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曉原：從小說到電影：烏托邦·反烏托邦不完全譜系

　　所謂烏托邦思想，簡單地說也許就是一句話——幻想一個美好的未來世界。

　　用“烏托邦”來稱呼這種思想，當然是因為1516年莫爾（Sir T. More）的著作《烏托邦》（Utopia）。但是實際上，在莫爾之前，這種思想早已存在，而且源遠流長。例如，赫茨勒（J. O. Hertzler）在《烏托邦思想史》中，將這種思想傳統(tǒng)最早追溯到公元前8世紀的先知，而他的烏托邦思想先驅名單中，還包括啟示錄者、耶穌的天國、柏拉圖的《理想國》、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修道士薩沃納羅拉15世紀末在佛羅倫薩建立的神權統(tǒng)治等等。在這個名單上，也許還應該添上中國儒家典籍《禮記·禮運》中的一段：“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yǎng)。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
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前莫爾時代的烏托邦思想大致如此。

　　但是這個如此源遠流長的思想傳統(tǒng)，最終卻以莫爾的書《烏托邦》來命名，也有合理的原因——因為莫爾首次采用了文學虛構的手法，來表達他對未來理想社會的設計。這種雅俗共賞的形式，使得這一思想傳統(tǒng)得以走向大眾。

　　自《烏托邦》問世以后，類似的著作層出不窮，如安德里亞（J. V. Andreae）的《基督城》（Christianopolis，1619）， 康帕內拉（T. Campanella）的《太陽城》（Civitas Solis，1623）， 培根（F. Bacon）的《新大西島》（The New Atlantis，1627）， 哈林頓（J. Harrington）的《大洋國》（Oceana，1656），維拉斯（D. Vairasse）的《塞瓦蘭人的歷史》（Histoire des Sevarambes，1677～1679），卡貝（E. Cabet）的《伊加利亞旅行記》（Voyage en Icarie，1840），貝拉米（E. Bellamy）的《回顧》（Looking Backward， 1888），莫里斯（W. Morris）的《夢見約翰·鮑爾》（A Dream of John Ball，1886）和《烏有鄉(xiāng)消息》（News from Nowhere，1890）等等。

　　當然，上面的名單遠不是完整的，還有許多類似著作。

　　這些著作都使用了假想虛構的通信、紀夢等等文學手法，所以基本上都被視為小說。這些小說都旨在給出作者自己對理想社會的設計。這些書里所描繪出的虛構社會或未來社會都非常美好，人民生活幸福，物質財富充分涌流，類似于共產(chǎn)主義社會。這就直接過渡到我們所熟悉的“空想社會主義”了。事實上，上面這個名單中的后面幾部小說，恰恰被視為“空想社會主義”的重要思想文獻。

　　在回顧這一段歷史脈絡時，有一件事令我稍感奇怪：在20世紀下半葉的中國政治話語中，對“空想社會主義”當然是持欣賞態(tài)度的，盡管也會指出這些小說中對未來社會的建構有種種“不足”，但是在中國至今未能產(chǎn)生出一部帶有中國特色的“空想社會主義”小說，以至于我們中國人對烏托邦思想傳統(tǒng)的貢獻，始終只能靠老祖宗留下的《禮記·禮運》中的那段話來充數(shù)。

　　到了20世紀，西方文學中的情況完全改變了。

　　如果說19世紀儒勒·凡爾納（J. Verne）的那些科幻小說，和他的西方同胞那些已經(jīng)演化到“空想社會主義”階段的烏托邦思想還有某種內在的相通之處的話，那么至遲到19世紀末，威爾斯（H. G. Wells）的科幻小說已經(jīng)開始了全新的道路——它們幻想中的未來世界全都變成了暗淡無光的悲慘世界。甚至儒勒·凡爾納到了后期，也出現(xiàn)了轉變，被認為“寫作內容開始趨向陰暗”。

　　按理說這樣一來，科幻作品這一路，就和烏托邦思想及“空想社會主義”分道揚鑣了，以后兩者應該也沒有什么關系了。

　　然而，當烏托邦思想及“空想社會主義”逐步式微，只剩下“理論研究價值”的時候，卻冒出一個“反烏托邦”傳統(tǒng)。“反烏托邦”向上可以與先前的烏托邦思想有形式上的銜接，向下可以表達當代一些普遍的恐懼和焦慮，橫向還可以直接與社會現(xiàn)實掛鉤。

