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賁：第三世界批評在當今中國的處境

　　一、 中國式的“第三世界批評”

　　在中國,1987年以后的文化討論,雖然不再風風火火,卻仍然在持續(xù)進行。但在1989年以后,一下子幾乎消聲匿跡,而同時,“第三世界批評”卻成為文化思想幾乎一枝獨秀的新潮,這是很耐人尋味的。在這之前,“第三世界”作為中國在國際政治關系中的自我定位,乃是官方國家政治話語的一部分,很少與文化批評話語有聯(lián)系。中國現(xiàn)代文化批評一直包括著思考中西文化之間關系的內(nèi)容,但并不以第一和第三世界的對立區(qū)分為其基本分析性范疇。討論和涉及中西或東西關系的文化批評,特別著重在文化形態(tài)比較,以及基于這種比較的自我文化批判。這是由中國近代社會、政治、文化現(xiàn)代化要求和進程所決定的。在這一進程中,西方思想的參照作用既表現(xiàn)在它值得借鑒的方面,也表現(xiàn)在它不值得借鑒的方面。中國文化批判之所以注重西方思想值得借鑒的方面,抱著取他補我的態(tài)度,完全是出于中國自身的現(xiàn)代化需要。它并不排斥對西方文化和思想的批判,但它相信,這種批判,西方的有識之士自己能做,不必由他人越俎代庖,就象我們不能、也不應當指望西方人代替我們完成自己的文化批判一樣。在“文化熱”中,中國以現(xiàn)代化為著眼點的文化批評確實常常對傳統(tǒng)文化作嚴厲的批判。如果硬要把“傳統(tǒng)文化”簡單地等同為“民族文化”的話,那么,這樣的文化批判自然會顯得有“非民族”傾向。但“非民族”并不等于“反民族”。事實上,著眼于現(xiàn)代化的文化批評,并不需要特別依賴民族/外來或者東/西這一類對立區(qū)分,因為它的目的在于推動包括二者都在內(nèi)的現(xiàn)代化,所以現(xiàn)代和前現(xiàn)代的區(qū)別倒顯得更重要一些。

　　1989年以后,作為文化啟蒙和社會、政治現(xiàn)代化要求主要內(nèi)容之一的民主思潮,失去了先前較為寬松的討論條件。在政治控制的進逼下,人文討論的空間縮小了。商品經(jīng)濟大潮的興起和普遍的政治冷淡(至少表面上如此)反映在人們的生活態(tài)度中,也反映為文學的非政治化、日�，嵤禄�和市民趣味化。雖然正統(tǒng)政治思想被重新祭出,但它畢竟再也無法成為先前理所當然的大眾意識形態(tài)。于是,民族主義便成為國家權力最有利用價值的意識形態(tài)工具。對內(nèi),它是政府作為大眾權威合法性的基礎;對外,它是在“民主”、“人權”等問題上倡導“不得干涉內(nèi)政論”的根據(jù)。民族主義不僅有政治價值,而且也有商業(yè)價值,一切標以“民族”商標的,在國際市場上都能賣出好價錢.在做作的政治和商品經(jīng)濟的利用下,民族情調(diào)、民族特色、民族傳統(tǒng)都被道具化了,已經(jīng)不再是活生生的生活的一部分。民族情緒本應當是一種強烈的政治情緒,而在今天的中國,民族情緒卻與普遍的政治冷淡共生。只要回顧一下五四運動和抗日戰(zhàn)爭時期的民族情緒的生成條件和民眾基礎,就不難看出,今天由官方政治和商業(yè)聯(lián)手共造的民族情緒是多么矯情。

　　1989年以后的中國文化及文學理論和批評也明顯地非現(xiàn)實政治化了。它放棄了前一階段政治性很強的文化和思想討論。盡管它并沒有徹底放棄批判,但卻不得不為其批判選擇一些無風險或低風險對象,諸如商品文化、人文精神的淪落、西方文化的“東方主義”等等。“第三世界批評”,其中又以張頤武的第三世界文化理論最有代表性,之所以在這些理論和批評中引人注目,不僅因為它涉及了不少當今在中國尚允許討論的對象,更因為它幾乎是唯一的以“對抗性”自詡的批評理論。就對抗第一世界而言,它同西方及其它一些第三世界國家(如印度)目前所進行的后殖民批判似乎有共同之處。但是,在西方,后殖民批判的意義不僅在于它是第一世界話語的對抗話語,更在于它與實際的社會運動,如女權運動和少數(shù)民族運動,是聯(lián)系在一起的。在印度這樣的第三世界國家中,后殖民批判的主要對象則是民族主義和官方話語的結合、殖民權力形態(tài)在獨立后的本土政權中的借尸還魂、以及后殖民印度社會中所存在的社會和文化壓迫。對這些后殖民理論來說,第三世界理論的關鍵是反壓迫,不是本土性;而它們的出發(fā)點也正是特定生存環(huán)境中人們所面臨的切膚壓迫和現(xiàn)實反抗。

