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縱橫談：民主跟吃飯息息相關
發(fā)布時間:2020-06-07 來源: 感悟愛情 點擊： 
全國“兩會”期間，南方周末網(wǎng)（WWW.INFZM.COM）與21CN.COM合作，邀集部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xié)委員，以及部分專家學者，舉辦了多場網(wǎng)絡訪談，就“兩會”熱點話題展開熱烈討論。這里摘選部分訪談內(nèi)容，以饗讀者。
從更高的起點上摸索“權力三分”
嘉 賓：葉 青（全國人大代表）
王占陽（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教授）
笑 蜀（南方周末評論員）
主持人：蔣兆勇（時事評論員）
權力分成三部分，而且要互相制約，互相協(xié)調(diào)，這個原則是一個普遍原則，過去我們不承認這個原則，現(xiàn)在承認這個原則，這是一個突破，對未來的改革有指導意義。
王占陽：政治體制改革有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包括剛剛發(fā)端的“大部制”。把它們放在一起，就會發(fā)現(xiàn)新一輪改革的一個起點。不能說它現(xiàn)在的意義有多大，現(xiàn)在來看，無非改組了五個部。但關鍵不在“大部制”本身有多么特別的意義，而在于后續(xù)變革能不能跟上來。假使后續(xù)變革能一步一步跟上來，那么過了多少年回頭看，這次“大部制”改革，就可能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
很多事情后人才有資格做出完整評價，“大部制”需要一個未來的發(fā)展。未來發(fā)展得好，今天就是一個很好的開端。但如果未來虎頭蛇尾，今天在歷史上就沒什么意義。所以“大部制”的價值要我們今后來創(chuàng)造，要我們通過繼續(xù)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和整個政治體制改革，使今天的“大部制”顯得有意義。
主持人：要讓政府自己改自己，就像把自己從凳子上提起來一樣，恐怕不大容易。
王占陽：這個情況也有改變，政治與社會的關系在改變。原來政治跟社會是脫節(jié)的，它可以關起門來自己玩，社會拿它沒脾氣。要讓它自己改自己，除非有最高領袖決斷，否則很難改。但經(jīng)過三十年改革開放，政治力在整個社會的力量總和中有所下降，社會力在整個社會的力量總和中大幅度上升。政府就不能什么都自己說了算了，社會的壓力就可以起作用了。
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關鍵，是行政三分，這對于未來的政治體制改革有非常大的意義。
肯定行政三分，就等于肯定在共產(chǎn)黨領導下，也可以三權分立、三權制約、三權協(xié)調(diào)。傳統(tǒng)上我們是議行合一，立法權和行政權合在一起，都在一個機構里，沒有政府。巴黎公社就沒有政府，議事完了之后立馬就可以執(zhí)行。事實上，這是一種戰(zhàn)時體制，馬克思從來沒有把它上升為一般的社會主義原則。恩格斯晚年時則提出，民主共和國也可以成為無產(chǎn)階級專政的特殊形式。這句話很有份量，什么意思呢？民主共和國全都是三權分立的，而恩格斯說可以用這種體制搞社會主義，即社會主義也可以搞三權分立。
我們的人大主要是立法，行政權在政府，司法權在法院、檢察院。所以我們的立法、行政、司法早就是分開的。而且《憲法》上還規(guī)定一條，“人大常委會的成員不能是政府官員”，就是你不能既擁有行政權，又跑去立法，這也是分權制衡的體現(xiàn)。這套體制是從哪兒來的？是從孫中山來的，孫中山不搞議行合一，他搞五權分立，立法、行政、司法、監(jiān)察、考試，他是五院制。我們把這套東西拿來，一開始就是三權分立。只不過我們解讀錯了，按照議行合一的傳統(tǒng)觀念來解讀社會主義的三權分立，越解釋越說不通。
權力分成三部分，而且要互相制約，互相協(xié)調(diào)，這個原則是一個普遍原則，過去我們不承認這個原則，現(xiàn)在承認這個原則，這是一個突破，對未來的改革有指導意義。
笑蜀：我打斷一下，你舉的例子只是小三權，不是國家架構問題。不過即便局限于“小三權”，也是一個進步，為什么這樣說呢？幾年前深圳搞過“權力三分”，但很快就被叫停，現(xiàn)在不是在小小的深圳層面，而已經(jīng)宣布在中央政府層面上搞“權力三分”，起點更高了。
