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世聯(lián)：歸來的路標

　　納粹垮臺不久，德國最杰出的思想家雅斯貝斯說：“在過去的12年里，我們似乎受到了整體改造，形象地說：魔鬼襲擊了我們，他們把我們擄走并一起卷入一場混亂，我們耳聾眼瞎……我們的經(jīng)歷類似于中世紀晚期對女巫的瘋狂迫害�！钡乱庵久褡逑鄬π疫\的是，魔鬼只襲擊了12年。1945年之后，活躍在德國社會文化生活中許多人在納粹的污染與毒化之前就已確立了自己的道德/政治標準和辨別能力，并能夠在納粹之后發(fā)揮道德和政治作用。也就是說，在納粹德國、在赫夫根和鄉(xiāng)村警察之外，還有另一個德國，它在納粹之后發(fā)揮了道德/政治文化重建的作用。

　　當代德國學者海因里�！�奧古斯特·溫克勒在《通向西方的漫長道路》中認為，德國不但一直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而且還是西方價值觀的主要奠基者。他從歷史中發(fā)現(xiàn)德國熱愛自由民主的傳統(tǒng)，并證明這種傳統(tǒng)是德國傳統(tǒng)固有的乃至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只是在歷史的進程中，德國由于一系列的偶然背離了西方，并最終發(fā)展為與西方價值觀念進行對抗，這并非不可避免，納粹不是德國歷史發(fā)展的必然，只是一個悲劇性的錯誤。如果這個邏輯成立，那么德國對戰(zhàn)爭罪行的懺悔、在政治體制和政治文化上對西方無條件的開放就不再是個被動的過程，而是主動向真我的回歸；
不是一個被勝利者改造和強加的過程，而是對自身歷史資源的重新發(fā)現(xiàn)。原來兩次世界大戰(zhàn)不是德國文化與西方文明的沖突，而只是德國文化中反西方那部分傳統(tǒng)與西方文明的對抗。從而德國人的自我批判，不是拋棄自我而是重新發(fā)現(xiàn)另一個自我。

　　這是一個悲喜交集的時刻�！拔覀兪�分慶幸自己活下來了。同時我們開始認識罪行以及我們被迷惑和我們的恥辱的嚴重程度。當時，我們正在地下室外和臨時搭起的小屋中挨凍受餓，然而同時感到的對精神和道德引導的饑渴比一生中的任何時候都大，也比此后半個世紀的任何時候都強烈�！睈簤粜褋�，被納粹精心毒化的德國社會一片荒蕪。需要重建的不只是政治秩序、經(jīng)濟體制，也包括心理結構與道德感情。原西德總理施密特（Helmut Heinrich Waldemar Schmidt，1918—）在其第三本回憶錄《同路人》中，深情地表達“對我職業(yè)生涯和政治生涯產(chǎn)生過影響的人”的感激憶念，顯示其作為政治家的道德勇氣和正義原則是如何地與其私人交往中的一些高尚的、有責任感的朋友們的關系。

　　我們這些在納粹新聞獨裁下專長起來的、在戰(zhàn)爭中被譴送回家的青年人缺乏政治教育和經(jīng)濟學教育的基礎，在很大程度上也缺乏思想教育的基礎。我們當時的境況同今天所謂新聯(lián)邦州的成千上萬的青年人相似，他們從1933年到現(xiàn)在的不間斷的新聞和教育專制之后，雖然知道或感到什么是錯誤的，什么是欺騙和犯罪，然而現(xiàn)在他們才學到什么是正確的，什么是真理和什么是在道德上必須做的。

　　在我長大成人、2/3的時間是作為士兵度過的納粹時期，雖然我意識到自己是反對這一政權的，但是我不知道應當擁護什么，不知道希望由什么來取代第三帝國和納粹。我對民主立憲法國家沒有概念，更不用說對如何建立這樣的國家有什么樣概念了。雖然我認識到社會不公正的事實，并對此持批評的態(tài)度，但是如何和用什么手段能克服這種狀況卻無任何概念。

