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明：紫藤廬及其它

　　臺北的精采掩藏在街巷深處。當我在位于新生南路三段16巷的紫藤廬坐定，婆娑的竹影把喧囂和暑熱徹底阻隔，似無還有似有還無的茶香把思緒向渺遠的云峰溪澗牽引，我想起了這句不知從哪兒見過的話。這次來臺灣大學開“儒學和東亞文化圈的形成”的學術研討會，由于種種原因，如會議海報在將越南標注為Annan、日本標注為Nippon的同時，臺灣被蹊蹺地標注為Formosa，隱約散發(fā)出某種文化臺獨的氣息，我的心情很有些郁悶。所以，友人們的議論風生沒能激起我的攀談興致，倒是腳下因歲月流淌而變得色澤暗啞的檀木地板讓我覺著十分的安靜入神。

　　于是，隱然可辨的履痕帶我緩步走過屋內的老照片、舊資料和古書案。

　　每到一個城市，我總是喜歡去它的迪廳、酒吧和茶館，從中體會其居住者的活力、情調與情懷。人只有在游戲的時候才成為自己，是不是也可以說，休閑的方式最能折射一個城市的性格，它的記憶和懷想？掛老照片、擺舊資料是營造氣氛提升品味的尋常手段，也的確能散發(fā)出些許趣味，讓人體味到成都的拙樸、深圳的現(xiàn)代以及北京的時尚和上海的懷舊。但是，對我來說它們終究只是道具一件，因為照片中的圖畫、資料上的文字往往與彼時彼地的主人、客人以及環(huán)境并無太多內在的關聯(lián)。

　　這回不同。雖然以岳陽樓擁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名聯(lián)、滕王閣擁有“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的佳句來相比擬并不恰當，但紫藤廬卻也的確擁有一份屬于自己的文化積淀。建筑的風格，殷海光諸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講學聚會，甚至奧斯卡獲獎電影《喜宴》的拍攝借景等等，使得它的內含似已遠非茶館二字所能了得。1997年，房主原供職單位曾以紫藤廬茶藝館屬違法經營而欲將其收回拆建，就引起了臺北文藝界所謂古跡自救的串聯(lián)行動。后來，馬英九主持臺北市政，作家龍應臺出任新設立的文化局長，正是在紫藤廬設茶會邀請文藝界人士對提升臺北市文化面貌提出建言。紫藤廬的文物身份大概也就是于焉而定。

　　當然，這一切我都是道聽途說。較深刻的印像來自滬上某著名自由主義學人的文字，因為它提到了一副對聯(lián)，同時有意無意地把紫藤廬描繪成了東方的“朝圣山”。朝圣山，瑞士地名。1947年，在哈耶克的推動下，39位著名學者集會于此，討論自由社會的性質等問題，并成立所謂朝圣山學社。因此，朝圣山又成為自由主義思想圣地或大本營的代名詞。對聯(lián)很精采，文章也很漂亮。但我總覺得，對聯(lián)的意境與作者所刻意暗示的朝圣山意象之間反差有些大，不易融合。現(xiàn)在，房舍的主人，對聯(lián)的作者，使紫藤廬成其為紫藤廬的精神象征就出現(xiàn)在我的面前：西式皮鞋，中式長袍，嘴唇微張，似笑非笑，目光內斂，似有所思考又似有所期待。這一切的背景，則正是他那如今已被人們廣泛稱引的“六十初度自撰”由衡山趙恒惕氏手書的十四個隸體大字：“豈有文章覺天下，忍將功業(yè)苦蒼生”。

　　儒生耶？自由主義者歟？這樣兩個面相，在這位既是倫敦經濟學院哈耶克及門弟子并將哈氏巨構《自由的憲章》介紹到中國為中華民族的自由民主追求提供有力學理支持的留洋生同時又是將自己的書房命名為尊德性齋的湖湘子弟（周氏撰文落款總是“長沙周德偉”）身上到底是一種怎樣的組合呢？直覺告訴我，這是又一個陳寅恪式的知識分子。在我，所謂陳寅恪式的知識分子是指一種中體西用的文化立場，用陳寅恪自己的話說，就是在從事思想文化的建設時，“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

　　鄉(xiāng)情和敬意使我和茶舍現(xiàn)任主人周渝的談話輕松而深入。他從條形的書案上把他父親的著作和他自己寫的記念文章送給我。首先吸引我的自然是《自由的憲章》。幾年前《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在大陸被譯成《自由秩序原理》出版，頗為轟動。記得譯者曾鄭重其事地專文論述其以己之“秩序原理”代“漢語世界（實即長沙周德偉）習用”之“憲章”的種種理由。我提起這事，周渝說，當年他父親是從《中庸》的“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里選取憲章一詞來與consititution對應的。我知道，周氏對《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的正式翻譯始于1969年退休，四年后出版。1975年，又出版了對哈耶克思想進行系統(tǒng)介紹的《當代大思想家哈耶克學說綜述》，由哈氏親為之序，肯認嘉勉之情意躍然紙上。1965年哈氏抵臺，周為老師翻譯，即與哈氏就該書若干問題有過深入討論。其時所作“哈耶克學派社會思想的研究”尚將《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譯為《自由的構成》。可見其最終以憲章一詞定稿付梓顯然經過了一番斟酌推敲。是出于遣詞造句古雅的考慮，抑或別有寓意追求？似乎很難忖度。我知道的是，“尊德性”的齋名也同樣來自《中庸》：“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