王占陽：三權分立其實是一個簡約的講法，十七大報告和二中全會報告也沒有用這樣的提法，但它們都講到三權，然后又講制衡。制衡的前提是三權分開，如果三權合一還制衡什么呢？全都在我一個人手里，就沒有制衡的問題。制衡就隱含著三權分立的思想在里面。我們?yōu)榱吮硎龊啽憔陀萌龣喾至�，如果不覺得麻煩，就用三權分立，三權制衡、三權協(xié)調(diào)，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我認為三權分立是人類政治智慧、人類政治文明長期發(fā)展的結果，就像市場經(jīng)濟一樣，本身沒有“姓社姓資”的問題。三權分立如果為資本主義服務，就是資本主義的三權分立；
如果為社會主義服務，就是社會主義的三權分立。恩格斯那時已經(jīng)確立了社會主義三權分立的思想，我們現(xiàn)在又加上黨的領導這一條，現(xiàn)在實際上是“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下的三權分立”，這就更好了。
輿論監(jiān)督，香港就是好榜樣
嘉 賓：劉夢雄（港區(qū)全國政協(xié)委員）
展 江（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教授）
笑 蜀（南方周末評論員）
主持人：蔣兆勇（時事評論員）
“你們什么時候也能像我一樣批評了本地最高首長，但他不是打壓你，而是寫圣誕卡給你，發(fā)請?zhí)o你拜年，請你去他家里座談，能做到這一點，我們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就及格了。”
主持人：現(xiàn)在有個詞叫“應對媒體”。什么叫應對？如果你是我的下屬就不需要應對了，下命令就行了。不是命令而是應對，這本身就是承認媒體的獨立性。
展江：但我認為所謂“應對媒體”，對地方官員來說，首先不是指他轄下的媒體，往往是影響大的外地媒體。他們對媒體還是區(qū)別對待的，這很遺憾。我們知道最近幾年，一方面我們的社會取得很大進步，另一方面腐敗越來越嚴重。但通過媒體揭露出來的腐敗還是非常之少。我個人就有一個說法，縣以上官員腐敗，幾乎不可能由媒體來揭發(fā)，這就是一個現(xiàn)實。
笑蜀：展江老師剛才講的，實際上是一個國家權力碎片化的現(xiàn)象，名義上是單一制國家，中央集權的國家，但實際上，國家權力是不完整的，是被切成一個一個碎片的，每個強勢者都有屬于自己的碎片，這個碎片就是一個“夜郎國”。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每個“夜郎國”里，司法、軍警、教育、文化應有盡有，就是沒有媒體。他們轄下的媒體只有一種功能，就是宣傳功能，就是給他們政治化裝的功能，這種情況下，當然不可能起到監(jiān)督權力的作用。
展江：而且最近幾年，反面例子越來越多，什么“史上最牛區(qū)長”，“史上最牛書記”……。此起彼伏，以至于后來有人說“沒有最牛，只有更�！�。像今年初遼寧西豐的縣委書記，一旦外地媒體對他偶有批評，他就立即下重手處理，不惜派警察到北京抓人。
劉夢雄：我講一個鮮明的對比。我是香港居民，過去幾年給《文匯報》寫專欄，去年5月開始給《東方日報》寫專欄，專欄題目都叫“指點江山”。我在《東方日報》的第二篇專欄文章就抨擊曾蔭權，說他的政改思路有問題，不符合《基本法》。過了3個月，我覺得他在市政方面還有五件事做得不好值得改進，就干脆寫了篇《假如我是特首》，說如果我作特首的話，這五件事怎么處理，對他也是批評很重。
反應怎么樣？出了兩次重拳之后，去年12月，我收到的一百多張圣誕卡中，頭一張就是曾蔭權親自寄給我的。過了不久，他們夫婦又發(fā)帖給我，邀請我到禮賓府拜年。年三十下午，我到禮賓府跟他面對面座談，他認真傾聽我的意見，還跟我握手，合影時反復說，你的文章我�？吹�，謝謝你的支持，我們要照你說的那樣，依法執(zhí)政。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香港的新聞工作者，我們香港的媒體，就完全沒有恐懼。你批評特區(qū)政府的一把手，他卻給你寄圣誕卡，請你去拜年，去座談。內(nèi)地如果能達到這種境界，我們13億人集思廣益，領導人的決策不就更加民主化、更加科學化了嗎？
