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毅然：文革狂濤中的知識份子

　　一、必須拱倒的「社會基礎」

　　蘇聯(lián)大肅反與中國文革，均爆發(fā)於奪取政權后近二十年之際。驚人的「相似形」緣於相似的政治內質：缺乏民主制度保障的革命黨專政，只能重落容異度甚低的封建窠臼，階級斗爭正好成為翦除異己的意識形態(tài)現(xiàn)成工具，知識份子因其獨立性價值追求向度必遭整肅清洗。東歐及朝越古柬等共產(chǎn)政權，均不約而同視知識份子為敵對力量。

　　毛澤東發(fā)動文革，意在劉公。但如此政治大動作，不可能平地起雷，必須烘云托月有所依憑，最關鍵的是必須得有明確的「革命對象」，方能構成「繼續(xù)革命」的必要性。在文化普及度很低的中國，劍指知識份子，容易動員群眾投入運動，毛澤東明言：「我們沒有大學教授、中學教員、小學教員呵，全部用國民黨的，就是他們在那里統(tǒng)治。文化大革命就是從他們那里開刀�！�1反右已打趴下黨外士林，這次必須「火燒」黨內士子，才能敲山震虎，拉拽出他們身后的「赫魯曉夫」。北京市委的「三家村」就這樣成了最初的祭刀羊。

　　中共八屆政治局委員、候委33人，文革中受迫害20人；
八屆中委、候委194人，「靠邊站」96人2.連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都一度想自殺3.中共八屆中委多為知識份子出身的開國功臣，不把他們集體摁下去，就無法拱倒黨內理性力量的劉鄧。但光批斗黨內知識份子是不夠的，黨外知識份子也須拉來陪斗，這樣才能說明黨內黨外串通一氣，才能證明走資派確為階級敵人在黨內的代理人。茅盾一直在上天安門，也遭家中服務員的造反，領著紅衛(wèi)兵抄家。1949年以后知識份子文化邊緣化，文革則完成政治邊緣化。

　　1978年12月13日，葉劍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宣布：文革死了二千萬人，整了一億人，佔全國人口的九分之一4.知識份子所佔比例無從得知，但他們無疑是最痛苦最無助的那一部分，因為他們是明確地必須打倒的革命對象。不過，知識份子的陪綁并非純屬「無辜」，從價值觀念上，他們確實是「走資派」的社會基礎，不搞倒他們，極左那一套便難以貫徹推行。何況，鎮(zhèn)壓知識份子在中國素有傳統(tǒng)，北洋時期，「軍閥鎮(zhèn)壓群眾運動的第一件事便是把農村教員和他們的得意門生抓去砍頭」5.

　　面對文革狂濤，心理落差最大，日子最難過，心理最難平衡，自殺最多的，是那些一直自許為革命中堅的左派，尤其是那些反右斗士。其中名流有：老舍、鄧拓、李立三、葉以群、范長江、趙九章、聞捷、楊朔、李廣田、孔厥、羅廣斌、周瘦鵑、俞鴻模、饒毓泰（中央研究院院士）、陳璉（陳布雷之女）、梁思順（梁啟超之女）、南漢宸（中貿委主任）、張學思（張學良之弟）、傅雷夫婦、翦伯贊夫婦……被迫害致死的文化名人：吳晗夫婦、馬敘倫、李達、張東蓀、潘光旦、田漢、馮雪峰、邵荃麟、趙樹理、巴人、麗尼、彭康、海默、羅廣斌、陳翔鶴、蕭也牧、魏金枝、侯金鏡、孟超、馮沅君、鄭君里……

　　華東師大黨委書記常溪萍，將該校中文系幾十位師生劃右，超額完成揪右指標，1965年奉調北大參與該校社教工作隊，又整了不少師生。文革前回華東師大，文革一起，被造反派扭著到處游斗，每間學生宿舍都可通過廣播勒令他在指定時間接受批判，常溪萍跳樓自殺6.吳晗當年率先向「章羅聯(lián)盟」猛烈開炮，在人大發(fā)表〈我憤恨！我控訴！〉，像一挺掃射的機關槍，掌聲激起，深得眷恩，總以為與黨的關系是通過戰(zhàn)火考驗的，也淪為「三反份子」，比右派還反動，這彎子怎么轉得過來？一貫緊跟的曹禺只想一死了之，「我跪在地上，求著方瑞，「你幫助我死了吧！用電電死我吧！」」曹妻方瑞則反過來求丈夫：「你先幫我死好不好？」7蕭乾回憶：「對不少人來說，死比活著美麗多了，有吸引力多了。我也幾乎加入了那個行列�！�…蹲牛棚時，每次上廁所我都在勘察死的方式和方法，琢磨哪根管子掛得住腰帶，要是跳樓從哪里往下蹦�！�8