　　與西方及其它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的后殖民批判相比,中國第三世界批評的核心是“本土性”,而不是反壓迫。盡管它也談反壓迫,但那是指第一世界對第三世界的話語壓迫。它脫離中國實情,把這種話語壓迫上升為當今中國所面臨的主要壓迫形式,從而有意無意地掩飾和回避了那些存在于本土社會現(xiàn)實生活中的暴力和壓迫。雖然中國第三世界批評努力與官方民族主義話語保持距離,但它卻始終小心翼翼地避開對后者的分析批判。而且,正是由于它的“對抗性”批評只有“國際性”,而沒有“國內(nèi)性”,它不僅能和官方民族主義話語相安共處,而且以其舍近求遠、避實就虛的做法,順應了后者的利益,提供了一種極有利于官方意識形態(tài)控制和化解的所謂“對抗性”人文批判模式。

　　當今中國第三世界批評所關注的一些“本土性”問題,包括歷史敘述(釋放“被西方壓抑的‘潛歷史’”)、話語控制(“漢語文學”)和集體性主體(經(jīng)驗性的“中國人民”),幾乎都是被放在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間的不平等關系中來考量的。它們雖然涉及了“壓迫”的問題,但這一“壓迫”始終被首先確認為一個國際間的文化問題,而不是一個兼而涉及國際關系和本土社會結構的文化暴力問題。因此,雖然它自稱是對抗性的文化思想批判,但自覺不自覺地回避了這樣一個現(xiàn)實情況:它在第一和第三世界關系之間看到的那些壓迫形式,在中國當今的本土社會文化結構中都有遠為令人難以忍受、遠為嚴重地影響人們現(xiàn)實生存的表現(xiàn)。由于篇幅關系,我想僅就歷史敘述問題來討論一下中國第三世界理論舍近求遠、避實就虛的批判傾向和表現(xiàn)。

　　二、 本土歷史意識

　　中國第三世界理論的一個重要話題是本土歷史意識。它既出現(xiàn)在后現(xiàn)代和后殖民理論的討論中,也出現(xiàn)在對中國當代某些文學樣式,尤其是“新寫實小說”的評價之中。1992年,<<文藝研究>>組織部分中青年理論工作者作了一次后現(xiàn)代理論的討論,有些與會者就特別提出了釋放第三世界“潛歷史”記憶的問題。王岳川提出:“把第三世界文化的歷史經(jīng)驗置入整個世界文化格局的權力話語彼此起伏消長的過程中去,使‘潛歷史’的表達成為可能,是擺在當代學者面前的艱巨任務�！彼�認為,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話語間的“抗衡”只能有兩種結果:要么是“潛歷史經(jīng)驗將自身展示為對主流話語的對抗,在世界范圍內(nèi)為霸權所分割的空間和時間中重新自我定位,并在主流社會中獲得一席之地,”要么就是“以取悅的‘人妖’方式作為他人觀賞的文化景觀,甚至不惜挖掘祖墳,張揚國丑,編造風情去附和‘東方主義’的神話,以此映襯和反證‘西方文化中心論’的意識觀念�！薄沧�1〕張頤武在討論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關系時,不那么意氣用事,但是他也把對抗西方看成是民族文化建設的首要問題。他看到了第三世界文化實際處境的尷尬性:“借用西方的話語,面臨著忽視本土文化特征的指責;拒絕西方的話語似乎又沒有一套自身的話語來闡釋我們的語言/生存�！彼�認為,當今中國理論界應當保持一種“后烏托邦”精神:“所謂‘后烏托邦’精神不是一種具體的社會理想。它所包含的是對第三世界的母語與文化的捍衛(wèi),是對民族特性的爭取。它是對民族被西方所壓抑的‘潛歷史’記憶的釋放�！薄沧�2〕

　　第三世界文化批評的對抗任務既已如此確定,那么它所說的“潛歷史”究竟指的是什么呢?這個至為關鍵的問題似乎至今還沒有在中國的第三世界文化理論中得到系統(tǒng)的討論,它還只是一個模模糊糊的概念,指許多不同的東西:包括語言和文化傳統(tǒng)、現(xiàn)實生活經(jīng)驗、文學藝術的民族特征,等等。我認為有必要對這個概念略作界定。我不清楚“潛歷史”這個說法是否另有出處,所以姑且按照后殖民理論常見的說法,稱之為“被壓抑的歷史”。就第一、第三世界的“抗衡”關系而言,西方對中國“歷史”的壓抑,大致可以有這樣三層意思。第一是西方對中國人過去的或現(xiàn)今的經(jīng)驗生活世界的某種看法和知識。第二是西方對中國過去或現(xiàn)今的文化、社會、政治等諸方面所作的某些敘述、概括和評價。第三是西方對中國社會的演進和變化規(guī)律所作的某種概括和總結,從中辨認出某種輪廓軌跡、發(fā)展趨向、本質(zhì)特征等等。

