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蘭克·菲雷迪：新反猶主義背后是什么？

　�。▍侨f偉 譯）

　　現(xiàn)在知識分子圈中上演的“揪斗反猶主義”的游戲錯過了當今最古老的歧視說法的新含義。

　　那么，誰是反猶主義者？很難回答這個問題，因為西方?jīng)]有人愿意承認他們討厭猶太人或者猶太性格。但是有些評論家堅持說我們遭遇了明顯發(fā)展的新現(xiàn)象---新反猶太主義，而且越來越可怕。

　　為了提供最古老歧視的新證據(jù)，他們指出在歐洲出現(xiàn)的針對猶太人的身體和言論攻擊的數(shù)量在增長，穆斯林世界反對猶太人的仇恨和偏見在擴張，還有偽裝成政治批評通過反猶主義和對以色列的批評表現(xiàn)出來對猶太人的仇恨和偏見。

　　最近幾個月，新反猶主義辯論轉(zhuǎn)移到了美國。那里，一些批評以色列和以色列政策的人被指控為反猶主義者。以色列批評家隨之進行反擊，指出反猶主義指控是虛假的，目的在于轉(zhuǎn)移人們對以色列政策尤其是有關巴勒斯坦政策的合理批評。

　　不幸的是，新反猶主義辯論很容易迷失方向，因為核心常常是人們真正表達的意思，而不是他們實際上說了什么。

　　《華爾街雜志》（Wall Street Journal）的布萊特·斯蒂芬（Bret Stephens）是其中一個認為許多批評以色列的人背后有反猶主義動機。但是他承認很難有說服力地證明一個人是反猶主義者。他說“現(xiàn)在很少有人站出來直接說出我恨猶太人，因此，發(fā)現(xiàn)反猶主義需要雄辯的技巧，敏銳的智慧和道德判斷力�！�(1)

　　但是，雄辯的技巧、敏銳的智慧和道德判斷力結(jié)合起來并不一定就能發(fā)現(xiàn)真理。相反，這種方法可能導致人們看到不存在的東西。做出道德評價要求確定一個人的真正意圖，這是高度主觀性的行為，受到評價者自己的偏見和其他文化和政治假設的影響。如果揪斗反猶主義者的方法制度化，我們肯定最后造成完全根據(jù)主觀判斷認定反猶主義的后果，脫離意圖的言論探討是沒有意義的。就像英國已經(jīng)出現(xiàn)的“非故意的種族主義”，或許我們會碰到根據(jù)別人的解釋而認定的“非故意的反猶主義”指控。

　　斯蒂芬對人們的真正意圖做出道德評價的呼吁只能鼓勵任意處罰的氣候，不過他確實強調(diào)了當今公眾辯論的真正問題所在。我們生活在一個言論被嚴重約束的世界，人們表達真實想法的欲望實際上受到壓制。我們已經(jīng)習慣于自我審查自己的言論，預先想到可能違反了正式的還是非正式的言論規(guī)范而遭到指責。越來越擔心被人家訓斥“怎么能這樣講話”逐漸產(chǎn)生了自我審查言論的文化。在當今說人家“老”而不說“上年紀”就可能被指控說話不得體，使用瞎子或者殘廢就可能引起普遍撻伐的時代，人們確實變得非常謹慎要說什么，該怎么說。

　　談到反猶主義問題就更加復雜了。因為納粹大屠殺，尤其是最近幾十年，西方很少人公開表達反猶主義情緒。實際上，在有些歐洲國家發(fā)表反猶主義言論是犯法的，即便不是非法的，也有巨大的文化障礙約束人們具有或者表達這種言論。如果考慮到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悲慘處境，反猶主義公開言論的邊緣化甚至犯罪化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這或許也可以說是大屠殺事件圣潔化的后果。

　　最近一些年，大屠殺已經(jīng)被提升到世俗真理和道德指南的高度。在西方道德高度不確定的時代，大屠殺越來越多地成為罪惡的獨特象征，因而為它贖罪就被看作一種美德。所以有大屠殺紀念日，政府通過這個日子表達主要的價值觀，包括文化多元主義，反對欺壓，保護和提升自尊等等。大屠殺紀念館越來越多試圖提醒我們失去理性時發(fā)生的災難。大屠殺現(xiàn)在被很多學校拿來作為公民和宗教課程的內(nèi)容，在針對兒童的種族和道德課本中討論。

