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存山：學術之正與學者之德

　　今人言學術規(guī)范，猶古人言學術之正。查《辭源》，古之“學術”即指“學問、道術”，南朝梁時何遜有詩云“小子無學術，丁寧負困薪”，后來稱有系統(tǒng)而較專門的學問為學術。近讀王夫之《宋論》，其言“君子正其學于先，乃以慎其術于后”，此或可為今日學者之規(guī)戒。嘗記張岱年先生講授中國哲學史史料學，推薦讀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其述乾嘉學派之學風，謂以何者為“不德”，此對于今日學者倡立學術道德更可借鑒。

　　一

　　《漢書·霍光傳》論霍光擁立昭、宣二帝，有“匡國家，安社稷”之功，但霍光“不學亡（無）術，暗于大理”，以致死三年后，宗族誅夷�！端问贰た軠蕚鳌酚洠�

　　初，張?在成都，聞準入相，謂其僚屬曰：“寇公奇材，惜學術不足爾�！奔皽食鲫�，?適自成都罷還，準嚴供帳，大為具待。?將去，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準莫諭其意，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

　　王夫之認為，寇準并沒有真正理解張?的諭意，于是有如下議論：

　　統(tǒng)言學，則醇疵該矣；
統(tǒng)言術，則貞邪疑矣。若夫乖崖（張?）之教平仲（寇準）也，其云術者，貞也；
則其云學者，亦非有疵也。……術之為言，路也；
路者，道也�！队洝吩唬骸皩彾藦叫g�！睆脚c術則有辨。夾路之私而取便者曰徑，其共由而正大者曰術。摧剛為柔、矯直為曲者，徑也，非術也。……夫人之為心，至無定矣。無學以定之，則惑于多歧，而趨蹊徑以迷康莊，固將以蹊徑為康莊而樂蹈之。故君子不敢輕言術，而以學正其所趨�！�…學也者，所以擇術也；
術也者，所以行學也。君子正其學于先，乃以慎其術于后�！�…君子之學于道也，未嘗以術為諱，審之端之而已矣。（《宋論》卷三）

　　按照王夫之對“學術”的理解，籠統(tǒng)言之的“學術”，有“醇疵”“貞邪”之分。而張?惜寇準“學術不足”，并不是指其學術多少的不足，而是指其學術醇正的不足。“學”與“術”雖然有別，但二者又是統(tǒng)一的。“術之為言，路也；
路者，道也。”這是指與“學”（正學）相統(tǒng)一的“術”；
若其“學”不正，則其“術”不過是“徑也，非術也”�！独献印窌�有“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河上公注：“徑，邪不正也。”就此而言，只有醇正的學術才堪當嚴格意義的“學術”之名；
若學術不正，則只可謂之“學徑”。

　　王夫之說：“學也者，所以擇術也；
術也者，所以行學也�！边@或為梁啟超所謂“學者術之體，術者學之用”、嚴復所謂“學主知，術主行”之所本�！皩W”與“術”雖然可分屬不同的范疇，但在中國傳統(tǒng)哲學中，“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程頤語），“知行合一”（王陽明語），因此，“學”與“術”又是統(tǒng)一的。術之正與不正，決定于學之“擇術”；
若“擇術”正，則術之“行學”就也正了。

　　王夫之說：“君子不敢輕言術，而以學正其所趨�！逼渌�以“不敢輕言術”，是因為“無學以定之，則惑于多歧”，有可能把“蹊徑”當成了“康莊”大道而樂蹈之。所以，王夫之強調(diào)，“君子正其學于先，乃以慎其術于后”。按照體與用、知與行的關系而解之，即學是體，術是用，體正則用亦正；
學主知，術主行，“真知則未有不能行者”（朱熹語）。

　　古人論學術，合知與行而言之。儒家之正學術，實即正立身行事之“德”�！抖Y記·鄉(xiāng)飲酒義》云：“德也者，得于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圣人務焉�！保ò创颂帯皩W術道”，“術道”是“學”的賓語。）王夫之認為，學術之正首先是如《大學》所謂先正其身：“正身者，剛正而不可撓，直而不可枉，言有物而不妄，行有恒而不遷，忠信守死而不移，驕泰不期而自遠。”他之所以認為張?所云“學術”乃醇正的學術，是因為張?剛直不屈，“且死，以尸諫，乞斬丁謂頭置國門，罷宮觀以紓民命”（參見《宋史·張?傳》）。而寇準晚節(jié)有虧，“懲剛直之取禍，而屈撓以祈合于人主之意欲，于是而任朱能以偽造‘天書’進，而生平之玷，不可磨矣”（參見《宋史·寇準傳》）——此又所以認為寇準未達張?的諭意，“其悟也，正其迷也”。

