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子丹：厄運與善終

　　1980年代之初，我所在的湖南省出版局接收了一大批平反后重新歸隊的右派干部，這些人里邊有后來以研究近現(xiàn)代中國史在學界很為出名的朱正、鐘叔河，也有重出政界官任省委組織部長或省出版局長的柏源、李冰封，張翅翔先生正在其中。這批人物的到來，無疑使得湖南省的幾家出版社頓時成了藏龍臥虎之地，人氣大旺力量大增。出言使得同事們增加了談資，著書更使讀者們另辟了眼界，他們的經(jīng)歷大起大落大開大合，將人生的絢麗與凄蒼，榮耀與血腥，勝景與絕境，攪拌成絲絲縷縷的經(jīng)緯，編織在一起，構(gòu)成了令他人難以想象的故事，對于我等自以為在文革中被家庭牽累，嘗受了世態(tài)炎涼與人心冷暖的年輕人來說，聽到深處剩下的只有小巫見大巫的僥幸了。

　　比起重新綻放出熱情與能量的同仁，張翅翔先生雖是1939年即已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的少年布爾什維克，論革命資歷或許在其他人之上，論學識或許也并不輸給誰，但他給大家留下的印象絕非大難不死揚眉吐氣之后，心氣逼人意氣風發(fā)的文壇精英，而是位行止溫雅態(tài)度和遜甚至于有些謹小慎微的謙謙君子�，F(xiàn)在回想起來，在當時被人們掬著同情之淚捧著憤懣之心傾聽，而后又被人們口口相傳紙寫筆載的每一個故事，九死一生的主人公中并沒有張翅翔先生。盡管這些故事在那個年代可能給當事人帶來精神的撫慰和物質(zhì)的補償。是他的經(jīng)歷不夠坎坷？是他的記憶不夠慘痛？抑或他根本就是一個不善表白不喜傾訴的人呢？最終的答案當然是也只能是第三種。只不過待我找出了這個答案，時間又過去了25年—在我仔細拜讀過他的回憶錄《西山漫憶》之后—張先生遺骨已經(jīng)伴隨他的魂靈，從大洋彼岸回到了生他養(yǎng)他摧殘過他傷害過他，最終叫他無法割舍的故土。他在這本書的后記中告訴我們，之所以用《西山漫憶》作為書名，“只緣寫它的地點是西方的遠山，客中寂寞，獨語天涯；
寫它的時間已是日薄西山的暮年，黃昏惆悵，顧影愴然。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所寫無非是個人的飄零身世與辛苦遭逢……當年事，成了我終身的傷永久的疼，我不愿碰觸，親人面前也少提及。當然，我也不必刻意隱諱，我所經(jīng)受的種種不幸，并非偶然，也不是個人因素造成，更不是個人所能掌控，它是時代大悲劇的小場景，細節(jié)中的細節(jié)。這悲劇永遠不應(yīng)遺忘，一旦忘記，悲劇命運便會重來……”

　　這些沉郁而又懇切的文字，讓人看了真是心酸。

　　據(jù)《西山漫憶》所載，張先生祖父張寶林的四個兒子中，五十年代初有兩個同一天被戮，尸橫荒野，一個戴上了地主的帽子，被外村農(nóng)民亂棒打死，剩下的一個劃為富農(nóng)，身陷土牢，被釋后抑郁成疾，尚所幸成為四兄弟中唯一死在自家床上的。十三個孫男，有歷史反革命一人病死獄中，逃亡地主一人勞改近三十年，右派分子三人，各有數(shù)年苦難生涯，流落他鄉(xiāng)兩人，終身無妻者兩人，其余也都生活窮愁潦倒；
十七個孫女，三人自殺，一人夭折，一人長期患憂郁癥，另有多人婚姻不幸，或與殘人為妻，或為活命遠嫁深山。而無論男女文革中全都成了全面專政的二十一種人，無一幸免。張翅翔本人，雖然在上初中的時候就加入了共產(chǎn)黨，于革命戰(zhàn)爭時期放棄安定富足的生活去為自己的黨出生入死，仍在肅反運動中被劃為“叛黨分子”，兩年后又加上一頂“極右”帽子，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yǎng)……饑餓、窮困、惶恐、屈辱伴隨著他和他的親人，前后二十五年。

　　他帶著滿心的隱痛和感傷回到了他落難的城市，甚至回到了他原來的崗位，在出版社做一個文藝編輯。他每天按時來按時走，無論看見誰輕輕頷首一笑，便邁著節(jié)奏不變姿勢也不變的步子，端端正正地走了過去。從未見過他慷慨激昂地建議什么，也從未見過他痛心疾首地指責什么，終年梳得紋絲不亂的花白頭發(fā)下邊，一雙溫和的眼睛永遠閃著善意的目光。如果不是十分知情的人，有誰知道他過往二十多年中坎坷艱辛的經(jīng)歷？學者們在研究中注意到，自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以來，曾經(jīng)被卷入災(zāi)難性事件的幸存者，有一個共同特征是對他們的經(jīng)歷保持沉默，當他們歷盡艱險歸來，不再像他們的前輩一樣，滔滔不絕向親友鄰居講述他們的故事。這實際上體現(xiàn)了現(xiàn)代人對經(jīng)驗與歷史的絕望，對于這些絕望者而言，“沉默乃是語言的真正形態(tài)”（海德格爾語）。我愿意相信這種說法，因為它可以恰如其分地表明，張翅翔先生劫后余生之后三緘其口的深層原因所在。他用絕望塵封了殘酷的往事，直到又一個二十年過去，他才在客居于西方遠山的暮年，狠心一吐。然而，這看似一吐為快的事情，放在這個生性敏感、情感細膩的老人身上，也許正是另一次傷痛欲絕的旅程。