　　北大生劉順元，抗戰(zhàn)后歷任中共大連、濟南市委書記，文革后出任中紀委副書記，文革中關入上海警備司令部地下室，雙手從肩背反銬，飯倒在地上，要他趴地舔吃9.農村的批斗遠比城市野蠻。縣長、縣委書記脖栓幾十斤重的糞桶，一邊斗一邊往里扔石頭，糞汁濺得滿身滿臉。有人熬不過，又一下找不到自殺「路徑」，吃飯時將筷子插進鼻孔，用力往桌上一磕，筷子穿進腦子；
有的自殺者跳了糞坑10.能否保持人格尊嚴成了知識份子的最后一道防線。

　　個人自尊與自殺成正比，與生存幾率成反比。自殺成為保持尊嚴的「唯一武器」。1966年9月3日，詩人陳夢家在家中第二次自殺成功，遺言：「我不能再讓別人把我當猴子耍�！�11自殺者中以留學背景者為多，從香港回國的乒壇三傑──姜永寧、容國團、傅其芳，全部選擇自殺，「一致認為」生不如死。然而，不要以為死了就一了百了，一句「自絕於人民」，依然讓你死不安寧。

　　北大校園監(jiān)獄──「黑幫監(jiān)改大院」，關押著二百多名教職員。王力、朱德熙等著名教授「忝列其中」�！副冲e一個字（語錄），立即一記耳光。每天晚上的訓話，也是舊地獄中決不會有的。每當夜幕降臨，犯人們列隊候訓。惡狠狠的訓斥聲，清脆的耳光聲，互相應答，融入夜空。」12北大被揪出「立案審查」者達九百多人13，「牛鬼」們走路不許抬頭，坐著不準翹二郎腿，整天寫無盡無止的檢查交代，不許丑表功、攀關系、安釘子，不許半點虛假。朋友相見，不敢說話，語不及私，只能「眉目傳情」。為防說夢話，有人銜著手絹才敢入睡。稍一不慎，就是「現(xiàn)反」，一判就是十年。眾多「牛鬼」向往監(jiān)獄，那兒至少沒有無時無刻的監(jiān)督與隨時可能落下來的拳棒。每一所五七干校左近都有一「附件」──幾座或十多座新墳。

　　1968年6月23日，陳白塵日記：「下午文聯(lián)各協(xié)會與生產(chǎn)隊聯(lián)合舉行斗爭大會，第一次被施以「噴氣式」且挨敲打。每人都汗流如雨，滴水成汪。冰心年近七十，亦不免。文井撐持不住，要求跪下，以代「噴氣式」，雖被允，又拳足交加。但令人難忍者，是與生產(chǎn)隊中四類份子同被斗，其中且有扒灰公公，頗感侮辱�！�14革命女將不準六十五歲的丁玲睡午覺（革命派與反革命總得有區(qū)別），不準她抬頭（「看，她那仇恨的眼光！」）、不準她打鼾（破壞革命小將休息）、不準她不欣賞每晚低劣的宿舍晚會。青島紅衛(wèi)兵挖開康有為的墳墓，把康有為帶有白發(fā)的頭骨挑起游街15.

　　蕭乾記載：「到1966年紅八月，革命就由陰慘慘變?yōu)檠�淋淋的了。丟在胡同口垃圾堆上的六條「屍首」，有人說還沒斷氣呢，就拉到火葬場去了。大孩子告訴我，他們高中那位干了一輩子教育工作的老教師被打死后，造反派非逼著校長在陽臺上抱著死屍跳舞──他乾脆跳了樓。」16流沙河之妻為監(jiān)禁的丈夫送飯，鄰院廊樓上的工人射尿而下，澆淋其頭發(fā)和飯籃17.一位女紅衛(wèi)兵將點燃的鞭炮塞到雙手被綁雙眼被蒙的「走資派」耳中，炸聲響起，「走資派」倒地吱哇亂叫。有人責問是否太狠了，女將答曰：對付階級敵人，還算輕的。

