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達三：興我國學，塑我國魂

　　國學院：三個問題，三個派別

　　2002年中國人民大學樹立孔子像、成立孔子研究院，當時之知識界和傳媒界并無太大反映，蓋傳統(tǒng)文化失語久矣，國人于傳統(tǒng)文化麻木久矣。如今，中國人民大學又宣布成立國學院和國際儒學院，則突然招來紛紛議論——嘵嘵之言，不絕于耳；
高危之論，聳人聽聞。真可謂是彼一時也，此一時也。

　　圍繞國學院之成立，國人集中爭論的問題有三個，參與者也有三派。三個問題，即國學院有無必要成立？何謂“國學”？國學院院長人選是否合適？三個派別，即保守派，其代表人物有陳明、王瑞昌；
西化派，其代表人物有袁偉時、薛涌；
知識派，其代表人物有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等。三派對三個問題的側重與回答大相徑庭。

　　西化派并不關注國學院院長人選是否合適的問題，蓋他們從根本即反對成立國學院，故談不上什么院長人選合適與否的問題。保守派和知識派雖然贊成和支持成立國學院，但就院長人選問題則存有分歧。保守派認為紅學專家馮其庸先生非合適之人選，而知識派則力挺馮先生。

　　保守派與知識派就院長人選發(fā)生的分歧，實際上涉及到對“國學”的理解問題。保守派認為，“國學”非辭章考據、琴棋書畫、詩詞歌賦之學，而是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傳統(tǒng)和精神氣質信仰的學問之載體，即經史子集，尤其是經學和史學。知識派則傾向于把“國學”看成是一學科，要對之進行知識化、對象化、國故化的界定和處理。至于西化派，則毫不在乎何謂“國學”的問題。

　　西化派堅決反對和批評國學院的成立，認為這是逆歷史潮流而動，故對該舉措冷嘲熱諷，大加鞭撻。保守派和知識派則在此問題上達成了基本一致，同氣相求、同聲相應，高度肯定和支持成立國學院。然此二派，初衷亦有所不同。蓋保守派認為有國學院總是比沒有好，而知識派則認為所成立的國學院，其辦學方向和宗旨，中正得體，少有縫隙。

　　西化派：沒心沒腦，可悲可憐

　　國學院問題之討論，是繼二零零五年“讀經問題大討論”之后的二十一世紀初的第二次中國文化問題大討論。西化派“當仁不讓”，幾乎是在第一時間內就發(fā)出了自己的聲音。需要注意的是，在“讀經問題大討論”過程中，西化派又曾分為兩派，一派是以秋風、劉海波為代表的“中道自由”論者，對讀經基本持肯定和支持態(tài)度；
一派是以袁偉時、薛涌為代表的“極端西化”論者，對讀經基本持否定和批判態(tài)度。但這次討論，“中道自由”論者尚未發(fā)出聲音，或是“國學”之含義等問題已超出他們的駕御能力。而“極端西化”論者袁偉時、薛涌則再度跳將出來大發(fā)牢騷。我給二氏貼上“極端自由”論者的標簽，固是出于方便的需要。但從他們的價值預設和問題思路來看，該標簽并無不當。

　　我對西化派的評價是：沒心沒腦，可悲可憐。所謂“沒心沒腦”，就是情商智商低下。情商低下，是說他們對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tǒng)沒有任何的“了解之同情”和“溫情與敬意”，只知道一味地、盲目地、堅決地、一股腦地反對，而不知道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tǒng)是中國人的精神母體。誰能先天選擇自己的母親？誰有權利要求自己的母親是世界上最優(yōu)秀、最漂亮的？誰會侮辱糟蹋自己的母親？只有那些沒有情商的人才會做這些親者痛仇者快的勾當。

　　智商低下，是說他們盲目地相信只有西學、西化才能給中國帶來福祉，只知道用洋八股瘋狂地擁抱和歌唱西學、西化，而不知道文化乃是一民族之意志和利益的表達與訴求，不知道能表達中華民族意志和利益的只能是中國文化，不是什么所謂的“普世”文化，更不是什么西方文化。在洋人提“文明的沖突”之際，也就只有這些沒有智商的人才興奮沖動個不已，抱著洋經叨叨個不停，誤人誤己，誤國誤民。

