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克龍：“抵抗”的流變：從啟蒙主義到文化民族主義
發(fā)布時間:2020-05-26 來源: 感悟愛情 點擊： 
內容提要 “抵抗”是一個文化史和思想史的命題，它反映了一個多世紀以來，知識分子應對變動不居的社會與思想文化潮流時，所展示出來的痛苦的心路歷程。張承志、張煒的“抵抗投降”以“道德理想主義”為依托，因應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世俗化潮流，實質上是一種文化保守主義的表現(xiàn)，其中內含與“現(xiàn)代性”相悖反的因素；
莫言和王安憶的“悲壯的抵抗”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以文化民族主義為內核，承認并認可現(xiàn)代性，積極冷靜作出的調適民族文化與全球文化一體化關系的反應，并且自覺剔除了其中的宗教化道德姿態(tài)，具有較強的操作性；
但是與20世紀上半期魯迅的“反抗絕望”相比較，“抵抗投降”和“悲壯的抵抗”都缺少魯迅的那種從人的內在出發(fā)的實踐的啟蒙精神。
“抵抗”曾經(jīng)是當代文學史乃至整個20世紀中國文學史里面一個頗富文化史和思想史意味的字眼,一個命題。時光如流水，它沖走了許多東西，同時也使另外的一些東西得到了澄清。當時在“抵抗”的文化現(xiàn)場因為距離的過于貼近而顯得曖昧不清的一些問題，如今時過境遷，大部分都已得到了清理，不再模糊，比如當時鬧得沸沸揚揚的所謂“抵抗”問題。之所以今天還要重提“抵抗”，并不是無所事事驅動之下的再算舊帳，而是現(xiàn)實之中又隱隱現(xiàn)出了歷史的影子：文壇又出現(xiàn)了“抵抗”的聲音①。新世紀之初，公元2002年的3月30日下午，當代文壇的兩位重量級作家王安憶和莫言聯(lián)袂在上海圖書館發(fā)表主題演講，宣稱寫作是一種“悲壯的抵抗”。從20世紀90年代張承志、張煒發(fā)出“抵抗投降”的呼聲，到今天王安憶、莫言宣稱“悲壯的抵抗”，時間不到十年，“抵抗”不絕于耳。我感興趣的是，間距如此之近的兩次“抵抗”，它們相同的姿態(tài)背后，是否有著相異的思想史背景，從而不至于是簡單無趣的歷史重復？再進一步，如果它們果真只是在文化變遷中，感應于不同的文化際遇而作出的表面相似的姿態(tài)，好比是不同的疾病顯現(xiàn)出來的相同癥狀，那么我們就有必要將目光穿透這似是而非的表象，探查出它們真正的精神病灶，而不應該掉以輕心地將它們輕輕放過。唯物史觀的普遍聯(lián)系論幫助我們把它們牽合在一起進行考察，有助于我們對這兩種性質上似是而非的“抵抗”作出涇渭分明的判斷，而必要的歷史感，將會自然而然地把我們的思考引導到20世紀的上半期，從“精神譜系學”的意義上，考察我們今天的“抵抗”，與魯迅先生當年“反抗絕望”的人生哲學與文化哲學，有沒有精神上的聯(lián)系。這樣一來，我們的從一個“姿態(tài)”入手進行的精神考察與思想尋蹤，將有可能揭露出中國社會與思想文化運行的某種軌跡，以及在一個更寬廣的視野上，知識分子應對一個多世紀以來變動不居的社會與思想文化潮流時，所展示出來的痛苦的心路歷程。
歷史的連續(xù)性不容割裂。在我們開始討論王安憶、莫言“悲壯的抵抗”之前，我們不妨先回顧一下上一次的“抵抗”，那段還不十分遙遠的歷史。讓我們看看，當張承志、張煒“抵抗投降”的文化現(xiàn)場已被清理完畢，參與者和看熱鬧的旁觀者都已走散之后，到底還留下了一些什么。
