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漁:國學應該怎樣熱起來
發(fā)布時間:2020-05-27 來源: 感悟愛情 點擊:
2004年被稱為“文化保守主義年”,我看2005年可以稱為“國學年”,因為發(fā)生了好多事情,都是圍繞國學展開討論和爭論,比如中國人民大學成立國學院,又如關于廢除科舉100年紀念和祭孔的爭論。最近還有北京大學哲學系辦國學 “老板班”和中國國學俱樂部正式開張的消息,看來國學正在熱起來。
國學如果真能熱起來,應該是好事,但重要的是它怎么個熱法。我擔心的是,看目前的一些苗頭,它熱得有點邪乎。這就有兩種可能,一是它邪乎著熱下去,中國恢復儒家正統(tǒng),甚至(如有些人希望和努力的那樣)儒教成為中國的國教,我認為這種可能性基本上等于零。二是目前有點邪乎的熱勁持續(xù)不長久,目前的“國學熱”終成曇花一現(xiàn)、過眼煙云,我們期望國學恢復正常地位的努力嚴重受挫,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不得不重新摸索,以圖文化建設的百年大計。
在我看來,現(xiàn)在恢復國學的種種努力之所以正當,之所以必要,是因為人們的國學知識太欠缺,國學在教育中,在人們生活常識中所占的地位和它應有的地位相比存在較大的差距,總之一句話,我們對于自己的傳統(tǒng)文化學術欠債太多。就此而言,建立國學院,編寫、出版教材、讀本,提倡少兒讀經(jīng),都是必要而有益的舉措,這方面活動再多一些,聲勢再浩大一些,都是正常的、應當?shù)摹?/p>
所以,如果把“復興國學”比較平實地理解為知識、教育方面的補課和基本建設,那是沒有任何問題的。引起爭議和構成問題的,是企圖恢復傳統(tǒng)思想的正統(tǒng)地位,使中國回到“獨尊儒術”的時代;
更有甚者,不是把儒學當成“文化儒學”,而是倡導什么“政治儒學”,否認“人民授權”的現(xiàn)代政治原理,把“天道”、血統(tǒng)、賢人作為國家權力的來源。意識形態(tài)儒學和政治儒學的不現(xiàn)實和荒謬一目了然,用不著多費口舌爭辯,但其倡導者也是現(xiàn)今為“復興國學”呼喊最力者之一,這就會產(chǎn)生許多不必要的誤解和爭論。如果復興國學的運動長期給人這樣一種印象:它的宗旨和內(nèi)容就是意識形態(tài)儒學和政治儒學,它認可那種以教主和精神領袖姿態(tài)說話的人的基本主張,它被一種原教旨精神主導,那么復興國學的前途就值得憂慮了。
一些復興國學的人不但要“立”,而且要“破”,要追究上一世紀國學衰落的原因,但矛頭所向不是權力的干預和壓制,而是一個世紀前眼光向外學習和對內(nèi)批判的知識分子,這就導致對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啟蒙、對倡導“賽先生、德先生”即科學、民主的清算,挑起了一場思想文化論爭。這場爭論固然有不少好處,可以在思想上、學術上探討問題、明辨是非,但也遮蔽了一些問題,造成了一些混亂,因為并不是所有,也不是多數(shù)努力恢復國學應有地位,從事文化建設的人都企圖對五四新文化運動反攻倒算。
儒學遭到最猛烈批判,孔夫子遭到最大的丑化和人身攻擊發(fā)生在文化大革命的“批林批孔”運動中,當然,在此之前已經(jīng)有四分之一個世紀對儒學的禁錮。但摧殘儒學的是政治力量和政治運動,而不是新派知識分子的思想、文化、學術主張,這點應該不難看清。事實上,在文革以及之前的歷次運動中,啟蒙傳統(tǒng)受到了同樣的,甚至更厲害的打擊,儒學傳統(tǒng)的罪名是“封建主義”,啟蒙傳統(tǒng)的罪名是“資本主義”。如果說,“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對象主要是“封建主義”,那么“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主要對象則是“資本主義”,而從上世紀50年代起,反“資本主義”是一浪高過一浪。
我個人有極大的學術興趣爭論下列問題:儒學的核心價值是什么,是解放人還是壓抑人?儒學的總體內(nèi)容對中國現(xiàn)代化事業(yè)的積極作用大,還是負面作用大?中國當代的社會問題是不是五四新派人物和新文化運動批判傳統(tǒng)文化引起的,這種批判是過頭了,還是不夠?啟蒙是一場災難,還是中華民族未竟之事業(yè)?不過,抱著對當今復興國學潮流的同情性態(tài)度,我對國學熱中的學人有如下提議:能不能暫時把上述“大問題”放一放,先集中精力把普及工作、補課工作做好,把基礎打好?如果人們對儒學有較多的了解,他們自然能夠判斷它的價值,評判五四新文化運動破除傳統(tǒng)應該不應該,過分不過分。如果真是對儒學的價值和生命力篤信不疑,為什么不可以把這些問題留待人們有了更充分的知識之后讓他們自行判斷呢,為什么要在知識基礎尚不具備的時候急匆匆地把結論端出來要大家接受呢?如果一開始就使問題各持己見,使局面吵作一團,那啟不是不利于傳統(tǒng)文化知識的傳播和文化建設?