　　先看看薛涌氏的話：“我們常常說‘借鑒’西方。為什么不說‘采用’呢？”“中國正在走向世界。中國文化只有和世界文化融合才會有生命力。既然如此，我們就應該把西方的傳統(tǒng)當成一種人類的傳統(tǒng)，當成我們自己的傳統(tǒng)，‘要’過來就完了。”（《人大成立國學研究院：“借鑒”之后能償還嗎？》，《新京報》2005年06月04日）薛氏模糊其辭，故作玄虛，說了半天我才明白，原來“世界文化”就是西洋文化；
我們對西洋文化不但要吸收借鑒，更要全盤照收。但我不明白的是，為什么世界文化就不是或不包括中國文化呢？為什么我們只能是吸收借鑒和全盤照收西洋文化，而自己就連做點研究宣傳和弘揚光大傳統(tǒng)文化的工作就不行了呢？

　　袁偉時氏是個很有激情和精力的寫手，舉凡文化問題沒有他不插上一杠子的。但看他的東西多了后也就明白了——就那點玩意兒，只不過是反復陳說，干點體力活而已。他在《評紀寶成校長的“重振國學”論》（《新京報》2005年06月09日）一文中，發(fā)揮自己學歷史的優(yōu)勢，幸災樂禍地給紀寶成校長指出了所謂的三個“史實錯誤”和一個“文字失誤”，并且說：“新文化運動是什么？它是中國的文藝復興，是推動中國社會從傳統(tǒng)向現代蛻變中的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薄耙�說脊梁的話，現代化的社會制度才是最堅強的脊梁�！彼�告誡國人，要“力戒民族主義之類的意識形態(tài)喧囂”，要力戒“極力煽動盲目自大的民族主義情緒”。

　　暫且不說袁氏給紀校長“訂正”的三個“史實錯誤”也是袁氏的一家之言，但 “新文化運動”絕不是什么“文藝復興”，而是對傳統(tǒng)文化的殘酷割裂與生硬拋棄——歐洲的“文藝復興”絕對不是打爛傳統(tǒng)重頭再來，而是復活傳統(tǒng)并把當時人的理念和訴求寓于其中。袁氏動輒就祭起他那“現代化的社會制度”作為診治中國問題的“藥方”，但“制度”為什么必然和“文化”發(fā)生沖突？“傳統(tǒng)”為什么和必然和“現代”發(fā)生沖突？似乎袁氏的高論，還沒有走出湯因比意義上“挑戰(zhàn)/回應”與費正清意義上“傳統(tǒng)/現代”的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的思維模式。此外，為什么中國人辦個國學院，研究和弘揚點傳統(tǒng)文化，就成了“盲目自大的民族主義”？如果說研究和光大本民族的傳統(tǒng)文化就是民族主義，我敢肯定，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是世界上最差的——在世界近現代史上，還有哪個國家民族比中國割裂和拋棄自己的傳統(tǒng)文化更厲害嗎？

　　袁氏堅持：“文化更新的正常規(guī)律是：自由討論，自由探索，自由采納，自然更替，生者該生，死者該死�！彼�以此來反對成立國學院。我不明白的是，既然袁先生對“自由”獨有情鐘，為什么不從自己先做起來，也給別人點“自由”呢？民間讀經，他反對；
學界搞“甲申文化宣言”，他反對；
學校建國學院，他反對。為什么就不給人們讀經的自由呢？為什么就不給學界表達自己文化立場的自由呢？為什么就不給學校辦國學院的自由呢？難道只有讀圣經、主西學、辦洋學院才是“自由”？袁氏已經是成了為反對而反對的人，純粹是揮舞著“自由”大棒到處打人。

　　然而可悲可憐的是，薛、袁二氏又頗把自己當回事兒，把自己的無知當聰明，以為只有自己才是憂國憂民，才是民族脊梁，才擔當著道義與責任，而全以不同他們意見的人為非。孰不知自己已經患了精神上的失憶癥（薛氏）或分裂癥（袁氏）。前者唯西洋馬首是瞻，跪拜投降，成為一黃皮膚白內心的“香蕉人”；
后者不知所言，卻欲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成為一無種無姓無國家無民族的“太空人”。

　　我的意見：興我國學，塑我國魂

　　馮其庸先生確實非最合適人選。蓋“國學”雖然可包括辭章考據、琴棋書畫、詩詞歌賦等在內一涵養(yǎng)人之性情，要之卻應以經學和史學為主。清華國學四大師中，趙元任先生是語言學家。從對國家和民族、歷史和文化的影響力來看，他遠不及其他三先生。但問題是，中國有國學大師嗎？誰又是國學大師呢？有人提議讓蔣慶來做國學院院長，讓陳明、康曉光等人都進國學院。這可能嗎？不要說中國人民大學這樣性質特殊的學校，即使北大、清華，能讓這些人進入講堂去宣傳和光大國學嗎？因此，馮先生雖非最合適之人選，但可看作是一時之迫不得已的人選——而我所擔心的僅僅是，馮先生年高體弱，怎么能擔綱這個大手筆的開創(chuàng)性工作！真正合適的人選，還有待像中國人民大學這樣有勇氣、有魄力的大學成立的國學院去培養(yǎng)！故繼續(xù)糾纏人選問題，不是別有用心，就是不識大體。

