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冬連：1978～1984年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思路的演進——決策與實施

　　「內容提要」中國的改革不是依據理論預設，而是訴諸實踐和試驗，從局部開始，“撞擊—反射”式地推進。改革初期，從最初的放權讓利到確立“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改革方向，經歷了重大的觀念和理論的突破，包括激烈的爭論。這種突破得益于理論界的不懈探索和領導人的正確決斷。國際交往的擴大拓展了人們的視野，為反思中國體制弊端、探尋改革之道提供了多樣性的參照物和豐富的思想資源。但是，對改革思路突破最有力的推動，還是實踐本身。正是在總結中國自己的歷史經驗，同時吸收國外經驗，了解和研究國外各種經濟理論，特別是比較系統(tǒng)地汲取東歐國家改革經濟學的成果的基礎上，逐步形成了中國的改革學派，形成了以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體制為核心的整套觀點和政策主張。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標志著中國改革總體思路的一次重大突破。

　　「關鍵詞」1978～1984/經濟體制改革/決策/實施

　　中國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發(fā)動的。改革的醞釀直接根源于領導層追求現(xiàn)代化的強烈愿望，這種愿望因來自內部（長期未能擺脫貧困）和外部（日益擴大的發(fā)展差距）的壓力而強化。中國的改革不是依據理論預設，而是訴諸實踐和試驗，從局部開始，“撞擊—反射”式地推進。從最初的放權讓利改革到確立“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改革方向，經歷了重大的觀念和理論的突破，包括激烈的爭論。這種突破得益于理論界的不懈探索和領導人的正確決斷。國際交往的擴大拓展了人們的視野，為反思中國體制弊端、探尋改革之道提供了多樣性的參照物和豐富的思想資源。但是，對改革思路突破最有力的推動，還是實踐本身。改革的最初成效擴大了自身的支持力量。盡管理論上爭論不已，改革和開放的實踐卻始終朝著市場化的方向發(fā)展，而市場機制一旦被引進，如果不受人為遏制，就會形成不可逆轉的趨勢，產生自我擴張的力量，對改革舊體制提出進一步的要求。初期的改革在國有部門步履蹣跚，非國有經濟卻獲得快速發(fā)展的歷史機會，支持了中國經濟的增長并導致結構性變化，初步形成體制內與體制外兩種經濟并存，計劃內與計劃外雙軌運行的格局。這種情況及其帶來的矛盾、摩擦和問題，推動決策者必須采取進一步的改革措施，尋求改革的整體突破。中國改革初期已經確定了“摸著石頭過河”的漸進改革的路徑。

　　一、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醞釀

　　中國改革開放方針的醞釀可追溯到“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初，特別是1978年�！拔幕�大革命”結束后，許多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政治領域，但最高決策層從一開始就意識到，擺在他們面前的最大難題其實還是經濟問題，即如何盡快恢復“面臨崩潰的邊緣”的經濟，加快四個現(xiàn)代化建設，改善人民的生活狀況。這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同時也是一個嚴峻的政治問題。

　　尋找中國經濟更快發(fā)展的方法，首先是從撥亂反正開始的�！皳軄y”是糾正錯誤，“反正”就是返回到過去正確的東西。1977、1978年經濟領域撥亂反正涉及的重大問題有四個：一是糾正否定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錯誤觀點，重新肯定社會主義必須大力發(fā)展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重視價值規(guī)律的作用；
二是清算對所謂“資產階級法權”和按勞分配原則的錯誤批判，重新強調按勞分配和物質利益原則；
三是否定對“唯生產力論”的錯誤批判，強調生產力發(fā)展在社會主義發(fā)展中的重要地位，事實上提出了體制評價的生產力標準；
四是提出按經濟規(guī)律辦事，提高經濟管理水平。這些問題的討論受到華國鋒、鄧小平、李先念等領導人的重視和肯定，特別是鄧小平直接推動了這個討論。[1]這一時期，鄧小平講得最多的是按勞分配問題。在他看來，物質利益原則仍然是調動積極性以加快發(fā)展的最直接有效的手段。體現(xiàn)這種思路，1977、1978年調整了部分職工的工資，恢復了計件工資和獎金制度。

　　經濟體制改革正是在撥亂反正的過程中醞釀成熟的。在過去的經驗中就存在一種改革的思想資源，中國是最早看出蘇聯(lián)模式存在弊端并決定改革的國家之一，雖然并不成功也沒有貫徹到底。同時，撥亂反正也不止于回到過去。積極投入撥亂反正的不少人已經具備了改革意識。由撥亂反正走到改革是很自然的，是思想的自然深化。“從‘撥亂反正’到改革的一個重要環(huán)節(jié)是明確體制評價的生產力標準�！盵2]以這個標準衡量，傳統(tǒng)體制的弊端暴露無遺。生產力長期停滯和徘徊，是中國決定進行改革的主要推動力。

