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春鷹：悼念鄭成思先生

　　送別老鄭已經幾天了，我還沒有從悲傷中走出來。老鄭的離去宛如一個大大的陰影，成為這些天來生活和工作的背景。每年都要去八寶山，人生中的送別已經成為程序。然而，老鄭的走，大家都格外難過，主要是他還正值壯年，他還不應該到離去的時候。

　　我與老鄭相識有20多年了，由于研究領域不同，直到90年代，我們都做了副所長之后接觸才逐漸多起來。所里的人對他的一般印象是，他學習和工作都特別刻苦。他成為中國知識產權的領軍人物是和他的刻苦自學分不開的。當年法學所后樓圖書館處有一個拐彎的樓道，朝西有一個窗子，用書柜擋起來，形成一個五六平方米的空間，恰好在國際法室的旁邊，那就是老鄭的工作間。他的很多成果都是在這里完成的。圖書館開館的時候，人們上樓下樓都要從他背后走過。他在一篇文章中談到他當時在這里的工作，甚至在夫人生孩子的時候他依然在這個小閣樓中苦讀。80年代初期他到英國進修知識產權，謝絕了當時國外提供的優(yōu)越條件，回來后適應國家知識產權法發(fā)展的需求，挑起了大梁。他在國內國外知識產權領域的地位是公認的。

　　在我印象里，老鄭好像一直都是那個樣子，穿一件灰夾克，干干瘦瘦，來去匆匆。他每天除了必需的睡眠之外，大部分時間都在寫東西、做研究。由于病痛一直困擾著他，他很多時候都不能坐著，只能趴著寫稿子。他身體虛弱，又不能吃什么有營養(yǎng)的東西，有一陣子連蔥花、花椒之類的東西都不能吃，總是吃白水煮白菜，白水煮蘿卜。不停地支出和不充分的補給，他夫人說他的病就是常年不知疲倦地工作積累下來的。盡管如此，他從來不降低對自己工作的要求，“吃的是草，擠出的是奶”，這句話用在他身上一點都不過分。

　　2003年我離開了學習和工作20多年的法學所，和以前的同事接觸的機會自然就少了，和老鄭見面卻比較多。我們都是人大法律委員會委員，常委會期間也常常見面。他話語不多，但是思路清晰。他極看重專業(yè)，認為中國管人和管事的人太多，做事的人太少。社會科學院幾次要安排他作所長，他都堅決拒絕。

　　去年5月，他打電話給我，告訴我病情，說長假一結束就去手術。他問我要不要送醫(yī)生紅包。在這樣的事情上，我們都很無能。送，助長不良風氣，不送，又怕對醫(yī)生不尊重。最后我說，讓家里人處理這些事情吧。后來他告訴我，手術前他把紅包夾在一本自己的著作里，送給了醫(yī)生。手術后，醫(yī)生把書留下，把紅包還給了他。我們都感嘆說，社會風氣沒那么壞，還是正直的人多。有一陣子他來開會，精神狀態(tài)極佳。臉上透出了難得一見的紅暈，似乎也胖了一些。他說醫(yī)生說了沒什么問題，自己很自信能戰(zhàn)勝疾病。其實他肯定清楚自己的病情。之后他又開始拼命工作了，絲毫沒想在最后的日子里享受一下生活。

　　今年6月份的常委會上我還見到他，情況好像還不錯。我說我有東北人參，可以泡水喝，他擺擺手：“別給我，我是虛不受補”。前幾個星期，聽說他又發(fā)病了，我跟他夫人通了電話，得知情況很不好，我說應該住院，起碼可以減輕痛苦，他夫人說他自己不愿意住院，不愿意給別人添麻煩。這個時候他已經不能說話了。很難想象，沒有現(xiàn)代醫(yī)療手段的幫助，他在最后的時刻是經歷了怎樣的痛苦。之后我出國考察，回來即得知他已經不在了。

　　老鄭是一個典型的傳統(tǒng)的知識分子。和他相比，我們只是凡夫俗子。多年來只見他總是穿一件夾克衫，為人處事極為低調，只有到涉及專業(yè)的時候他才會滔滔不絕。他的學術成就和地位是公認的，與其生活的簡樸和低調形成了非常大的反差。他是一個特別嚴謹的人，凡事一定要親力親為，發(fā)表的每一個字都是他自己寫的。他對學生特別負責任，在學術上的嚴格要求，提攜后輩不遺余力。

　　老鄭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人。他如果多給自己一點愛護，也許就不會這么早離開了。他本來有能力有條件使自己過的更舒服一點，可是他選擇了最簡單的生活方式，把所有的精力都用于學術研究。學問大家都在做，有的人可能挺輝煌的。老鄭稱得上是“了不起”，他那么律己，對學問高標準嚴要求。在追悼會上，有那么多花圈和挽聯(lián)，很多人遠道而來，向他致以最后的景仰。他的影響已經超出了一般學者著書立說的范圍。

　　老鄭走了，法學所那幽靜的院子，再不會出現(xiàn)他的身影。最近幾年，所里的先輩們先后走了幾位，每次送別，都是對人生的認識。生命生生不息，學術和學問在生命的代繼中流傳。正是因為有老鄭這樣的學者，我們在市場經濟的潮水中，仍能感受到知識和學問的純潔和高尚。

　　老鄭安息。

　　信春鷹 9月18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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