　　而且，正是在這個“反烏托邦”傳統(tǒng)中，幻想電影開始加入進來。

　　所謂“反烏托邦”傳統(tǒng)，簡單地說也就是一句話——憂慮一個不美好的未來世界。

　　1920年，前蘇聯(lián)作家尤金·扎米亞京（E. zamiztin）寫了“反烏托邦”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我們》（We）。小說假想了千年之后的“聯(lián)眾國”，高度專制極權，所有的人都沒有姓名只有代號。主角D-503本來“純潔”之至，衷心謳歌贊美服從這個社會，不料遇到絕世美女I-330，墜入愛河之后，人性蘇醒，開始叛逆，卻不知美女另有秘密計劃……作品在前蘇聯(lián)被禁止出版，1924年首次在美國以英文出版，結果扎米亞京被批判、“封口”，后來流亡國外，客死巴黎。

　　1932年，赫胥黎（A. Huxley）寫了“反烏托邦”三部曲中的第二部：《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從對現(xiàn)代化的擔憂出發(fā)，營造了另一個“反烏托邦”。

　　在這個已經(jīng)完成了全球化的新世界中，人類告別了“可恥的”胎生階段，可以被批量克隆生產(chǎn)，生產(chǎn)時他們就被分成等級（用希臘字母表示）。每個人都從小被灌輸必要的教條，比如“如今人人都快樂”、“進步就是美好”等等，以及對下層等級的鄙視。

　　在這個新世界里，即使是低等級的人，也是快樂的：“七個半小時和緩又不累人的勞動（經(jīng)常是為高等級的人提供服務），然后就有索麻口糧（一種類似于迷幻藥的東西）、游戲、無限制的性交和‘感覺電影’（一種只有感官刺激、毫無思想內容的電影），他夫復何求？”由于從小就被灌輸了相應的教條和理念，低等級的人對自身的處境毫無怨言，相反還相當滿足——這就是“如今人人都快樂”的境界。這個新世界的箴言是：“共有、劃一、安定”。所有稍具思想、稍具美感的作品，比如莎士比亞的戲劇，都在禁止公眾閱讀之列，理由是它們“太老了”、“過時了”。唯有高等級的人方能享有閱讀禁書的特權。

　　1948年，喬治·奧威爾（G. Orwell）寫了幻想小說《一九八四》，表達他對未來可能的技術專制社會的恐懼和憂慮，成為“反烏托邦”作品中的經(jīng)典�！胺礊跬邪睢比�部曲中數(shù)此書名頭最大�！耙痪虐怂摹辈贿^是他隨手將寫作時的年份1948后兩位數(shù)字顛倒而成，并無深意，但是真到了1984年，根據(jù)小說《一九八四》改編的同名電影問世，為“反烏托邦”文藝之苑又添一部經(jīng)典（奇怪的是《我們》和《美麗新世界》至今未見拍成電影）。

　　影片《一九八四》中的1984年雖在今天已成過去，但是在奧威爾創(chuàng)作小說時還是一個遙遠的未來。奧威爾筆下1984年的社會“大洋國”，是一個物質上貧困殘破、精神上高度專制的世界。篡改歷史是國家機構的日常任務，“大洋國”統(tǒng)治實際上是依靠謊言和暴力來維持的。那個能夠監(jiān)視每個人的電視屏幕無處不在，對每個人的所有指令，包括起床、早操、到何處工作等等，都從這個屏幕上發(fā)出。絕大部分時間里，電視屏幕上總在播報著兩類節(jié)目：一類是關于“大洋國”工農業(yè)生產(chǎn)形勢如何喜人，各種產(chǎn)品的產(chǎn)量如何不斷增加；
另一類是“大洋國”中那些犯了“思想罪”的人物的長篇懺悔，他們不厭其煩地述說自己如何墮落，如何與外部敵對勢力暗中勾結等等。播放第二類節(jié)目時，經(jīng)常集體收看，收看者們通�？偸茄b出義憤填膺的樣子，振臂高呼口號，表達自己對壞人的無比憤慨——讓人直接聯(lián)想起中國的“文化大革命”。

　　在“反烏托邦”小說譜系中，最新的重要作品應該是加拿大女作家瑪格麗特·阿特武德（M. Atwood）2003年的小說《羚羊與秧雞》（Oryx and Crake）。在這部小說的未來世界中，生物工程似乎成為唯一的科學技術。所有的疾病都已經(jīng)可以被消滅，但是制造藥品的大公司為了讓人們繼續(xù)購買藥品，不惜研制出病毒并暗中傳播。如果有人企圖揭發(fā)這種陰謀，等待他的就是死亡——“秧雞”的父親就是因此被謀殺的。文學藝術已經(jīng)遭到空前的鄙視，只有生物工程成為天之驕子。色情網(wǎng)站和大麻毒品泛濫無邊，中學生們把這種東西當做家常便飯。最后病毒在全世界各處同時爆發(fā)，所有的人類在短短幾天內死亡，人類文明突然之間陷于停頓、癱瘓。

　　影片《一九八四》可以視為電影加入“反烏托邦”譜系的一個標志。但是在此之前，至少還有兩部可以歸入“反烏托邦”傳統(tǒng)的影片值得注意，即1976年的《羅根逃亡》（Logan"s Run）和1981年的《銀翼殺手》（Blade Runner）。

