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國英:打破“永不合作”的社會均衡
發(fā)布時間:2020-06-06 來源: 感悟愛情 點擊:
一、什么是“永不合作”的社會均衡
前兩年,中國媒體熱衷討論人們在交往中的誠信問題,論者大多對中國的誠信狀況憂心忡忡。我想有兩點可以肯定,一是誠信在中國的確非常缺乏,并且對中國社會進步有很大危害。二是中國社會的誠信狀況大抵與中國民族的先天素質沒有關系,而它可能只是我們難以卸下的歷史包袱所產生的影響。
缺乏誠信的同義語是欺詐橫行,是交往中的不合作。這種不合作對是社會有很大的腐蝕性。很難計算,普遍的商業(yè)欺詐究竟使中國損失了多少GDP。因為房地產市場的欺詐,那些風險厭惡的潛在購房者可能放棄購房打算;
因為導游的職業(yè)操守成問題,總有人會放棄外出旅游。阜陽劣質奶粉暴光,許多國產奶粉便遇到了銷售困難。按照中國的技術水平,我們早該發(fā)展起相當規(guī)模的網(wǎng)上交易了,但實際上很不如意,因為大家不大敢信任這種不見面的交易。
既然背信棄義是一種很壞的社會游戲規(guī)則,每一個人都對它深惡痛絕,為什么它還不能絕跡?現(xiàn)在學者們有了一種答案:背信棄義或永不合作也可以成為一種社會均衡,使陷入這種均衡的人不能自拔。
美國政治學家R. D. 帕特南是一位大量運用制度經(jīng)濟學思想分析經(jīng)濟成長和政治發(fā)展的學者,他對意大利的政治變遷做了長達20年的系統(tǒng)研究,給我們提出了富有啟發(fā)性的理論解釋。
意大利這個國家很是特別,它的南部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很不好,北部卻相當繁榮。一位英國教授告訴我,至今意大利南部的一些農村十分破敗,有的農戶家徒四壁,不比我們中國的窮農戶好多少。帕特南說,在中世紀終結前后的意大利南部,專制制度的“社會網(wǎng)絡的不對稱性,代表著剝削和依附,完全不同于北方以橫向組織為基礎的平等的互助合作關系所主導的社會網(wǎng)絡。在南方,庇護-附庸的政治制度更為因人設事,更為行為短期化,更具有剝削性,更少‘公共精神’”。以庇護-附庸為基礎的專制制度必然降低國家的效率,從而阻礙經(jīng)濟增長。這種制度產生組織性犯罪!皣议L期軟弱無力,導致自主性機構出現(xiàn);
而這些非正式組織的排他性權力地位,使得國家無法贏得大眾的忠誠;
國家因而積弱不振,這又強化了家庭、庇護制和黑手黨的地位”。垂直的網(wǎng)絡,無論多么密集,無論對其參與者多么重要,都無法維系社會信任和合作。信息的垂直流動,常常不如水平流動可靠,其原因部分地在于,下屬為了免受剝削而對信息有所保留。更為重要的是,那些支撐互惠規(guī)范的懲罰手段,不大可能向上實施,即使實施了,也不大可能被接受。帕特南概括說:就解決集體行動困境而言,垂直網(wǎng)絡要比橫向網(wǎng)絡作用小,19世紀之所以證明資本主義比封建主義有效率,20世紀之所以證明民主比專制更有效率,其秘密就在這里。
那么,為什么南部意大利就不能終結這樣一種可怕的制度?帕特南分析說,意大利這個國家在歷史上產生了分別存在于南北方的兩類制度,北方的制度形成了橫向的社會聯(lián)系網(wǎng)絡,建立了人際之間的信任關系,并對后來的資本主義經(jīng)濟的順利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條件。南方的制度則以垂直控制為基礎,產生了庇護-附庸型的社會關系,阻礙了民主政治和資本主義的產生。概括地說,南北方分別形成了兩種社會博弈方式,北方是“永不背叛”的穩(wěn)定均衡,南方則是“永不合作”的穩(wěn)定均衡,兩種均衡都有“自增強”機制。在“永不合作”的均衡狀態(tài)下,人們的行為也是理性的,只是陷入了“囚徒困境”,難以打破。通俗地說,在這種“永不合作”的制度困境之下,大家都在欺詐,有一個人想合作,這個人必然要吃虧,結果是沒人敢于出來打破永不合作的的規(guī)則,大家陷入了一種僵局。
