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中國政治學的進程——一個評論性的觀察

　　摘要：相對于西方國家而言，以及相對于社會的經濟文化而言，政治在中國的社會生活中有著特殊的重要性。作為一門歷史，中國政治學的命運與現(xiàn)實政治的變遷息息相關；
作為一種科學，中國政治學已經從“偽科學”發(fā)展成為一門擁有獨特的概念、方法、公理和邏輯的獨立科學；
作為一種知識，中國政治學已經成為人們認識政治發(fā)展規(guī)律不可或缺的工具；
作為一種職業(yè)，中國政治學已經擁有了一支數量不小的專業(yè)研究和教學隊伍；
作為一種事業(yè)，中國政治學的發(fā)展對推進政治文明和社會進步起到了重要作用。瞻望未來，中國政治學將成為世界政治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關鍵詞：中國政治學 歷史沿革 科學體系 研究現(xiàn)狀

　　相對于西方國家而言，以及相對于社會的經濟文化而言，政治在中國的社會生活中有著特殊的重要性。也正因為政治在中國社會生活中的特殊意義，因而，無論是作為一種歷史，作為一門科學，作為一種知識，還是作為一種職業(yè)，作為一種事業(yè)，政治學在中國都有其相當的特殊性。

　　一、政治學：作為一種歷史

　　政治學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政治學（politics）泛指關于人類社會政治現(xiàn)象和政治發(fā)展規(guī)律的一般知識，它是人類最古老和最重要的學問之一。人類自從有了國家，有了政治生活，也就有了相應的政治理論或政治思想。歷史上它一直與法學、哲學、倫理學、文學等交織在一起，并且一直受到統(tǒng)治階級的高度重視。歷史上所有偉大的思想家?guī)缀醵忌婕罢�治學理論問題，絕大多數思想家本身就是杰出的政治學家或政治思想家。狹義的政治學（political science），系指近代以后發(fā)展起來的一門獨立學科，它著重于借助科學的方法，以經驗事實材料為基礎探究政治發(fā)展規(guī)律，有嚴密的邏輯結構、獨特的概念體系和學科規(guī)范。

　　從廣義上說，政治學在中國也自古有之。但作為一門獨立科學的政治學，在我國產生于清末民初，肇始于譯介西方近代政治學著作。清末的一些維新之士，出于當時政治現(xiàn)實的需要，紛紛從西方政治學中尋找其政治改良的理論依據，在譯介西方政治學著作的同時，開始對政治學進行獨立的研究和教學。盧梭的《民約論》、穆勒的《群己權界論》等一大批西方政治學名著在清末被譯傳到中國，有人統(tǒng)計，在1901年到1904年的4年間，中國翻譯出版的西方政治學著作多達66種。1899年, 京師大學堂正式設立了仕學館, 可以說，它事實上是現(xiàn)在大學里政治學系或行政管理系的前身。1903年，京師大學堂首次開設了“政治科”，這是中國大學設立的第一門政治學課程。民國后陸續(xù)興辦的綜合性大學大多設有政治學系科，據北京大學趙寶煦教授統(tǒng)計，到1948年為止，在當時全國的100余所大學中已有40多所大學設立了政治學系，培養(yǎng)政治學專門人才[1]。

　　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直到1949年國民黨政權垮臺，由于時局的影響，政治學在我國一直處于時斷時續(xù)的不正常狀態(tài)。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開始照搬蘇聯(lián)的模式，用馬列主義理論代替政治學，政治學被當作是“偽科學”，它作為一門獨立的社會科學的地位在我國日漸式微。1952年，高等院校進行院系調整，大學中的政治學系被正式取消。從50年代初直到70年代末這一漫長的時期中，雖在少數大學里短暫有過“政治學系”或“國際政治系”的設置，但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政治科學在我國已不復存在，它在我國學術領域中消失了近30年。

　　政治學在我國的振興，是改革開放之后的事情。1979年鄧小平同志在理論務虛會上呼吁：“政治學、法學、社會學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們過去多年忽視了，現(xiàn)在需要趕快補課”[2]。此后，政治學在我國重新恢復并得到迅速發(fā)展

