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立：當今中國知識分子研究及其走向——讀《知識分子研究》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研究從無到有，且已經有了相當程度的進展，其研究路徑，大致可以劃分為三條，其一，是輸入西方有關知識分子的理論，并由此引發(fā)人們對知識分子這一具有特定所指的概念的思考。這方面的單本譯著由各出版社陸續(xù)出版，其中以江蘇人民出版社的“知識分子譯叢”最為系統(tǒng)；
其二，是從中國歷史出發(fā)，在爬梳整理歷史的同時，特別關注近現(xiàn)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狀態(tài)和行為方式。其三，是道德批判。道德批判，顧名思義，是以西方知識分子的道德為準繩，以現(xiàn)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為批判對象，其特征是現(xiàn)實感較強，直截了當而不乏語言上的犀利。

　　這樣籠統(tǒng)的劃分，可能也有掛一漏萬之嫌。因為隨著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國思想史、文化史和學術史研究的復興，研究者所涉獵的，無論是思想，還是文化，或者政治、哲學與社會思潮，其對象大多也沒有脫離知識分子的范疇。所以，從廣義上說，這部分的研究也可以算作知識分子研究。

　　在我的印象中，激情澎湃的八十年代與學者強烈的社會參與意識恰相配合，而知識分子研究免不了受此激情影響，呈現(xiàn)出泛論多、理智少的狀態(tài)。如果籠而統(tǒng)之地看，這個印象并不完全錯，但深入地考察，卻顯然是以偏概全了。

　　社會學家鄭也夫是八十年代知識分子研究主要的鼓吹者和實踐者之一。他新近出版的《知識分子研究》（中國青年出版社2004年1月版），可能是中國大陸近幾十年來第一部以“知識分子研究”命名的著作。這部著作大約一半的篇幅寫于八十年代末。而從內容看，其所涉之處，仍是當下知識分子研究的問題所在。但如果說，八十年代僅是一個提出問題的時代，也許又要失之偏頗了。因為在激情之下，理性的暗潮也隨之涌動。鄭也夫先生在《知識分子研究》的后記里，提到他所組譯的一組西方知識分子研究的譯著，可以說是行動上的一個證明。這些著作都是西方研究知識分子問題的經典，它們從理論上辨析了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特殊階層的種種所涉。幸運的是，它們中的大部分，十年后，都在中國大陸正式出版了。

　　《知識分子研究》所收的多數文章，應該說是理論上的一個證明。當然，作者在理論上仍有游移，他寫于九十年代的文章更多地是從知識社會學的視角切入的，如《大學與知識分子》、《圖書館的社會學研究》等等，理論性或曰學術性似更強一些。而寫于八十年代的文章則基本建立在問題意識之上。簡單地用時代劃線，對作者是不公平的，但時代的印記也不能忽視。

　　雖然就個體言，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知識分子的反思意識一直就沒有中斷過，但就群體看，八十年代是以知識青年集體覺醒為標志的眾神狂歡的時代。職是之故，知識青年的社會角色尋找就不可避免。鄭也夫先生的問題意識正是從此入手的。他的許多文章都暗含著八十年代的知識青年自我定位的急迫要求。知識青年在八十年代開始集體覺醒，其表現(xiàn)便是以強烈的叛逆的姿態(tài)去面對長期韁化的意識形態(tài)說教，并且由此而生發(fā)出了許多關于現(xiàn)實的反思。

　　1984年鄭也夫先生開始對知識分子問題產生興趣，在國外留學期間便廣收西方學人關于知識分子的經典著述。西方的影響在上述文章里都有顯現(xiàn)，但像所有對知識分子問題感興趣的人一樣，它們首先源自一種個人的體驗。這其實也是知識者個人自覺的表現(xiàn)。典型的例子反映在《知識分子與大眾》、《知識分子與政治》兩篇文章里。

　　在《知識分子與大眾》中，作者分析了革命以來的政策后，以為“政治上的需要導致了抬高工農，壓制知識分子�！保ǖ�33頁）而他對“革命”一詞含義上的轉變，也相當地敏感。不過，在這篇文章里，他關于道德問題的解說，似乎更具啟發(fā)性。在知識分子受批判的日子里，知識分子“虛偽”因而“不道德”的說法成了“真理”，直到今天，人們一說起知識分子，也還是要揭這塊所謂的“傷疤”。那么，能否按照固有的認知，以為大眾可以教育和改造知識分子呢？鄭也夫先生的結論是不能。雖然“因大眾長期不從事權勢的運用，所以身上保持了更多的善良的本性”，并且在特定的情況下，給予了知識分子以同情、幫助與安慰，但他們由于自身思想意識的局限，從根本上說，“教育不了知識分子”（第37-39頁）。