坦率地說,我對目前國學熱的種種現(xiàn)象中最不滿的,就是那種意識形態(tài)超過追求和傳授知識的傾向,那種大肆鼓噪和炒作的態(tài)度。孔老夫子有云:“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钡F(xiàn)在在“熱”中推濤作浪的許多人,卻只是長于言辭而躲避埋頭苦干,他們熱中于發(fā)宣言、開會、搞對話錄或訪談錄,更有甚者,熱中于搞什么“會講”、“峰會”,為種種開張、慶典、祭日辦紅白喜事。這哪里像儒學弟子,簡直是公關人員、推銷員或電視節(jié)目主持人。
還有些在“國學熱”中嶄露頭角、沖鋒陷陣的人,動輒出口傷人,言辭之粗暴完全看不出曾經(jīng)受過詩書禮義的熏染,與孔夫子“文質彬彬”的教導有一絲關聯(lián)。比如,人民大學的一位儒生對于發(fā)表了批評意見的薛涌和袁偉時發(fā)出猛烈攻擊,說他們“沒心沒腦,可悲可憐”、“情商智商低下”,“孰不知自己已經(jīng)患了精神上的失憶癥(薛氏)或分裂癥(袁氏)。前者唯西洋馬首是瞻,跪拜投降,成為一黃皮膚白內(nèi)心的‘香蕉人’;
后者不知所言,卻欲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成為一無種無姓無國家無民族的‘太空人’。薛、袁二氏,沒心沒腦,誤國誤民,乃國之大奸,國人鳴鼓而攻之,斯其可也!”
目前的“國學熱”還露出商業(yè)化炒作和牟利的苗頭,這也是令人不安的。比如,北京大學哲學系開辦的“乾元國學教室”,其成員多為企業(yè)老板,一年的學費為24000元,這就和古代圣賢教導的“正其誼不計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背道而馳。從成本計算,每月上一次課無論如何不應當是這種天價學費,那么,我們只能這樣理解:從辦學方來說,是在謀取不合理的、驚人的利益,從交費方來說,是用大把銀子博得虛名。
至于最近成立,預計明年1月正式授課的“中國國學俱樂部”,則明顯是趁國學熱火而打劫,搞的是“文化搭臺,利潤掛帥”的俗套。此俱樂部揚言它的學員必須是企業(yè)家或企業(yè)的中高層管理者,開設的是專門針對企業(yè)管理者的課程。我不知道這是一個國學班,還是打著國學幌子的賺錢班,盜名竊譽班。它能援引什么國學資源,傳授什么國學知識?難道是孔子的教導“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抑或“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
當然,以上說的只是事情的一個方面,也許那只是河流表面上的浪花、泡沫,而河流本身擁有的深度和潛在的能量是不能用表面現(xiàn)象來說明和測度的。深入了解之后可以知道,與那種大肆炒作、事業(yè)還沒有起步就鬧得滿城風雨的作風相反,更多的人正在從事不事聲張、埋頭苦干、辛苦耕耘、播撒種子的工作;
與那種企圖恢復“獨尊儒術”局面,讓儒學重新?lián)?當“治國齊家平天下”大任的主張相反,更多的國學研究者以冷靜、理性、平實的心態(tài)對待國學熱。
早在10多年前第一輪國學熱興起的時候,國學大師湯用彤之后,同為著名國學研究者的湯一介就提出,要用批評、改造,面向未來的精神對待國學,他說:“如果不使我們的傳統(tǒng)文化‘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而只是抱殘守缺,哪怕是把古人非常有意義的話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復,我想也很難使中國文化復興,更不可能使中國文化對現(xiàn)代作出貢獻,搞不好甚至會陷入‘國粹主義’或‘狹隘的民族主義’之中!
12月15日在北大開的一個學術研討會上,著名的儒學專家陳來對主張宏揚國學和批判性反思啟蒙的學者提出一個睿智、有建設性的建議:應該開出兩張清單,明確羅列傳統(tǒng)思想文化中不應該贊成的東西,外來文化,西方政治文明、制度文明中應該贊成的東西;
在此之后再來講傳統(tǒng)中的精華,外來文化中的糟粕,就會有一個正確的前提,就可以避免許多誤解。
我最為欣賞和欽佩的,是一批年輕學生在“一耽學堂”名號下從事的傳播傳統(tǒng)文化的工作!耙坏W堂”至今還未能注冊和擁有自己的銀行帳號,但其成員以義工的方式在中小學、社區(qū)傳播傳統(tǒng)文化知識,他們自己也組織和堅持晨讀,提高自身的傳統(tǒng)文化修養(yǎng)。他們不求名不求利,百折不撓、契而不舍的精神,他們不事張揚、平實低調的作風,他們面向民間、面向未來的考慮,真正體現(xiàn)了中國傳統(tǒng)中優(yōu)秀的一面,他們的身體力行表明他們是中國文化傳統(tǒng)優(yōu)秀遺產(chǎn)的繼承人。
對于后面這樣的觀點、態(tài)度和做法,我不會提出任何質疑、批評,有的只是由衷的敬佩和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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