其實，張承志和張煒的“抵抗”，只是1994年開始的“人文精神大討論”事件中的一個插曲，但是由于它的激進的姿態(tài)，插曲變成了討論中各界關注的焦點，引起了始料不及的反響，并在某種程度上最終導致了一場塑造“文化英雄”的造神運動，這是與它的初衷大異其趣的。“人文精神大討論”最初是由當時的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王曉明和他的幾個博士研究生張宏、徐麟、張檸、崔宜民進行了一次討論、后來整理成文、發(fā)表在《上海文學》1993年第6期的《曠野上的廢墟——文學和人文精神的危機》一文觸發(fā)的，經(jīng)《新華文摘》全文轉載和其他報刊雜志的轉載之后，引發(fā)了全國知識界的廣泛關注和興趣，一些頗有影響的刊物如《讀書》、《東方》、《文學自由談》、《文藝爭鳴》、《花城》、《鐘山》等相繼卷入，圍繞“人文精神”討論的文章不斷涌現(xiàn)，一場大討論就這樣轟轟烈烈的出場了。王曉明在他那篇引發(fā)討論的文章中認為：
“今天，文學的危機已經(jīng)非常明顯，文學雜志紛紛轉向，新作品的質量普遍下降，有鑒賞力的讀者日益減少，作家和批評家當中發(fā)現(xiàn)自己選錯了行當，于是踴躍下海的人，倒越來越多。我過去認為，文學在我們的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現(xiàn)在明白了，這是個錯覺。即使在文學最有轟動效應的那些時候，公眾真正關注的也并非文學，而是裹在文學外衣里面的那些非文學的東西�？上覀儽荒切Z動’迷住了眼，直到這一股極富中國特色的‘商品化’潮水幾乎要將文學界連根拔起，才猛然發(fā)覺，這個社會的大多數(shù)人，早已經(jīng)對文學失去了興趣了。……因此，今天的文學危機是一個觸目的標志，不但標志了公眾文化素養(yǎng)的普遍下降,更標志著整整幾代人精神素質的持續(xù)惡化。文學的危機實際上暴露了當代中國人人文精神的危機，整個社會對文學的冷淡，正從一個側面證實了，我們已經(jīng)對發(fā)展自己的精神生活喪失了興趣�！雹�
王曉明的沉痛之論，由于準確地把握了時代的癥候，故此得到廣泛而積極的回應，便是極其自然的事。與此同時，好象是有某種約定似的，張承志1993年在《十月》發(fā)表《以筆為旗》一文，張煒1993年3月21日在《文匯報》發(fā)表《抵抗的習慣》一文，直斥文壇時弊，呼喚“抗戰(zhàn)文學”。面對文壇的媚俗傾向，表達自己在精神上決不后退，絕不妥協(xié)、不寬容，一定要戰(zhàn)斗到底的“道德理想主義”情懷。與此相呼應，韓少功、李銳等作家也紛紛發(fā)表措辭激烈、相當情緒化的言論，引發(fā)了更大規(guī)模的反響。③在這過程中，基本可劃分出三種聲音：贊同者、反對者以及貌似超脫的商討者。④但是不管哪一種聲音，哪一種意見，由于“站隊”式的表態(tài)沖動過于急迫和強大，阻礙了對問題真正深入、全面的討論，急切間拋出的各種概念，比如“人文精神”、“道德理想主義”、“抵抗”等等，也因此而沒有得到深入的闡發(fā)。意氣之爭蓋過了學理探討，討論雖然持續(xù)了兩年，卻似乎總在一個平面上滑行。因此發(fā)起人王曉明不無遺憾地總結道：“任何一場學術或思想討論，都難免夾雜進非學術和非思想的因素，但是，這兩年間有關‘人文精神’的種種意見當中，那非學術和非思想的影子是否晃動得太頻繁了呢？” ⑤“非學術”和“非思想”，即是這場討論某種意義上的“蓋棺定論”，因此它留下的遺憾是令人扼腕的。
今天看來，“抵抗投降”之所以會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發(fā)生在中國，是有著極其復雜的歷史和現(xiàn)實原因的。首先，1989年的事件造成了知識分子的分化，“出于環(huán)境的壓力和自愿的選擇，大部分人文和社會科學領域的知識分子放棄了80年代啟蒙知識分子的方式，通過討論知識規(guī)范問題和從事更為專業(yè)化的學術研究，明顯地轉向了職業(yè)化知識運作方式”⑥，另一部分知識分子則轉向與市場權力的勾結，棄“文化資本”而謀取商業(yè)資本；