我們在這里遇到兩個理論解釋的困難:第一,兩種均衡產生的初始原因是什么?第二,具有自增強機制的“永不合作”的社會均衡如何才能打破?第一個問題牽涉經(jīng)濟學家不大愿意去探討的歷史學研究,我在此前的文章中已經(jīng)有所涉及;
第二個便是當代學者喜歡說長道短題目。
“永不合作”的社會均衡是專制制度的性質。專制的產生與暴力有關,然而,現(xiàn)有的歷史文獻常常用故事來說明暴力,而不是建立一個暴力理論來解釋故事。暴力一旦形成一個體系,公平交易就難保障了。我們不能否認“依附-保護”這種交易也可能具有某種公平的可能性,但這種交易所具有非競爭或弱競爭性質,使得擁有暴力的一方對另一方容易實施掠奪,因而不公平交易應該是常見的現(xiàn)象。一旦暴力借助國家形式被系統(tǒng)化,被暴力所控制的依附者就難以打破這種系統(tǒng)了,“囚徒困境”永不合作的社會均衡也就產生了。由此看來,要打破這是均衡的確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但社會總歸要進步,如果一個社會不會被另一個強勢社會所消滅的話。
二、如何打破“永不合作”的社會均衡
實行垂直控制的制度所產生的“永不合作”的制度均衡,會發(fā)生一種自增強過程,難以被打破;
但是,它還是在許多國家被打破了,只是打得很艱難。破解這種均衡,是一個關于民主政治的動力問題。我們還是拿意大利來說事。
意大利1860年建國,但直到二戰(zhàn)結束后一個時期,這個國家還不是一個典型的民主政治國家,“上層是共和國,下層是帝國”這個話可用來反映這個國家的制度的一個側面。國家主要政治家是參加選舉的,有民選總統(tǒng),也有議會,但地方政府的首腦是中央政府任命的。于是,這個國家的中央與地方關系總是處于緊張狀態(tài)。1948年已經(jīng)有了改革動議,產生了關于地方政府選舉的新憲法,但由于當時的右派政治家擔心共產黨的活動以及當時國際背景使然,這項改革被拖延了,以后二十多年的時間里仍然是中央政府控制。歐洲國家作類似改革的還有其他國家,如丹麥,但曾被稱作“歐洲病夫”的意大利作這樣的改革其意義更加深遠,其經(jīng)驗也更值得關注。1968年,意大利的改革重新啟動,一系列故事發(fā)生了。帕特南是這場改革的見證人,他的著作《使民主運轉起來》就想回答意大利這個國家究竟是如何打破“永不合作”的均衡,實現(xiàn)民主政治的。有這么幾個因素很受帕特南看重。
第一,是改革的次序。沒有地方自治,就沒有民主政治,但實現(xiàn)地方自治的條件是中央政府的民主政治基礎。盡管中央政府實行了普選制度,有了一部民主政治的憲法,但因為垂直控制所導致的庇護-附庸型關系,使意大利的政治腐敗異常嚴重,社會生活中“永不合作”的囚徒困境難以打破。對于這種局面,包括共產黨領袖在內的一批地方精英是不滿意的,他們竭力促成改革。不難理解,改革是艱難的、痛苦的。但改革竟在二十來年的歷程中成功了。從改革的過程看,地方精英和中央精英有可能坐在一起談判,而中央精英受選舉制度的制約,不得不考慮地方的利益,使得中央利益與地方利益有了某種一致的可能。所以,在意大利,民主政治的擴展,是以中央政府的民主政治形式為前提的。試想,就關鍵的改革(如基本憲法秩序的改革),如果中央政府改革在后,地方政府改革在前,政治沖突將大大增加,改革的風險也將大大增加,改革的夭折也將更容易。地方政府先行改革,改革的節(jié)奏難以控制,由各種歷史原因導致的離心傾向會導致社會分崩離析。如果中央政府先行改革,地方精英先在最高層練習談判、合作,同時,他們的崗位(如總統(tǒng)、政府部長、國會議員等)決定了他們有可能去優(yōu)先考慮國家整體利益,從而在利益沖突中先產生中央層面上的利益均衡,并努力把握地方改革的節(jié)奏。
