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衛(wèi)平：一生一世的幸福或痛苦——山形電影節(jié)獲獎的兩部中國紀錄片

　　10月11日從日本山形電影節(jié)傳來喜訊，中國獨立制作的紀錄片《和鳳鳴》（導演王兵）和《秉愛》（導演馮艷）分別獲得國際競賽單元大獎和亞洲新浪潮小川紳介獎，這是該電影節(jié)兩個最高的獎項，而王兵則是第二次獲得這個獎（2003年因為《鐵西區(qū)》）。1989年由日本紀錄片大師小川紳介創(chuàng)辦了這個紀錄片電影節(jié)，每兩年一次。在很大程度上，這個電影節(jié)見證和紀錄了90年代之后中國獨立制作紀錄片的成長。

　　今年獲獎的這兩部紀錄片在某種意義上有相似之處，都是關(guān)于某位年長女性，紀錄片的片名也正是影片中女主人公的名字。和鳳鳴是一位退休的大學教師，1957年與同在《甘肅日報》當編輯的丈夫王景超一起被打成右派，1960年底王景超餓死在甘肅酒泉夾邊溝勞改營。“秉愛”的全名叫做“張秉愛”，原來的家處在三峽地區(qū)135水位之下，這是一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女性，家里無人朝中做官，丈夫與她一起務(wù)農(nóng)，育有一子一女。

　　觀看這兩部影片，一再想起那個著名的倫理學故事，即雅典的政治家梭倫與埃及國王克洛伊索斯之間關(guān)于幸福的討論。在梭倫看來，能夠?qū)⑷松�看作是一個從頭至尾的整體，能夠?qū)⑺�盡收眼底，甚至蓋棺論定，才能夠言及一個人是否幸福。稍稍擴展一下，梭倫的故事告訴我們，只有在完整的人生當中才可能接近幸福。而如何獲得完整的人生，如何不因為當下的生活節(jié)奏太快、周遭的風景變化也太快，過多的“人是物非”或者“物是人非”而導致自身面目全非，導致今日之自我與昨日之自我完全脫節(jié)，在今天顯然是一個最大的挑戰(zhàn)。盡管我們拿到手上的東西越來越多，但是幸福的感覺卻并不因此而增強，那是因為我們一路丟棄和埋葬自己。

　　從這個角度看過去，這兩部影片的主人公們她們似乎掌握了生活的另外一種真理，她們把握住了生活中的一些時刻或者某些線索，它們足以能夠支撐起她們整整幾十年的人生。對于和鳳鳴（她17歲放棄考大學參加革命）來說，至少有這樣兩個時刻：當年紀輕輕被當作右派批斗，同樣挨斗的丈夫晚上回家將她摟在懷里，捧著她的臉輕聲喚她“小姣姣”，那是一個刻骨銘心的瞬間。半個世紀過去了，已經(jīng)是老態(tài)龍鐘的身軀，面對攝影機囁嚅著說出當年小夫妻間的親昵稱呼，令人不得不為之動容。

　　再有就是當她從自己勞改的農(nóng)場出發(fā)，尋找丈夫的那一段。在蘭州的父親告訴她，丈夫那里的情況不妙。下火車時天已經(jīng)黑了，心急如焚的她，絲毫沒有想到路上會有餓狼出沒。辦公室里的人漫不經(jīng)心地打開花名冊，找到了他丈夫的名字，可憐人沒有等到妻子來救他，已經(jīng)于半個多月之前去世。她并沒有立即哭起來，只是問埋葬了哪里。當晚她被安排與別的家屬（男性）住在一個同“地窩子”里。她與他們分享了帶來的食品，本來是給離世的人準備的。當她面對兩個年輕男人脫衣睡覺感到為難時，對方對她說“大嫂，我們不會動你的�！�

　　這個夜間她也沒有哭，但是翻來覆去一夜未眠�！暗馗C子”的屋頂上可以看見月亮和星星，她就躺在那兒想：這些剛剛逝去的人們，他們的靈魂不會走遠吧？他們齊齊地還在不遠的天上，朝向人間看望，她的丈夫也還在看著她。走投無路的人兒啊，試圖從夜晚的蒼穹那里，得到丈夫的一絲訊息，一點體溫。這個晚上的星空成了她靈魂出竅和遨游的見證。