　　政治學恢復近30年來，發(fā)展極為迅速，很快便成為我國的基礎社會科學門類之一，并且取得了引人矚目的成就。近年來，政治學界的同仁對新時期中國政治學所取得的成果、存在的問題及發(fā)展的對策多有論述。概括地說，新時期中國政治學的成就，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在學科設置方面，政治學作為基礎性社會科學學科的地位已得到確立，各綜合性大學一般都設立了獨立的政治學或行政管理學的系科。第二，在機構設置方面，從中央到地方，相繼設立了許多綜合性的或專門性的政治學研究機構。第三，在政治學專業(yè)人才培養(yǎng)方面，我國從1981起開始招收政治學專業(yè)的本科生，1983年起招收碩士生，1985年起招收博士生，至今已經形成一個由學士、碩士、博士三級學位組成的完整的政治學人才培養(yǎng)體系。第四，在科學化方面，政治學的研究對象比較明確，政治學獨有的概念系統(tǒng)和方法論系統(tǒng)初步形成，專業(yè)化程度明顯提高。第五，在應用研究方面，政治學者開始積極地參與各級政府的對策研究，更多地承擔黨政職能部門委托的課題研究，成為決策咨詢系統(tǒng)的重要成員。第六，在國際交流方面，政治學基本上已經完成從敏感學科向常規(guī)學科的轉變，全方位對外開放，包括邀請國外政治學者來華講學、國內政治學者到國外訪問和參加國際會議、海內外學者合作從事中國政治研究、大量譯介國外政治學著作等等[3]。

　　從政治學的歷史演進和中國政治學的曲折發(fā)展中，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些基本結論。政治學是人類最古老的學問之一。政治學的基本研究對象是國家及其政治制度，由于它們對人類社會的存在與發(fā)展，以及對人類本身的生活狀況具有極端的重要性，因此，政治學自古以來就受到政治家和思想家的高度重視。但是，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政治科學，是近代的產物，它幾乎與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同步發(fā)展。政治科學的發(fā)展與現(xiàn)實政治的民主程度有著直接的聯(lián)系，由于政治學研究與現(xiàn)實政治生活有著最緊密的關系，政治學的發(fā)展尤其需要一個民主寬松的學術環(huán)境。政治學的情況很像醫(yī)學。人類在很長時間內有醫(yī)學知識，但沒有醫(yī)學科學，獨立的醫(yī)學科學是近代的產物。一個社會可以只有醫(yī)學知識而沒有醫(yī)學科學，但沒有醫(yī)學科學的社會，其醫(yī)療水平通常是非常落后的�，F(xiàn)代民主政治需要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政治科學。從民主政治的視角看，我們也可以說，沒有政治科學的政治生活，將會是一種落后的政治生活。

　　二、政治學：作為一種科學

　　近代以來，關于政治學究竟是不是一門嚴格意義上的科學，它能不能被科學化，一直爭論不休。判斷一門獨立科學是否真實存在，可以有一個最低標準和一個最高標準。一個最低標準是，它有一套自己的概念體系和研究方法，有一個自己的問題領域，有一系列的公理和法則；
一個最高標準是，除了上述這些要素外，它還可以運用自然科學的方法對假設進行實驗和證偽，甚至運用數學模型進行精確的預測。如果按最低標準來衡量，多數人都會承認政治學是一門獨立科學，但如果按照最高標準來衡量，政治學就難以被承認是一門科學。關于政治學到底是不是一門科學的爭論，實際上就是判斷科學的不同標準之間的爭論。這一爭論的巔峰是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政治學界的所謂“行為主義革命”。行為主義政治學家竭力倡導政治學研究的“科學化”、“定量化”，對傳統(tǒng)政治學發(fā)起了猛烈的抨擊。他們注重經驗性的證實，反對規(guī)范性的推演；
主張研究事實，反對談論價值。但傳統(tǒng)政治學家很快就組織起強有力的反擊，七十年代后的“后行為主義運動”再度成功地將政治學拉回到最低標準。自此以后，雖然從總體上說多數政治學家在最低標準的意義上將政治學看作是一門獨立科學，但始終有一部分人從最高標準上來看待政治學，從而形成了至今仍深有影響的政治學界的科學主義與現(xiàn)實主義之爭。

　　與西方政治學截然不同的是，在改革開放前的中國，政治學之所以不被當作科學，不是由于它不能被定量化或模型化，而是由于政治學的“虛偽性”，即傳統(tǒng)的政治學掩蓋了政治現(xiàn)象背后的階級本質。它成為統(tǒng)治階級欺騙人民的工具，是一種“資產階級偽科學”，因而應當被取消。雖然政治學學科是被黨政權力部門直接取消的，但把政治學當作“偽科學”的不僅是黨政部門的領導人，當時的許多學者同樣也這么看。即使政治學在我國得以恢復之后，政治學界仍有相當多的一些人事實上依舊用階級斗爭理論替代所有其他的政治理論，他們拒斥階級分析之外的其他所有政治研究方法，否認政治領域存在任何“政治學公理”。否認在一門學科中存在最低限度的“公理體系”，事實上就是在最低標準上也不接受政治學作為一門科學的地位，盡管這些人往往并不公開地或直接地否認政治學是一門科學。