第二,民主政治不是一紙法令可以建立起來的,民主政治的實際發(fā)育是一個緩慢的過程。民主政治的真實變化是極其緩慢的,帕特南感嘆說:“人們可以一周接一周,一月接一月,有時甚至是一年接一年地考察制度的發(fā)展,然而,……制度變遷的節(jié)奏是緩慢的,要清楚地看到一個新制度對文化和行為產生的顯著影響,常常需要幾代人的時間!虢ㄔO新制度的人和想要對此做出評價的人需要耐心,這是從意大利地區(qū)試驗中得到的最重要的教訓之一”。帕特南是一個典型的改良主義者,他不認為改革的最終成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熬椭贫冉嫸裕ú粌H是制定憲法),時間的計量是以10年為單位的”,制度要改變歷史文化遺產,需要的時間更長;
意大利的20年改革幾乎察覺不到對文化模式和社會結構的作用。
其實,不僅對民主政治發(fā)展的漫長性我們有深刻印象,就對民主政治發(fā)展中的某種“無序”性,我們也不應該陌生。在關于英國民主政治發(fā)展的一篇文獻中我們看到,在英國民主政治發(fā)展的早期,選舉中的違法無疑是廣泛存在的。從較富有的地主們往來的書信中,可以看到他們的確在選舉中進行陰謀策劃,但是,“在市鎮(zhèn)中奮力拼搏的中產階級社群里”,這種情況就要少的多。18世紀中期以后的一個時期,英國發(fā)生了要求議會純潔化的廣泛的運動,主要目標是保障選民的權利、保障當選人的獨立性、恢復三年一屆的議會、減少稅收等,參加的主體是“紳士、教士和不動產的保有者”。早期西方國家議會里的打架現(xiàn)象司空見慣,前幾年的臺灣議會也是如此。那些反對民主政治的人士經(jīng)常借用這種現(xiàn)象來提出他們的批評意見。中國農村選舉中賄選、暴力等現(xiàn)象也已經(jīng)產生,并成為一些反對者的借口。
第三,帕特南發(fā)現(xiàn),改革過程的長短與歷史文化遺產有關。意大利的憲政改革實施以后,各地表現(xiàn)的效果是不同的。帕特南設計了一組指標來描述這種情況。在南部,“選舉制度下的政府管理還不如舊式庇護制度下的管理有效率”(帕特南,1992,56頁)。北部的情況就不同了,那里的政府績效明顯高于南部。差別的原因是什么?帕特南發(fā)現(xiàn),北部社會存在大量社團組織,如合唱團、足球隊、扶輪社、甚至是鳥類觀察俱樂部,那里的人關心公共事物,遵紀守法,相互信任,社會的組織和參與方式是橫向的、水平的。進一步深究,帕特南發(fā)現(xiàn),北部地區(qū)早在12世紀開始就形成了多元化的社會景觀,人民培育了比較強的公共精神。帕特南把這種橫向的社會網(wǎng)絡關系稱作“社會資本”。帕特南著作的最后一句話是:建立社會資本并非易事,然而,它卻是民主得以運行的關鍵。
第四,解決好農村和農民問題是民主政治順利發(fā)展的重要條件。意大利北部的民主政治發(fā)展比較順利,與那里的農村社會有密切關系。早在19世紀,這里已經(jīng)發(fā)育了各種形式的農民合作社。即使在最貧窮的農民中間,中世紀的合作傳統(tǒng)也長期維持。但意大利南部的情況恰恰相反,在庇護—附庸體制之下,農民之間相互不信任,發(fā)展了一種“非道德的家族主義”,不得不順從權勢階層,甚至到后來順從了黑手黨。
第五,中央政府的統(tǒng)一改革部署和地方政府的自主創(chuàng)新相結合,是民主政治實現(xiàn)的重要策略。改革對于社會來說總是一件新事物,決無可能被人設計好以后一次推行完畢。中央政府的高層政治領袖依照某種意識形態(tài)可以提出改革的基本方向,但改革的具體部署要靠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是改革的重要推動力。在改革的競爭中,社會得到了學習的機會,這是一種所謂“干中學”的方式。