　　納粹的暴行公開了自己的罪惡，它為自己準備了掘墓人，但反反不一定得正，只有對一個毒化的社會進行徹底的解毒，才能真正埋葬極權主義。在這樣的時刻，“我們需要燈標和燈塔、路牌和路標，以便能找到通往公正的更光明的未來道路�！笔┟芴卦诮榻B他的“同路人”時，特別強調(diào)他們前納粹的政治/文化背景，這些東西不但使他們“獲得了明確的政治和道德尺度”，不為納粹的眩惑所動，抗拒洗腦和改造，而且在戰(zhàn)后成為德國社會生活中的解毒劑。

　　極權主義的政治后果之一，是人們知道什么是不好的制度，也有少數(shù)人知道什么是好的制度，但他們不知道如何在壞的廢墟上建立好的制度。無論是對施密特個人還是對德意志聯(lián)邦共和國的國民來說，重建民主都是一個政治學習的過程。他們跳過了納粹時期，從前納粹的德國政治文化傳統(tǒng)中學習�！霸诩{粹時期和戰(zhàn)爭結束時，甚至8年以后我被選入聯(lián)邦議院從而以專職的身份步入政壇時，我?guī)缀跎形醋x過關于國家哲學的世界名著，而且對其存在一無所知�！睆恼�日深，施密特對國家哲學與政治哲學的興趣也日益濃厚。波普爾對烏托邦和專政的批判性分析，韋伯對責任倫理與意圖書館倫理的區(qū)分，都形塑了施密特的政治性格。而在“同時代人”中，里夏德·勒文塔爾（保羅·澤林）和卡爾·迪特里�！げ祭�赫爾則是最重林的兩位的學者。勒文塔爾1908年出生，經(jīng)歷了從共產(chǎn)黨到社會民主義的思想演變，他于1947年出版的《資本主義的彼岸》一書，批判了左右兩種極權主義，介紹了英國、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和美國的經(jīng)驗，為德國人開啟了通往國際文獻的大門。對于戰(zhàn)后一代人來說，“是一顆長時間懸在夜空中的照明彈”：它指出了我們可以走的道路和我們能夠運用的方法。施密特與勒文塔爾相識之后，即成為政治思想上的同志，在社會民主黨內(nèi)，他與施密特一起反對艾哈德和勃蘭特，反對以嚇跑多數(shù)持批評態(tài)度的青年為代價而照顧少數(shù)年輕人，對社民黨離開了持中間態(tài)度的選民而憂慮；
在公共生活中，他既反對美國在越南的戰(zhàn)爭，又反對60年代的政治浪漫主義。他雖然在心理上對那一代人的精神狀態(tài)表示理解，卻總是對左派的言行感到不安。布拉赫爾沒有參與黨派政治，但他在1955年出版的《魏瑪共和國的解體》一書，根據(jù)大量充分調(diào)查的事實詳細而準確地闡明了通過什么方式、通過哪些人的活動、由于誰的失職和誰的弱點，德國的第一次民主嘗試在十幾年后即告失敗，希特勒的納粹即能奪權。這是德國思想界較早分析德國第一個民主政權的滅亡、清理納粹的著作。對施密特來說，這本書還為直接推動了聯(lián)邦德國的1955、1956年基本法的補充。根據(jù)布拉赫爾的研究，魏瑪憲法規(guī)定國防軍命令權和指揮權屬于總統(tǒng)，但1920年8月11日，魏瑪共和國陸軍總司令漢斯·封·澤克特頒布了調(diào)整帝國陸軍命令權限的規(guī)定，命令權劃歸國防部長，指揮權劃歸陸軍司令，這種結構既導致國防部長被架空，又使國防軍脫離上議會的監(jiān)督，削弱了民主制的基礎。有鑒于此，在施密特的提議下，補充后的基本法第65條規(guī)定：國防部長在和平時期擁有對武裝力量的命令權和指揮權�！斑@本書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各執(zhí)政黨的議員們一反阿登納的意志，同意界定即限制聯(lián)邦國防軍的憲法性法律的地位�！�

　　學者之外，施密特更多是在與“同路人”交往中完成其政治啟蒙的。在比利時的英國戰(zhàn)俘營，他從漢斯·博南坎普那里知道了什么是民主，什么是法治國家。加入社民黨之初，他從1933年前就是黨員的卡爾·托門獲得了對黨的認識。在五十年代從事黨的工作時，主張靠擾西方的現(xiàn)實主義對外政策和富有有建設性的經(jīng)濟和社會政策恩斯特·羅伊特等人成為施密特的榜樣。進入聯(lián)邦議會后，施密特開始時束手無策，只是在認識了一些有議會經(jīng)驗的老黨員之后，才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見解。海因里�！ご魉固貛椭�他拋棄了“社會浪漫主義”，兩位女士提醒他尊重婦女和保護消費。最重要人物是1933年就有了自己的政治世界觀、在監(jiān)獄和苦役中仍保持了內(nèi)心的政治基礎的弗里茨·埃勒，他推動了1955、1956的《基本法》修改，為現(xiàn)代的先進的軍事立法、為武裝力量的“內(nèi)部領導”和民主教育以及為將武裝力量牢牢地納入憲法體系奠定了憲法法基礎，排除了由一個軍人掌握最高指揮權的可能；
他是歐洲一體與羅馬條約的堅定捍衛(wèi)者，如此等等，“我在許多方面需要感謝弗里茨·埃勒”。還有一個具有道德和修養(yǎng)權威的卡爾洛·施密德，“我們提了100個問題，卡爾洛就給我們100個回答，好像他只需抖抖衣袖，回答就出來了�！笔┟芴睾涡�，在其政治生涯的每一個階段，他都遇到了第一流的政治家，雖然他們之間有分歧、有爭論，但他們都從納粹時代走來，都堅持著民主的理想并在在政治活動中貫徹它。歷史的災難真正轉化一種教訓，固然“我們不應將民主過分理想化了，但是必須時刻記住從前在德國試驗過的許多其他惡劣得多的統(tǒng)治形式。我的絕大多數(shù)同路人對此有同感”。

　　納粹極權體制的道德后果之一，是扭曲了文明演進中積累起來的理想信念和公共規(guī)范，摧毀了國民的個體價值和自我尊嚴，整個民族的理智/政治素質(zhì)急劇下降。正像中國詩人北島所說，“高貴是高貴者的墓志銘，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重建時代所缺少的不只是面對錯誤和罪惡的勇氣，更重要的是缺少克服蕩滌錯誤和罪惡的內(nèi)在力量和精神資源。希特死去了，但在希特勒揮舞的手臂指引下、聚集在“萬字旗”下的一代德國人還要生活，這些喝著狼奶長大的畸形兒不能自我矯正走出陰影，重建德國的精神資源只能在前納粹的文化傳統(tǒng)中發(fā)掘，只能通過批判納粹意識形態(tài)而獲得。當然，納粹畢竟成功地改造了相當多的德國人，并且從德帝國到魏瑪共和國，納粹有其先驅，所以不是每一個都能守得住清白，這里就有個人品格、勇氣的因素，施密特的“同路人”大都有堅強的性格和樂觀的信念，擁有自由思想的底色和真誠正直的做人底線。比如莉莉·帕爾默“雖不寬恕一切，總帶著嘲諷的語氣講話，但不傷害人；
雖非樂觀主義者，但卻開朗。”所有這些人都積極參與了文化消毒和民主普及的工作：把劇場辦成道德教育場所的漢堡劇院的經(jīng)理伊達·艾雷，納粹時代準備好自殺的民族電視之母英格·沃爾澤，曾為電影明星的畫家莉莉·帕爾默，堅信“音樂是接近其他的最佳途徑之一”的指揮家伯恩斯坦，成功地將娛樂、正派的新聞評論和某些政治內(nèi)容結合起來的《明星》主編亨利·南寧，尊重觀點的多樣性又強調(diào)自己的觀點必須是理性的、有根據(jù)的、在道德上是無懈可擊的婦記者瑪麗蓉·登霍夫，以“希望原理”著稱的哲學家恩斯特·布洛赫，被外國人認為是德國良知的化身的作家海因利�！げ疇枴�…他們沒有原諒納粹時代，卻也沒有停留于悲傷、仇恨和譴責，而是以各自的文化行為清洗納粹毒素、打開通向精神自由的大門，幫助德國人從集中營、從防空洞、從戰(zhàn)爭、從戰(zhàn)俘營，幫助所有被譴返回家的人找到他們的道路。正是他們充當了黑暗之后走向光明的路標和燈塔，表現(xiàn)了知識分子和文化藝術在精神枯竭、人性墮落時代不可缺少的向導作用。