　　這三種西方對中國的敘述,雖然都與我們現(xiàn)今的自我認識和自我期待有關,但由于它們所包含的知識形態(tài)、認識價值、話語權威并不相同,所以對我們的影響和意義也不相同。因此,作為第三世界批判理論的對象,它們自然也就有著不同程度的相關性和重要性。第一種情況主要是偏見的問題。它把所有的中國人都看成是屬于同一文化,有一樣的想法,過一樣的生活。它往往以一概而論的印象代替?zhèn)�別具體的觀察分析。這種情況不只是第一世界針對第三世界的,也有第三世界針對第一世界的。我們不是也籠而統(tǒng)之地稱人家“西方”、“外國”、甚至“洋鬼子”嗎?這種情況也不只發(fā)生在第一、第三世界之間。第三世界國家之間,甚至同一民族中,不同地域、民族和性別之間的偏見和成見也在所不免。這是一個多元文化教育、逐漸改變的問題,因為全無偏見的境界只是一種理想境界。只有當偏見以“知識”的形式自居時,它才需要以理論批判去糾正。

　　第二種情況則基本上是一個跨文化理解的問題。它也不只限于第一、第三世界的關系之間,第三世界各國文化間的了解也有這個問題。這種情況可以從兩個不同的模式層次上觀察。第一層是實用模式,它從理解者自身的需要出發(fā),從對方文化中去發(fā)現(xiàn)與之實用目的(借鑒或排斥)相符的成分。魯迅所說的“拿來主義”,就是從外國文化中多看于我有用之物,而傳統(tǒng)國粹派則從另一目的出發(fā)去尋找與之相反的東西。第二層是“理性科學”模式,它以“人類文化學”、“社會經(jīng)濟學”這類源于西方的學科形式出現(xiàn),自稱具有客觀性和真理性,所以也就尤其值得批評理論重視。

　　第三種情況與前二者不同,它必然以某種“知識”或“理論”的面目出現(xiàn),體現(xiàn)為某種科學或者學術的概括,而且必然自認為具有某種普遍意義。它與西方的關系特別密切,因為這些知識形式和以此為基礎的種種“主義”大都是西方話語。馬克思主義就是這樣一種西方話語。這種西方話語與第三世界的關系最為重大,它不僅牽涉到我們對自己文化和社會未來的預見和規(guī)劃,而且牽涉到對社會倫理和政治制度的選擇,乃至對一系列目前政治經(jīng)濟政策的合法性和道義性的評斷。這樣的西方話語,更由于它通過與第三世界本土官方話語的結合,而獲得了一種統(tǒng)治意識形態(tài)的權威。它能借助第三世界的國家權力而直接廣泛地影響到第三世界人民的生存處境。愛德華.薩伊德在<<東方主義>>一書中所批判的就主要是第二種情況的第二層內(nèi)容和第三種情況。

　　當前中國第三世界批評對西方造成的“歷史壓抑”的批判主要在文學批評領域中進行。它對第二種情況中的“歷史學”、“社會文化”、“人類文化”鮮有涉及,對第三種情況中的正統(tǒng)馬克思主義歷史和社會發(fā)展觀,更是不便接觸�？梢哉f,中國的第三世界歷史批評的主要潛能還遠遠沒有釋放出來。正是因為“歷史”的意義被強行限制在文學范圍內(nèi),從本土文學著眼的文學批評即使涉及了“歷史壓抑”問題,其理論和分析對抗批判的實際作為與它自許的意識形態(tài)批判目標尚相去甚遠。

　　中國第三世界文化理論對中國當今的“新寫實小說”有特別的興趣,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它在那些寫凡人瑣事、記錄老百性“原生態(tài)”的小說中看到了“人民記憶”的痕跡,而這“人民記憶”,在第三世界批評看來,正是本土歷史性的活生生的體現(xiàn)。張頤武及受其啟發(fā)影響的汪政和曉明都把新寫實小說看成是第三世界敘述對抗第一世界敘述的實例,甚至認為這是新寫實小說主要價值所在�！沧�3〕如何去理解新寫實小說的對抗性?新寫實小說所對抗的是什么?如何去閱讀這種對抗?這種對抗的意義有多大?條件是什么?這些問題后面還要有所涉及,在這里我只想指出一點,那就是,在我們討論第三世界文學對于第一世界話語的對抗作用時,我們不能忘記兩個基本條件,那就是這種第三世界文學的寫作語言和它的對象讀者這兩個條件構成了特定文學話語與其它文學話語有關聯(lián)意義的文本/相關文本(text/context)以及顯文本/隱文本(text/subtext)關系。盡管中國的新寫實小說具有民族性和本土性,但要讓它對西方話語,尤其是其歷史敘述產(chǎn)生對抗作用,它還不具備上述兩個條件。