　　王夫之說：“君子之學于道也，未嘗以術為諱，審之端之而已矣�！痹谙纳讨苋�代之時，學在王官，“古之所謂道術者……無乎不在”；
春秋以降，學術下移，“道術將為天下裂”，而諸子學出，“道術紛紜，更相倍譎”（參見《莊子·天下》篇并成玄英注）。在先秦儒學中，“道”與“術”有分�！犊讌沧印た怪尽菲�記衛(wèi)君與子思的對話：

　　 衛(wèi)君曰：“夫道大而難明，非吾所能也。今欲學術，何如？”子思曰：“君無然也。體道者，逸而不窮；
任術者，勞而無功。古之篤道君子，生不足以喜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懼之？故明于死生之分，通于利害之變，雖以天下易其脛毛，無所概于志矣。是以與圣人居，使窮士忘其貧賤，使王公簡其富貴。君無然也�！毙l(wèi)君曰：“善。”

　　按子思所說，君子應該“體道”，而不應該“學術”（“術”是“學”的賓語）。但自漢初以來，儒學又被稱為“儒術”（如漢武帝“獨尊儒術”），故“術”并不完全是貶義�！稘h書·霍光傳》所謂“不學無術”，將“學”與“術”并舉，蓋為后來“學術”一詞的濫觴。按王夫之對“術”的解釋，“術之為言，路也；
路者，道也�！迸c“學”（正學）相統(tǒng)一的“術”，亦與“道”相統(tǒng)一。此“術”猶如“仁之方也”的“方”。（《論語·雍也》：“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焙侮獭都�解》引孔安國曰：“更為子貢說仁者之行。方，道也�！保�“道”與“術”之分，不過是抽象與具體之別。因此，“君子之學于道也，未嘗以術為諱”，“學于道”即是“正其學于先”，“學”正則“術”亦正。

　　如果“學”不正，則“道”與“術”分。南宋時慶元黨禁把“道學”污為“偽學”，而朱熹的弟子蔡元定（字季通）又被斥之曰“妖”，“獨嬰重罰，竄死遐方”。王夫之認為，“蓋季通亦有以取之，而朱子于此，亦不能無惑矣。”韓?腚兄?鈐怪熳櫻?且蛭??芻適伊昴溝募?祝??伴牘???祝?熳游茨苤????就ㄗ暈街??保?笆羌就ㄕ擼?逯??諦〉潰??┦躒酥?煨湔咭病�。王夫�?言崾Φ姆縊??黨莆?靶〉饋保??雜詵縊?卟還?恰笆躒恕保ǘ?恰把д摺保?Ｋ?紗似纜鬯擔?

　　 夫道之與術，其大辨嚴矣。道者，得失之衡也；
術者，禍福之測也。理者，道之所守也；
數(shù)者，術之所窺也�！洞笠住芳磾�(shù)以窮理，而得失審；
小術托理以起數(shù)，而禍福淫。審于得失者，喻義之君子；
淫于禍福者，喻利之小人�！�…以季通之好學深思也，于以望道也近矣。而其志亂，其學淫，卒以危其身于桎梏。為君子者，不以一眚喪其大德，可弗慎哉！可弗慎哉�。ā端握摗肪硎�三）。

　　蔡元定跟隨朱熹最久，維護朱學最力，亦是“好學深思”之士，但其用《周易》的象數(shù)來講陵墓風水的吉兇，這就不是學于儒者的“大道”，而是淫于與“大道”相對立的“小術”（按與“道”相對立的“術”，亦即上文所說的“徑”）。王夫之認為，蔡元定“其志亂，其學淫”，即是說其學有不正。他力戒為君子者“可弗慎哉”，這也是強調(diào)“君子正其學于先，乃以慎其術于后”。

　　就今日之“學術”而言，學者亦應“正其學于先，乃以慎其術于后”。“學術”本是一崇高的事業(yè)，無論其為“求知”而從事學術，還是為“致用”（學術的正當之用）而從事學術，既為“學者”就不應該作“淫于小道”的“術人”，既從事“學術”就不應該作“學徑”的勾當。學者應該有從事醇正學術的道德自律，而不應該以學術為謀取私利的手段，不應該作違背學術規(guī)范的“喻利之小人”�！罢�其學于先”，即學者先要端正從事學術的方向和目的；
“慎其術于后”，即學者的治學之方應遵守具體的學術規(guī)范。