　　這樣的時刻串起了她后來全部的人生。這之后幾十年她帶著兩個孩子含辛茹苦，文革中經(jīng)歷了下放，落實政策后到西北民族學院任教，甚至還重組了家庭，但是這樣一種刻骨銘心的經(jīng)驗是無法抹殺的，那是她心靈始終朝向的地方，是她心中的燈塔，其間凝聚著她的愛、她的痛，凝聚著她對于生命的嚴肅、愛惜和珍重。它們是雙份的，除了留給丈夫的那一份，還有對待自己生命的那份執(zhí)著。退休之后，她矢志不移，先是寫出了那本《經(jīng)歷：我的1957》，輾轉(zhuǎn)之后于2001年在敦煌文藝出版社出版。在數(shù)十萬受難的右派中，她只是一名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仿佛不足以進入大人物們的歷史，但是，她以自己作為普通右派的經(jīng)歷寫成就了一本書，并對著王兵的鏡頭一口氣說了若干小時，她便毫不羞愧地站在大人物身邊，成為一位有尊嚴、有分量的女英雄。

　　導演王兵以他長達九個小時的《鐵西區(qū)》為人們所了解和稱贊。這回他采取了另外一種“極端”的形式，長達三個小時的《和鳳鳴》，幾乎是一個鏡頭拉下來，中間剪切了不過幾次。身穿普通家居衣裳的和鳳鳴老師，坐在自己家中的沙發(fā)上面，回憶自己生命中痛徹肺腑的部分，一直談到天色暗了下來許久，立在攝影機一邊的導演才請她稍停亮起一盞燈。從表面上來看，這部紀錄片沒有任何電影語言，只是在訪談對象面前支起了機器，但是它的電影語言是通過某種“氣息”而透露出來，這“氣息”正是和鳳鳴談話的語氣、她說話的節(jié)奏、停頓和神情的變化。這樣的講述不便打攪和中斷，得讓她按照逝去的生活在她頭腦中留下的印象和色彩，一口氣說下去。

　　今年五月份在“云之南”第一次看到《秉愛》時，就喜歡得不得了。這是近年來紀錄片領(lǐng)域中最重要的收獲之一，是一部看后令人感到幸福的影片。導演馮艷的面孔雖生，但是卻是紀錄片中的“老將”。當初在日本留學時，她上的是日本京都大學（相當于這里的北大清華），念的是政策經(jīng)濟學博士，可謂前途無量。但是93年的一次機會，她被朋友拉去山形電影節(jié)看片，就神使鬼差地跳了槽，跨到紀錄片這個行當中來了。與別的行當不同，紀錄片是一個在很長時間之內(nèi)都只見耕耘、不見收獲的領(lǐng)域。最初由臺灣遠流出版社的《小川紳介的世界》，便是她翻譯的。這中間她也做過一些片子如《長江之夢》，參加過山形電影節(jié)、香港國際電影節(jié)以及德國柏林人類學電影節(jié)，但生性淡泊的馮艷始終很少露面。直到今年拿出《秉愛》，她這才一鳴驚人。

　　這部關(guān)于三峽婦女的紀錄片她從1994年便開始拍攝，采集素材到2002年，歷時7年之久。作為一名環(huán)境經(jīng)濟學博士，對于三峽動工，她本能地敏感，于是便一頭扎了進去。但是她的目光遠非停留在有關(guān)移民拆遷以及所引起的糾紛這些表面的事情上面，雖然這是不可避免的，她的片子中也有著主人公與當?shù)毓賳T矛盾沖突的場面，但是它們并沒有成為特別強調(diào)的重心，同樣影片也沒有特別強調(diào)物質(zhì)生活的匱乏貧困，而是將鏡頭深入到了人物的內(nèi)心，拍出了這個叫做張秉愛的婦女的精神世界，這個無人知曉的小世界竟有如此充實和美麗，這也使得這部影片顯得如此大氣和美麗。