展江：你剛才講這些，我就有個聯(lián)想。鄧小平當初提出“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今天已經(jīng)得到了貫徹，我們從香港學到了很多發(fā)展經(jīng)濟的好經(jīng)驗。但這可能還不夠。你剛才講到，輿論監(jiān)督不但沒有給香港社會造成混亂，反而推進了政府的施政。但很遺憾的是，在內(nèi)地某些官員眼里，輿論批評似乎只會造成社會混亂，媒體似乎就是麻煩制造者。盡管質(zhì)疑他們的人越來越多，但目前來看，這種說辭仍然是壓制輿論的一個最有利的借口。所以我想，我們還需要從香港經(jīng)驗中學到更多東西，香港政府善待媒體就特別值得學習。進一步開放媒體，讓媒體做更多的事，這一點也不可怕。和諧社會本來就少不了七嘴八舌。
劉夢雄：其實我覺得很簡單，展江教授也好，笑蜀也好，你們什么時候也能像我一樣批評了本地最高首長，但他不是打壓你，而是寫圣誕卡給你，發(fā)請?zhí)o你拜年，請你去他家里座談，能做到這一點，我們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就及格了。
愛心不需要緊箍咒
嘉 賓：周洪宇（全國人大代表）
資中筠（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前所長）
笑 蜀（南方周末評論員）
主持人：蔣兆勇（時事評論員）
一個社會如果健全的話，應該是做好事非常容易，做壞事非常難。如果不是這樣，做壞事反倒很容易，可真要做好事，還不得其門而入，這樣的社會肯定是不健康的。
主持人：現(xiàn)在好多事情政府的力量也不夠，但民間力量又進不來，因為NGO之類的非政府組織發(fā)展很難，問題到底在哪，資老師給我們介紹一下？
資中筠：我的感覺就是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一方面政府確實在鼓勵民間力量為社會做奉獻，要它們多做事情，特別鼓勵企業(yè)和企業(yè)家多捐錢。每年什么“排行榜”、“光榮榜”都是很多的。但另一方面，制度設計上防范多于鼓勵，渠道確實不暢通。比如，現(xiàn)在NGO最頭疼的事就是找掛靠單位。搞一個眼保護協(xié)會，非得掛靠衛(wèi)生部底下一個什么局，但人家說它已經(jīng)掛靠了一個協(xié)會，指標已經(jīng)用掉了，就不要你了。其實多幾個眼保護協(xié)會，彼此有競爭，只會做得更好。最壞的結果，也不過是它自己做不下去而已，沒什么破壞性。但它要找婆家仍然很難，只好工商注冊，要工商注冊就必須交稅，結果明明是非盈利組織，還是要給政府交稅才行。
另外，NGO汲取社會資源，也特別困難。比如我捐錢給某個NGO，按道理，捐出的這筆錢應該在所得稅里免掉，但實際上有個規(guī)定，你只能捐給半官方的那些所謂公益組織，才能免稅，比如中華慈善總會，比如紅十字會。沒有官方背景就沒有這個待遇。退一萬步，我就捐給中華慈善總會或者紅十字會吧，它給我一個收條，我拿著收條辦免稅手續(xù)仍然很難，操作性很差，根本不像國外，一捐，自然就免稅。
困難當然是很多的，但是總要開頭。不要防范太嚴，不要老怕人干壞事。如果法制健全，他干壞事并不可怕，干壞事就可以治他。用掛靠的辦法，用權力監(jiān)督權利的辦法來防人干壞事，意義不大�，F(xiàn)在真干壞事、真出大問題的都是跟權力勾結的。企業(yè)要行賄，它就通過給官辦基金會捐錢的辦法來行賄，把慈善捐贈變成洗錢，這些情況已經(jīng)有了。
任何社會都有人要干壞事，特別是現(xiàn)在，在誠信匱乏的情況下。但既然主要是權力出問題，就應該加強對權力的監(jiān)督，而不是盡量提高權利的門檻，盡量提高做好事的門檻。一個社會如果健全的話，應該是做好事非常容易，做壞事非常難。如果不是這樣，做壞事反倒很容易，逃稅也很容易，賄賂也很容易，干什么壞事都很容易，可真要做好事，還不得其門而入，這樣的社會肯定是不健康的�？傊延^念轉變過來，要相信多數(shù)人是要做好事的，要鼓勵多數(shù)人做好事，制度設計要有這么一個思想基礎。而不是說一不小心，人家就把這個社會顛覆了。沒有那么容易的。
給農(nóng)民工完整的家庭生活
嘉 賓：張全收（全國人大代表）
黨國英（中國社會科學院農(nóng)村發(fā)展研究室主任）
笑 蜀（南方周末評論員）
主持人：蔣兆勇（時事評論員）
如果流動人口不是只能選擇單身，而有一個完整的家庭生活，哪怕只是在城市里有一個茅棚，那他也是幸福的。
主持人：八十年代美國一個總統(tǒng)訪問中國，聽說中國夫妻兩地分居很普遍，就很驚訝，說怎么可以這樣，夫妻一年到頭見不了幾次面，太不人性了。
張全收：不是見不了幾次面，有的一年都見不了一次面。