　　大約自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隨著西方政治學的引入，以及在西方國家接受政治學專業(yè)訓練的年輕學者的歸國，在科學主義或行為主義意義上懷疑政治學科學性的思潮，也開始出現(xiàn)在中國政治學界。他們輕視規(guī)范研究，否認傳統(tǒng)政治學的科學價值，主張將定量研究和實證研究作為政治學科學化的惟一途徑。盡管從科學主義意義上否認傳統(tǒng)政治學的人數遠遠少于以階級斗爭否認政治科學的人，但其影響已經開始顯現(xiàn)。鑒于中國政治學界存在著從兩種截然不同的角度否認政治學科學性的傾向，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現(xiàn)于西方政治學界的學科邏輯似乎在眼下的中國政治學界再次隱然而現(xiàn)：一些年輕學者正在努力呼吁“政治學的科學化”，力圖回答“政治學作為科學何以可能”，并且紛紛提出了建構作為一門科學的中國政治學的各種建議[4]。

　　判斷一門學科的發(fā)展程度，更深一層的觀察是這門學科的獨立程度。由于建國后很快就取消了政治學，當1979年政治學重新恢復時，專業(yè)研究人才的缺乏便可想而知。出于急時之需，改革開放后最初從事政治學研究與教學的，多半是原來從事科學社會主義、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和中共黨史研究的學者，他們大都沒有受過專門的政治學研究訓練。他們的研究方法、分析框架和概念術語，基本上都是原來他們所熟悉的哲學社會科學通用的那些方法，例如歷史唯物主義的階級分析、經濟分析、歷史分析，以及常規(guī)的調查研究方法。這種特定的情況，使得政治學雖然在1979年后就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得以恢復，但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中國政治學的獨立性和專業(yè)程度相當低，以至難以將政治學與科學社會主義和國際共運史明確地區(qū)分開來，即使按照上面所說的最低標準來衡量，也難說已經有一門獨立的政治科學。值得慶幸的是，政治學界一些具有強烈責任感的前輩學者從一開始就充分認識到培養(yǎng)政治學專門人才和發(fā)展政治學研究工具的重要性，他們身體力行，開始有組織地培養(yǎng)年輕專業(yè)人才，翻譯國外政治學著作，邀請外國政治學者來華講學，這些努力很快就取得了實際效果。從上個世紀80年代末，特別是從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一批中青年政治學者脫穎而出，他們的研究成果開始逐漸成為中國政治學的主流�？梢哉f，只是到了20世紀90年代以后，中國政治學才真正成為一門相對獨立的科學：一整套相對獨立于其他學科的學說、概念、范疇、術語、方法和問題成為中國政治學者特有的知識工具，中國政治學自身的學科規(guī)范也逐漸得以形成。

　　關于政治學科學化程度的更具體的觀察，應當深入到政治學者對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規(guī)范研究和經驗研究的態(tài)度上。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一個基本區(qū)別，就是前者以定量研究為主，后者以定性研究為主；
前者以經驗研究為主，后者以規(guī)范研究為主。政治學是一門社會科學，也應當以規(guī)范研究和定性研究為主；
但政治學既然是一門科學，就必須有適當比例的定量研究和經驗研究。這一點是人們從上個世紀后半葉美國政治學界的“行為主義政治學”與“后行為主義政治學”爭論中得出的基本結論。毫不奇怪，中國政治學恢復和發(fā)展的特殊歷史背景和知識背景，決定了定性研究和規(guī)范研究的壓倒性地位。但我們欣喜地看到，隨著中國政治學的向前發(fā)展，經驗研究和定量研究正在受到更多的重視，在整個學科中量化研究和經驗研究的比重在總體上不斷增加，尤其在青年政治學者中，重視量化研究和經驗研究的比例越來越高。不過，這一方面的突出問題依然存在，即基于科學方法的經驗研究還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即使在經驗研究領域，科學方法也沒有得以普遍應用。政治學界最近的一項對過去近10年政治學文獻的觀察研究，也從側面證明了這一點。該項研究對1994年至2002年9年間由中國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政治學》轉載的768篇文章進行了統(tǒng)計分析，發(fā)現(xiàn)經驗研究的比例已高達41.3%。但在經驗研究中，傳統(tǒng)的定性文獻分析仍占主導地位，比例高居56%，科學的樣本分析和問卷調查的比例則相當低[5]。