　　同時，一個新的因素對中國領導人思考和下決心改革起了重要作用，這個新因素就是對外部世界的了解和重新認識。1978年春，以李一氓為團長的中共中央代表團訪問南斯拉夫，回國后給中央寫了報告。報告認為，南斯拉夫不失為社會主義國家，南共不失為堅持社會主義的黨。根據代表團的報告，中共中央決定承認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恢復和南共聯(lián)盟的關系。這意味著，在社會主義模式的多樣性問題上，中共中央的觀點有了變化。這個認識的變化對于黨內在思想上擺脫蘇聯(lián)模式的束縛起了作用。[2]（pp.9～10）影響更大的是1978年上半年的出國考察潮。當中國重新把實現(xiàn)四個現(xiàn)代化作為自己的最高目標時，中國領導人不約而同地把目光投向國外，主要是日本和歐洲等發(fā)達國家，尋找利用外部資源（包括資金、技術、設備、管理經驗）來提升自己的發(fā)展水平的可能性，決心“把世界最新的科技成果作為我們的起點”。（注：1977年9月29日，鄧小平在會見英籍作家韓素音時說，我們已經損失了20年或者30年時間，再不能再搞關門主義，不搞閉關自守，把世界上最新的科技成果作為我們的起點……那末，我們就有希望了。參見《鄧小平思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44頁。）在中央決策層，對外開放的決心已經下定。他們思考的問題不是要不要開放，而是怎么搞好對外開放。[3]為了學習和借鑒外國經驗，1978年上半年派出多個經濟代表團出訪日本和歐洲一些主要國家。這是中國在封閉半封閉幾十年以后，再一次打開國門看世界，再一次向西方學習。外部世界的發(fā)展對中國領導人的思想沖擊同樣巨大。谷牧帶領中國訪歐經濟代表團等一些重要考察團回國后都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匯報，并向中共中央、國務院寫出考察報告。這些報告不僅揭示了對外開放、引進外資的可能性，而且提供了這些國家經濟發(fā)展和管理的經驗。[4]這些考察強化了中國領導人的緊迫意識和改革意識，并為他們提供了另一種視角，直接推動了國務院務虛會的召開。國務院務虛會從7月6日至9月9日，斷斷續(xù)續(xù)開了兩個多月。會議的主題是研究加快中國四個現(xiàn)代化的速度問題。會上在發(fā)展速度和引進成套設備方面表露出急于求成的情緒，提出要組織“國民經濟的新的大躍進”。然而，這次會議的意義在于它對經濟管理體制改革問題進行了大膽、廣泛的討論。在會上有幾個東西受到注意：一個是赴南斯拉夫考察的結果；
一個是谷牧訪問西歐五國的報告；
還有一個是胡喬木、于光遠、馬洪以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名義寫的《按照客觀的經濟規(guī)律辦事，加快實現(xiàn)四個現(xiàn)代化》一文。會上的一些發(fā)言很有見解，如姚依林引用列寧的一句話“在狼群中要學會狼叫”，說明要了解資本主義，要善于和他們打交道，很有說服力。[2]（p.10）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都很重視這次會議。在前后23次會議中，華國鋒只有一兩次沒有參加，在會上發(fā)言和插話至少有13次。[5]這次會議雖然是務虛，不作決議，但9月9日李先念的總結報告，集中了會議的主要成果。報告提出，要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必須勇敢地改革一切不適應生產力發(fā)展的生產關系和不適應經濟基礎要求的上層建筑，放手發(fā)揮經濟手段和經濟組織的作用。[6]在國務院9月召開的全國計劃會議上，進一步明確提出經濟戰(zhàn)線必須實行三個轉變：從上到下，都要把注意力轉到生產斗爭和技術革命上來；
從那種不計經濟效果、不講工作效率的官僚主義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轉到按照經濟規(guī)律辦事、把民主和集中很好地結合起來的科學管理的軌道上來；
從那種不同資本主義國家進行經濟技術交流的閉關自守或半閉關自守狀態(tài)轉到積極地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利用國外資金，大膽地進入國際市場。[7]“三大轉變”思想的提出，標志著關于經濟體制必須改革的醞釀已經成熟。

　　當然，鄧小平不是完全根據他人的匯報來判斷世界形勢的。他非常清楚中國與世界的差距有多大。1978年，也是鄧小平出訪最多的一年。年初訪問緬甸和尼泊爾，9月訪問朝鮮，10月下旬訪問日本，11月訪問泰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次年初又出訪美國。鄧小平如此頻密出訪，除了外交需要外，很重要的意圖，就是要親眼看一看世界現(xiàn)代化究竟發(fā)展到了什么程度，尋找中國可以借鑒的經驗。他自己的親見加上其他考察團提供的信息，強化了他的緊迫意識，也使他的改革思想更加清晰起來。需要說明的是，我們說1978年在改革開放的大方向上醞釀已經成熟，不是指個別領導人，而是指多數領導人，包括華國鋒。除了中央高層對改革的醞釀以外，改革的原動力還來自一些地方領導人的主動和群眾的自發(fā)行動。這主要反映在農村政策方面，1977年11月安徽省委制定的“六條”和1978年上半年四川省委制定的“十二條”，都是從“農業(yè)學大寨、普及大寨縣”的傳統(tǒng)思路之外尋找農業(yè)的出路。而少數窮極的農民利用這種已經松動的政治空氣走得更遠，開始秘密地搞起過去反復批判過的“包產到戶”，如有名的安徽鳳陽的小崗村。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走上改革之路，具有深刻的內在根源。