　　我們知道,用前殖民者西方語言創(chuàng)作的第三世界作家,如塞爾門.羅西迪(Salman Rushdie)、路易斯.科西(Lewis Nkosi)、奈保羅(S. Naipaul)、邁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安東尼(Michael Anthony)、梯摩西.芬德利(Timothy Findley)、納拉揚(R.K. Narayan),他們的文學創(chuàng)作破壞了西方對東方或?qū)Ψ侵薜臄⑹�。這樣的第三世界文學,由于它用一種西方讀者和殖民地讀者都能閱讀的語言寫作,更由于它對西方敘述的有意識的模擬、分裂、瓦解和雜混,而直接與西方話語交鋒和沖突。與這樣的第三世界“對抗性文學話語”相比,中國的“新寫實小說”明顯地缺乏與第一世界話語的正面交鋒和直接對抗。新寫實小說的對象讀者并不具有國際性,新寫實小說的對立話語與其說是西方文學,不如說是中國國內(nèi)的其它文學話語形式。<<鐘山>>雜志為“新寫實小說大聯(lián)展”所寫的<<卷首語>>在論述這一流派的特點時說:“所謂新寫實小說,簡單地說,就是不同于歷史上已有的現(xiàn)實主義,也不同于現(xiàn)代主義‘先鋒派’文學,而是近幾年小說創(chuàng)作低谷中出現(xiàn)的一種新的文學傾向。這些新寫實小說的創(chuàng)作方法仍是以寫實為主要特征,但特別注重現(xiàn)實生活原生態(tài)的還原,真誠直面現(xiàn)實,直面人生。”這段話還說得有些遮掩。其實,所謂的“已有的現(xiàn)實主義”,正如金惠敏所說的那樣,乃是那些冠以“無產(chǎn)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一類“修飾語”的“現(xiàn)實主義”。金惠敏指出:“出于某種考慮(自然是有礙于‘革命社會主義’至今仍然是官方權力話語的一部分--引者按),人們諱談‘革命現(xiàn)實主義’,不過這并不意味著(革命現(xiàn)實主義)的消滅,只要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范疇內(nèi)談現(xiàn)實主義,無論加不加前面所說的幾個修飾語,實際上都是指同一實體�！薄沧�4〕

　　僅從文學形式來看,新寫實小說可以說是中國正統(tǒng)的“革命現(xiàn)實主義”和“先鋒派文學”的對比話語。但是從不同的文學話語之間的權力等級和壓迫關系來看,新寫實小說只能是正統(tǒng)革命現(xiàn)實主義的對立話語。革命現(xiàn)實主義是官方文學話語,它與國家權力結合在一起,以此為后盾,并因此而具有封殺其它文學話語的能力。先鋒文學則不然,它本身就是一種“邊緣性”文學話語,一種不為主導文學話語接納、不斷遭其擠壓排斥的邊緣話語。與“先鋒”文學相比,“新寫實”文學話語倒是主導話語較能接納的話語。

　　新寫實小說產(chǎn)生于80年代中期,正是中國官方文化控制最為寬松的時候。89年以后,新寫實小說在中國官方加強文化控制的情況下,如何依然能存在和發(fā)展?如果說,新寫實小說的非政治化是一個重要原因,那么,中國讀者對于非政治小說的喜愛究竟是一種什么樣性質(zhì)的審美選擇?這種審美選擇的社會政治內(nèi)容又是什么?當今的普通讀者從新寫實小說中認同了什么?新寫實小說所敘述的那些故事與“革命現(xiàn)實主義”的究竟有什么不同?新寫實小說所敘述的那些故事是以一些什么方式來載負“人民記憶”的?為什么人民記憶得靠這些小故事(“歷史”)來載負,而不能在革命現(xiàn)實主義的歷史敘述中得到表現(xiàn)?對于文化批評來說,這些都是很值得考慮的問題。

　　三、 “人民記憶”

　　張頤武在<<在邊緣追索--第三世界文化與當代中國文學>>一書中討論了“人民記憶”問題,他認為“‘人民記憶’是文化機器和意識形態(tài)爭奪的關鍵領域,也是第三世界文化發(fā)展的關鍵”。在張頤武看來,目前中國“人民記憶”的最現(xiàn)實的壓制力量來自第一世界,因為后者的意識形態(tài)已經(jīng)滲透進中國文化的“形式”和“無意識”之中,并把中國文化淪為一種“派生之物”,中國人民除了存留在“母語深處”的“刻骨銘心的‘記憶’之外,已經(jīng)不再擁有什么了。”〔注5〕在中國,“人民記憶”究竟是不是主要遭受西方話語的“壓迫”,“忽略”和抹殺的呢?在這種第一、第三世界話語的爭奪中,作為民族“當然代表”的官方文化機器和意識形態(tài)是不是一定代表本土人民呢?本土文化機器的歷史敘述是不是一定與人民記憶相一致的呢?