三、中國農民合作精神的案例分析
在關于中國人或中國農民的種種陳詞濫調中,有一個是說中國農民不大能夠合作。有人說中國農村社會有一種馬鈴薯結構。相比之下,歐美人似乎更善于合作,例如,有的歐洲國家農村有上千年的合作社傳統(tǒng)!乙詾檫@種比較純屬妄想無知。
中國農民的合作傳統(tǒng),可以由史學家寫出一本大部頭的著作來。我只想說一個規(guī)律性的東西:政府控制和農民合作往往是一種此消彼長的關系;
政府控制越是嚴密,農民的合作也越是困難。在一些偏遠的地方,因為政府鞭長莫及,控制程度比較弱,農民彼此便建立了非常穩(wěn)定和有效的合作關系。這種案例很多。
山西省偏遠的永濟市出了一幫熱心公益事業(yè)的婦女,把農民合作事業(yè)搞得有聲有色。1997年,寨子村學校的一名叫鄭冰的女教師出于一些考慮,把周邊的一些農民組織起來參加“科技中心”活動,農民的熱心激勵了她,并促成她第二年辭去教職,聯(lián)合當?shù)匾慌鷭D女,成立了“婦女科技文化活動中心”。中心成立起來以后,各種合作事業(yè)搞得紅紅火火,引起了當?shù)卣淖⒁。政府官員發(fā)現(xiàn),一些公共事務委托這個組織辦理反倒更有效率,政府與農民的關系也更容易很好地得到處理,于是便給這個組織以很大的支持。2002年,政府有關部門允許這些農村婦女注冊成立了“永濟市農民協(xié)會”。據(jù)我所知,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經(jīng)合法登記注冊并被冠以“農民協(xié)會”的第一個農民組織。
這個農民協(xié)會成立以后,辦了許多被人們認為難辦的事情。例如,對婦女進行職業(yè)培訓,修筑鄉(xiāng)村道路,保護社區(qū)環(huán)境衛(wèi)生,協(xié)調村民沖突,在市場交易中實現(xiàn)集體議價等等。前不久,《南風窗》記者郭宇寬對這個農民組織的故事寫了一篇很深入的報道,更讓我相信這件事情的真實性。
然而,事情似乎有不大妙的地方。(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因為農民自發(fā)的合作往往發(fā)生在“距離”(不只是空間距離)政府比較遠的地方,一旦距離發(fā)生了變化,合作就會遇到困難。前不久,山西董江愛女士告訴我,說永濟的農民協(xié)會遇到一些困難,其中包括有的政府部門向她們伸手請求資金幫助。也許更大的困難還不在這里。如果這個以婦女為核心的農民協(xié)會僅僅處理自己的內部事務,麻煩就不會太大。在市場關系已經(jīng)很普遍的情況下,這個農民協(xié)會自然要和社區(qū)以外的全社會打交道。但是,全社會的合作是一個沒有解決的問題,一個農民協(xié)會如果把觸角伸向社會,它們很容易遭受滅頂之災。
永濟農民協(xié)會要不是有一個心理承受能力極強的女領袖鄭冰,也許它發(fā)展不到現(xiàn)在。2001年,協(xié)會從商家借款買化肥,幫助農民種植蘆筍,但蘆筍的價格的下跌,農民歸還不了化肥款,會長鄭冰竟幾乎被人毀容。2002年,協(xié)會組織的養(yǎng)雞合作社遭到幾方面的困難,特別是遭遇不法商人的欺詐,少數(shù)合作社成員也不愿意同舟共濟,鄭冰自己不得不將全部經(jīng)濟責任承擔起來。這些事情的發(fā)生讓我不得不想,中國農民的合作行動是多么不容易啊,合作社的組織者又需要多么強大的人格力量!我深信,中國農民并不缺乏所謂合作的素質,而是缺乏愿意和他們公平合作的社會外部力量。遺憾的是許多人常常反過來看問題,他們總在瞪大眼睛看農民是如何不愿意合作,而對破壞農民合作的力量或制度視而不見;
他們在這種認識的支配下,心里總打著改造農民的算盤。