　　二、放權讓利：改革的最初思路

　　盡管改革在1978年已經醞釀成熟，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仍然可以認為是一個轉折點，因為它以中央全會的權威形式確定了改革開放的方針。不過，十一屆三中全會對改革的認識還很初步。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及有關講話中可以看出，中央領導人最初的改革思路，可以歸結為放權讓利調動積極性的改革。怎么調動積極性？辦法有兩條：一是將更多的決策權下放給地方政府和生產單位；
一是給予地方、企業(yè)和勞動者個人以更多的利益。鄧小平把這稱之為“經濟民主”。與調動積極性的經濟哲學相一致，鄧小平還提出了一個經濟政策：允許一部分人“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這的確是一個大膽的政策，首次把利益驅動而不是“革命精神”作為經濟發(fā)展的主要動力，以承認差距的方法來激勵進取，增加財富總量，達到最終惠及全體的目標。這個能夠影響全局的“大政策”，把人們積蓄既久的利益動機和致富欲望調動起來，不僅為經濟發(fā)展注入了新的動力，而且成為經濟改革的驅動力。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改革與此前的改革嘗試最大的不同，在于對市場力量的估計上。在1978年國務院務虛會上，許多經濟學家批評了要求消滅商品貨幣關系的“左”傾觀點，提出應更多地發(fā)揮價值規(guī)律的作用。例如，孫冶方重提“千規(guī)律，萬規(guī)律，價值規(guī)律第一條”；
薛暮橋提出應當為長途販運平反，要利用市場活躍流通，等等。[8]李先念在國務院務虛會作總結時提出了“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口號。這個口號顯然是從陳云1956年的“三為主、三為輔”脫胎而來的。1979年2月22日，李先念在聽取中國人民銀行負責人匯報時說，他同陳云談過計劃與市場的問題。陳云同意“在計劃經濟的前提下，搞點市場經濟作為補充。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相結合，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是個補充，不是小補充，而是大補充”。他還說，“國內要競爭一下”。[9]當時對于市場經濟和市場調節(jié)這兩個概念往往是混用的。所以，這里所說的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關系和陳云3月8日在《計劃與市場問題》提綱中講的整個社會主義時期都必須有計劃和市場“兩種經濟”的觀點，[9]（pp.238～239）以及李先念在1979年4月中央工作會議提出的“以計劃經濟為主，同時充分重視市場調節(jié)的輔助作用”的觀點，[10]其含義是相同的。鄧小平為1978年12月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講話所準備的手寫提綱，也有“權力下放，自主權與國家計劃的矛盾，主要從價值法則、供求關系（產品質量）來調節(jié)”這一條。[11]1979年11月，鄧小平在會見美國不列顛百科全書出版公司編委會副主席吉布尼等人時指出：“市場經濟不能說只是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在封建社會時期就有了萌芽。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盵11]（p.139）這都是講要在計劃經濟中引入市場調節(jié)和競爭。

　　陳云率先提出的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jié)結合的觀點，對突破傳統(tǒng)的單一計劃體制具有重大意義，成為改革起步和最初方案設計的依據。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關于經濟改革的方向，(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出現(xiàn)過三種設想：第一種設想，以中央各部為主集中管理，適當擴大地方和企業(yè)的權限，并在一定的范圍內采取一些經濟辦法；
第二種設想，在中央統(tǒng)一領導下，以省、市、自治區(qū)為主分散管理；
第三種設想，根據社會化大生產的要求，主要采取經濟辦法、通過經濟組織管理經濟，實行計劃調節(jié)與市場調節(jié)相結合，在國家計劃指導下擴大企業(yè)自主權。在國務院財經委體制小組9月草擬的《關于經濟管理體制改革總體設想的初步意見》中明確表示：“改革以采取上述第三個方案為宜”。[12]由此可以看出，在經濟中引入市場機制的改革方向，在參與決策者中間一開始就很明確。

　　1979年，經濟工作進入調整階段，4月中央工作會議確定擴大企業(yè)自主權、財政和外貿三個方面的“小改”原則。加上農業(yè)，改革實際上是從四個方面起步：

　　1.擴大國有企業(yè)自主權

　　企業(yè)改革是循著放權讓利、適當引進市場機制以搞活企業(yè)的思路進行的。1978年10月，四川省委在重慶市6家企業(yè)實行擴權試點。1979年5月，國家經委、財政部等六個單位在北京、天津、上海選擇了首鋼等8個企業(yè)，進行擴大企業(yè)自主權的試點。許多地方和部門積極性很高，紛紛效仿。1979年7月，國務院連續(xù)頒布了擴大企業(yè)經營管理自主權、實行利潤留成、開征固定資產稅、提高折舊率和改進折舊費使用辦法、實行流動資金全額信貸等5個文件，要求地方部門選擇少數企業(yè)試點。1979年底，試點企業(yè)擴大到4200個，1980年6月又發(fā)展到6600個，約占全國預算內工業(yè)企業(yè)數的16％左右，但產值和利潤分別占60％和70％左右。[13]擴權內容最重要的有兩條：一是在利潤分配上，給企業(yè)以一定比例的利潤留成；
二是在權力分配上，給企業(yè)以一定的生產計劃、產品購銷和資金運用的權力，以打破企業(yè)是政府機關的附屬物、吃國家“大鍋飯”的體制。其基本思路是希望把企業(yè)經營好壞與企業(yè)和職工利益掛鉤，以調動企業(yè)和職工的積極性。