　　我認為情況遠非象張頤武所設想的那么簡單。記憶不能存在于真空之中,記憶必須體現(xiàn)為具體的社會文化符號和載體。而要控制和改變這些體現(xiàn)記憶的符號和載體,則必須通過具體的行政手段。殖民地統(tǒng)治在第三世界國家中所推行的文化、教育政策就是為控制和改變?nèi)嗣裼洃浄�務的。在今天的中�?西方已經(jīng)沒有這種直接控制和改變?nèi)嗣裼洃浀哪芰�和手段。這樣說不是要決然否認第一世界對第三世界的文化影響和控制,而是要指明,相對于那些至今在中國仍然具有直接控制和改變中國的“人民記憶”的能力和手段的本土官方權力而言,西方話語似乎不應當成為關心“人民記憶”的文化批評的主要對抗對象。

　　歷史控制主要是控制記憶載體。記憶載體的形式是多樣豐富的,除了歷史事件、人物、地方之外,各種傳導往昔的象征無不可以成為記憶載體。實物性載體可以是建筑物、服飾、用具、物件;語言性載體可以是成語、俗語、地方話、行話、切口;藝術性載體可以是民間的劇種劇目、娛樂形式、民間工藝形式和作品;社會性載體可以是禮節(jié)、人情風俗、節(jié)慶聚會、乃至家常寒喧。各種記憶載體互相滲透,互相重迭,成為民間社會價值共識和社會群體意識的基礎。在這種意義上又可以說,人民記憶是民間社會的集體潛意識:民間社會群體是歷史的產(chǎn)物,是由記憶構成的社會文化群體。

　　從記憶載體的種類和范圍不難看出它們普遍的社會文化性。記憶載體幾乎涉及了民間社會的所有主要方面。官方國家正是通過對歷史的控制而將其權力控制滲透到民間社會的各個領域中去的。中國官方對民間記憶的控制和摧毀在“文化大革命”中最為集中而明顯地表現(xiàn)了出來。國家官方機器不僅在全國發(fā)動“破四舊”、“除舊立新”和“移風易俗”,而且更是對歷史直接進行改寫。一部中國史被寫成了儒法斗爭史,一切有涉歷史題材的創(chuàng)作都必須象姚雪垠的李自成和郭沫若的李白、杜甫那樣,成為官方歷史故事的注腳。文化大革命期間,就在中國官方國家機器和意識形態(tài)對“人民記憶”控制和壓制最嚴厲的時候,也正是中國民間社會的存在最困難的時候�！叭嗣裼洃洝钡年P鍵不在于這些記憶本身有什么內(nèi)在的價值,而在于這些記憶在維持相對獨立于國家官方權力的民間社會的過程中起著其它力量難以代替的作用。人民記憶是凝聚和形成“人民”這個集體性身分的媒體,它也是人民在面臨權力壓迫時自我辨認的手段。正是由于人民記憶和民間社會的關系,政治權力對它既有利用的需要,又必須隨時加以防范和控制。意識形態(tài)國家在中國遏制“公民性民間社會”的形成,不僅表現(xiàn)在禁止獨立的公民社會組織和體制,如獨立工會、教會、學校、新聞媒體、同人刊物、自由雜志等,更表現(xiàn)在它從未放松以凈化記憶載體來控制集體性的民間記憶。

　　我在這里用“公民性民間社會”這一說法來表述哈貝瑪斯的“civil society”這一概念,主要是因為目前的中國民間社會還不是公民性的民間社會。在中國民間社會成員的身分是以官民等級定位的“老百性”,而不是以平等民權定位的“公民”。中國民間社會也許是一個相對獨立于權力政治的生存空間,但它還不是一個由民主原則主導的社會參與空間。中國民間社會的某些公眾領域(如幫會)的組織原則甚至是和民主原則根本背道而馳的。但是,中國民間社會中卻也包括了象“文學讀者群”這樣與哈貝瑪斯所說的“公眾領域”十分接近的社會人際關系。公眾領域是公民民間社會的一部分,它應當自然地產(chǎn)生于公民性民間社會,而不應當由國家權力所賜予它存在的自由。所以公眾領域應當是獨立于國家權力的。但是,應當看到,公眾領域同國家權力之間并不是一種純粹對立和分離的關系。在特定的情況下,國家權力可以通過行政立法這樣的手段促成甚至保障公眾社會的產(chǎn)生。公眾領域尊重明達而理性的討論,堅持它不受政治權力干涉和商業(yè)利益的干擾和影響,因而在政治和經(jīng)濟之間形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的社會空間。