　　《羅根逃亡》名聲不大，影片描繪了一個怪誕而專制的未來社會。在這個社會中，物質生活已經(jīng)高度豐富，但人們到了一個固定的年齡（還在青年時代！）就必須死去。羅根和他的女友歷盡千辛萬苦逃出了這個封閉的城市，才知道原來人可以活到老年。

　　《銀翼殺手》則大名鼎鼎，在由英國《衛(wèi)報》組織60名科學家評選出的“歷史上十大優(yōu)秀科幻影片”中名列首位。影片是根據(jù)1968年迪克（P. K. Dick）的科幻小說《機器人夢見電動羊了嗎？》（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改編的，講述的是未來2019年陰郁黑暗的洛杉磯城中，人類派出的銀翼殺手追殺反叛的“復制人”的故事。因為既有思想深度（如“復制人”的人權問題等），又有動人情節(jié)（追殺、愛情等），而且充滿隱喻、暗示和歧義，讓人回味無窮，遂成為科幻電影中的經(jīng)典。而影片令人印象深刻的陰郁的拍攝風格，幾乎成為此后“反烏托邦”電影作品共有的形式標簽。

　　影片《一九八四》問世的次年，又出現(xiàn)一部非常奇怪的幻想電影《巴西》（Brazil，1985，中譯名有《異想天開》等）�！栋臀鳌穼⑺�的諷刺集中在由極度技術主義和極度官僚主義緊密結合而成的政治怪胎身上。影片對極度官僚主義的諷刺當然容易理解，但它同時也強烈表現(xiàn)出對技術主義的反諷。根據(jù)影片一上來對主人公山姆（一個良心未泯的小職員）早上從起床到上班這一小段時間活動的描寫，觀眾就知道這是一個已經(jīng)高度機械化、自動化了的社會�？墒�，影片通過對場景和道具的精心安排，讓人同時感覺到這些機械化、自動化又是極不可靠的，它們隨時隨地都在出毛病、出故障。所以，《巴西》中出現(xiàn)的幾乎所有場所都是破舊、骯臟、混亂不堪的，包括上流社會的活動場所也是如此——比如影片開頭辦公室天花板上那只要命的蟲子。

　　據(jù)說“挑戰(zhàn)者號”航天飛機升空爆炸的那一天（1986年1月28日），《巴西》的導演吉列姆（T. Gilliam）正在和人座談這部影片，他表示我們如今依賴的技術系統(tǒng)越來越復雜和龐大，“出什么故障都是可能的”。他在影片中安排的種種情節(jié)和細節(jié)，比如自動早餐中咖啡被灌到了面包上，山姆房間的空調故障之類，都意在對我們今天已經(jīng)須臾不可或缺的技術體系進行反諷，以消解對這個體系可靠性的盲目信心。誰知他座談完一出門，發(fā)現(xiàn)人人面色凝重，原來是“挑戰(zhàn)者號”爆炸了，這恰恰成了影片《巴西》反諷寓言的一個驚人腳注。

2002年的影片《撕裂的末日》（Equilibrium），假想未來社會中，臣民被要求不準有任何感情，也不準對任何藝術品產(chǎn)生興趣，為此需要每天服用一種特殊的藥物。如果有誰膽敢一天不服用上述藥物，家人必會向政府告密，而不服用藥物者必遭嚴懲。然而偏偏有一位高級執(zhí)法者，因為被一位暗中反叛的婦女所感召，偷偷停止了服藥，并且最終毅然挺身而出，殺死了極權統(tǒng)治者——幾乎就是《一九八四》中始終不露面的“老大哥”。(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反抗成功雖然暗示了一個可能光明的未來，而且影片因為有頗富舞蹈色彩的槍戰(zhàn)和日式軍刀對戰(zhàn)，有時被當做一部動作片，但實際上影片所著力描繪的那個假想社會，充分反映了西方人對此的憂慮和恐懼，因而使得這部影片在“反烏托邦”譜系中占有不可忽視的位置。

　　如果就廣泛的意義而言，似乎大量幻想影片都可以歸入“反烏托邦”傳統(tǒng)。因為在近幾十年的西方幻想電影中，幾乎從來沒有光明樂觀的未來世界，永遠只是蠻荒——比如《未來水世界》（Water World）、黑暗——比如《撕裂的末日》、荒誕——比如《羅根的逃亡》、虛幻——比如《黑客帝國》（Matrix）、核災難——比如《終結者》（Terminator，即《未來戰(zhàn)士》）、大瘟疫——比如《12猴子》（12 Monkeys）之類的世界。在這些幻想小說和電影中，未來世界大致有幾種主題：一、資源耗竭，二、驚天浩劫，三、高度專制，四、技術失控或濫用。