其次，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后，中國改革開放的步子邁得更大，經(jīng)濟生活的市場化和社會思潮的世俗化趨勢幾乎同步進行，幾乎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統(tǒng)治了社會的各個層面，整個社會開始被經(jīng)濟理性所支配。在這兩種情勢的作用之下，知識分子的分化更加劇烈，一部分“傳統(tǒng)知識分子”被整合進國家權力機器，變成了葛蘭西所謂的“有機知識分子”，另一部分知識分子則“悲憤投海，佯狂經(jīng)商”（魏明倫語），被統(tǒng)治社會的另一股霸權——商業(yè)化大潮所吸納，這樣，在“有機知識分子”和商業(yè)化知識分子之間出現(xiàn)了一個邊緣化地帶，留守在這一地帶的是一部分堅持人文理想和道德化操守的知識分子，在日趨多元的社會價值取向和世俗化浪潮沖擊之下，這一部分知識分子曾經(jīng)有過的中心位置已不復存在。按照鮑曼的說法，啟蒙時代作為“立法者”的知識分子在這樣的時代是不適應的。這種不適應“使知識分子構筑了當代的信心危機，………其實質是一種特定的立法者角色的深刻危機，以及專門扮演這個角色的知識分子的集體多余的對應性體驗。場所的缺席是導致知識分子自信心危機的一種因素，也就是說立法者知識分子找不到用來發(fā)表權威性陳述的場所。”⑦因此這一部分在90年代找不到“場所”的知識分子，他們既然沒有向世俗化低頭的打算，那么，轉而求助于在過去的啟蒙年代里屢試不爽的“道德理想主義”以“抵抗”世俗化的進攻并借此重建自己的信心和話語場，就是一個合乎邏輯的選擇了。
但是從現(xiàn)代性這個角度來看，作為“抵抗”之精神資源的“道德理想主義”雖然可以說是啟蒙主義和80年代“新啟蒙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和表征，但它卻和啟蒙主義的精神大有相悖，因為不管是啟蒙還是“新啟蒙”，它的最大也是最終的目標訴求，都是社會的現(xiàn)代化。90年代的中國，現(xiàn)代化的深度和廣度都在日益增進，由于沒有一種制度可以保證它的完美性，現(xiàn)代化本身更是一柄雙刃劍，因此伴隨現(xiàn)代化而來的，除了物質的豐富極大地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準，精神領域的寬松而導致的思想活躍和價值觀念的多元化等民主氣象外，也造成了信仰的松弛和精神的頹廢，耽于享樂的世俗化趨勢，以及知識分子地位邊緣化等一系列后果。在此背景下，一部分象張承志、張煒這樣的知識分子祭起“道德理想主義”的大旗，擺出“抵抗”的姿勢，一方面令人感佩，另一方面卻因為“道德理想主義”的內涵中和現(xiàn)代化相背棄的因素，而令人惋惜。⑧
因此這樣看來，“道德理想主義”實質上是一種文化保守主義。⑨“抵抗”的姿態(tài)看似激進，實際上是一種消極防御、保守的姿態(tài)。與20世紀中國文化史上的國粹主義、東方文化派、甲寅派、新儒學等文化保守主義不同的是，“道德理想主義”在面對現(xiàn)代化的沖擊時，缺少冷靜面對挑戰(zhàn)、周密思考、以求從傳統(tǒng)資源中開出正確面對現(xiàn)代化一些負面因素的新路的度量與能力，而只是注重了概念和口號、情緒的宣泄，理論建設付之闕如，“作秀”的成分多于誠懇探討問題的成分。用歷史的眼光來看，這無疑削弱了它的文化意義和思想史份量：一個極好的機會，一個極富有時代感的命題，卻因為一哄而上，七嘴八舌，缺少沉潛的心理準備和必要的知識儲備，以及正確的方法論，致使這次討論變成了一場極為膚淺的后現(xiàn)代式“眾語喧嘩”。王曉明事后的嘆息，并非沒有意義。
張承志、張煒“抵抗投降”的聲音停歇還不到十年，文壇上又出現(xiàn)了“抵抗”的聲音。這一次是寫出了《紅高粱》、《豐乳肥臀》、《檀香刑》等一系列佳作的北方男作家莫言和寫出了《紀實和虛構》、《長恨歌》、《上種紅菱下種藕》等佳作的南方女作家王安憶發(fā)出來的。當代文壇上舉足輕重、一北一南、一男一女兩位作家共同發(fā)出了“悲壯的抵抗”之聲，這是否預示或者表明了這一命題的普泛性？它和“二張”的所謂“抵抗”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