　　哈貝瑪斯是在西方資產(chǎn)階級文化的特定歷史條件中提出“公眾領域”這個說法的。哈貝瑪斯在討論公眾領域時特別提到了象“咖啡館”和“讀書會”這樣的文學公眾組織和聚會形式;我們似乎不必由此引申去尋找中國類似的公眾領域存在形式。重要的是,盡管在中國不一定存在著與哈貝瑪斯所說的“公眾領域”類似的形式,但是那種以明達、理智和價值共識為標志的社會空間卻是存在的,否則文學交流和討論也就根本不可能了。應當看到,在中國的實際環(huán)境中,文學公眾是一種十分松散、極富變化的人際空間,它并沒有固定的存在形態(tài),凡是有文學體制和文學活動的地方都有它的存在:正式者如文學雜志、刊物、作品討論會、議論評價,非正式者如觀眾或讀者觀,朋友熟人間的交流討論等等。文學公眾領域的真正社會意義不在其組織和體制形式,因為許多以民間名義存在的文學組織其實完全是有國家權力和政府控制操縱的。文學公眾領域的真正社會意義在于它肯定明達和理性是人際交流和討論的唯一原則。這是知識的原則,更是民主社會倫理價值非壓制、非暴力、理性交往的原則。這種社會倫理原則的共識,使得介入這個空間的人們不只構成權力或經(jīng)濟利益集團,而且成為一種社會群體(community)。

　　四、 民族意識和批判意識

　　作為一種文學語言的新寫實小說之所以能存在,是和中國實際存在的民間社會空間分不開的。這些小說在普通人中廣有讀者,主要是因為普通人可以從中感覺到是一種與政治的強制和經(jīng)濟的利誘皆不相同的價值取向。從這一點上來說,研究新寫實小說的創(chuàng)作和接受的社會條件,確實可以為我們了解中國當前缺乏組織和體制形體標志的民間社會提供一個極有價值的視角。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新寫實小說是在運用而不是代表“人民記憶”�！叭嗣裼洃洝庇质枪俜胶头枪俜皆捳Z爭奪的一個關鍵領域。既然如此,“人民記憶”的意義就應當首先放到其本土的爭奪環(huán)境中去理解,而不宜將它抽象地引申為一種徒具“共識”假象的民族性。在思考“人民記憶”的民族性時,更不能忽略以下這幾個方面。

　　首先,作為大眾文化形式的大眾記憶是多種多樣的,不可能規(guī)范為某一種單一民族文化模式。僅就前面提及的幾種記憶符號和載體的形式就不難看出,在民族、區(qū)域、傳統(tǒng)風俗習慣等等差異極大的中國,實際上不存在什么單一的中華民族記憶。貝雷迪克.安德生在<<想象的群體>>一書中詳細地討論了歷史對于構想民族社會群體的關鍵作用。他指出,“民族”并不是一些客觀語言特征、思維習慣、心理素質(zhì)的自然總和,而是一種“想象性的政治群體”,一種社會文化性的建構。安德生指出:“民族從極遙遠的往昔中浮現(xiàn)出來……,并滑入無盡的未來�，F(xiàn)代民族現(xiàn)刻的客觀性,實際上是建立在想象之上的�！薄沧�6〕民族必須通過某種對往昔過去的再現(xiàn)才能獲得其目前存在的形體。這就是“歷史”對于民族群體意識、群體自我認識、自我規(guī)定、乃至自我改革的關鍵意義所在。中國官方民族話語所套用的“炎黃子孫”一說便是用一種喻說的親屬關系把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生活的人跨時期跨地域地聯(lián)系為某種“血緣實體”。這種“歷史敘述”把極具差異的地域群體、土著文化匯合在單一的時間進展流程之中。這和官方國家權力集中統(tǒng)一的目的是相一致的。那些與分散的地域群體和土著文化相關的民間記憶不會不經(jīng)過解釋就成為統(tǒng)一的民族記憶的一部分。而且,當這些民間記憶與中央集權利益相違背時,往往不可避免地成為它控制、遏制、乃至消滅的對象。所以,正如威廉姆.羅伊和費文.思蓋林在<<記憶和現(xiàn)代化>>一書中所指出的那樣,對人民記憶的文化研究不能想當然地把國家權力看成是一種中立無私的力量。因為國家實際上總是試圖將文化單一化,并以此來鞏固統(tǒng)治集團的權力。〔注7〕