　　另一篇重要的文章《知識分子與政治》，同樣也是體驗到了現(xiàn)實困惑后的反思之作。作者在文章里，將知識分子與政治的關系分成了五種，即“（1）官學一體——中國傳統(tǒng)知識分子的道路，（2）學者知識分子的從政——為羅斯福設計新政的智囊團，（3）權力機構之外的改良家——英國費邊社會主義者，（4）持不同政見者，（5）知識分子革命家和完全不關心政治的人�！保ǖ�45頁）盡管這樣的劃分，并沒有依次遞進的關系，但作者在分析的過程中，仍顯出個人的偏好。中國傳統(tǒng)知識分子顯然不是可以贊同的對象，因為他們在官學一體的架構中，根本無獨立性可言；
充任智囊的學者，因為官場有“雙向改造”的功效，知識分子的理想可能因此而被消磨掉；
持不同政見者的存在，是特定社會、特殊時代的產物；
作者所推崇的是費邊社的模式，即在權力機構之外，通過民間組織和民間參與的方式，影響政府的政策和整個社會的價值取向。既保持獨立性，又能直接影響社會，這是作者眼中的知識分子最理想的狀態(tài)。如果說，這些還沒有展示出作者的體驗和反思的話，下面他對知識分子革命家和完全不關心政治的人的分析，一定是為了自我解困。鄭先生指出：“知識分子革命家身上帶有深刻的異化烙印。他們先是無法參與，而后是放棄了試圖參與解決某些社會問題以及改良社會。他們轉而把全副精力、智慧投入到推翻現(xiàn)執(zhí)政[政府？]上面。這樣，久而久之，他們在經驗和能力上擅于破壞，拙于建設；
在氣質上傾向于理想、浪漫，缺乏現(xiàn)實感。”（第63頁）

　　將體驗確立為知識分子研究的必需的前提，既是說，它可以成為通向知識分子研究的階梯，也是為了表明一個觀點，即知識分子研究的整個過程始終離不開研究主體的個人體驗。知識分子研究也許只能是在體驗中成長的。在這個意義上說，它可能永遠沒有終極的答案。但因為有了真切體驗，每一代的知識分子及其研究者，才不會將自我的一點認識強加到前代人的身上，并訴諸以抽象的、毫不留情、勢不兩立式的道德意義上的批判。個人體驗的重要，就在于它能夠使研究者面對研究對象時真正地設身處地，真正地“具了解之同情”。任何抽去時空的道德批判和道德說教，都是沒有意義的。

　　但體驗并不是知識分子研究的全部或惟一。沒有相應的理論支撐，體驗的結果也只能限于一己的范圍。鄭也夫先生那些寫于八十年代的文章所征引的西方知識分子理論便很好地解說了一己的困惑，從而超越了一己的視野，成為那一代知識分子的整體認識的一部分。

　　而更重要地是，理論的修養(yǎng)可以克服單純體驗所可能帶來的認識上的偏頗和極端情緒化的傾向，使研究和認識更趨于合理。在許多文章里，鄭也夫先生所依據的理論資源都是來源于西方，其中有知識分子研究的權威（如希爾斯），有科學社會學的代表（如默頓），知識社會學的奠基人（曼海姆）以及社會學方面的專家（科塞）等。這里和“食洋不化”沒有關系，因為知識分子研究本身就是起源于西方的。這也決定了中國的知識分子研究的雙重作用，一方面是輸入學理后，結合現(xiàn)實情況對中國知識分子加以分析，另一方面則是規(guī)范，即通過研究來向中國所有的知識人展示，使之了解和明白作為一名知識人所應該和所可能確立的社會定位和社會責任。

　　在國內尚沒有關于知識人的社會學的詳盡調查時，利用國外的調查作為參照，也就是必然的。在發(fā)表于九十年代初的《知識分子與批判精神》一文中，作者引用了西方社會調查的結論。按照英美學者的調查，西方知識分子的政治傾向，大多是偏左的。但這個結論與意識形態(tài)無關，只能從知識分子的批判意識上來理解。因為“對社會不滿，站在社會輿論的對立面，是當代知識分子的普遍特征”。（第72頁）當然，在同一篇文章里，作者所強調的“高度的專業(yè)化限制了當代知識分子的眼界，使他們缺乏一種對社會總體的關注”，“專業(yè)化削弱了當代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感和道德強度”（第72-73頁），應該不錯。但他利用的西方調查結果，得出的“激進”與“保守”的結論，卻有些簡單化。因為“激進”與“保守”從來都是相對的概念。就社會發(fā)展言，“保守”的科學家和應用性科學家可能并不一定比“激進”的人文社會科學家貢獻小。這個問題需要放在具體時空中具體分析。以“中國經驗”看，現(xiàn)代中國科學派的建設性就顯然比激進派們強得多，而后者在政治上卻比前者“激進”。