首先讓我們來看看莫言、王安憶關于“悲壯的抵抗”的闡釋。莫言說，他之所謂“悲壯的抵抗”有三層含義：“一是全球文化一體化是個不可抗拒的潮流，文化人如何來抵抗這種全球一體化？全球3000種語言正以每年消失60種的速度消失，再有50年，就該消失差不多了。每個民族都不愿意自己的語言被消亡。在這個背景下，作家堅持用母語進行寫作，為保持民族的完整性和獨立性盡一份力的行為，確是悲壯的抵抗。當然，這種抵抗是否有意義，也值得商榷。第二個意義上的悲壯抵抗，是小說這門藝術形式本身正在走向衰落，各種新生藝術門類也正搶奪人們的時間，吸引人們的眼球。在這種情況下作家要挽救小說，必須向外國小說學習，在了解的基礎上不斷創(chuàng)新。向民間學習，學習老百姓生動的語言，自覺保持底層、平民意識。第三層意義上的悲壯的抵抗，是作家要自覺地與自我挑戰(zhàn)，就像唐•吉訶德一次次向風車挑戰(zhàn)一樣。作家最大的敵人是自己過去的作品。”⑩而王安憶則似乎更“務虛”一些，她說她的“抵抗”與莫言有所不同：“她說，她的寫作是為了抵抗某種生活方式。當城市的現(xiàn)代生活方式日益走向格式化，精神生活被物質生活所瓦解、抽空，生活的面貌呈現(xiàn)出千人一面的單調乏味的時候，她希望通過自己的寫作，特別是描摹人間常態(tài)、世俗生活的寫作，重新構建出一個充滿感性的精神世界�！薄�11她并且以上海為例，說明現(xiàn)代人的生活方式已完全格式化、標準化了，整個社會看起來物質豐富，但精神上已極其單調，社會生活這種不感性、抽象的性質，使得小說家的存在很危險，因為缺乏寫作資源。
實際上，不管是莫言的“抵抗全球一體化”，還是王安憶的“抵抗某種生活方式”，其精神實質是一樣的。從王安憶的描述看來，“某種生活方式”即是“全球一體化”必然的伴生現(xiàn)象。為了論述的方便，一定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某種生活方式”就是“全球一體化”，這樣，(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我們的討論就清楚多了。莫言關于“悲壯的抵抗”的“三層含義說”，最關鍵的是第一層含義：“抵抗全球一體化”姿態(tài)的背后，是近年來文化界、思想界盛行一時的文化民族主義思潮合乎邏輯的延伸。首先，民族主義“是一種不太系統(tǒng)的意識形態(tài)和社會運動，它強調特定民族的具體文化傳統(tǒng)，強調民族利益至上，保護和傳承其民族的固有文化傳統(tǒng)和疆界的完整�！� ○12而文化民族主義，簡單一點說，即是指“一種對母語文化的強烈認同�！薄�13文化民族主義是一個內涵相當豐厚的概念，其實質，實際上反映的是世界“各主要文明或文明體系間的緊張�！� ○14它是一種由文明沖突進而導致文化緊張而引起的對于本土文化的保護性反應，其基本價值在于馬克斯•韋伯所說的對于民族文化與民族聲望的關懷；
其次，文化民族主義在中國發(fā)生的現(xiàn)實語境，誠如莫言所言，是“由于全球文化一體化是個不可抗拒的潮流”。“全球文化一體化”在某種程度上而言就是“全球文化西方化”，在這個過程中，民族文化的身份和地位將受到前所未有的質疑和動搖，這是許多人不愿承認而又不得不承認的一個基本事實。那么“全球文化一體化”又何以可能？它更深層的動因乃是經(jīng)濟、政治全球化的結果，是經(jīng)濟、政治全球化的伴生物�！叭蛭幕惑w化”至少從現(xiàn)在看來，具有如下一些特點：第一，文化一體化依托的是信息革命，是科學技術全球化的直接后果；
第二，文化一體化從某種角度而言，實際上體現(xiàn)著西方的文化霸權；