　　其次,民間記憶并不等于民族意識,民間記憶需要經(jīng)過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處理才能成為民族意識。民族意識不是純主觀的產(chǎn)物。雖然每一個人在任何時候都具有某種民族身分,但卻只是在特殊的條件下才會形成迫切的、強烈的民族身分意識。這些條件包括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統(tǒng)治,民族間的對立和壓迫,不同文化的交鋒、沖突等等。因此,討論某種民族文化也就是必須討論它作為本土文化意識的強勢反應的條件。除非某個民族的人民在日常生活中深切地感受到民族身分帶給他們生存限制和壓迫,民族意識并不具有反抗和解放的意義。在第三世界人民的反殖斗爭中,民族性、本土性和反壓迫是一致的。在后殖民的第三世界國家中,本土社會中的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結構性壓迫并不總是直接來源于第一世界。正相反,它往往來自第三世界國家內(nèi)部集團和階級利益的沖突和對立。當權的利益集團則往往利用民族主義來掩飾這種新形式的壓迫關系。印度批評家拉塔.麥尼曾指出:“殖民”或“殖民主義”這類說法,在不同的政治空間中的意義是不相同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在西方社會中,討論殖民問題是“對抗性的反帝批判實踐的重要一環(huán)”。但是在獨立后的印度,“殖民”指的則主要是一個過去了的歷史時期:“就實在的、生存的意義而言,殖民主義的確已經(jīng)象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卑岩磺鞋F(xiàn)今的社會問題歸諉于殖民主義對印度社會和文化的破壞,已經(jīng)很難有說服力了。麥尼強調(diào),后殖民國家中的人民的處境和殖民地人民的處境是不一樣的,因為他們脖子上的直接壓迫遠不單純是來自帝國主義。麥尼寫道:“人們刻不容緩需要抵抗的壓迫,是來自民族國家、具有壓迫性的社會和政治制度、宗教原旨主義等等。當然,民族國家的種種作為是和宗教或全球的地域政治潮流聯(lián)系在一起的。但是,人民斗爭反抗的卻一定是國際現(xiàn)象的本土體現(xiàn)。”〔注8〕

　　再者,把當今一些寫實作品當作人民記憶的實錄,當作民族文化心理、認知形態(tài)的直接反應,這樣看待文學與現(xiàn)實的關系,在文學認識論上與過去幾十年中在中國盛行不衰的反映論革命現(xiàn)實主義文學觀并沒有多大差別。在這個文學認識論的基礎上,第三世界批評又從中國文學話語與西方話語的差別(其實西方文學話語又何嘗是單一同質(zhì)的)及其在國際文化關系中的邊緣地位,推演出其相對于第一世界的第三世界對抗性來。這種把次等族類地位簡單地轉(zhuǎn)換為反抗意識的說法,更是不恰當?shù)匕训燃壊顒e看成了對抗的充分必要條件。其實,客觀的等級差別和受壓迫的地位并不就等于要求公正和對抗壓迫的主體意識。低估了對抗意識形成的艱巨性,也就是低估了文化批判在社會變革中應當起到的啟智作用,其中也包括促成與現(xiàn)代民主理想相適應的主體批判意識。

　　我在前面強調(diào)了新寫實小說作為一種大眾話語與官方話語的對立關系。作為官方歷史敘述的對立話語,新寫實小說拒絕為官方的大歷史故事提供映證,它敘述的正是那些被官方主導歷史敘述所壓抑或宣叛為“無意義”的小故事。這些小故事的敘述包含了大量各種各樣的被大歷史壓抑或遺棄的“記憶載體”。新寫實小說公然宣稱自己只對百姓生活作原生態(tài)描述,它把文學從神圣而空虛的殿堂帶回每時每刻的生存現(xiàn)實中來,從而要為創(chuàng)作者和讀者僻劃出一個相對獨立于政治活動的空間。這是一種自我防衛(wèi)的手段,為的是躲避官方政治權力所操縱的主流文學話語的干涉。然而正是這種非政治的姿態(tài),這種對大政治的厭倦,在一個國家權力已將社會充分政治化的環(huán)境中,卻恰恰變成了一種政治態(tài)度,一種向國家權力要求獨立的民間空間的政治要求。

　　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寫實小說向形成一個獨立的公眾空間跨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是因此而過分夸大新寫實小說對建立現(xiàn)代公民社會的思想批判和建樹作用,那就會和過分夸大它的對抗第一世界話語的民族文學價值一樣,是沒有道理的。新寫實小說運用了多種人民記憶符號和載體,其中既包括百姓生態(tài)、風土人情、民俗習慣、方言土話,也包括故事敘述的程式和習慣。這些因素都不是象某些新小說家所說的那樣具有“原生態(tài)”,即絕對自然客觀性的價值。它們都是經(jīng)過了作者們的想象、解釋、變更和修潤的,而由此所產(chǎn)生的文本和文學話語也都不具有連貫完整的一體性。它們在不同程度上展現(xiàn)出各種意義之間的矛盾和脫節(jié)。文學或文化批評家的任務不是去從這些文本中挖掘出某種單一的價值和意義(例如第三世界與第一世界的對抗),而是從這些矛盾和脫節(jié)中去發(fā)現(xiàn)這些文本和文學話語與其政治社會文化環(huán)境的關系。這種探索中國文化產(chǎn)品的本土生態(tài)成因的工作,似乎正是一件值得關心中國文化本土性的第三世界批評所應做的事。這樣的工作也就是阿爾圖塞和馬庫雷所說的對特定文化和社會意識所作的“癥狀閱讀”�！沧�9〕我們發(fā)現(xiàn),新寫實小說的非政治取向,它對民間記憶的運用,它的面向“普通人”,偏愛“原生態(tài)”,構成了一種充滿了關于中國本土政治社會文化信息的文學話語,新寫實小說以其寫作宗旨和實情癥兆顯示的矛盾性,正向我們揭示了中國當代文學所處的困境。