　　政治學作為一門科學，還必然涉及到普遍性與特殊性的問題。對自然科學來說，承認公理、概念和方法的普遍性是不言而喻的前提。1+1在美國等于2，(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在中國也等于2；
不能設想，水在中國是從高流向低，而到美國變成由低往高流。社會科學則極其不同，自然科學般的普遍性很難被社會科學研究者承認，在與現(xiàn)實政治利益直接相關的政治學領域，科學的普遍性尤其難以得到認可。一方面，任何科學都必須有其普遍性，沒有普遍性的科學是不存在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只要承認中國政治學是一門科學，那就必須承認在我國的政治學中也存在著與各國政治學共有的概念、方法和公理，例如，權力必須受到制約，民主有共同的形式，等等。另一方面，政治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又有其特殊性。它的主要研究對象是各國的現(xiàn)實政治，而各國的現(xiàn)實政治顯然是極不相同的。例如，權力應當受到制約，政治應當民主，這是普遍的；
但制約權力的方式和實現(xiàn)民主的途徑，在各個國家是極其不同的。正像其他任何國家的政治學一樣，中國的政治學也應當是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統(tǒng)一，國際化與本土化的統(tǒng)一。以此來觀照中國政治學研究的現(xiàn)狀，我們可以看到，絕大多數中國學者是從普遍性與特殊性的有機結合上來看待作為一門科學的政治學的，只有極少數人分別從兩個極端來否定中國政治學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就否定政治學的普遍性而言，主要表現(xiàn)為過分強調中國政治學的特色，不承認政治學存在共同的概念、方法和公理，完全否認西方政治學的價值；
就否定政治學的特殊性，主要表現(xiàn)為過分強調政治學的普遍公理，特別是西方政治學的普遍價值，忽視中國政治學的特色，全盤接納西方政治學的概念、方法和理論。遺憾的是，對于后一種偏向，中國政治學界極為警醒，甚至從政治的高度被當作“西化”的表現(xiàn)而堅決抵制；
而對于前一種偏向，至今尚未引起真正的重視。如果說，中國政治學存在著“西化”的威脅，那么我們也同樣要說，中國政治學還存在著“沒有普遍性的本土化”的危險。

　　三、政治學：作為一種知識

　　廣義地說，政治學是關于人類政治現(xiàn)象、政治生活和政治規(guī)律的系統(tǒng)知識。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說，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要過政治生活。人類社會只要存在政治現(xiàn)象，就需要政治知識。對于普通的人而言，可以不需要政治科學，但只要他生活在政治社會里，就始終需要關于政治生活的知識。統(tǒng)治階級需要政治知識，來維護既定的政治秩序，鞏固自己的政權，保護自身的政治利益。被統(tǒng)治者也需要政治知識，在現(xiàn)存政治框架下更好地保護自身的政治利益，或者追尋適合更加有利于自己的其他社會政治框架。政治制度事關社會根本利益的分配和再分配，無論對于統(tǒng)治者還是對于被統(tǒng)治者，政治知識是更好地維護和獲取自身重大利益所不可或缺的工具。由此不難理解，即使像亞里士多德這樣的偉大思想家，都特別看重政治知識，直至將政治學當成是“主要的科學”。因此，政治學者通常擔負著雙重的知識傳播任務。一是向職業(yè)的政治學者傳播專業(yè)知識，以維系和推進作為一門科學的政治學的延續(xù)和發(fā)展；
二是向執(zhí)政階層和人民大眾傳播日常政治知識，以服務于特定的政治現(xiàn)實。

　　依據執(zhí)政階層和人民大眾兩個不同的傳播對象，每一時代的政治學都履行著傳播兩類不同政治知識的功能。對于執(zhí)政階層而言，政治學所要傳播的主要知識包括：與社會經濟文化條件相適應的政治結構和制度安排；
國家的政治文化傳統(tǒng)及民眾的社會政治心理；
了解、反應和滿足民眾政治需求的機制；
防止國家分裂和動亂的手段與辦法；
政治精英的錄用和流動規(guī)律；
制約權力和防止腐敗的機制；
古今中外的統(tǒng)治者治國理政的經驗教訓；
國家間交往的規(guī)則與慣例，等等。對于普通民眾而言，政治學所要傳播的知識包括：國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和社會政治生活的基本規(guī)范；
政府的構成和政治過程，特別是政策制定和執(zhí)行過程；
公民的政治權利與義務；
避免政府不正當侵犯的合法途徑和手段，等等。在現(xiàn)代民主政治條件下，政治學還應當同時向執(zhí)政者和公民傳播基本的民主知識，包括民主的意義和要素；
確保公民民主權利的制度安排；
公民政治參與的主要渠道；
制約政府權力的有效手段；
人類在推行民主政治方面的經驗與教訓，等等。