　　知識份子是標準的政治賤民──臭老九18.每天必須將門打開，以便革命群眾隨時入室監(jiān)督查抄、發(fā)布訓示，每次進出亦須向治安委員立正報告19.兩個孩子吵架，一個罵：「你哥哥是勞改份子，你以后也要當勞改份子！」另一個回敬：「你們家都是知識份子！你長大了也是個知識份子！」20

　　二、焚書。幽默。叫好

　　專政全憑知識少，反動皆因文化多；
知識份子的代名詞是「有學問的混蛋」，勞改隊中地位更低，被小偷流氓呼為「吃屎份子」。湖南出了一句領導名言：「三個知識份子在一起就會反黨！」21有人公開聲稱：「不把你們這些知識份子統(tǒng)統(tǒng)槍斃，就算便宜你們啦�！�22

　　五四名士沈尹默在上海數(shù)度被抄家，六十多年搜藏的詩詞字畫古帖古書全部被運走燒毀。劉海粟被二十四次抄家，甚么東西都拿走了，六朝唐宋明清及自己的字畫七八十件都沒了下落。北大荒兵團某連，挖出一個埋藏很深的「階級敵人」，罪行是傳播黃色書籍──巴金的《春天里的秋天》，判刑十五年。林風眠入獄四年半，沒有理由也毋須理由，大量作品被浸入浴缸溶成紙漿沖走23.

　　1966年8月24日，北京123中學紅衛(wèi)兵涌進梁漱溟寓所，撕字畫、砸古玩、燒圖書，梁氏三代京官所購珍本古籍、明清名家手跡、大量藏書，在院里燒了好幾天。1967年2月，梁思成第三次被勒令搬家，只給二十四平方米一小屋，不得不盡賣藏書（包括其父的《飲冰室文集》），僱三輪車往廢品收購站拉了一整天，共四十五車次，計售人民幣三十五塊24.華東師大教授許傑掛著「老右派」木牌，多年打掃學生宿舍廁所，老兩口住在全校最破舊的狹小工房，煤爐就在牀邊，藏書無處可放，大都論斤賣了廢紙。《文匯報》右派呂文：「二十多年的體力勞動下來，平反后，我連字都不會寫了。」25罰掃大街的路翎，家里竟沒有一本書、一支鉛筆、一頁稿紙，已完全失去寫點甚么的欲望與需要26.

　　文革期間，知識份子的智慧只能體現(xiàn)在好兵帥克式的幽默上，盡量不給殘暴者發(fā)泄獸欲的機會。廖沫沙得以存活的原因在於其幽默性格──「等到他們動手扭胳臂，迫使我低頭彎腰撅屁股的時候，……我的滑稽感就油然而生。在低頭彎腰的時候，我默念起：「大慈大悲南無阿彌陀佛，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用這樣的咒語來分散肉體的不舒適和取得精神上的勝利與快樂。」27

　　黑色幽默的檔次也愈來愈高。中央美院某學者被派往歷史博物館打掃女廁，他卻從這一侮辱性的差事中找出閃光點：「這是造反派領導、革命小將對我的信任，雖然我政治上不可靠，但道德上可靠……」28北大學生右派鄭光弟，因硬不低頭，進了鐵絲網(wǎng)內的勞改隊，實在熬不過去，自行了斷。不過，方式特異。他將繩子一頭拴在水塘坡的樹根上，另一頭捆住雙腳，上半截身子順著傾斜的塘坡栽向水中。樹上留一紙條：「我因對未來絕望，而和大家訣別了。無論哪位路過這兒的仁人君子，只要像拉魚網(wǎng)一樣往上一提繩子，另一個世界的萬物之靈，便又和「同類」見面了�！�29郵局門口代寫書信的捉刀人與時俱進擴展業(yè)務，明碼標價：家信一角，一般檢討二角，保證一次過關的深刻檢討五角30.

　　對絕大多數(shù)左派知識份子來說，文革屬於「猝然降臨」，他們手足無措莫知應對。那時，斯大林大清洗尚內幕不詳，蘇區(qū)早期肅反更諱莫如深。他們無法從革命的歷史中找到對應的邏輯性解釋。剛剛還在為革命歡呼高歌，轉眼成為革命的對象，實在無法接受這種猝然轉逆，也理解不了革命為何會成為革命者的苦海。盡管一再提高認識，一再自誡必須接受革命群眾的幫助，但又怎么忍受得了完全的栽誣與相互揭發(fā)的尷尬呢？然而，悲劇之悲乃是文革之初，絕大多數(shù)知識份子完全認同「繼續(xù)革命論」，即使「觸及皮膚」，也認為是必要的，怪只怪自己水平太低，理解不了運動的「偉大意義」。他們都以「緊跟」為榮，為沒有資格「效忠」頓足捶胸。他們認認真真寫日記，學習王傑每天自問五十個「為甚么」，查問每一行為的對錯。多數(shù)知識份子非常虔誠地接受批判，祈求脫胎換骨靈魂凈化；
竭力說服自己去承受種種侮辱、寬容那些毆打自己的革命派。只是「我本將心托明月，誰知明月照溝渠」。