　　2.放權讓利的農業(yè)改革

　　《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yè)發(fā)展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的25項政策，最重要的是兩條：一條是尊重生產隊的自主權和所有權；
一條是大幅度提高農副產品收購價格，直接增加農民的收入。前者是“松綁”，后者是“讓利”。1979～1982年農副產品收購價連續(xù)四年提價，提價的范圍和幅度都是建國以來沒有過的。在給予生產隊自主權和給予農民自由方面，其寬松度大大超過了以往。最初的政策底線有兩條：一是堅持“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人民公社基本制度；
一是保障國家對農產品的足額收購。在這個基礎上，生產隊有權選擇自己的經營方式和責任制形式，自主安排生產計劃；
農民有經營自留地、家庭副業(yè)和進入集市貿易的自由。在繼續(xù)實行統(tǒng)購統(tǒng)銷的前提下，農副產品購銷體制也開始松動：實行定基數和超購加價、獎售政策，縮小統(tǒng)購范圍，減少統(tǒng)購、派購品種，恢復議購議銷業(yè)務，恢復和開放了農村集市貿易和城市農貿市場，同時允許和鼓勵農民在種植業(yè)乃至農業(yè)之外尋找脫貧致富的門路。

　　3.在對外開放方面放權

　　因為鄧小平的直接支持，由榮毅仁主持的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于1979年10月成立。7月，五屆人大二次會議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企業(yè)法》，隨后國務院陸續(xù)頒布了其他有關法規(guī)，對外商來華投資、轉讓技術，在勞務費用、場地使用、稅收、利潤、生產經營的外部條件和自主權等方面給予一定的優(yōu)惠待遇。7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廣東和福建兩個省委的報告，決定對兩省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1980年5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確定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試辦“經濟特區(qū)”。中央對廣東和福建兩省特別是四個特區(qū)，在對外經濟活動和經濟管理體制試驗方面給予了比內地更多的自主權。為適應對外開放的新形勢，國務院著手改革對外貿易體制，通過下放進出口貿易經營權，打破外貿部所屬公司獨家壟斷經營的局面。

　　4.實行中央與省、自治區(qū)兩級財政新體制

　　從1980年起，除北京、天津、上海3個直轄市繼續(xù)實行“總額分成、一年一定”的體制以外，中央對各省、自治區(qū)實行了“劃分收支、分級包干”的財政體制，改“一灶吃飯”為“分灶吃飯”。財政體制改革預設目標有兩個：一方面希望擴大地方財權，為地方注入活力，調動地方發(fā)展經濟的積極性；
另一方面希望增強地方政府增收節(jié)支的積極性，承擔起財政平衡的一部分責任，“在中央統(tǒng)一領導和計劃下，各過各的日子”。[14]這些以放權讓利、調動積極性為目的的改革，卻從多方面引入了市場因素。農村政策的調整和農產品購銷體制的松動，使城鄉(xiāng)農貿市場恢復了很久沒有過的繁榮和熱鬧。一些城市如廣州等地率先放開蔬菜和魚類等鮮活產品的價格，市場供應很快豐富起來。擴大企業(yè)自主權的改革使試點企業(yè)開始關注市場，在同行業(yè)中引起了競爭；
企業(yè)獲得產品自銷權，使一部分生產資料開始作為商品進入了市場；
市場競爭產生了市場價格，雙軌制價格初步形成；
生產領域雙軌制運行，推動了計劃外生產的擴大，也創(chuàng)造了市場生成和發(fā)育的空間，為非公有制經濟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條件。

　　三、從強調“市場調節(jié)”到強調“計劃經濟”

　　1980年3月17日，成立了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作為中央經濟決策機構，相應撤銷原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這時，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周圍，形成了一個主張“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改革學派，主要代表人物是薛暮橋、杜潤生、于光遠、馬洪、廖季立等人，其中首推薛暮橋。改革學派的形成得益于兩方面的思想資源：一方面是對中國過去20多年經驗教訓的系統(tǒng)總結和反思；
另一方面，是由于國際交往的擴大。1979、1980年，出國考察熱持續(xù)升溫，最有意義的是對日本、美國、德國、匈牙利等國經濟管理體制進行的綜合考察。國外經濟專家和經濟學家也頻繁應邀來訪，外國經濟學各種學派的思想和著作開始系統(tǒng)地被介紹到國內，大大拓展了人們的視野。對蘇聯(lián)、南斯拉夫、匈牙利三種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模式，中國領導人和理論界對匈牙利模式表現(xiàn)出更大的興趣，但從未考慮過照搬哪一些模式。然而，正是在總結中國自己的歷史經驗的同時吸收國外經驗，了解和研究國外各種經濟理論，逐步形成了以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體制為核心的整套觀點和政策主張。