　　《周德偉散文存稿》和《周德偉社會政治哲學論著》中的文字使我的直覺很快得到印證。這位1902年出生的前輩鄉(xiāng)賢少年時代即愛讀《甲寅》這樣的非主流刊物，自稱從中“得了人民保障自身權利的觀念及人民授權政府的觀念”，而對《新青年》的狂飚突進，則“不太喜歡”。是的，五四運動誠然是當時最為重要的歷史事件，但這并不意味著它就是當時歷史的全部，并不意味著它就能夠代替覆蓋其它事件的意義——否則，五千年歷史文化的氣象和格局豈不是太過單薄偏狹？跟陳寅恪及其他許多人一樣，周氏雖然對五四運動評價頗高，但他的文化主張并不屬于這一譜系，而是另有宗旨，準確地說是與曾國藩、張之洞一脈相連。不久前曾與李澤厚先生討論過陳寅恪“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的問題。他認為陳氏此語不具有自由主義的義蘊，因為他既懷疑傳統(tǒng)文化具有自由主義的思想質素，也懷疑傳統(tǒng)文化與自由主義存在接榫的可能。我認為，文化與其說是一個知識性的邏輯體系，毋寧說是一個以人為軸心的實踐性符號集成，將彼此勾連整合的是其相對于作為主體之人的意義與功能。所以，傳統(tǒng)文化永遠是一個開放性系統(tǒng)，如果使用這一符號系統(tǒng)的民族還有生命力還有創(chuàng)造力的話。應該有什么，不應該有什么，根本的決定者不在文本自身，而在文本的根據(jù)人，即體現(xiàn)在文武周孔、朱子陽明以及曾湘鄉(xiāng)張南皮甚至牟宗三徐復觀他們身上的從利民出發(fā)而因時設教的創(chuàng)造性精神。

　　無疑，周德偉屬于這樣一個偉大的精神序列。

　　而立之年他意氣凌厲，撰聯(lián)明志云：“修己期三立，何當理八埏”。儒家修身為本和立德立功立言的教誨決定了他一生的行事選擇：先是因閱讀《原富》痛感于儒家外王之學的薄弱而由北京大學的哲學系轉到經濟系，然后是因不滿于混亂時局而尋機到英國投身于自由主義大師哈耶克門下。雖然后來的身份是經濟官員（他是國民黨在大陸的最后一任關務署長，是百年來在華帝國主義勢力和影響的清除者。為此，曾招致美國人的抗議），其關于通貨膨脹對一個社會靠長期積累起來的人文與道德系統(tǒng)之危害的議論卻充滿儒者情懷：貨幣貶值陷社會于不穩(wěn)定的焦慮和盲目的投機之中，使人無法為更高的理想設計籌劃，而社會諸多的價值均有賴于長期的努力與積累。我感覺這樣的聲音在今天的大陸雖然非常需要，但若真的出現(xiàn)，卻恐怕十之八九會被譏為迂闊不切于事情。

　　因為與改組派和桂系的淵源及骨子里的書生意氣，周氏在到臺灣后地位頗為邊緣化。由于很早就有翻譯乃師《到奴役之路》的想法，1949年前后又正好在歐洲獲得了該書的德文本（其博士論文系德文寫就），于是從1951年冬天開始，他“在寓所每兩星期約集若干學人討論，參加的人有張佛泉、徐道鄰、殷海光諸位先生，及臺大若干研究生�！痹撚懻撉昂缶S持了大約半年。正是在這里，殷海光從周氏手中獲得了《到奴役之路》原書，并由其譯出分期刊載于胡適之所主持的《自由中國》。雖然這個小組討論自由主義所直接針對的是所謂共產主義思想，但由于主人的身份特殊，左近的溫洲街又是臺大教授的麇居地，在離周府不遠的一個木造小糖果店，常有國民黨特務的監(jiān)視。這些情節(jié)在1992年周渝為記念父親九十冥誕而寫的文章里有所述及。書賣封皮，報賣標題。這篇原題為“通貨膨脹會破壞文明的基礎”，旨在凸顯主人翁傳統(tǒng)儒者情懷的回憶文章被發(fā)稿編輯改為“糖果店對面的春天”刊出�！�—當時，正是本土化浪潮下媒體的妖魔化國民黨時代。