　　知識分子研究的難處是，它永遠受到時空的限制。研究者尋求抽象、永恒、普適原理的努力一直都沒有停止過，可似乎也無一例外地成為一種奢望。這種覺悟，也是導致九十年代以后，中國知識分子研究在追求上與八十年代差異較大的原因之一。知識分子研究越來越個案化、具體化，思想性是通過研究具體語境中個體的生存方式和社會選擇來展示，而不是像八十年代許多人所做的那樣，是靠理論和呼號。這也多少抹去了浪漫主義的色彩。不用去懷疑，這種研究傾向可能造成“見木不見林”，因為它可能恰恰符合或接近于知識分子的生存本質和個人境遇。而作為不同國家知識分子的差異性，以及作為個體的知識分子的復雜性，也使籠統(tǒng)的歸納顯得牽強。不過，這些僅僅是就學術的前沿的一些變化的跡象言。因為承續(xù)八十年代的激進方式的研究依然存在，從一定意義上說，它們更能引起一般人的關注。

　　現(xiàn)在有兩個傾向，讓人憂慮。一個是將知識分子的概念泛化，另一個是神化。如果前者使知識分子的責任感在相互張望中莫名地損耗掉，后者則是在努力提升知識分子地位的同時，有意無意間將知識分子舉到半空中，成了高高在上，乃至不食人間煙火的一路。我們并不否認知識分子都是理想主義者，甚至認為理想主義是知識分子的重要標識之一，但理想主義是人想主義，而非“神”想主義。將知識分子神化，將道德的高標準全部附加到知識分子身上，并以此為衡量知識分子合格與否的指標，很可能會使大部分有希望成為知識分子的人望而卻步，而另一部分被視作知識分子的人，在偶爾“超標”時，也會本能地自我掩飾，從而生出許多令人憎惡的虛偽。

　　鄭也夫先生借用的希爾斯將知識分子視作掌握與運用“特殊語言”的人，顯然是一種動態(tài)的定義，因為“特殊語言”在不同時代是會有所變化的（參見《知識分子的定義》）。從某種角度說，的確不失其合理性。但我個人比較傾向于認同那種更為簡單的界定，即知識分子擁有兩個特征：一是學有專長，二是關心社會。因為無論是沙皇時代俄國知識分子，還是自“德雷福斯案件”后，西方知識分子的表現(xiàn)，都印證了知識分子這一社會角色必須首先是某一方面的專家，且要運用自己的專長去直接影響社會。這樣定義看起來也許把“知識分子”限定得過于狹窄了。那些學有專長者隨時都在人類文明的進程中發(fā)揮著深遠的影響力，他們算不算“知識分子”？我的意見是，也要看具體情況。只有當他們直接面對公眾發(fā)言時，他們才表現(xiàn)出了知識分子的特征，否則就不能算知識分子。如此看來，所謂的知識分子，也還是一個動態(tài)的概念。不同的是，希爾斯的定義本身就是動態(tài)的，而我所認同的定義，則相對固定，“動態(tài)”一面，主要在于知識人的社會角色選擇。

　　不可否認的是，九十年代以來的研究傾向，因為理性和專業(yè)化增強，外在的熱情自然會有所減弱。這也是頗受指責的一個方面。九十年代的中國是個學科膨脹的時代，學科間橫筑壁壘，也的確限制了知識人的思考范圍�！八汲銎湮弧背闪四撤N僭越，那么于學科內的研究是否還有可能稱作“知識分子研究”呢？而從事實的層面看，一些研究的深入程度已經大大超過了八十年代，但其影響力卻遠不如八十年代。這是知識分子問題研究的不可避免的悖論嗎？

　　隨著中國思想史、文化史、學術史以及文學史研究的深入，它們所提供的新的學術性資源不斷滲透進知識分子研究的過程之中，無疑將深化中國的知識分子研究。總歸起來看，新世紀最初的幾年，中國知識分子研究可能有兩個明顯的轉向，其一是由注重抽象理論進一步地向注重中國知識分子的實際生存狀態(tài)、精神狀態(tài)方面轉向。歷史的研究和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理論的介入將是研究的主要手段。隨著西方知識分子理論更多地輸入，理論素養(yǎng)的有效提升是必然趨勢，但僅有理論是不夠的，更深入的研究則在于西方知識分子理論和中國知識分子實際狀態(tài)的結合，從而可能發(fā)展出新的理論。其二，研究方式由單純普適性的尋求轉向全球化視域下的特殊性研究。簡言之，即是從關注國外（西方）轉向關注國內（中國），思維方式也會由抽象轉向具體�！暗胤叫灾�識”和個案中所體現(xiàn)出的普遍精神以及不同于普遍精神的特殊的精神狀態(tài)、生存狀態(tài)將成為知識分子研究關注的共同對象。從關注方式上看，“具體語境”會為越來越多的研究者所重視、認同與接受。由于知識分子并非抽象的概念，而是具體的、歷史的、現(xiàn)實的概念，基于具體時空的研究可能更接近于“知識分子”這一群體或階層的本質。

　　“知識分子死了”的說法在中國不成立，中國的知識分子依然存在。這個判斷，不是盲目樂觀而是從“知識分子”這一概念的認知出發(fā)的。因為無論在哪個時代，知識人中間的知識分子特性的表達都不會少，但真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卻永遠不會是多數。所以，我們沒有必要將所有的知識人都想象成知識分子，也沒必要將知識分子研究限定在一個小的空間中。

　　（原刊光明日報社《博覽群書》雜志2004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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