　　好山好水養(yǎng)成的這位好看的秉愛，是賭氣嫁到了這個地方，此前她自己談的男友，家中激烈反對。所嫁的丈夫其貌不揚，還有些殘疾，經(jīng)濟情況在當?shù)貙儆谥械绕�下。這個負氣的舉動顯然有些魯莽，但是她卻沒有自暴自棄下去。丈夫從父母那里分來的土地比較少，她們夫婦便沒日沒夜地上山開荒，開出來的土地算自己的。也許，從開荒開始，她對于土地有了新的理解。與那些指望有限的移民款能夠改變處境的移民們不同，她不羨慕馬上到手的那筆錢，她不想離開家鄉(xiāng)是因為她對于土地有一種近乎信仰的感情：“只要我還能動，在土里刨一天，我就能有吃的�！辈粌H繼續(xù)耕種已經(jīng)搬走人家留下來的田地，她而且還在山坡上的各處犄角旮旯種上新的果樹等，仿佛不相信這些祖祖輩輩賴倚生存的土地最終會被大水淹掉�！巴恋啬苌�萬物”，這話從她嘴里說出來，有一種頂天立地的飽滿力量。

　　她是少有的不艷羨城里生活的那種人。她相信從自己的雙手產(chǎn)生出來的東西。對于任何不勞而獲，投機取巧的行為，她有一種由衷的厭惡。當她說起有女孩出賣身體而換取生活時，表現(xiàn)出一種決不妥協(xié)的鄙夷。她寧愿受窮，但是決不失去尊嚴。與干部打交道時，那種不卑不亢，不遠不近，據(jù)理力爭，讓人感到這個人從內(nèi)到外都十分結(jié)實，而那些地位比她高的人恰恰經(jīng)不起推敲，漏洞百出。

　　對于并非如意的丈夫，她的表現(xiàn)同樣令人稱奇。她知道自己的婚姻平淡無奇，不如人家那樣的熱情浪漫，但是這一份是屬于“她的”，是由她來經(jīng)手和經(jīng)營的，她沒有理由讓它在自己手里失敗，如果失敗了，那也是她本人的失敗。如果有人看不起她的丈夫了，那也是看不起她本人�！拔乙獙⒁患胰死υ谝黄稹保�她對著鏡頭說的這話，顯然是許多年深思熟慮的結(jié)果。這不是“捆綁”的“捆”，而是將一把筷子捆在一起的那種團結(jié)有力的“捆”。因此，她不是被動的，而是主動的；
不僅是傳統(tǒng)的，而且是現(xiàn)代的，是將傳統(tǒng)道德與現(xiàn)代智慧結(jié)合起來的那種。

　　她談起靈魂的時候，就像說及經(jīng)常遇見的一位鄰居！她說起在夢里并不遇見自己所嫁的這個地方，而是遙遠的娘家，可能是因為過日子長了，靈魂才跟過來；
她說起不得不打掉的肚子里的孩子，她對他們講話，仿佛他們從來沒有離開過自己。我與導演馮艷討論過這個問題，我們的看法是：只有那些有靈魂的人，才并不害怕談到自己的靈魂，談起它也不感到尷尬。

　　當問及什么時候?qū)�這個人物產(chǎn)生興趣時，馮艷回答道：在拍攝過程中，這個人是屬于“慢熱”的，是慢慢交往才能敞開她的世界的那種人。是啊，采取一種無求于他人的生活態(tài)度的人總是這樣。這種人始終有自己生活要去的地方，有自己內(nèi)心要去的地方，她的軌跡不緊不慢，是始終如一的。

　　影片的節(jié)奏也是不緊不慢、從容不迫的。一次放映時，有觀眾提出為什么某個鏡頭是從屋里往外拍攝而不是相反（這是典型電影學院學生提出的問題），馮艷說當時并沒有考慮這個問題，只是按照她們平時談話的位置。對于這位半道出家者來說，她是用她的心靈和眼睛，以她自己靈魂的動靜，跟隨被拍攝對象的動靜和氣息，而那也正是我們自己的靈魂看待這個世界的尺度和比例，它們不大不小，不夸張也不萎縮。這就是觀看這部紀錄片感到特別舒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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