　　如果說大屠殺已經(jīng)成為貼在當今西方整個道德世界的世俗的神圣的象征一點都不夸張。這就是為什么即使從現(xiàn)在自我審查的流行氣候標準來判斷，明顯的反猶主義言論相對來說非常罕見。大屠殺的象征性也幫助解釋了潛藏在當今新反猶主義背后的內(nèi)涵。

　　魔鬼從瓶子里跑出來了嗎？

　　那些相信存在新反猶主義的人也害怕大屠殺的道德權(quán)威在被破壞。新反猶主義的一個批評家艾文·羅森斐爾德（Alvin Rosenfeld）寫到“盡管有多數(shù)猶太人認為能夠阻止公開表達反猶主義復興的大屠殺丑聞，魔鬼還是再次從瓶子里跑出來了�！�(2)按照美國猶太人委員會出版的新反猶主義小冊子的作者羅森斐爾德的說法，仇恨猶太人已經(jīng)成為全球性的，尤其是在穆斯林世界非常活躍。他尤其擔心西方的反猶主義情緒的蔓延，這樣的狀況越來越讓人懷疑以色列存在的權(quán)利問題。

　　實際上，羅森斐爾德的傳單是對美國公共人物和知識分子甚至包括猶太人思想家中間反以色列的批評影響日益增大做出的反應。最近一些年，尤其在過去幾年，以色列的政策受到美國眾多公眾人物的攻擊。斯蒂芬·沃爾特（Stephen Walt）和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在《倫敦書評》上發(fā)表的對“以色列游說團”引起爭議的批評，和前總統(tǒng)吉米·卡特對以色列政策的各種批評都是華盛頓內(nèi)部疏遠猶太人的新情緒的表現(xiàn)。與此同時，很多知識分子如托尼·賈特（Tony Judt）托尼·庫什納（Tony Kushner）和艾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也指責以色列，批評它的政策和在全球事物上的角色。

　　羅森斐爾德像其他很多合作者一樣，認為實際上是當今許多反猶主義的形式和從前企圖消滅世界上的猶太人的反猶主義相似，只不過現(xiàn)在不是消滅人，而是企圖消滅猶太國家。(3)在一個仍然不允許公開反猶主義的世界，當然有些人可能在抨擊以色列言論背后隱藏對猶太人的真實想法。但是否存在反以色列批評家的動機呢？或者是否如《新共和》雜志高級編輯約翰·朱迪斯（John Judis）說的，‘這些指控的意圖是舉起反猶主義的旗幟警告某些言論，讓它們處于辯論之外？(4)

　　在回答這個問題前，我們承認魔鬼或許真的從瓶子里跑出來了很重要。大屠殺的圣潔化，該災難成為指導我們社會的新道德標準已經(jīng)造成可以預期的玩世不恭的影響，在有些情況下甚至出現(xiàn)大屠殺意義的爭論。想想伊朗總統(tǒng)穆罕默德·內(nèi)賈德（Mahmoud Ahmadinejad）最近資助召開的質(zhì)疑大屠殺的會議。這不過是最突出的表現(xiàn)，要既破壞大屠殺的意義，這個如此密切地和西方政府的道德目標和視野綁在一起的大屠殺歷史事件來打擊西方。

　　更重要的是，有些人企圖剝奪以色列和大屠殺的道德權(quán)威之間的任何聯(lián)系。批評以色列的人，有意識或無意識地試圖把大屠殺的同情權(quán)威拿來對付以色列。所以以色列的批評者常常指責以色列政府的表現(xiàn)像納粹分子。西方一些可敬的媒體現(xiàn)在常常聲稱以色列正在進行種族清洗，種族屠殺，犯下反人類罪行，所有這些都讓人把以色列和納粹分子相提并論。有些批評家把猶太復國主義創(chuàng)始人西奧多·赫茨爾（Theodor Herzl）和希特勒進行對比。以色列戰(zhàn)爭罪行中的以色列或者猶太人的共謀關系據(jù)說比德國人和納粹的罪行之間的共謀關系更全面更徹底。有些人還談到以色列社會的納粹化，暗示角色的倒轉(zhuǎn)，猶太人成為了他們從前的壓迫者21世紀的翻版。