　　新寫實小說要寫的是中國百姓的“原生態(tài)”,但它恰恰顯示了這種原生態(tài)是多么地不原始自然,是一種多么死死地被政治制度、社會環(huán)境和老百性自己低劣文化素質(zhì)所限制的生活方式。方方的“河南棚子”里那種十一口人世代撕扯在一間十三平方米小屋力的社會生態(tài)“風景”,是和那些想活得“象個人樣”卻又不得不自我糟踐的人文生態(tài)風景聯(lián)系在一起的“(方方:<<風景>>)。新寫實小說擯棄了“人民當家作主”、“人民是國家的主人”的陳詞濫調(diào),但是它卻不能回避到底誰是這個國家的“主人”的問題。新寫實小說專寫老百性,專寫普通人,但是新寫實小說文本向讀者所展現(xiàn)的恰恰是,這些老百性并不是“普通人”,而是完全聽由局部利益化了的政治權力及其代理人擺布的“次等人”和“下等人”(劉震云:<<一地雞毛>>、<<單位>>)。新寫實小說不愿涉及社會制度和政治理想問題,對官方話語的政治主導大敘述敬而遠之,新寫實小說寫的盡是升斗小民卑瑣的日常小事,只關心由此形成的普通百姓的生存空間。但是它卻讓我們不能不看到老百性并沒有自己的生存空間,一切民間生存空間都已經(jīng)被國家權力所侵蝕,所政治化了,要尋找政治控制之外的空間,就不得不回到“革命”之前的過去時代中去。新寫實小說寫“歷史”故事,其實并沒有重現(xiàn)歷史,只不過是把讀者引回了時代不明的過去。(蘇童:<<妻妾成群>>,格非:<<敵人>>,葉兆言:<<追月樓>>、<<狀元境>>、<<十字鋪>>)

　　其實,新寫實小說在中國的困境又何嘗不是第三世界文化批評的困境?新寫實小說的非政治化又何嘗不聯(lián)系著中國第三世界批評的非現(xiàn)實化?中國的第三世界批評不得不在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的關系中去確定它首要的對抗性,這是因為真正具有對抗性的文化批評在中國還沒有存在的政治社會條件。盡管如此,我們還是應當堅持,中國的第三世界批評是中國的文化批評的一部分,而不是它的代替品,我們不能因為文化批評的艱難而企圖在第三世界批評中找到一種與官方權力較少接觸,因而較易存在的替代品。如果批評真要具有批判性、對抗性和現(xiàn)實世界性,真要對社會文化的變革有影響作用,那么它就無法回避它本身存在和發(fā)展的政治社會條件問題。選擇低風險和無風險批判對象是件無可奈何的事,我們不應當因此而責備當今中國的第三世界理論,而是應當從這種無可奈何的選擇和處境中看到文化批評的一個更基本的任務,那就是促成公民性民間社會在中國的獨立和成熟。作為明達理性的公眾話語,文化批評不能在沒有公民性民間社會的情況下發(fā)展。在海外的人指出當今中國第三世界批評的避實就虛和舍近求遠傾向,并不是要想表現(xiàn)什么了不起的知識勇氣,或者自夸敢擔風險。他們之所以能這樣做,無非是因為他們有幸不必顧慮有官方意識形態(tài)的文檢鉗制,有幸能在一個“公民領域”中說自己想說的話而已。中國第三世界批評所面臨的社會學術環(huán)境和它所作的無可奈何的選擇,似乎更應當讓我們看到,對當今中國的文化批判,包括對第三世界批評的真正壓迫,不是來自本土之外的知識關系(無論這一關系所包含的結構壓迫是多么不可忽視),而是來自它的本土社會文化結構本身。

　　注釋:

　　〔注1〕 <<文藝研究>>1993年第1期,第44-45頁。

　　〔注2〕 同上,第43頁。

　　〔注3〕 張頤武:<<在邊緣外追索:第三世界文化與當代中國文學>>(時代出版社,1993年),第77-91頁,第126-138頁。汪政、曉明:<<新寫實小說的民族化>>,載<<文藝研究>>1193年第2期。

　　〔注4〕 <<鐘山>>1989年第3期和""新寫實"小說座談輯錄",<<文學評論>>1991年第3期,第111-112頁。

　　〔注5〕 同注3,張頤武,第81、80、77和82頁。

　　〔注6〕 Benedic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London: Verso, 1983), p.19.

　　〔注7〕 William Rowe and Vivian Schelling, Memory and Modernity (London: Verso, 1991), p.10.

　　〔注8〕 Lata Mani, "Multiple Mediation: Feminist Scholarship in the Age of Multinational Reception," Inscriptions No.5 (1989), pp.9-10.

　　〔注9〕 參見徐賁:《意識形態(tài)和“癥狀閱讀”:論阿爾圖塞和馬庫雷的文學意識形態(tài)批評》,《文學評論》,1995年第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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