　　1980年初夏，薛暮橋在為國務院體制改革辦公室起草的《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初步意見》中明確提出：“我國現(xiàn)階段的社會主義經濟，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占優(yōu)勢、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商品經濟�！薄拔覈�經濟改革的原則和方向應當是，在堅持生產資料公有制占優(yōu)勢的條件下，按照發(fā)展商品經濟的要求，自覺運用價值規(guī)律，把單一的計劃調節(jié)改為在計劃指導下，充分發(fā)揮市場調節(jié)的作用”。[12]（pp.16～18）這份文件提交到9月中央召開的省、市、區(qū)第一書記會議上，薛暮橋在會上作了一個說明，他說：“在我們起草這個文件的時候，深深感到所謂經濟體制的改革，是要解決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應當建立什么形式的社會主義經濟的問題，這是社會主義建設的根本方向。將來起草的經濟管理體制改革規(guī)劃，是一部‘經濟憲法’”。薛暮橋的意見的實質是建立以市場為基礎的經濟體系。他的話給國務院主要領導人以重大影響，但是，這一改革思路在決策層未能成為共識，未能確定為政府的決策。[15]1980年的經濟形勢不利于發(fā)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主張在決策層取得優(yōu)勢。這一年從一方面看，是開國以來少有的很好的經濟形勢，經濟搞活了，保持持續(xù)較快增長，市場供應改善，城鄉(xiāng)人民收入均有增加，人民生活的改善幅度多年未有；
從另一方面看，又出現(xiàn)了嚴重的困難，最顯著的標志是1979、1980年兩年連續(xù)出現(xiàn)巨額財政赤字，1979年赤字170余億元，1980年120余億元，到1980年物價穩(wěn)不住了，商品價格上漲6％，其中城市上漲8.1％，農村上漲4.4％，[16]決策層把它視作危機的信號認真對待。出現(xiàn)這種困難既有歷史遺留因素，也有新的因素。新因素包括1979年開始的以還生活欠賬為內容的經濟調整步子邁得太大，農產品提價、職工提薪、獎金發(fā)放、安置就業(yè)、政策退賠以及擴大企業(yè)和地方財權等，使財政支出大幅增加；
另一方面，由于決策層對調整意見不統(tǒng)一以及來自地方和部門的阻力，使調整方針沒有得到很好貫徹，基建規(guī)模壓不下來，而且出現(xiàn)了預算內投資壓縮預算外投資增加。這顯示出經濟調整與放權讓利改革之間存在矛盾。放權讓利改革搞活了經濟，卻也引出了新問題。一方面，放權仍然有限，在企業(yè)留利、原材料供應、勞動管理體制、工資制度、計劃外生產等方面企業(yè)權力還很小，對搞活企業(yè)的作用有限。另一方面，集中管理的價格體制和不合理比價，使各工業(yè)部門利潤水平相差懸殊，最為典型的是，成本利潤率石油行業(yè)比煤炭行業(yè)高出100倍，造成苦樂不均、不公平競爭和相互攀比。[17]同時，在沒有預算硬約束的制度下，試點企業(yè)出現(xiàn)“截留稅利，亂攤成本，濫發(fā)獎金和補貼”等行為，放權讓利改革效應遞減。[7]（p.420）財政分級管理使地方利益強化，“少數地區(qū)已經開始出現(xiàn)‘割據’的苗頭，不但上下爭利，而且阻礙經濟的橫向的聯(lián)系”。在城鄉(xiāng)之間、地區(qū)之間爭奪原料、重復建設、盲目生產、以小擠大、以落后擠先進的混亂現(xiàn)象也有所發(fā)展。[18]對外經濟交往中也出現(xiàn)了多頭對外、自相競爭、“肥水落入他人田”的現(xiàn)象。

　　對于經濟困難和混亂的原因，有兩種不同的解釋。主張保持計劃經濟主體地位的人堅持認為，困難是由過分強調商品貨幣關系引起的，他們不贊成把市場調節(jié)與計劃經濟并提。改革派經濟學家則認為，困難之所以發(fā)生，并不是因為進行了改革，而是因為改革的辦法不適當。薛暮橋最早明確地指出放權讓利改革（他稱之為“分配改革”）有局限性，主張把改革的重點放到“物價管理體制改革”和“流通渠道的改革”方面去，逐步取消行政定價制度，建立商品市場和金融市場。[19]不過，大多數人都贊同，當前調整是當務之急，改革要服從調整。畢竟穩(wěn)定是頭等重要的事。決策層不僅認為經濟中“潛伏著一個很大的危險，搞得不好，可能爆發(fā)經濟危機”，[10]（p.609）而且認為經濟不穩(wěn)定可以引起政治形勢不穩(wěn)定。陳云的兩句話引起高層高度重視，他說：“經濟工作搞不好，宣傳工作搞不好，會翻船的。”[9]（p.262）在1980年12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確定了“經濟上實行進一步的調整，政治上實現(xiàn)進一步的安定團結”的方針。[10]（p.648）1981年，經濟調整加大了力度，為壓縮計劃外投資，采取了緊急剎車的措施：借用地方財政存款、向企業(yè)和地方政府發(fā)行國庫券、暫時凍結企業(yè)存在銀行的自有資金、緊縮銀行貸款�；�建投資比上年減少126億元，積累率回落到28.3％，物價趨向穩(wěn)定，赤字減少到35億元，調整成效十分明顯。[15]（pp.369～370）