　　二

　　明清之際，中國學術的主流從宋明理學轉為重視訓詁考據(jù)和經(jīng)世致用的“實學”。但乾嘉時期學者畏文字獄，“凡學術之觸時諱者，不敢相講習”，于是訓詁考據(jù)獨成其大，梁啟超稱此為清學的“正統(tǒng)派”。乾嘉學派之學風，梁啟超述其大略如下：

　　 一、凡立一意，必憑證據(jù)。無證據(jù)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擯。

　　 二、選擇證據(jù)，以古為尚。以漢唐證據(jù)難宋明，不以宋明證據(jù)難漢唐；
據(jù)漢魏可以難唐，據(jù)漢可以難魏晉，據(jù)先秦西漢可以難東漢；
以經(jīng)證經(jīng)，可以難一切傳記。

　　 三、孤證不為定說。其無反證者姑存之，得有續(xù)證則漸信之，遇有力之反證則棄之。

　　 四、隱匿證據(jù)或曲解證據(jù)，皆認為不德。

　　 五、最喜羅列事項之同類者，為比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則。

　　 六、凡采用舊說，必明引之，剿說認為大不德。

　　 七、所見不合，則相辯詰，雖弟子駁難本師，亦所不避，受之者從不以為忤。

　　 八、辯詰以本問題為范圍，詞旨務篤實溫厚。雖不肯枉自己意見，同時仍尊重別人意見。有盛氣凌轢，或支離牽涉，或影射譏笑者，認為不德。

　　 九、喜專治一業(yè)，為“窄而深”的研究。

　　 十、文體貴樸實簡絜，最忌“言有枝葉”。（《清代學術概論》十三）

　　這十條是乾嘉學派之學風，亦是其學術規(guī)范。其中二、九兩條與考據(jù)學的特殊研究對象相關，其余皆不失學術規(guī)范的普遍意義。梁啟超論乾嘉學派之得失有云：“考證學之研究方法雖甚精善，其研究范圍卻甚拘迂。”“清代學派之運動，乃‘研究法的運動’，非‘主義的運動’也。此其收獲所以不逮‘歐洲文藝復興運動’之豐大也歟？”乾嘉學派的研究范圍甚有局限，故其社會意義遠遠不能與歐洲文藝復興運動相比；
但就其對中國古籍的整理來說，其成績“實足令鄭（玄）、朱（熹）俛首，漢唐以來，未有其比”。乾嘉學派之所以能取得這樣的成績，梁啟超說，“一言以蔽之曰：用科學的研究法而已”。

　　以上十條中，前五條都是講學術研究必有證據(jù)，無證據(jù)而臆說者“在所必擯”，這是科學的實證研究法，第五條就是在實證的基礎上進行科學的歸納。學術研究重證據(jù)，旨在求真。真者，誠也�！罢\”在中國傳統(tǒng)學術中不僅具有客觀之真實不妄的意義，而且具有道德之誠信不欺的意義。第四條所云“隱匿證據(jù)或曲解證據(jù)”，不唯不能求學術研究之真，而且有違學者的道德之誠，此所以認為“不德”。古人云“修辭立其誠”，張岱年先生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曾提出：“哲學家須有尋求客觀真理之誠心”，“既已得真，然后可由真以達善。如無求真之誠，縱聰明博辯，亦止于成為粉飾之學”。不僅哲學家須如此，凡從事學術研究者都應具有“求真之誠”。無證據(jù)而臆說，或只憑孤證而執(zhí)為定論，這是學術研究的“失范”；
若隱匿證據(jù)或曲解證據(jù)，或對他人所舉之反證置若罔聞，則是學者之“不德”。

　　第六條所云“凡采用舊說，必明引之”，這是今日學者尤應注意的學術規(guī)范，“剿說”即抄襲是學者之“大不德”。學術研究在于創(chuàng)新，而非重復性勞動。采用舊說是以前人的研究成果為基礎而加以發(fā)明創(chuàng)新，若不明引之，則一是剽竊他人之成果，二是學術之新舊說混淆，以致魚目混珠，泥沙俱下，失卻學術研究的創(chuàng)新意義，此所以為“大不德”。

　　第七、八兩條是學術討論、學術批評的規(guī)范。“所見不合，則相辯詰”，這是學術研究活動的平常、正常之事，也是求得學術進展的必要途徑。對于同一問題上與己不同的觀點，置之不理，老死不相往來，正是缺乏學術責任心的表現(xiàn)。經(jīng)過對話、商榷，可擇其善者而從之；
對于一時解決不了的問題，也可各備一說而存疑。倘若防戒之心甚嚴，動輒把學術討論和批評視為學者或學派間的惡意攻擊，則是一時學風衰敗的反映。