　　歸隊之后不久，他就開始編輯一套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叢書，列有張?zhí)煲�、艾蕪、端木蕻良、田漢、蕭三、沈從文、紺弩、楊沫、周立波、丁玲、白刃，以及我父親蔣牧良等人的小說、戲劇、詩歌、散文集多種。為了編選我父親的那本集子，張先生曾建議我去北京、上海等地的圖書館，尋找他散失的著作，并拜訪他生前一些朋友。也正是由于有了這些前期準備，《蔣牧良小說選》才得以如期順利出版。我父親一生中，在作品出版方面可以說是多災(zāi)多舛。他寫于上世紀三十年代中期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正在上海某印刷所排印之際，毀于日本侵略軍空襲的炸彈，解放后所寫的另兩部長篇，未曾發(fā)表卻在文革中被居心叵測之人抄走不知所終，就連五十年代人民文學出版社準備替他出版文集的計劃，也因行政事務(wù)擔擱未曾付梓。想來作為學生，張翅翔先生最能體會老師生前斷章之痛，所以對編選工作也格外盡心。正是在編輯這本書的過程中，我與張先生逐漸熟悉起來。

　　逢年過節(jié)，張先生總會攜夫人姜惠平女士到我家里來看望我母親。進得門來，也總是恭恭敬敬地叫著師母，態(tài)度絲毫不因父親去世多年而有所改變。我父母的結(jié)合屬于準舊式婚姻，父親遵奉他母親的旨意，從南京回到家鄉(xiāng)去娶親的時候，已經(jīng)開始在滬上文壇嶄露頭角，而年僅十六歲的母親，還是一個只有初小文化程度農(nóng)村女子。他們的姻緣雖說起于媒妁之言，可一輩子相濡以沫不離不棄的情感，在朋友和后輩中傳為佳話。母親固然天資聰慧能干過人，跟隨父親左右因地位懸殊，也難免被勢利小人怠慢，而在張先生那里，母親永遠是他由衷敬重的師母，無論逆境和順景。張先生曾在文章中稱我父親于他情同亞父，說不定其中還含著“一日為師終生為父”一類的國粹理念，而如我母親這樣一位師母，在他而言，或許更感性地代表著記憶中那些溫暖的往事，諸如嚴冬的一盞熱茶，酷暑的一柄葵扇，以及落難時節(jié)同情的注視之中，遞過來的一疊薄薄的紙幣……作為一個有過苦難經(jīng)歷的人，尤其如張先生這樣有過苦難經(jīng)歷的謙謙君子，會牢牢銘記在心，因此對師母敬重跟老師一樣，終其一生而不改。這看似尋常的一聲師母，表達的不光是真切的師生情分，更要緊的還有人們千呼萬喚不得其還的世道人心。也正是這一聲師母的稱道，使我在內(nèi)心之中將張先生尊為了忘年之友。

　　1991年，張先生移民美國之時，年齡已經(jīng)過了花甲。在我看來，這個年紀的背井離鄉(xiāng)或者多少有點無奈的意味吧，直到讀到他的《西山漫憶》第十七章《頤養(yǎng)他山》之后，方才知道當他走出羅湖海關(guān)的時候，自我感覺竟像一條從古堡深井里躍入浩瀚大湖的魚，那種暢快喜悅，被他比作受難時日苦恨不能的高飛遠逸，一生一世夢想的實現(xiàn)。由此可見，歸隊后的生活并未使他徹底擺脫苦難歷程的陰影，也許我們每天早晨所看到的那張微笑的面孔，在昨夜的夢魘里仍然被緊張和焦慮籠罩。子非魚不知魚之樂，亦不知魚之悲，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假如不是他為我們留下了這些傾心所寫的文字，還有誰會去細細探究和體會呢？我們只會以善意的推測，將他噩夢結(jié)束之后的慶幸放大，從而忽略了那沉默的微笑里中所包含的絕望。

　　張先生帶著這樣一種沉默去國經(jīng)年，雖然常常攜妻將子回國探看，終因不在同一個城市里居住而無緣再見。聽說他們在異鄉(xiāng)不但豐衣足食，還有機會到世界各國游覽度假，想來也是他經(jīng)磨歷劫之后應(yīng)該享有的后福。然而，也正是在這樣享受著暮年遲來的歡愉的客旅中，張先生開始了《西山漫憶》的寫作，用一支力透紙背的筆，開啟了他的沉默。思也悠悠，恨也悠悠，在西方遠山的夕照里，所有的往事都涌上了筆端，對故土的牽念終是斬它不斷。于是，我們才得以在他身后，從情真意切的字里行間，重新看到了他的微笑，并且真正讀懂了沉默的含義，那是一個善良正直的老人留給我們的最富人性的精神遺產(chǎn)，這份遺產(chǎn)由他半生的苦難造就而成。

　　——2005年1月4日寫于海南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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