第三，文化一體化的重要表征之一是商業(yè)文化、大眾文化以及后現(xiàn)代的消費主義占領文化市場的世界性現(xiàn)象。就中國而言，1992年開始加速的現(xiàn)代化進程至90年代末已取得了很大進展，國民經(jīng)濟持續(xù)增長，經(jīng)濟增長速度連年居高不下，物質財富的增長令人咋舌。而另一方面，現(xiàn)代化在某種意義上是一個“西方化”進程。現(xiàn)代化的過程就是一個把門向西方開得越來越大的過程。西方文化憑借其強大的經(jīng)濟、政治后盾源源不斷地涌入中國文化市場，其鮮明的現(xiàn)代性色彩立即受到了人民，特別是年青人的青睞，中國民族本土文化，包括傳統(tǒng)的思想、價值觀念，生活習慣和生活方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中國本土的文化市場和文化產(chǎn)品，因為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控制與檢查制度的嚴厲也遭到了大部分人的拒絕。
西方文化是以英語、麥當勞、大片、DVD、動畫片等作為載體，正在日益滲透中國人的生活的。在21世紀初中國成功加入WTO后，這種文化滲透將日趨快速與激烈，中國民族文化確實有“消亡”的危險。文化民族主義為著本民族文化的保存和尊嚴，在這時產(chǎn)生就不足為奇了。因為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來看，一個民族就是一種文化，保護一種文化，保持它的原生態(tài)，并使之得到傳承、發(fā)展，實質上就是關系到一個民族的生死問題�，F(xiàn)代化的潮流自然不可抵擋，但是現(xiàn)代性是否就是以民族文化的消亡為代價？這是文化民族主義最為急迫、焦慮的問題。
再回過來看看莫言、王安憶的“抵抗”，問題就比較清楚了。概略而言，莫言、王安憶“悲壯的抵抗”姿態(tài)，其實質上就是一種文化民族主義的姿態(tài)。具體而言，莫言要“抵抗”的是全球文化一體化對漢語的沖擊。因為漢語里面保存著民族文化源遠流長、意味深長的豐富信息。漢語的存亡就是民族文化的存亡，而民族文化的存亡，即是民族的存亡，因此漢語的命運也就是民族的命運，在全球文化一體化的語境里面，這當然是一個至關緊要的問題；
王安憶要“抵抗”的是“某種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是全球化帶來的，是現(xiàn)代化的必然后果。王安憶希望能保留“感性的”生活，這種文化民族主義的向度，實際上與現(xiàn)代化“經(jīng)濟理性”的思路是相悖的。某種意義上而言，這也是一種文化保守主義。
但是莫言、王安憶的“抵抗”與張承志、張煒的“抵抗”并不能統(tǒng)一到“文化保守主義”的旗幟下來，雖然表面上它們好象是一回事。前者是以文化民族主義為內核，是在全球化的語境里承認并認可現(xiàn)代化的條件下，積極冷靜作出的調適民族文化與全球文化一體化關系的反應，具有較強的操作性，并且最重要的是，這種文化民族主義并不強調道德化的姿態(tài)，這就使得它的理念易于普泛化，容易為人所接受；
后者雖然也是在改革開放的年代里發(fā)生的，但是其全球文化一體化的語境顯然沒有前者那樣充分，以道德理想主義為依托，將一種世俗理想宗教化、道德化。其精英色彩和獨斷化的價值取向容易凌空蹈虛，缺少實際操作性，其理念也難以被廣泛接受。因此概括說來，這兩種“抵抗”，一種是積極的、務實的，一種是消極的、務虛的。一種是可操作的，一種是難操作的；
一種是非道德化的，一種是道德化的。綜合以上論述，相隔不到十年的兩次“抵抗”，其分野是很明顯的。而知識分子在因應社會轉型、文化變遷的過程中痛苦的精神歷程，也于斯可見了。知識分子在90年代以來日趨復雜的政經(jīng)變動和文化轉型面前，從最初的茫然失措、匆匆忙忙祭出非理性色彩較濃的“道德理想主義”大旗，到今天順應現(xiàn)代性的策略、冷靜務實地采取建設性成分較多的“文化民族主義”，不能不說是心智上的日趨成熟。
在文章的最后部分，我想把我們的目光投射到20世紀上半葉，在我們對20世紀末迄今的中國作家“抵抗史”進行了如上的梳理之后，我想，如果我們要對整個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抵抗史”有一個整體性的理解與把握，我們就不能不把今天的“抵抗”和魯迅當年的“反抗絕望”聯(lián)系起來進行考察，從中我們也許能得到一些新的啟示。