　　在任何深刻的辯論中，很容易不由自主夸大對手的罪惡，以便占上風，攻擊敵人。尤其是在我們的道德文盲時代，非常普遍的情況是譴責敵人簡直就是納粹分子。從這個背景下考慮，把以色列人稱為納粹并不就讓你成為隱藏的反猶主義者。相反，它代表了一個卑鄙的修辭策略，要占據(jù)大屠殺道德權(quán)威的優(yōu)勢。與此同時，猶太主義和納粹主義的聯(lián)系好像是一個企圖剝奪以色列從和大屠殺的聯(lián)系中獲得的道德權(quán)威性。非常有效的是，以色列的批評者來爭奪能夠賦予擁有大屠殺記憶的人權(quán)威地位的大屠殺所有權(quán)了。在這個意義上，魔鬼確實從瓶子里跑出來，雖然不是以許多新反猶主義批評家所理解的那種方式。

　　妖魔化以色列

　　在自己迷茫也讓人困惑的辯論中，很多時候核心集中人們私下的意圖是什么。在爭奪大屠殺道德權(quán)威的情況下，很難獲得真實的內(nèi)容。但是，根據(jù)以往的經(jīng)驗，通過一個人說的話和做的事而不是我們認為他表達的意思來評判他是對的。對以色列的批評也應該這樣來理解。批評以色列，甚至質(zhì)疑猶太人國家存在的合法性這些行為本身不是反猶主義。就連最激烈抨擊以色列的言論也是出于和反猶主義沒有任何關系的動機。當然很難把美國評論家托尼·賈特的言論描述為反猶主義，因此，可能得出的結(jié)論是有些人提出對手是反猶主義者目的是防止以色列遭到合法的批評。

　　但是，大西洋兩岸的以色列辯論中都出現(xiàn)了非常特別的情況。以色列越來越多被描述為世界和平和穩(wěn)定的最大威脅。沃爾特和米爾斯海默的文章不僅顯示親以色列的游說團體不僅多多少少綁架了美國的外交政策，它還隱含質(zhì)疑美國猶太人對美國和美國利益的忠誠度。這些天來，你不需要看很遠就能發(fā)現(xiàn)一個人堅信美國的猶太人游說團體無所不能的威力。最近幾個星期我的分屬政治上左右兩端的同事都試圖說服我要是沒有猶太人游說團體，就不可能有伊拉克戰(zhàn)爭。

　　這種把美國猶太人游說團體看作能量無限的全球陰謀家的觀點來自越來越大的趨勢—不只是批評而是妖魔化以色列。以色列被描述為獨具一格的惡毒社會，獨自面對學術(shù)和商業(yè)抵制的經(jīng)常性要求。它常常被描述為全球穩(wěn)定的最大威脅，是種族主義最強烈，最野蠻的社會。曾經(jīng)有段時間左派把以色列看作帝國主義的看門狗，這些天來他們更可能討論它就是帝國主義。不管妖魔化以色列背后的動機是什么，它確實表明越來越多的有影響的思想家和積極分子在用雙重標準來評價以色列。

　　由于各種原因，以色列已經(jīng)背上了西方罪惡的十字架。尤其在歐洲，人們對以色列存在強烈的厭倦意識。“如果沒有以色列問題，我們就有機會在中東獲得和平”成為有些歐洲官員和作家的異想天開。有些人只是討厭以色列根據(jù)與大屠殺的聯(lián)系而動不動宣稱特殊的地位。這就是為什么有明顯的趨勢人們用大屠殺的道德力量對付以色列。但是當今西方對以色列的疏遠并不意味著他們愿意重新思考把大屠殺變成新的道德象征。這樣做的意圖是西方越來越擁抱作為納粹受害者的“好猶太人”，越來越和仍然活著的欺負別人的“壞猶太人”保持距離。

　　在當今自我審查，道德不確定和爭奪大屠殺道德優(yōu)勢的氣候下，新反猶主義的魔鬼不大可能很快回到瓶子里去。

　　原文注釋：

　　(1) Bret Stephens, ‘Anti-anti-Semitism defended’ , Wall Street Journal

　　(2) Alvin H Rosenfeld, ‘“Progressive\" Jewish Thought and the New Anti-Semitism’,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 New York, December 2006, p7

　　(3) Ibid. p8

　　(4) John B Judis, ‘The New Anti-Semites’, The New Republic

　　譯自：“What’s behind the ‘new anti-Semitism’?” Frank Furedi

　　http://www.spiked-online.com/index.php?/site/article/2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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