　　然而將概念過分泛化，對我們思考問題并無幫助，所以電影中的“反烏托邦”譜系還是取狹義較好，即主要反映上述第三個主題的作品（往往也會牽涉到第四主題，《巴西》就是顯著的例子）。按照這樣的標準，2006年有兩部影片應該可以歸入這個精神譜系，即曾在中國公映的《V字仇殺隊》（V for Vendetta）和稍晚些時候的《人類之子》（Children of Men）。

　　影片《人類之子》描寫了一個陰暗、混亂、荒誕的未來世界。在這個世界里，人類已經(jīng)全體喪失生育能力18年了！故事圍繞著一個黑人少女的懷孕、逃亡和生產(chǎn)而展開。隨著男主人公保護這個少女逃亡的過程，影片將極權殘暴的國家統(tǒng)治和無法無天的叛軍之間的內戰(zhàn)、源源不斷涌入的非法移民和當局的嚴厲管制、環(huán)境極度污染、民眾艱難度日等等末世光景渲染得淋漓盡致。

　　影片《V字仇殺隊》可以說是“反烏托邦”電影譜系中最正統(tǒng)、最標準的成員之一。這個故事最初是小說家的創(chuàng)作，1982年開始在英國雜志上發(fā)表，隨后由漫畫家與小說作者聯(lián)手改編為漫畫，最后由鼓搗出《黑客帝國》的電影奇才沃卓斯基兄弟將它搬上銀幕（該片的編劇在《黑客帝國》之前就已完成）。影片旨在描繪一個“嚴酷、凄涼、極權的未來”，并創(chuàng)造出一個無政府主義的英雄——V——來挑戰(zhàn)這個黑暗社會。

　　在《V字仇殺隊》故事中的未來世界，法西斯主義竟獲得了勝利，英國處在極權主義的殘酷統(tǒng)治之下，沒有言論自由，只有壓迫和無窮無盡的謊言。V這個反抗極權統(tǒng)治的孤膽英雄，當然被當局視為恐怖分子，必欲除之而后快。然而這個永遠戴著微笑面具的V神通廣大，他搞“恐怖主義行動”可以炸毀大樓，搞宣傳可以控制電視臺并播出號召人民起來反抗的演講，文，可以用他的藝術修養(yǎng)征服美女芳心，武，可以三拳兩腳將一群作惡的警察打得滿地找牙，一把飛刀更是出神入化……最后，V煽動了一場群眾革命：他挑選了一個具有歷史象征性的日子——11月5日（英國歷史上天主教徒企圖炸毀上議院，即所謂“火藥陰謀事件”的日子），炸毀了國會大廈，千千萬萬民眾戴著與V一樣的面具走上街頭，熊熊火焰成為慶祝自由勝利的禮花，極權統(tǒng)治在影片的高潮中轟然倒塌。這個結局，與影片《撕裂的末日》中反叛的執(zhí)法者斬殺“老大哥”的結局，在暗示的內容上異曲同工。而《V字仇殺隊》中那壯觀夸張的盛大場面，則明顯帶著強烈的漫畫風格。

　　從扎米亞京寫出《我們》，至今已經(jīng)快90年了，扎米亞京、赫胥黎、奧威爾他們所擔憂的“反烏托邦”是否會出現(xiàn)呢？按照尼爾·波茲曼（N. Postman）在《娛樂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一書中的意見，有兩種方法能讓文化精神枯萎：一種是奧威爾式的“文化成為一個監(jiān)獄”，一種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為一場滑稽戲”。也許奧威爾的預言現(xiàn)在看來似乎威脅已經(jīng)不大，但他認為“赫胥黎的預言正在實現(xiàn)”。

　　環(huán)境污染、資源耗竭、技術濫用、核戰(zhàn)爭、大瘟疫等等，都會帶來黑暗的未來，這是幻想小說和電影中常見的。但是《美麗新世界》這樣的作品，則展示了另一種路徑的“反烏托邦”，如果文化一味低俗下去，發(fā)展到極致也可能帶來一個黑暗的未來。

　　如果我們借用科學哲學家拉卡托斯的術語，可以將“烏托邦”和“反烏托邦”看成兩個不同的“研究綱領（Research Programme）”，而那些作品就是研究綱領所帶來的成果，那么現(xiàn)在看來，“烏托邦”綱領已經(jīng)趨于退化（當然不是說它絕對沒有生命力了），而“反烏托邦”綱領則仍在進步中�！胺礊跬邪睢弊V系的小說、漫畫和電影，它們警示、喚醒、啟發(fā)世人的歷史使命還遠遠沒有完成，它們還將保持很長時間的藝術生命力。

　�。ㄔ�刊《社會學家茶座》（第19輯），山東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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