　　在一個強調政治教化和擁有士大夫精神傳統(tǒng)的中國，政府和學者一向重視向官員和公民傳播政治知識，這一傳統(tǒng)在中國政治學的重建中再一次被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從黨和政府的角度看，政治知識傳播的重點對象是學生和各級黨政干部。例如，從中學生到研究生階段普遍開設政治課程，各級黨校、行政學院等干部培訓教育的主要內容也是傳播主流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內容。官方傳播的政治知識，主要是作為執(zhí)政黨的中國共產黨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在目前它主要由馬克思主義的基礎知識、毛澤東思想概論、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fā)展觀等幾個部分組成。從政治學者的角度看，政治知識傳播的對象非常狹窄，主要是少數知識精英和政治精英，所傳播的知識主要是關于政治學和中國政治的基本知識、對主流政治意識形態(tài)和官方政策的闡釋和評析，以及一些治國理政的經驗與智慧。上引的一項研究對1994年到2002年《政治學》轉載的政治文獻的主題進行了統(tǒng)計分析，從中我們可以窺見中國政治學者在研究和傳播什么樣的政治知識：政治理論類占53.2%，中國政治占11.6%，政黨和政治團體占2.2%，司法研究占0.3%，基層民主占1.4%，公共政策占2.3%，公共行政占11.3%，比較政治占4.0%，國際政治與關系占11.8，政治學研究方法占1.7%[6]。

　　盡管政府和學者都極為重視對政治知識的傳播，但客觀地說，從傳播的效果來看，兩者都不理想。從政府方面來看，雖然總有例外，但從整體上說，對學生的政治傳播與理想目標距離很大。我們在上個世紀90年代對從小學生到大學生的一項調查表明，他們對主流政治意識和政治價值的認同并沒有隨著年齡和知識而增長，有時甚至呈現(xiàn)出負增長。不少調查也表明，公共政治課是中學生和大學生最不受歡迎的課程之一，在一些大學中，公共政治課的老師甚至只好用點名的辦法來保證有足夠數量的學生聽課[7]。許多觀察表明，對黨政官員的政治知識傳播效果也不理想。例如，一些腐敗官員在獄中懺悔時經常說的一句話是：沒有好好學習黨章和法律，不知道自己的行為違反法律和黨章。從學者方面看，中國政治學界不乏熱心進行政治啟蒙，尤其是民主知識啟蒙的知識分子，但實際效果與其初衷往往差之千里。與法學、經濟學等其他相關的應用社會科學相比，政治學者在公共知識分子中的影響明顯要小得多，對政府官員和民眾的影響就更小。例如，從近些年暢銷的社會科學普及性讀物中，我們很難發(fā)現(xiàn)政治學者的著作。

　　一些共同的原因可以解釋政府和學者在傳播政治知識方面的失效。其一是政治知識空洞、陳舊，與現(xiàn)實嚴重脫節(jié)。一些政治知識經不起現(xiàn)實的檢驗，缺乏令人信服的事實依據，被受眾視為“虛假知識”。其二是政治知識的重復和雷同，缺乏新意。例如，政治課的內容從中學到大學，甚至到研究生，知識要點大量重復，使學生產生“知識疲勞”。其三是缺乏實際效用。向公眾傳播的政治學知識應當是一種應用性的知識，能夠切實幫助人們解決現(xiàn)實政治生活中的思想認識問題和實際政策問題。如果所傳播的知識無助于人們的實際效用，人們當然就沒有理由自覺接受這樣的知識。其四是教育者自身的素質和教學方式的問題。古人說，“正人先正己”，先“修身養(yǎng)心”而后才能“治國平天下”。政治知識傳播者自身的素質與受眾的傳播效果有著特別直接的關系，如果傳播者自己沒有足夠的政治誠信和廣博學識，要想達到良好的傳播效果幾乎是不可能的。政治知識有時是枯燥的，甚至是冷酷的，運用什么樣的傳播方式，對于傳播效果也很重要。對于政治學者來說，一些其他的原因也會直接影響其知識的傳播與普及，例如現(xiàn)實的政治環(huán)境，政府和公眾對政治知識的需求，可供利用的傳播渠道等。