　　調整，“必須加強集中統(tǒng)一”，“最后的落腳點是中央集中統(tǒng)一”。[10]（pp.615～616）調整的這種客觀要求使堅持計劃經濟主體地位的觀點在政治上占據了上風，主張社會主義經濟應是商品經濟的觀點甚至受到指責。從1981年第二季度起，一些人公開批評社會主義經濟是商品經濟的觀點。他們認為，1979～1980年國民經濟調整計劃受到沖擊，原因就在于過分削弱了指令性計劃，動搖了計劃經濟，過多提倡指導性計劃和市場調節(jié)。[15]（pp.375～376）中央正式文件的提法也有變化。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的提法是：“必須在公有制基礎上實行計劃經濟，同時發(fā)揮市場調節(jié)的輔助作用”。[20]中共十二大強調“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jié)為輔”。[20]（p.485）從1979年到中共十二大，在計劃與市場的關系上基本原則沒有區(qū)別，但強調的側重點有所改變。1979年強調的是“市場調節(jié)”，1981年以后強調的則是“計劃經濟”。1982年底、1983年初，陳云多次把實行統(tǒng)一計劃與搞活經濟的關系比喻為“籠子與鳥”的關系。[9]（pp.309、311～313）從總體上看，決策者的改革思路沒有超出適當引入市場機制以完善計劃經濟的框框。

　　四、改革在“體制外”取得突破性進展

　　1981年以后，經濟改革方向仍處于不甚明朗的狀態(tài)，但改革并沒有停滯。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并不排斥繼續(xù)發(fā)揮市場調節(jié)的作用；
強調改革服從調整也不意味改革停頓。搞活經濟的初衷沒有變，已經推出的改革措施不可能退回到老路上去。原則是“有利于調整、有利于搞活經濟的改革必須堅持進行”。(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注：1981年4月1日，國務院批轉國家經委、國務院體改辦《關于工業(yè)管理體制改革座談會匯報提綱》。）事實上，中央和國務院對改革的領導和研究進一步加強。1982年5月31日，成立了國務院總理兼主任的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從1981～1983年，國務院體改辦和體改委先后擬制了三份改革意見和方案。（注：即1981年6月12日《關于調整時期經濟體制改革的意見》、1982年2月25日《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規(guī)劃》和1983年2月18日《關于當前經濟體制改革的幾點意見》。1983年8月1日，國家體改委總體規(guī)劃組還提出一份《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總體設想〉應著重研究解決的幾個問題》，見彭森、鄭寧銓主編《中國改革20年規(guī)劃總集：構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藍圖》，改革出版社1999年版。）

　　關于國有企業(yè)的改革主要循著兩條線進行：一是在擴大企業(yè)自主權試點企業(yè)實行經濟責任制。經濟責任制包括國家對企業(yè)實行的經濟責任制和企業(yè)內部的經濟責任制。其目標是使企業(yè)在獲得自主權的同時承擔起相應的經濟責任，促使企業(yè)適應宏觀目標的要求。責任制的核心是國家與企業(yè)的利潤分配。辦法有三種：一是利潤留成，二是盈虧包干，三是以稅代利、自負盈虧。（注：1981年10月29日，國務院批轉國家經委、國務院體改辦《關于實行工業(yè)生產經濟責任制若干問題的意見》。）1981年，在國營工業(yè)企業(yè)中普遍推行經濟責任制，配合以企業(yè)整頓。承包制或許是受到農村包產到戶成功的啟發(fā)，但城市改革要復雜得多。決策層認為，“實行利改稅是改革的方向”，（注：1983年2月28日，國務院批轉財政部《關于國營企業(yè)利改稅試行辦法（草案）的報告》。1983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fā)《趙紫陽在聽取全國工業(yè)交通工作會議情況匯報時的講話》。）希望通過利改稅一舉達到既搞活企業(yè)又保證“國家得大頭”的雙重目標。利改稅分兩步推行：1983年推行的第一步利改稅，是利稅并存；
1984年開始考慮實行第二步利改稅，即從“稅利并存”逐步過渡到完全以稅代利。[21].二是推進國營企業(yè)的改組和聯(lián)合。這被看作是既有利于搞活又有利于調整的一項改革。當時35萬多個大中小國有工業(yè)企業(yè)束縛于部門所有制和地區(qū)所有制之中，無法適應現(xiàn)代化大生產的要求。在改革的最初醞釀中，就把工業(yè)改組、建立企業(yè)性工業(yè)公司（總廠）作為改革的重要內容。工業(yè)改組從1978年在北京、天津、上海、遼寧等地開始試點。1979年，在全國擴大試點。1980年，在經濟管理體制不能大動的情況下，決策層對改組企業(yè)抱有很大期望。7月1日，國務院作出《關于推動經濟聯(lián)合的暫行規(guī)定》，希望通過組織各種形式的經濟聯(lián)合體，加強橫向經濟聯(lián)系。其用意在于：在難以自上而下打破行政隸屬關系的情況下，鼓勵自下而上、循序漸進地脫離地區(qū)封鎖、部門分割的體制。改組與聯(lián)合取得了一些進展，但也遇到了部門利益和地區(qū)利益的嚴重阻礙，不得不借助行政干預的力量。企業(yè)改組聯(lián)合也出現(xiàn)了一些中央部和省廳局借機收廠收權的問題。行政權力過多地介入，組建起來的公司中，真正的企業(yè)性公司仍是少數。

