，有一樁我記得最清楚：/一天沿著小溪，走在林間的小路上，/我向盤在草叢里的一條水蛇推下了一塊大石頭�！薄堵愤^笛卡兒大街》綠原譯）。據譯者注釋，按立陶宛的民俗學，“水蛇”是神物；
而對于屢遭侵犯的波蘭人來說，沒有比“忠誠”更重要更敏感的了，這個神物則應該是是“忠誠”。當然，對所有這些東西不可以做一種“窄化”的理解，不可以將詩中的有關表達和某件現(xiàn)實的事務直接掛鉤；
如果是那樣，便是縮小了米沃什精神上的寬度、那種對于其他生命一視同仁的巨大包容力量，就像本篇文章開頭所引的那句話中所表達的：某種創(chuàng)痛存在于他的體內，也存在于其他人的體內。在這個意義上，米沃什在詩中通過“我”而表達的對于“罪”的感知，是在向所有人開放對于自身罪的認識，是替別人感知和承擔他們的罪惡，其效果能夠喚醒我們對于自身人性種種弱點的感知和承擔。在我看來，沒有比“知惡”尤其是知道自身的惡，體現(xiàn)更多“良知”和“良善”了。

“/我想我會完成我的生命，只當我促使自己提出公開的自白書，/揭示我自己和我這時代的羞恥"（《使命》杜國清譯）而在一首致印度詩人雷杰·饒的詩中，他是這樣向友人敞開心扉：“雷杰，要是我知道/那病的原因就好了。/多年來我無法接受/我在的地方。/我覺得我應該在別的地方。/……雷杰，這并沒治愈/我的罪過和羞恥。/不能成為我應該成為的/一種羞恥�！�…假如我有病，這毫不證明/人類是健康的動物”。（《致雷杰·饒》杜國清譯）很多人提到他一直使用母語寫作，這被認為是一種忠誠的表現(xiàn)，依我看，與其說是顯示“忠誠”，不如運用母語，詩人進行著他那無望的救贖�！爸覍嵉哪刚Z啊/我一直在侍奉你。/每天晚上。我總是在你面前擺下你各種顏色的小碗……我懂得，這指的是我的教育：個性的榮譽被剝奪了/命運鋪開一面紅地毯/在一出道德劇的罪人面前”。（《我忠實的母語》綠原譯）

　　我的一個在波蘭生活多年的朋友說不喜歡米沃什的“自戀”。但是與一般自戀的人更多地迷戀自己的優(yōu)點不同，米沃什似乎是有點過分迷戀自己的缺點，而把自己的優(yōu)點故意省去似的。這本《米沃什詞典》中有關他自己的部分，提供了這樣一種形象——“我一生的故事是我所知道最驚人的生命故事之一。的確，它缺乏一個道德故事的清晰性�！痹谒�1984年為自己所選的詩篇《被拆散的筆記本》中也基本上如此。但是，還有另外一個米沃什，這個米沃什我們不甚熟悉。波蘭最杰出的公共知識分子米奇尼克，在談到波蘭民主傳統(tǒng)中對他影響最大的人有四位，他把米沃什放在了第一位。這個學歷史出身的米奇尼克可以隨口引用米沃什的詩句，迄今我還沒有找到他在牢房里寫作所引用的這兩段米沃什的出處 —— “一切都不在人們的掌握之中，但是每一件事情又都取決于你�！� “雪崩的形成，有賴于滾落的石子翻個身�！泵灼婺峥吮救私又鴮懙溃骸坝谑悄阆氤蔀槟穷w讓雪崩形成的石子”。在一篇文章中，米奇尼克中將民主形容為是“灰色的”，因為它是“罪人、圣徒和猴子把戲的大雜燴�！倍�在表述什么是“灰色“時，米奇尼克說，那是在“激進的紅色和黑色的壓力之下，所喪失的那些東西。”米沃什就是這么一個被紅與黑所無法吸收、被它們所要一筆勾銷的那樣一個灰色人物。幾乎很難再尋找出一個比他更典型的灰色人物了。也許，與此相比肩的就是那位以“消極自由”著稱的以賽亞·柏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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