　　大概正是這樣一段故事孕育激發(fā)了我們那位先生的文思靈感。但我覺得，還是以“修己期三立”這種標準的儒者人格設計作為統(tǒng)攝其人其事其思其想的大綱目，比較能夠貼近周氏生命的內在律動。這不僅能夠彌縫其文章中“豈有文章覺天下，忍將功業(yè)苦蒼生”的意境與朝圣山意象間的捍格，更能由此彰顯近代知識份子作為傳統(tǒng)文化與自由主義之接口的意義與可能。他不是純粹的學者，但他的文字與所謂純粹學者相比，唯一的不同，是多了一種生命本身才有的光輝。對于其所欲昭示于世人者，這種光輝具有特別的說服力。我向來以為，自由主義只有融匯進傳統(tǒng)文化才會有落實，傳統(tǒng)文化只有接引進自由主義才會有展開。周德偉先生的典范性意義正在這里：作為自由主義者，他融匯進了傳統(tǒng)文化；
作為儒生，他接引進了自由主義思想。當我以此求證于周渝，他顯得十分的興奮。他說，今年是父親的百年冥誕，計劃搞一個關于父親生平事跡的資料展。在整理資料的時候，發(fā)現(xiàn)了一篇《西方自由哲學與中國圣學》的文章，主旨正是想在這二者間做一疏通。他補充說，“這是他最后的手筆了”。

　　回到對聯(lián)中的感慨。跟“自古圣賢皆寂寞，唯有飲者留其名”一樣，那應該是千百年來無數(shù)懷有經倫天下之志的士人們所同嘆息再三者。但遇不遇本質上并不只是儒者個體的時運問題，同時也是反映一個國家的政治狀況是否清明，一個民族的生命形態(tài)是否康健的重要指標。在這種意義上，反對專制既是基于自由主義思想立場的理論訴求，更是民族生命渴求新形態(tài)的意志表達。在六十歲時“豈有文章覺天下，忍將功業(yè)苦蒼生”的忿懣和懷疑、透悟或虛無之后，老人六十一歲再撰“寧無遠志經天下，靜守蕭齋樂圣賢”，又完全是一派船山“儒者負道而行而無所待”及孟子“窮則獨善其身”的自足和坦然。

　　真正讓這位子若（周君字子若）老夫子嘆息的，我想，應該是臺灣社會現(xiàn)實中新生一代由于生命中中國經驗的稀薄而產生出的相對于地域和文化意義之中華的疏離感吧。在他及他那一輩人身上，鄉(xiāng)土情和文化心是重合的，每一篇文章甚至每一個文句都散發(fā)出濃郁的鄉(xiāng)愁和強烈的民族責任感（即使說理文字也讀得我激動不已）。但在現(xiàn)實中，由于種種原因，新一代的國家認同和文化認同處于糾結撕裂狀態(tài)，輕重分合似乎不得不作一了斷。一些曾以自由主義話語向國民黨抗議的民進黨人，成為國族主義的推波助瀾者自是其狹隘政治情緒發(fā)作的必然結果。許多認同中華、珍視傳統(tǒng)的臺灣人在全球化、現(xiàn)代性和去中國化大潮裹挾沖擊中的苦悶、彷徨以及無力感，卻是真正必須面對的挑戰(zhàn)。周渝在一篇文章中說他“沒有深入搞父親那一行”。確實，我在跟他交談時努力尋找乃父之風，但我找到的只是一個很書卷的茶館老板一個很學究的茶葉專家。雖然他研究茶文化的文章被譯成多種文字，到長沙老家支持湖南醫(yī)科大學成立了“紫藤茶藝社”，還說父親是儒者他想再了解了解道家，但看他拆信讀報之澹定閑適如坐禪老僧，我懷疑面對特務他也能像他父親那樣用湖南土話罵一句：“真是豬養(yǎng)的！”

　　我知道，這實在是有點太過難為他了。日子總是被日子代替，生活也總是被生活改變。如果說他父親那一輩尚是根連皇天后土的老樹虬枝，那么他們這一輩就已是秋日隨風飄蕩的蒲根英花簇了。儒道其理念，臺北其鄉(xiāng)土，二者分離疏遠的人類學后果或許不難推知，但二者糾結撕裂的心內隱痛又豈是我這個湖南人所能想像體會！茶館如是，臺大如是……這是不是也正是另一個湖南人周德偉老先生晚年離開臺北移居美國直至客死他鄉(xiāng)的深層原因？

　　是告辭的時候了，茶舍，連同覆蓋著它的三棵紫藤都已被夜色悄然吞沒。馬路上的汽車亮著大燈，或�；蛐�，擁擠、快速而從容。空曠中有些迷茫的是孟庭葦，她的歌聲在靜謐中清晰可聞：

　　冬季到臺北來看雨，也許遇見你。

　　街道冷清，心事卻擁擠，每一個角落都有回憶。

　　如果相逢，也不必逃避，我終將擦肩而去。

　　天還是天，雨還是雨，這城市我不再熟悉。

　　我還是我，你還是你，只是過了一個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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