　　國有部門改革雖然取得一些進展，但受到整個體制的約束難以完全奏效。1981～1984年間，經濟改革真正出現(xiàn)突破的不是在國有部門，而是在非國有部門。

　　1.農村改革率先突破

　　最初的農業(yè)政策，基本屬于調整的范疇或屬于放權讓利改革，并沒有把體制革新提上日程。然而，正是十一屆三中全會提供的比較寬松的政治環(huán)境，引導出農村管理體制和經營方式的重大變革。放寬農村經濟政策，為農民松綁解禁，使農民獲得了過去所沒有的自主權和選擇權；
調整宏觀農業(yè)政策，讓利于民，又使農民的選擇獲得了利益刺激。于是，農民渴望已久的對包產到戶和包干到戶的選擇勢不可擋。農村出現(xiàn)的這股潮流，在城市引起了廣泛的爭論，在傳統(tǒng)的觀念中，農業(yè)集體化是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包產到戶還是社會主義嗎？”反對的聲音很多，但支持者也不在少數，包括中央和地方許多官員。單有農民的選擇，沒有一批官員的同情、默許、支持和政策的跟進，農村改革也不可能在短期內取得全國性的突破。農村改革對增產的顯著效果為自己開辟著道路，既給農民帶來好處，又豐富了城市居民的餐桌，同時滿足了政府足額收購的要求。相對于城市工業(yè)，農業(yè)是計劃控制較為薄弱的部門。因此，從意識形態(tài)上提出的反對意見不足以阻止改革的進程。到1983年底，中國已有1.75億農戶實行了包產到戶和包干到戶，占農戶總數的94.5％。包產到戶動搖了人民公社制度的根基，1985年6月，全國全部完成政社分設，延續(xù)27年的人民公社最終退出歷史舞臺。

　　2.非國有經濟的恢復和發(fā)展

　　重新發(fā)展起來的各種集體（合作）經濟和個體（私人）經濟來源于城鄉(xiāng)兩部分。城鎮(zhèn)非國有經濟包括個體經濟的恢復發(fā)展沒有遇到太大思想障礙，并不是因為理論上率先突破，而是因為迫于現(xiàn)實壓力。2000萬人待業(yè)是20世紀70年代末最具“爆炸性”的社會問題之一。為了緩解就業(yè)壓力，各地政府在向現(xiàn)有單位硬性分派就業(yè)人員的同時，開始考慮在國有部門之外開辟新的就業(yè)門路。中央的政策逐步放開，允許并積極鼓勵城鎮(zhèn)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的發(fā)展，鼓勵勞動者多渠道就業(yè)和自謀職業(yè)。城鎮(zhèn)非國有經濟再次獲得了發(fā)展機會。個體經濟的恢復最快，主要從事手工業(yè)、商業(yè)、飲食、運輸、建筑修繕以及各種服務業(yè)。值得注意的是，再次出現(xiàn)了小型個體工業(yè)，從業(yè)者38萬人。[22]農村個體經濟的產生，則是包產到戶和多種經營兩項改革引導出來的結果。到1983年底，農村個體工商業(yè)發(fā)展到419.5萬戶，538萬人。[23]在城鄉(xiāng)個體經濟中發(fā)展出雇工經營的私人企業(yè)，是一個自然過程。然而，這里又觸及一個核心價值：社會主義是否允許“剝削”。中央的政策開始是：允許帶兩個徒弟請五個幫手。但現(xiàn)實很快突破了這個限制，結果引起很大爭論。在《人民日報》等報刊上展開了持續(xù)的討論，一時間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中央的方針是：“不宜提倡、不要公開宣傳，也不要急于取締”，“看一看再說”。（注：1982年12月和1984年10月，陳云、鄧小平先后談到這個方針。見《陳云年譜（一九○五～一九九五）》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316頁；
《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1頁。）這個方針的提出，對決策者來說，多半出于繞過爭論的策略考慮。把選擇權再次留給了實踐，留給了群眾，事實上默許了雇工經營的自發(fā)發(fā)展。于是，以1984年為拐點，城市特別是農村的雇工大戶和私營企業(yè)開始成批地產生。

　　在非國有經濟的發(fā)展中，鄉(xiāng)鎮(zhèn)（社隊）企業(yè)的異軍突起具有特別的意義。社隊企業(yè)是農村早期分工的積極成果。20世紀80年代前期，社隊企業(yè)沒有萎縮反而出現(xiàn)了大發(fā)展的勢頭，出乎許多人的預料。對于社隊企業(yè)的發(fā)展，始終存在贊揚和質疑兩種聲音：贊揚者將其視為農村現(xiàn)代化的可喜趨勢；
質疑者將其看作是對國有經濟的沖擊，甚至是“挖社會主義的墻角”。在政策上有扶植（如減免稅收），也有限制（如“三就地”）。然而，無論贊揚還是質疑，社隊企業(yè)都不會被約束在政策圈定的范圍內，改革釋放出來的農民的創(chuàng)業(yè)沖動，為其開辟出一塊市場新園地，也獲得了越來越積極的政策支持。1984年，中央先后發(fā)出一號、四號文件，充分肯定社隊企業(yè)在農業(yè)和農村發(fā)展中的歷史性意義。各地政府也都把發(fā)展社隊企業(yè)作為擴大財源、提升政績的途徑大力扶植。社隊企業(yè)在這一年出現(xiàn)了突破性發(fā)展的勢頭，出現(xiàn)聯(lián)戶辦和個體辦企業(yè)的熱潮。此后，社隊企業(yè)的稱謂也被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所取代，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成為農村經濟的重要支柱。