　　清代考據(jù)學又被稱為“漢學”，而其學術規(guī)范之超越漢學者，于第七條最為顯著。漢代經(jīng)學“家法”甚嚴，弟子不能改師說，“疏”亦不能破“注”。清代考據(jù)學“雖弟子駁難本師，亦所不避”，此乃“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的精神；
“受之者從不以為迕”，老師能做到這一點很重要，若老師“以為迕”，則學生“不避”甚難。在學術是非面前，師生平等，這是中國傳統(tǒng)學術發(fā)展至清代的一大思想解放。梁啟超舉高郵王氏（念孫、引之）父子為例，謂其糾正舊注舊疏之失誤，“豈惟不將順古人，雖其父師，亦不茍同”；
又謂：“段（玉裁）之尊戴（震），可謂至矣。試讀其《說文注》，則‘先生之言非也’，‘先生之說非也’諸文，到處皆是”。清代學者能做到這一點甚為不易，而今日學者尚有所不及。

　　“辯詰以本問題為范圍，詞旨務篤實溫厚”。學術討論和批評應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目的是辯明某問題之是非，求得學術之進展，而非“求勝不求益”，炫己而貶人。若在學術討論和批評中“盛氣凌轢，或支離牽涉，(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或影射譏笑”，這就超出了學術求真的范圍，違背了學術討論和批評的規(guī)范，此亦學者之“不德”。

　　第十條“文體貴樸實簡絜，最忌言有枝葉”，這是對學術文風的要求�，F(xiàn)今的學術評價體制有重數(shù)量而輕質量、重專著而輕論文的傾向，這助長了文風的虛華而不樸實，繁贅而不簡潔。有些學者不愿寫論文而競相出書，蓋由于論文受篇幅所限，故“枝葉”不能任其滋蔓，而有些專著則文體“自由”，不僅“枝葉”可滋蔓，而且簡直就是“注水”以充數(shù)。

　　清代學風的開創(chuàng)者是明清之際的顧炎武。梁啟超說：“炎武所以能當一代開派宗師之名者何在？則在其能建設研究方法而已�！鳖櫻孜涞难芯糠椒�約略言之有三條：“一曰貴創(chuàng)”，“二曰博證”，“三曰致用”。關于“貴創(chuàng)”，顧炎武論著書之難曰：“必古人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無，而后為之。”其《日知錄》自序云：“愚自少讀書，有所得輒記之。其有不合，時復改定�；蚬湃讼任叶�有者，則遂削之。”對照于此，當今一些學者著書撰文，不作所涉問題的學術史的研究，于前人成果不屑一顧，自己獨往獨來，實則造成低水平的重復，或陷于偏誤而不自知，這是應該深戒、避免的。

　　乾嘉學派以“樸學”相矜尚，梁啟超謂其有“為學問而學問”的精神。乾嘉之學近于所謂“純學術”，而區(qū)別于傳統(tǒng)儒學的直接與立身行事之“德”相聯(lián)系。但乾嘉學派仍以學者的“德”與“不德”來規(guī)范自身，這種“德”應即是學者的職業(yè)道德。在當時，對于學術之“不德”者亦有批評，如梁啟超引全祖望的《毛西河別傳》，謂毛奇齡所著書，“有造為典故以欺人者，有造為師承以示人有本者，有前人之誤已經(jīng)辨正、尚襲其誤而不知者，有信口臆說者，有不考古而妄言者，有前人之言本有出而妄斥為無稽者，有改古書以就己者”。全祖望于此諸項，每項舉一條為例，他還著有《蕭山毛氏糾繆》十卷，可見當時的學術批評是很嚴肅，也很下功夫的。梁啟超認為，“毛氏在啟蒙期，不失為一沖鋒陷陣之猛將，但于‘學者的道德’缺焉，后儒不宗之宜耳�！保ā肚宕鷮W術概論》五）此處“學者的道德”，亦即學者的職業(yè)道德。

　　在明清之際，顧炎武最重視士人的“行己有恥”。他在《日知錄》卷十三“廉恥”條中說：“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又引羅仲素曰：“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鼻�嘉時期的學術已不再承當傳統(tǒng)儒學那樣的社會責任，但學者的“行己有恥”仍十分重要。在近現(xiàn)代的職業(yè)分工更加多元的社會環(huán)境下，今日學者的社會角色已不同于以往的“士大夫”。雖然今日學者之“無恥”已不必同“國恥”相聯(lián)系，但學者須遵守學術職業(yè)自身的道德和規(guī)范，而且學者之“廉恥”對于整個社會的“風俗”會有重要影響，這也是不能推脫和否認的。

（學術批評網(wǎng)）

相關熱詞搜索：之德 學者 學術 李存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