　　于光遠回憶：「文革剛發(fā)動的那會兒，我都是把它們當作一場原則性的黨內斗爭來接受的，自己也努力反省自己在思想上是否有不符合黨的要求的缺點和錯誤�！�31季羨林說：「我自己在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的時候還虔信「文化大革命」的正確性�！�…一直到1976年「四人幫」被打倒，我一直擁護七八年一次、一次七八年的「革命」�！�32梁思成病情惡化無力外出，令妻子每天抄回有關他的大字報，「還有各種「革命組織」印發(fā)的眾多「揭發(fā)材料」和「首長講話」，他都如饑似渴地讀著。我們不斷努力去接受這些大字報上的「革命」觀點，拼命想跟上「群眾」的步伐�！�33楊沫跟丈夫辯論：「毛主席親自發(fā)動和領導的這場大革命還能不對么？」34

　　50年代初的思想改造運動，「脫褲子」、「割尾巴」，已打掉知識份子的價值自信，從根子上否定了他們此前的人生經(jīng)驗，使他們學會了以「原則」代替感情（沈從文語）35，首先思想投降自我懷疑，乖乖地沒錯找錯。吳宓在思想改造運動后說：「我皈依毛公陛下之心將進而虔誠寅敬矣！」36紅色教授馮至的口頭禪──「偉大的時代，渺小的我�！�37至此，個人權利被名正言順地褫奪。知識份子的這一價值退讓，不僅使中國淪為政治全控型社會，也使自己淪為「最可欺負的人」。巴金甚至稱姚文元「無產(chǎn)階級的金棍子」38，為打在身上的棍棒叫好。失去本能意識，甘於思想自虐，乃是最深刻的文化悲劇。

　　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右派與久受壓抑的知識份子的心態(tài)。文革初期，他們雖不理解，卻從心里擁護。「右派」藍翎坦白：「「文革」剛開始時我不理解，(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1998），頁176.

　　2《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起訴書》（1980年11月2日）。轉引自張化、蘇採青主編：《回首「文革」》，下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頁749.3葉永烈：《陳伯達傳》，下冊（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99），頁548-52.4李銳：〈如何看待毛澤東〉（在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舉辦的毛澤東誕辰110周年學術討論會的書面發(fā)言稿）（2003年12月）。2004年1月25日李銳在新華社黃亭子食堂春節(jié)聚餐會上宣讀。參見何方：〈「延安整風」與個人崇拜〉，《當代中國研究》（普林斯頓），2005年春季號，頁128，註20.5威爾斯（Nym Wales ）著，陶宜、徐復譯：《續(xù)西行漫記》（Inside RedChina ），第一版（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91），頁246.6徐中玉：〈歷史真相的一角──追念許傑先生〉，載鄧九平主編：《中國文化名人談恩師》（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2003），頁300.7曹禺：《曹禺自傳》（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頁166.8〈蕭乾自白〉，載鄧瑞全主編：《名士自白──我在文革中》，上冊（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頁231.9艾寧：〈智慧老人〉，載鄧九平主編：《中國文化名人談恩師》，頁450.10馮驥才：《一百個人的十年》，首卷（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1），頁30.11王友琴：《文革受難者──關於迫害、監(jiān)禁與殺戮的尋訪實錄》（香港：開放雜志出版社，2004），頁32.12季羨林：《牛棚雜憶》（北京：中共中央黨校，2005），頁9.13同註11，頁90.14陳白塵：《牛棚日記》（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95），頁98.15章立凡：《君子之交》（香港：明報出版社，2005），頁91.16蕭乾：〈改正之后：痛定思痛〉，載《往事隨想。蕭乾》（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頁221.17〈流沙河自白〉，載鄧瑞全主編：《名士自白──我在文革中》，下冊，頁643.18地主、富農、反革命、壞份子、右派，加上叛徒、特務、走資派、臭知識份子，故得稱。