　　后極權時代的政治教育必須是真正反極權的。這就是《時代》周刊發(fā)行人瑪麗蓉·登霍夫說的：“我們要不斷地寫和宣講，重要的不是預告幸福的目標，而是賴以達到目的的手段和道路�！笔┟芴胤治鲋赋觯骸八�一直很清楚，無人占有最終的真理，人類的命運總是只能逐步改善，因此想確定光輝的最終目標是不恰當?shù)模?br>相反，每一個單獨的步驟都必須是合理的。實際上，這種以道德為基礎的實用主義是我們德國人必須從我們在納粹‘千年帝國’統(tǒng)治理下的經(jīng)歷中得出的最重要的哲學和政治結論�！睒O權體制的理由是，獨裁者掌握著絕對真理，可以率領德意志民族走上“千年帝國”，因此重要的不是揭發(fā)希特勒把德國推向災難，不是審判、譴責希特勒的幫兇和同謀，而要重建一種政治文化，這就是堅持理性的、有根據(jù)的、在道德上是無懈可擊的政治原則，同時又充分尊重人性的多樣性和觀念的差異性。如果緊接著思想專制的通常是虛無主義，那么是非觀念上的嚴肅性便是重建時代的倫理底線；
如果極權主義壟斷真理和輿論，那么重建時代便應當以思想自由、文化民主為主題。這就是施密特“同路人”的行為準則，他們因其可怕的經(jīng)歷而在人道方面獲得豐收，并通過其創(chuàng)造性的作品、熱情的社會活動及其對政治家的影響而把生活的勇氣注入這個幾乎絕望的民族的血脈之中。

　　假如沒有這些在前納粹時代就擁有自己的政治立場的“同路人”，施密特的政治生涯肯定會有許多歧路和失誤。德國文化傳統(tǒng)中擁有克服納粹的部分資源，在被稱之為“德國人”的野蠻部落中，生活著另外一個德國。施密特是聰明的政治家，他珍惜這些“同路人”的友誼和貢獻，在處理恐怖組織“紅軍派”的同情者劫持飛機的緊張時刻，還和一批左翼作家在總理府討論恐怖主義。觀點不盡相同，爭論時有發(fā)生，但他確實從中學到許多，并認識“作家、詩人或所有的藝術家都有某種權利作出片面的判斷。假如他們的批評對各方面都要平衡，那就不會有年輕的席勒，也不會有布萊希特；
……因此，我贊成這些富有創(chuàng)造性的人待人接物、特別是在政治方面有時可以與眾不同�！币驗槲�收了這些識人的智慧和勇氣，施密特成了一個稱職的總理。佐默爾在為他寫的小傳中說：在他就任總理時，他的一頭黑發(fā)幾乎還未曾花白，但當他卸去聯(lián)邦總理時，卻已是滿頭銀發(fā)。

　　參考文獻：

　　赫爾默特·施密特：《同路人——施密特回憶錄》，潘海峰譯，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年。

　　威廉·馮·施特恩堡：《從俾斯麥到科爾——德國政府首腦列傳》，當代世界出版社，1997年。

　　2003年12月5日

　　原載《羊城晚報》2004年4月14日

相關熱詞搜索：路標 歸來 單世聯(liá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