但是在一開始，我們也許要采用現(xiàn)象學的“懸擱”方法，把有可能導致無謂爭議的關于“抵抗”、“反抗”的概念爭論懸擱起來，直接進入我們的本題。關于魯迅“反抗絕望”的人生哲學與文化哲學，汪暉曾經(jīng)過過非常精辟深刻的論述○15，這里不打算復述。我們所關心的是，魯迅“反抗絕望”的姿態(tài)背后，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精神力量在作為支撐？魯迅曾經(jīng)說過：“有我所不樂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
有我不樂意的在地獄里，我不愿去；
有我所不樂意的在你們將來的黃金世界里，我不愿去。”○16他以對歷史和現(xiàn)實的深刻體認，預計到“將來”的“黃金世界”也無非是歷史和現(xiàn)實的同一物，因此他的失望是徹底的，他只能“彷徨于無地�！彼J識到了“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17在這樣的情況下，他的選擇是向“絕望”抗戰(zhàn)，向著“絕望”、向著“黑暗和虛無”，他“舉起了投槍”。他在寫給許廣平的信中說：“你好象常在看我的作品，但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為我常覺得惟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卻偏要向這些作絕望的抗戰(zhàn)，所以很多著偏激的聲音。其實這或者是年齡和經(jīng)歷的關系，也許未必一定的確的，因為我終于不能證實：惟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薄�18魯迅是最清醒的先覺知識分子，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時代里，肩負著反帝反封建的雙重使命。在他的人生實踐和文化實踐過程中，魯迅認識到了中國歷史“近乎永恒的輪回”，○19在不停的改朝換代里，中國歷史形成了一種類似于黑格爾所謂沒有歷史的歷史，在一種歷史與現(xiàn)實和將來同一的近乎殘酷的夢幻一樣的真實中，魯迅感到了“絕望”。而作為一個啟蒙主義知識分子，唯有“反抗絕望”才能“賦予他的孤獨、荒誕的個體以意義”，○20進一步，也才有這種“反抗”才能“賦予‘黑暗與虛無’的人生與世界以意義”�！�21
魯迅的“反抗絕望”，是建基于他的“改造國民性”的現(xiàn)代性訴求的，而這種“改造國民性”，乃是一種無比深厚博大的啟蒙主義之艱難的實踐。因此魯迅的“反抗絕望”，實質就是一種實踐的啟蒙主義，而非一種廉價空洞的“道德理想”可以比擬。它是一種真正“向死而生”的人生哲學，摒棄了道德化的虛偽教條，并一直將虛偽的道德教條也作為自己“反抗”的對象；
同時，它也與只注重表面化建設的文化民族主義拉開了距離。因為，雖然文化民族主義也注重了民族文化、民族特性的重建與保存，但它卻因為過于本土化而忽略了民族精神的現(xiàn)代化建設，缺少啟蒙主義那種深沉博大的批判性精神和前瞻性眼光。
從魯迅的“反抗絕望”到張承志、張煒“抵抗投降”、再到王安憶、莫言“悲壯的抵抗”，我們可以得到如下的一幅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思想發(fā)展的精神圖式：
魯迅 張承志、張煒 王安憶、莫言
反抗絕望（啟蒙主義） 抵抗投降（道德理想主義） 悲壯的抵抗（文化民族主義）
半殖民半封建社會 改革開放 全球文化一體化