到江蘇、山東等地做調查,發(fā)現(xiàn)農民的合作社或專業(yè)經(jīng)濟協(xié)會在一步一步地向前邁步。地方領導干部一再表達一種愿望,要中央政府出臺一項支持政策,讓農民的合作社或其他農民經(jīng)濟組織發(fā)展更快一些。我想問一問,如果政府對農民經(jīng)濟組織實行優(yōu)惠政策,其他人會不會乘機冒充農民來利用優(yōu)惠政策,而令真正的農民享受不到多少好處呢?聽了我的問題,地方領導們也覺得不好回答。
如果一個社會充滿欺詐和機會主義,首先受害的自然是弱者,但最終強者也不會好到哪里去。弱者組織起來后自然會增強自己的力量,但如果他們的交易對象既不守法,又無誠信可言,他們的日子是不會好過的。再如果連游戲規(guī)則也不利于他們的組織,他們的生存機會就很小了。這些當然都是極端的情況,現(xiàn)實情形似乎在逐漸發(fā)生好的變化。像江蘇、浙江這樣的省份,工商業(yè)經(jīng)濟已經(jīng)高度發(fā)達,政府中立程度也大大提高,農民合作社或其他組織就會有較大的發(fā)展空間。說到山西,按我的了解,農民的合作組織的發(fā)展似乎不會太順利。鄭冰她們遇到的困難已經(jīng)說明了這個問題。如果大的環(huán)境沒有改善,我還真擔心鄭冰這樣的杰出女性成為犧牲者。但愿我是杞人憂天。
任何一個人的生活都有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這兩個方面。私人領域的效率如何,我們一般不用操心,但公共領域的效率高低常常是一個問題。人們只要在公共領域活動,就一定需要一個權威,否則,公共事務就難以協(xié)調。對這個權威,我們常常在理解中會發(fā)生錯誤,以為只要是權威,就一定是政府的權威。其實,離開政府,民間自己也可以通過一定方式產生出大家認同的權威來。所謂民間合作,就是民間獨立于政府而建立自己的權威機構,并在這個權威機構的約束之下實現(xiàn)公共領域的集體活動目標。
認真觀察世界各主要國家的社會結構,我們會明白這樣一個道理:民間合作的意愿和能力對社會進步的意義非常重要。我們也都知道,歐美社會有很久遠的民間合作的歷史傳統(tǒng),例如,丹麥的農民合作社就有上千年的歷史,歐洲大陸也早就依靠社會自治制度給民間合作創(chuàng)造了基礎。中國人的民間合作意愿和能力如何呢?一般而論,人們似乎對這個問題沒有樂觀的回答。有一種皮相之論,說中國人本來就缺乏合作的傳統(tǒng),或叫做中國人沒有這樣的文化基因,例如,我們聽到過這樣的傳言:一個中國人是一條龍,三個中國人是一條蟲。對于這種“文化素質”論,我歷來心存警惕。最近的讀書思考,讓我再次得到了否定這種論點的根據(jù)。
2004年一期《農村工作通訊》刊載了記者將魏玉棟和姜玉貴的一篇報道,這篇報道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案例,證明了中國人在民間并不是不能合作。江西省萬載縣有一個存在133年的民間水利協(xié)會,當?shù)厝私小摆闀薄_@個組織用來協(xié)調龍溪兩岸農田灌溉事宜。在沒有陂會之前,河流低于農田,旱災來臨時,農民難以用河水來灌溉農田。農戶自發(fā)使用的灌溉手段常常引起糾紛。為了協(xié)調眾多農戶的灌溉活動,在1871年,當?shù)匾粋朱姓大戶召集各姓族長商議,決定建立一個不以贏利為目的的組織,專門解決這一帶農戶的灌溉問題。陂會的管理機構有5個陂頭組成,陂頭來自灌區(qū)的5個大戶人家,由公推產生。陂會在工程和管理方面發(fā)生的費用,由農戶按地畝的數(shù)量交納一定的稻谷來抵補。交稻谷的時間是每年的大年三十,在這一天,陂會的主事人也給大家匯報財務狀況。1949年之后,因為種種原因吧,這個陂會繼續(xù)發(fā)揮作用,且沒有納入政府管理系統(tǒng)。實行承包制以來,其他地方常常發(fā)生用水糾紛,但這里從來沒有過。