　　19張紫葛：《心香淚酒祭吳宓》（廣州：廣州出版社，1997），頁412.20李煒：〈對「知識份子」一詞的反思〉，《社會科學戰(zhàn)線》，2004年第3期，頁244.21同註1，頁509.22〈文潔若自白〉，載鄧瑞全主編：《名士自白──我在文革中》，下冊，頁796.23吳冠中：〈屍骨已焚說宗師〉，載鄧九平主編：《中國文化名人談恩師》，頁363.24林洙：〈梁思成之死〉，載沈展云等編：《中國知識份子悲歡錄》（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頁362.25魏承思：《中國知識份子的浮沉》（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4），頁178.26綠原：〈路翎這個名字〉，載沈展云等編：《中國知識份子悲歡錄》，頁180.27轉引自李輝：〈風雨中的自嘲──讀廖沫沙《甕中雜俎》〉，載李輝編著：《書生累──深酌淺飲「三家村」》（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頁273.28黃永玉：〈平常的沈從文〉，《書屋》，2000年第1期，頁17.29〈叢維熙自白〉，載鄧瑞全主編：《名士自白──我在文革中》，下冊，頁742.30沙葉新：〈「檢討」文化〉，載余開偉編：《懺悔還是不懺悔》（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4），頁59.31于光遠：《文革中的我》（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頁23.32同註12，自序頁1、211.33同註24，頁355.34〈楊沫自白〉，載鄧瑞全主編：《名士自白──我在文革中》，下冊，頁462.35〈沈從文自白〉，載鄧瑞全主編：《名士自白──我在文革中》，上冊，頁21.36同註19，頁232.37馬嘶：《負笈燕園──1953-1957：風雨北大》（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頁229.38巴金：《隨想錄》（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87），頁256.39李輝：《搖蕩的秋千──是是非非說周揚》（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頁197.40郭曉惠等編：《檢討書──詩人郭小川在政治運動中的另類文字》（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1），頁186、208.41葉舟：〈葉以群的最后十年〉，載沈展云等編：《中國知識份子悲歡錄》，頁333.42同註15，頁87.43章詒和：《最后的貴族》（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4），頁367、335.44轉引自李銳：《李銳近作──世紀之交留言》（香港：中華國際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03），頁266-67.45葉永烈：〈不屈的音符──賀綠汀在「文革」中〉，載沈展云等編：《中國知識份子悲歡錄》，頁497.46謝泳：《逝去的年代──中國自由知識份子的命運》（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9），頁396-99.47同註25，頁135-47.48周艾文：《素馨的梔子花》（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4），頁59.49周瘦鵑：〈難忘四月十五日〉，載《姑蘇書簡》（北京：新華出版社，1995），頁61.50傅雷：《傅雷家書》（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81），頁117-18頁。

　　51夏衍：《懶尋舊夢錄》（增補本）（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0），頁450.52同註1，頁601.53同註1，頁553.54同註10，頁57、61.55吳祖光：《往事隨想。吳祖光》（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頁269.56同註10，頁311-12.57陳開民：〈唐。吉訶德之旅〉，《社會科學報》，2002年8月15日，第8版。

　　58鄧瑞全主編：《名士自白──我在文革中》，上冊，頁233；
下冊，頁685、784.59遇羅文：〈北京大興縣慘案調查〉，載宋永毅主編：《文革大屠殺》（香港：開放雜志出版社，2002），頁35.60陳永弟：〈唐山地震紀實〉，《報刊文摘》，1992年1月14日摘轉。

　　61同註31，頁87.62嚴家其：《我的思想自傳》（增訂版）（臺北：遠流出版事業(yè)股份有限公司，1990），頁33-34.63曉未：〈一代翻譯大家汝龍的輝煌業(yè)績和蒼涼后事〉，載沈展云等編：《中國知識份子悲歡錄》，頁479.64吳中傑：《海上學人》（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頁170.65千家駒：〈論中國的經(jīng)濟體制改革和現(xiàn)代化運動〉，《知識份子》（紐約），1986年冬季號，頁59.66同註38，頁8.67高增德、丁東編：《世紀學人自述》，第六卷（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0），頁452.68同註10，頁75.69同註22，頁781.70同註25，頁143-44.

　　裴毅然，復旦大學文學博士，上海財經(jīng)大學人文學院教授，著有《中國知識份子的選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人性史論》等。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二十一世紀》2006年2月號總第九十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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