從以上的論述和圖式可以看出，雖然中國知識分子在不斷的“抵抗”，但是面對一些根本的問題，魯迅的“反抗絕望”的精神卻沒有傳下來。面對日益復雜的當代社會，中國人精神的現(xiàn)代化仍然在有意無意地被忽略，知識分子也缺少魯迅那種徹底懷疑的反叛精神，而只能被動地迎受社會文化變遷帶來的震蕩，作出一些不關痛癢的表面回應。可以預料的是，“抵抗”之聲還會出現(xiàn)，但是只要沒有深入到心靈最深處的“抵抗”，亦即沒有對精神世界現(xiàn)代化的深切關注，任何“抵抗”，我想，都只會是膚淺的、暫時的，因而也是無效的。
注釋：
1 有關報道，見《寫作：悲壯的抵抗 王安憶、莫言在上圖舉行主題演講》，《文匯報》2002年3月31日第2版（記者：邢曉芳）；
《王安憶、莫言：寫作是悲壯的抵抗》，《文匯讀書周報》2002年4月5日第11版（記者：朱自奮）。
2 王曉明等：《曠野上的廢墟——文學和人文精神的危機》，《上海文學》1993年第6期。
3 1995年6月，華藝出版社同進推出由蕭夏林主編，冠以“抵抗投降書系”的張承志的《無援的思想》和張煒的《憂憤的歸途》兩書，亦是這次討論的反響之一。
4 有關這方面的情況，可參閱愚士選編的《以筆為旗——世紀末文化批判》一書，湖南文藝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由于編選者的旨趣問題，該書也未能全面地反映出參與討論各方的觀點。
5 王曉明：《批判與反省——<人文精神尋思錄>編后記》，《以筆為旗》第20頁。
6 汪暉：《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xiàn)代性問題》，《九十年代文存1990-2000》（上卷），第244頁，孟繁華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1月1版。
7 朱立元、張德興等著：《西方美學通史》第七卷第898頁，上海文藝出版社1999年12月1版。
8 張煒曾經(jīng)表示，他對現(xiàn)代文明并無反感，但他的創(chuàng)作與他的“道德理想主義”論調客觀上造成了這樣的一種印象，即他對現(xiàn)代文明是持拒斥態(tài)度的。參閱張煒：
《憂憤的歸途》，華藝出版社1995年6月第1版。
9 這方面的論述，參見鐘聞言《關于張承志的話題》，載《以筆為旗》第701-707頁。早期有論者談及這一方面的話題，但采用的概念是“文化守成思潮”，與我所采用的“文化保守主義”不同。
10 引自《文匯讀書周報》2002年4月5日的報道：《王安憶、莫言：寫作是悲壯抵抗》（記者：朱自奮）。與此同時，《文匯報》2002年3月31日，也作了類似的報道，內容基本一致。
11 引自《文匯報》2002年3月31日的報道（記者：邢曉芳）。參閱《文匯讀書周報》2002年4月5日的報道。
12 劉軍寧：《民族主義四面觀》，見《知識分子立場：民族主義與轉型期中國的命運》第12頁，李世濤主編，時代文藝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13 14 阮煒：《政治民族主義與文化民族主義》，見《知識分子立場：民族主義與轉型期中國的命運》第116頁、117頁。
15 關于這一方面，參閱汪暉：《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16 魯迅：《影的告別》，《野草》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12月北京1版，1995年5月北京第4次印刷。
17 魯迅：《希望》，《野草》第17頁。
18 魯迅：《兩地書•四》，見《魯迅全集》第三卷第94頁，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
19 20 21 汪暉：《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第50頁。（學人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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