關于這個陂會,還有幾件事情值得一說,一是會長差不多是一位志愿者,每年只取得90元報酬,F(xiàn)任會長曾經(jīng)在深圳有一個比較好的工作崗位,但在村民的要求下他辭職回家繼續(xù)做這個志愿服務工作。二是這個陂會總能百分之百地收到水費,而萬載縣收交水費的平均水平是40%。三是這個陂會并沒有書面的章程,一些規(guī)則依靠口頭傳承起作用。規(guī)則的修改也記在大家心里。這一點倒像丹麥的合作社,那里沒有合作社立法,但合作社運行卻有規(guī)有矩。
這個故事具有一種標本意義,它說明,中國人乃至中國農民在民間是可以合作的。
但是,實際生活中我們常常見到的是合作的困難,這又是為什么?這里有另外兩個故事也許可以為我們提供答案。
一個是從李昌平那里聽來的故事。在湖北某地,有一座大水庫,水庫里有魚,庫區(qū)部分農民靠打魚為生。魚當然不屬于某個私人所有,但這里并沒有發(fā)生“竭澤而漁”的事情,他們自己有規(guī)矩。后來,政府在這里設立了一個“漁政所”,事情便起了變化,漁業(yè)資源受到破壞。
還有一個故事,說某地一座河堤出現(xiàn)一個小豁口,有農民報告政府,政府官員視察后不以為然,還批評農民謊報災情。后來豁口被沖為大缺口,農民又上報政府,政府官員視察后說這不夠立項標準,于是不予理睬。第三年,那河堤發(fā)生大決口,政府組織了大規(guī)模的抗災自救活動,國家撥來了大量救災物資,同時在這次事變中涌現(xiàn)了不少好人好事以及救災有功領導,在媒體上被廣為傳誦。
比較上面三個故事,我們也許可以發(fā)現(xiàn)一個事實,政府的存在會替代民間組織的作用;
可惜這種替代并不總是有效率的。在大量情況下,政府行為替代民間組織以后,會出現(xiàn)嚴重的效率損失。可能在十分有限的范圍里,政府的活動才是必要的。國家安全、社會公正、環(huán)境控制、大型江河治理等,大概是政府應該操心的事情,其他許多事情,政府本來就沒有必要操心,至少沒有必要直接插手。
人,不論是中國人,還是西方人,在本質上沒有差別。一些表面上的差別往往被學者和政治家放大,并被固定為所謂“文化”上的差別,這是愚蠢透頂?shù)氖虑。中國人在民間是可以合作的,只是因為我們長期有世界上規(guī)模最大、涉入社會程度最深的政府,才悶死了民間合作的許多可能性。江西萬載縣存在的這個民間合作標本得以長期幸存,也許有種種條件,而其中最重要的條件,我猜測,大概是這里比較偏僻落后,政府伸向這里的觸角不夠發(fā)達。
政府發(fā)達的觸角已經(jīng)伸向我們社會的各個角落,要它退回去是很難的,這是改革的艱難之處。但如果不去改革,我們這個社會深層次的毛病就很難祛除。改革將是一個艱難的過程。
四、自主與合作創(chuàng)造優(yōu)美鄉(xiāng)村環(huán)境
我曾經(jīng)在蘇格蘭呆過幾個月,對那里的優(yōu)美環(huán)境不能忘懷。美麗的自然風光,是人刻意愛護的結果。一天,我和朋友Rhys去幾十英里外的海灘去玩,路過一處巨大設施,但見一只大網(wǎng)嚴嚴實實地網(wǎng)住了那設施,我不解,問了Rhys才知道,那是政府的垃圾填埋場,大網(wǎng)是為了隔開鳥與垃圾,防止鳥在垃圾里找食物,危害了鳥的健康!早就聽說英國政府對動物愛護備至,有一些在我們看來很可笑的立法。仔細想來,他們的做法是有道理的;
也正因為這種對動物的呵護,才換來動物與人之間的這種各得其所共存局面。
看到蘇格蘭的優(yōu)美風景,不免想起中國農村環(huán)境所遭受的嚴重破壞,想起我的家鄉(xiāng)環(huán)境在這40年里的日益惡化,心里悵悵然有所失。過去學到一種“理論”,認為環(huán)境是公共物品,因此需要公有制來保護它,可是,我們分明看到,私有制之下的環(huán)境大大優(yōu)于我們。看起來,我們的確要重新審視關于公共物品的那套老掉牙的“理論“。
在發(fā)達國家,保護環(huán)境成了一般人的共識;