　　四、政治學：作為一種職業(yè)

　　政治學既然是一門獨立的學科，那就意味著必須有一定數量的專職從業(yè)人員。高等院校的政治學系科得有專任教師，科研機構得有專職研究人員。對于科研院校的這些專業(yè)人員來說，政治學就是一種職業(yè)。在中國，目前從事政治學教學和研究職業(yè)的專職人員大體上來自以下這些不同的系統(tǒng)和部門：1）高等院校的政治學系、院和研究機構，它們往往與行政管理或公共管理、國際關系、法學等院系組成同一教學與研究單位；
2）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地方（主要是省、市、自治區(qū)和計劃單列市）社會科學院中的政治學研究機構；
3）各級黨校中的教學和研究機構；
4）黨政機關所屬的研究機構，主要是一些政策研究機構；
5）近年來出現(xiàn)的少數民間研究機構，主要也是政策研究機構。這些機構中的政治學從業(yè)人員究竟有多少，比例如何？我們至今尚未發(fā)現(xiàn)有可靠的統(tǒng)計數據。從若干相關的研究中或許可以大體了解中國政治學從業(yè)人員的分布情況。有學者對279種政治學教材的作者做了統(tǒng)計分析，結果如下：來自高等院校的作者182位，占65%；
社會科學院31位，占11%；
研究機構19位，占7%；
各級黨校16位，占6%；
中央編譯局3位，占1%；
其他28位，占10%[8]。另一項研究對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政治學》所轉載文章的作者進行了統(tǒng)計分析，這些作者的分布如下：高等院校，56.9%；
各級社會科學院，7.1%；
各級黨校，3.5%；
政府研究機構，2.7%；
民間研究機構，0.1%；
其他，29.6%[9]。

　　政治學成為一種職業(yè)，對于推動政治學自身的學科建設和發(fā)展，對政治學更好地服務于人類文明的進步，其重要意義是不言而喻的。首先，它為政治學研究者提供了基本的物質性保障，包括謀生所需的工資福利，以及從業(yè)所需的研究時間、辦公設施和圖書資料等。其次，它使研究資源可以得到合理的配置，可以制定整體性的研究規(guī)劃，從而有效地整合政治學的研究力量。再次，它通過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機構、協(xié)會、團體、沙龍、會議、網絡等職業(yè)平臺，使政治學者之間能夠相互交流和相互學習，形成自發(fā)地推進政治學發(fā)展的動力機制。最后，它逐漸形成嚴肅的政治學研究所必需的職業(yè)規(guī)范和職業(yè)道德，并促使政治學者遵守這些業(yè)內的規(guī)則，從而保證政治科學得以健康發(fā)展。

　　然而，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當政治學成為一種職業(yè)后，其內在的弊端也會隨之而來。既然政治學是一種職業(yè)，那么，它自然也就成為人們謀取功利的一種手段。人們可以通過從事政治學研究，獲得一份比較穩(wěn)定的職業(yè)，并通過專業(yè)職稱和職務上的晉升，來提高工資福利待遇，獲取社會的聲譽，直至影響和干預現(xiàn)實的社會政治進程。在日常生活中，普通的人要生存發(fā)展，首先是依靠職業(yè)的途徑而實現(xiàn)的。因而，相當多數的人選擇政治學，首先是出于職業(yè)、名望等功利的考慮，這既毋庸諱言，也無可厚非。然而，如果政治學者不能適當地處理政治學研究作為一種職業(yè)所必然具有的功利屬性，過分地追求政治學研究的功利后果，那么，職業(yè)化反而會嚴重地阻礙政治學的進步。例如，為了晉升職稱、獲取課題資助和成果獎勵，許多學者發(fā)表大量重復的或雷同的政治學論文和著作，抄襲和剽竊現(xiàn)象也時有發(fā)生。又如，一些政治學者甚至不惜運用自己所研究的“政治手段”，來謀取不正當的職務和職稱，使政治學的相關院系成為“學術事件”的頻發(fā)地之一。

　　政治學是一種職業(yè)，但這是一種特殊的職業(yè)。它是一種學術職業(yè)，應當擁有良好的學風，講究學術操守和學術道德，恪守學術規(guī)范；
有不畏權貴，不“為五斗米折腰”，獨立思索，探求真理的勇氣和精神。政治學者屬于知識分子的群體，應當具有學術良知，承擔知識分子應當承擔的社會責任。進而言之，政治學者與現(xiàn)實政治的關系比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者更加密切，應當擁有更加強烈的政治責任感和公共精神。當然，當我們用這樣的高標準來看待政治學研究時，我們事實上已經把它看成是一種事業(yè)了。