　　中國的大學中沒有國學院，是中國人的百年失誤和文化恥辱。根本不存在國學院該不該建的問題，而是應建多少的問題。建多少呢？一百個不多吧？中國人在國外還要搞一百個“孔子學院”進行中文推廣教育呢！有人反對建國學院，為什么就不反對設中文系、歷史系、哲學系呢？只因為它們是進行純學術研究嗎？那退一步講，成立國學院進行綜合性、學術性的傳統(tǒng)文化研究，這總可以吧？實際上從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的成立目的和操作方案來看，它也正是要從事這樣的工作。這為什么還會觸動一些人的神經并致使他們瘋狂反對呢？這是因為他們并不是反對建立國學院從事純粹的學術研究，并不反對把“國學”看成是博物館里的展覽品或實驗室里的實驗品，如同漢學家或“洋漢學家”所從事的工作，而是反對“國學”所蘊涵的價值觀念和所承擔的傳統(tǒng)文化復興與中國文化重建的功能。然而，也正是在這點上，我看出了這些反對者的無知、偏執(zhí)、幼稚。

　　他們無知，是因為他們對博大精深的傳統(tǒng)文化了解甚少，只知些皮毛就亂發(fā)議論——薛涌氏無論是在“讀經問題大討論”過程中還是在此次討論中，都回避了對“經書”或“國學”之內涵的討論。這些人對傳統(tǒng)文化的熟悉程度比他們的先輩，比如胡適、殷海光，何止差十萬八千里！說他們偏執(zhí)，是因為他們腦袋里僅有的一點“傳統(tǒng)文化”的知識也全是負面的、消極的東西——袁偉時氏動輒就祭出“專制集權”來否定傳統(tǒng)文化，而不知道文化是文化，現實是現實，也不知道儒家、道家、墨家之精義都是反集權的——誰說復興傳統(tǒng)文化就是要恢復專制集權來？說他們幼稚，是因為不但總是站在普世主義的立場上來理解西方文化，認為惟有它才是中國的“救世主”，而且“久假而不歸”，變成把實現西方的價值觀念作為其最高理想，而不知文化也是一種國家安全與民族利益——他們的先輩，比如“新文化運動”中的積極分子，實際上并不是站在西方文化的角度來談中國問題的，而是站在國家利益與民族利益的立場上來談論和借鑒西方文化的。

　　為什么要復興中國傳統(tǒng)文化——在我看來，主要是儒家文化？其價值和意義何在？第一，實現信仰重建以應對中國目前信仰之混亂與危機；
第二，實現道德重塑以應對中國目前道德之滑坡及其帶來的種種社會問題；
第三，實現儒教重建以安頓中國人之身心性命；
第四，實現文化認同以應對西方文化之侵迫與挑戰(zhàn)；
第五，實現民族認同以應對全球化場景下激烈的民族國家之競爭。進言之，傳統(tǒng)文化之復興，其要在于為中華民族之復興提供必要的信仰支撐和文化論證。中華民族之復興，未必以傳統(tǒng)文化的復興為必然的、根本的前提，但卻必然要以實現傳統(tǒng)文化的復興為最高、最終標志，即要使中華民族之過去、現在和未來連續(xù)一貫，使中國人意識到自己是誰，從哪里來到哪里去。故此，“國學院”之“國學”，應承擔此一功能，要建成中國的“神學院”，為重塑中國人精神家園而努力。中國人民大學建國學院，可謂氣魄大矣。然僅僅把國學院成立之目的界定為培養(yǎng)“國學研究人才”，又可謂氣魄小矣。

　　值得玩味的是，在討論何謂“國學”的過程中，無論是保守派還是知識派，乃至西化派的一些人，都不約而同地回到歷史中尋找和梳耙“國學”的含義。吾以為此大可不必，蓋“國學”既不應對應“新學”而成“舊學”，也不應對應“西學”而成“中學”，更不是什么“國故之學”；
“國學”就是“國學”，就是“中國之學”，它應把承繼和續(xù)接中國之歷史文化傳統(tǒng)以為本，應把回應和解決中國現實發(fā)展之遭遇與困境以為急，應把論證和引導中華民族之偉大復興以為任；
進言之，“國學”就是繼承和光大中國之國魂的學問。興我國學，即塑我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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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簡介：王達三，真實姓名為王甬，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博士生，《原道》輯刊編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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