　　3.對外開放的重大進展

　　1978年確定的成套設備引進計劃超出了當時國家的償還能力和國內配套能力，在調整中不得不壓縮或延期執(zhí)行，有些引進項目甚至不惜承擔毀約賠付的損失。然而，這并沒有影響中國對外開放的步伐。相反，1979年以后，中國封閉的經濟真正開始對外開放。利用外資的工具和渠道大大擴展了，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國際農業(yè)發(fā)展基金會成為中國利用外資的主要來源之一，另一類為政府貸款。同時采用了補償貿易、海上石油合作勘探開發(fā)和其他資源開發(fā)、租賃業(yè)務、對外加工裝配業(yè)務、國際信托投資業(yè)務、發(fā)行國外債券等利用外資的新工具。具有突破性意義的是吸收國外直接投資。到1983年底，舉辦中外合資企業(yè)190家。[23]（pp.V～201）建國30年以后，外商重返中國，“三資企業(yè)”在中國注入了市場經濟的新因素。對外開放在地域上采取了逐步擴大的辦法。1979年，廣東、福建兩省被賦予采取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權限；
1980年，正式建立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經濟特區(qū)。對辦經濟特區(qū)，決策層存在積極和謹慎兩種態(tài)度。1982年2月，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開廣東、福建兩省座談會，經濟特區(qū)政策繼續(xù)推進，但拒絕了其他省、市辦特區(qū)的要求。特區(qū)建設得到了來自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直接支持和內地省市的積極參與。1984年春節(jié)前夕，鄧小平先后考察了深圳、珠海、廈門三個特區(qū)，回京后即提出對外開放是“放”而不是“收”的方針，建議擴大開放沿海城市。5月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開放14個沿海港口城市。由此掀起了中國對外開放的第二個高潮。

　　五、改革思路的重大突破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標志著中國改革總體思路的一次重大突破，從批判“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論”轉到肯定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短短兩年時間，為什么會發(fā)生如此重大的轉變？它又是怎樣在決策層取得共識的？

　　首先是實踐的推動。經過幾年改革，中國經濟的構成悄然發(fā)生了重要變化。國有經濟以外的多種經濟成分迅速增長。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包括集體經濟、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和外資企業(yè)在內的非國有成分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占據了重要地位，極大地促進了市場競爭格局的形成。農村改革對中國走上市場化的先行示范作用尤其不可忽視。一個有意思的現(xiàn)象是：不管政界和理論界有什么爭論，農村改革卻始終堅持著市場取向。農村改革本身就是一個市場化的擴展過程：家庭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后，市場機制引入農業(yè)和農村經濟，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從一開始就生存于計劃外空間，它的異軍突起是一個成功發(fā)揮市場機制作用的典范。國有部門的局部改革也使宏觀管理體制出現(xiàn)不同程度的松動。中國經濟初步形成體制內與體制外兩種經濟并存、計劃內與計劃外“雙軌制”運行的格局。這種體制的變化，一方面，帶動了整個國民經濟的發(fā)展，特別是農業(yè)改革的成功，從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有力地推動了整個國民經濟的增長，支持了城市改革，使改革的聲譽提高，支持率激增；
另一方面，也提出了進一步改革的要求。

　　隨著加快改革的呼聲漸高，1983年1月，胡耀邦在全國職工思想工作會議上作題為《四化建設和改革問題》的長篇報告，提出“全面而系統(tǒng)地改、堅決而有秩序地改”的改革總方針。[24]4月1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fā)的《趙紫陽在聽取全國工業(yè)交通工作會議情況匯報時的講話》中也提出“改革的步伐要加快”。趙紫陽解釋說：“調整也好，整頓也好，如果不同改革結合，是很難進行下去的�！盵7]（p.505）1984年初，鄧小平對四個特區(qū)的視察和他關于擴大開放的講話，進一步提升了加快改革的熱度。1983年末至1984年初，經濟領導部門專門研究了怎樣改善國有企業(yè)素質的問題。5月，國務院發(fā)布了“擴權十條”。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新舊體制并存狀態(tài)不能持久，必須進一步改革，建立統(tǒng)一的國內市場。[8]1983、1984年在國內興起的關于新技術革命的廣泛討論，從另一個方面加強了改革的輿論。西方所謂第四次產業(yè)革命的觀點，受到中央領導人的重視。1983年10月9日，趙紫陽提出要組織研究新技術革命和我們的對策問題。他認為，這次新工業(yè)革命對中國向四化進軍來說，既是一個機會，也是一個挑戰(zhàn)。時機用得好，可以縮短差距；
漠然視之，就會被甩得更遠。胡耀邦積極支持，要求各級領導“用心看一看”。國務院和上海市分別組織了專家小組研究對策。1983年11月5日，國務院幾家機構聯(lián)合舉行“新的產業(yè)革命及我們的對策”研究動員大會，從1984年3月起，中央、國務院機關開辦了20期的系列講座。全國興起了一個熱潮。專家及部門提出的對策各異，但有一點是一致的：新技術革命對于中國現(xiàn)行的體制、經營思想和低效率狀況確是一個嚴峻挑戰(zhàn)。(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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