　　五、政治學：作為一種事業(yè)

　　政治學是一種事業(yè)，這是在以下兩個意義上說的。首先，政治學是人類認識自身的重要工具。政治學研究探索人類政治現(xiàn)象的本質，發(fā)現(xiàn)政治變遷和政治發(fā)展的規(guī)律，分析人類政治行為的動因，由此而獲得的政治學知識，是人類知識寶庫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對于人類更加全面地認識自己的歷史命運，對于人類更加深刻地認識社會發(fā)展的規(guī)律，都是不可缺少的。因此，追求政治學的公理，就是追求科學的真理；
豐富政治學的知識，就是豐富人類的智慧和理論思維。其次，政治學是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工具。人類的政治活動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巨大動力，社會政治的進步是人類最深刻的進步。政治學凝聚了人類政治文明的成果，儲藏著人類的政治智慧，它可以指導人類的政治行為，指引人類政治進步的方向，(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為人類的政治發(fā)展提供理想的制度選擇。政治學也可以用于孕育公民的民主精神和法治精神，培植公民的政治權利和義務意識，強化官員的政治責任性和政治道德感，激發(fā)公民的政治參與熱情和政治進取心�？傊�，作為一種事業(yè)的政治學，它已經超越了政治學的學科界限，它是人類文明和進步的要素。

　　作為一種事業(yè)，新時期的中國政治學，在促進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發(fā)展，豐富中華民族的知識寶庫，推動社會現(xiàn)實政治的進步方面，同樣起著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第一，政治學者對中國政治發(fā)展規(guī)律的探索和中華民族政治經驗的總結，是對人類政治學知識和中國社會科學的直接貢獻。第二，政治學者在改革開放后中國的思想解放中起著重要的作用，政治學者提出的不少重要概念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中國政治改革的進程，增強了民主執(zhí)政的合法性基礎，政治學者為中國民主政治的進步做出了自己特有的貢獻。第三，越來越多的政治學者開始與政府機關合作，承擔黨政部門委托的政策研究課題，提出的許多政策建議為政府吸納，轉變?yōu)閲�家的制度或政策，政治學已經成為推動政府決策制度化、民主化和科學化的重要知識工具。第四，政治學成為反映和匯集民意，表達民眾需求的重要途徑。越來越多的中國政治學者走向田野，深入基層，進行調查研究，由此形成的調研報告不僅直接推動著中國政治學自身的發(fā)展，而且成為向政府決策部門表達民眾政治需求的特殊渠道，促使政府及時地滿足公眾的要求。第五，許多政治學者身體力行，直接投向現(xiàn)實的政治生活，成為推進現(xiàn)實政治進步的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例如，一些政治學者擔任各級政府的政策智囊或咨詢專家，為政府獻計獻策；
一些政治學者擔負起培訓官員的任務，傳授實用性的政治科學知識；
還有一些則發(fā)起各種活動，為推進中國的民主治理盡心盡力，如對現(xiàn)實政治生活影響日益增大的“中國地方政府創(chuàng)新獎”，主要就是由政治學者發(fā)起和組織的。

　　改革開放后，中國社會發(fā)生了整體性的變化，政治領域取得了許多重大的進步。例如，將保護人權的條款寫進國家憲法，把“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確定為國家的政治發(fā)展目標，把“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當作國家的總體目標之一，積極推行政務公開，進行行政審批制度的重大改革，提出建立“服務政府”的目標，等等。在推動這些現(xiàn)實政治的進步中，中國政治學功不可沒。我們最近完成的一項研究表明，改革開放后我國在社會政治法律領域的許多重要變革，直接導源于政治意識形態(tài)觀念的變遷。思想的解放與觀念的創(chuàng)新，有力地促進了現(xiàn)實政治的進步。對現(xiàn)實政治變革影響深刻的這些觀念包括：人權、法治、以人為本、私有財產、公民社會、和諧社會、政治文明、全球化、治理、善治、善政、憲政、合法性、全球治理、政府創(chuàng)新、社會管理、增量民主、透明政府、責任政府、服務政府、效益政府等等[10]。不難發(fā)現(xiàn)，這些觀念中有些是由中國的政治學者首先提出并倡導的，有些則是由政治學者與其他學科的學者共同倡導的。