大量的環(huán)境保護工作從具體事項到制度安排都是通過志愿者來完成的。美國的志愿者在很多領域里都有,但最多的還是在社會公共生活領域。我參加過衣阿華州農民的一個討論會,那里的與會者也可以看作志愿者。我了解到,他們會議已經(jīng)開了一年以上,會議的任務是找到一個與政府協(xié)調關系的辦法。原來,由于密西西比河上游農業(yè)的發(fā)展,給下游帶來了污染,引起下游一些社會集團的不滿,這種不滿反映到國會和政府,便有了對上游農民的壓力。但政府沒有簡單地靠行政命令來解決問題,而是提出某種“軟約束”的辦法,與上游農民商量。一開始,非常多的農民參與討論,但時間一長,農民中最熱心者便成了討論會的“常委”,再后來,便只有他們討論,其他農民愿意由他們來代表自己的意見。事實上,這些熱心者便成了志愿者。在美國這種橫向組織發(fā)育很充分的社會,大概很多領域的民間領袖都是這樣產生的。雖然這些領袖不取報酬,但也不是說他們沒有任何企求。也許他們的志愿行為有利于他們今后的商業(yè)活動,或者他們也可能在積累自己的政治活動資本。不論什么目的,這種方式產生的農民領袖應該具有充分的代表性,領袖們也要比政府任命的官員更加稱職。
仔細想一想,美國在公共事務方面吸引那么多的志愿者,不是因為公共權力的油水很大,恰恰相反,正因為油水不大,才吸引志愿者。在美國旅行,除見到華盛頓的政府機構的建筑物富麗堂皇之外,其他地方的政府辦公設施一點也不顯得突出。一些城市的市政廳看起來顯得寒酸。公共領域只要真正體現(xiàn)一種服務精神,才對志愿者有吸引力,因為志愿者要的是社會的榮譽感,而不是轉化為資本的權力。如果權力無所不在,就會擠壓志愿者活動的空間,志愿者也就無榮譽感可言。看得出,美國的志愿者事業(yè)是一個不聲不響的事業(yè)。
手頭恰好有一份關于美國志愿者事業(yè)的資料,讀后讓人感慨。50%的美國人都是積極的志愿者。2000年,13歲以上人口的一半每周平均志愿服務4個小時,按非農業(yè)工人每小時的平均報酬17.26美圓計算,這些志愿者的服務價值量接近2400億美圓,超過了美國家庭住宅建設的支出總額,也大體是中國財政收入的兩倍。此外,75%的美國人向慈善事業(yè)捐款,每個家庭平均每年捐出1000多美圓,加起來達數(shù)百億美圓之巨。另據(jù)報道,在9-11事件以后,美國人做志愿者的數(shù)量又有了新的增長。
不用說,美國是一個市場經(jīng)濟高度發(fā)達的國家,但他們的志愿者事業(yè)可以與他們的市場經(jīng)濟并行不悖。在他們的報紙上,看不出他們成天在做思想道德教育;
他們的電視也多是娛樂節(jié)目,看不出什么“主旋律”在起作用,只要有負面事件發(fā)生,媒體也樂得去“炒作”。在社區(qū)的外觀,也看不見各種各樣的標語口號,只見到處國旗招展。在這樣一個氛圍之下,志愿者事業(yè)又蓬勃發(fā)展,這真令我們三思。
美國的志愿者事業(yè)根植于她的自治與合作的歐洲社會的傳統(tǒng)。民主的本質是政治活動中的競爭,而競爭的基礎又是自治與合作。沒有自治,就沒有競爭中的創(chuàng)造力;
沒有合作,競爭就會變成無休止的沖突。自治在歐洲有深遠的歷史根基,這種根基又來自歐洲人的航海傳統(tǒng)。遺憾的是,我們中國沒有這樣的傳統(tǒng),這便給中國的民主政治的發(fā)展帶來某種不便。但是,時代在變化,中國開放了,參與了國際大家庭的競爭;
這種國際競爭終究要對自己的制度安排發(fā)生影響。中國人不缺少智慧,也許我們最終會依靠自己的智慧,在中國發(fā)育一個自治的、民主的社會。這個目標實現(xiàn)了,中國的環(huán)境問題也就有望解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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