　　作為一種事業(yè)的政治學，要求政治學從業(yè)者具有一種自覺地投身于社會的學術發(fā)展和政治進步的責任心和使命感。從這個要求出發(fā)，政治學者不應當僅僅把自己所從事的學術研究當作一種職業(yè)，更應當看作是為社會科學的發(fā)展和民主政治的進步而建功立業(yè)的場所。由于政治問題的敏感性，在政治學領域探求真理，其風險要遠遠大于其他社會科學領域。因此，把政治學當作一種事業(yè)的知識分子，還應當具有極大的理論勇氣和獻身精神。政治學者也應當具備更強的進取精神，積極主動地參與社會的公共討論和政治生活，為政府和公民提供專業(yè)知識的服務。更加具體地說，要真正把政治學作為一種推動中國的現(xiàn)代化建設和民主政治建設的事業(yè)，政治學者應當像中國老一輩政治學家所指出的那樣，做到“三個走向”：走向科學，即以科學的態(tài)度來嚴肅對待政治學研究，提高中國政治學的科學化程度；
走向現(xiàn)實，即深入實際政治，深刻了解中國的現(xiàn)實政治規(guī)律，為解決中國政治的實際問題提供智力和知識的支持；
走向世界，即在充分吸取人類優(yōu)秀政治知識的同時，努力將中國政治學推向國際學術界和國際社會，使中國政治學成為世界政治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11]。

　　【本文原為鄧正來先生主編《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回顧與前瞻》一書所撰，承蒙主編同意，先行單獨發(fā)表，特此致謝。】

　　轉載于《學術月刊》2007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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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原為鄧正來先生主編《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回顧與前瞻》一書所撰，承蒙主編同意，先行單獨發(fā)表，特此致謝。

　　[1] 趙寶煦：“中國政治學百年歷程”，《東南學術》2000年第2期第39-40頁。

　　[2]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卷第180頁。

　　[3] 關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學發(fā)展的一般情況，可參考眾多的文獻，如趙寶煦的“中國政治學百年歷程”（《東南學術》2000年第2期）、劉瀚和洋龍的“50年來的中國政治學”（《政治學研究》1999年第4期）、林尚立的“政治學與政治發(fā)展：中國政治學發(fā)展20年”（《政治學研究》1998年第2期）、楊海蛟的“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政治學研究的特點與發(fā)展趨勢”（《浙江社會科學》2001年第4期）、韓旭的“發(fā)展中的中國政治學與中國政治學的發(fā)展”（《政治學研究》1998年第3期）等等。

　　[4] 這方面的討論可參閱郁建興：“政治學發(fā)展的自我反思與中國政治學建構”，《教學與研究》2005年第5期；
林尚立“科學的政治學與政治學的科學化”，《政治學研究》1998年第1期等。

　　[5] 參閱肖唐鏢、鄭傳貴：“主題、類型和規(guī)范：國內政治學研究的現(xiàn)狀----以近10年復印報刊資料《政治學》中的論文為對象”，《北京行政學院院報》2005年第2期第12-13頁。

　　[6]肖唐鏢、鄭傳貴，"主題、類型和規(guī)范：國內政治學研究的現(xiàn)狀"，同上，第13頁。

　　[7] 例如，據《中國青年報》最近報道，“北京市海淀區(qū)一所高校思想政治課上，百余名學生中認真聽課的學生屈指可數，大多數不是睡覺就是在看英語書。有人在瀏覽網頁，有人下載電影或網絡聊天。類似這般的沉悶氣氛，在部分高校的政治課上已經司空見慣”，參見2007年4月23日《中國青年報》報道“部分高校政治課現(xiàn)狀調查：學生不歡迎，老師很茫然”。

　　[8] 馮志峰：“政治學研究呼喚科學的政治學教材----一項對324種政治學科教材的調查研究報告”，《青島大學學報》，第24卷第1期（2007年3月），第105頁。

　　[9]肖唐鏢、鄭傳貴：“主題、類型和規(guī)范：國內政治學研究的現(xiàn)狀----以近10年復印報刊資料《政治學》中的論文為對象”，同上，第12頁。

　　[10] 參閱俞可平：“思想解放與政治進步”，《理論動態(tài)》（中共中央黨校主辦）2007年第20期。

　　[11] 在回顧新時期中國政治學發(fā)展歷程，展望中國政治學發(fā)展前景時，北京大學的趙寶煦教授和復旦大學的曹沛霖教授不約而同地提出了這“三個走向”。分別參閱趙寶煦“中國政治學百年歷程”，《東南學術》2000年第2期第44頁；
曹沛霖“新世紀中國政治學的三個走向”，《天津社會科學》2001年第2期第13-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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