主持人：現(xiàn)在夫妻兩地分居比過去更普遍。據(jù)統(tǒng)計，一億四千萬農(nóng)民工，有五千萬農(nóng)民工拖家?guī)Э冢�有九千萬農(nóng)民工實際上兩地分居。剛才講過，這是一種不人性化的安排。我們可以經(jīng)常在報紙上讀到，比如在某個大學校園，或者某個建筑工地附近，突然發(fā)生性犯罪。這種性犯罪，跟農(nóng)民工的夫妻分居應該有一定關系。
黨國英：家庭生活是成人的一個福利，你把人家的家庭生活分開，就大大降低了人家的社會福利，這既不人道，也跟以人為本的治國方針南轅北轍。
主持人：我更多的不是從倫理上看這個問題，我可能更關注的是社會后果。(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比如骨肉分離，孩子一直不在父母身邊，這對孩子的成長也很致命。
張全收：還有一部分人，結婚后自己出去打工，女同志就在家里種地帶孩子。結果，他在外面找了第二個、第三個，這種現(xiàn)象也很多。
黨國英：有人做了一個統(tǒng)計，居然發(fā)現(xiàn)，通過親子鑒定，確認孩子和父親沒有血緣關系的，農(nóng)村的比例超過城市。
主持人：農(nóng)村比例，主要還是限于流動人口吧。如果流動人口不是只能選擇單身，而有一個完整的家庭生活，哪怕只是在城市里有一個茅棚……
張全收：那他也是幸福的，畢竟一家人都在一起，各方面都有一個照應，還是溫暖的。但是我想這也是一個難題。要解決這些難題，還需要過渡。
黨國英：解決這個問題的確有過渡性，不能一蹴而就。這個問題的本質(zhì)是什么呢？本質(zhì)是一部分農(nóng)民進入城市之后，因為城市公共服務的水平跟不上，不能馬上享受跟市民同等水平的公共服務。但既然是過渡，就不能什么都不做，有些事情還是可以做的。比如戶口問題，我也不贊成誰想進城馬上就進城，但起碼可以先解決一部分人的進城問題，根據(jù)資料估計，約莫20%的農(nóng)民工已經(jīng)在城市定居，買了房子，也向城市政府納稅了，客觀上已經(jīng)是城市居民，為什么就不能給他們戶口呢？
公共品也需要競爭
嘉 賓：蔣海鷹（全國人大代表）
楊繼繩（原新華社高級記者）
笑 蜀（南方周末評論員）
主持人：蔣兆勇（時事評論員）
為什么要搞民主？過去常常有人說我們要吃飯，不要民主，民主陳義太高了。但實際上，民主跟吃飯是息息相關的，沒有民主，民生就沒有保障，公民的社會福利就沒有保障。
主持人：給社會提供公共品的如果只有政府一家，別無分店，這可能是個問題。
笑蜀：我講講親身經(jīng)歷吧。2007年1月我作為國際訪問者訪問美國，這是美國政府的一個傳統(tǒng)項目，典型的政府行為。但我所到之處，都是NGO接待，政府不參與，政府有義務拿錢，但用錢就跟政府沒關系了。
主持人：政府把公共服務外包給NGO。
笑蜀：對。這給我一個什么體會呢？政府不能壟斷公共品供給，而應該跟社會力量合作。而在中國，經(jīng)濟方面的行政壟斷我們已經(jīng)有很多批評，但對政府壟斷公共品，我們好象討論的還不多，公共領域的政府壟斷好像還是天經(jīng)地義。
楊繼繩：我們講社會主義，但往往重視國家而不重視社會，行政力量擴張過度。這種情況下，民生很難得到保障。
笑蜀：關于這個問題，不妨舉個例子。為什么我們要搞市場經(jīng)濟？為什么計劃經(jīng)濟不好，市場經(jīng)濟好？這主要是基于市場經(jīng)濟的一個原則，即消費者主權。我需要什么樣的私人品，需要什么樣的供給方式，我說了算。必須是我說了算，私人品的供給才能滿足我的個人偏好。否則，計劃經(jīng)濟即便是有供給，但我們知道計劃時代的供給，幾億人穿同一種顏色的衣服，穿同一種款式的鞋子，吃同一種飯，喝同一種酒，看同一種戲，根本沒有個人選擇空間。市場經(jīng)濟不然，在市場時代，你能滿足我的特定需求，我才選擇你。你不能滿足我的特定需求，我就不選擇你，我就用腳投票。這就逼著賣方討好買方，盡可能了解和盡可能滿足消費者的個性化需求，從而給消費者以豐富的選擇空間。所以市場經(jīng)濟的供給不僅量多，質(zhì)也最優(yōu)——最人性化。
私人品供給是這樣，公共品供給也應該如此。公民與公共品之間，也是消費關系，也適用消費者主權。用什么樣的形式保障消費者主權呢？那就只有民主，沒有民主，消費者沒有個人選擇的權利，公共品你給我什么是什么，給我多少是多少，就只有賣方市場，沒有買方市場。公民就會很弱勢，根本沒有討價還價的可能。
所以，不只是私人品需要競爭，公共品也要有競爭。誰跟誰競爭？NGO跟NGO競爭，NGO跟政府競爭，地方政府跟地方政府競爭，上屆政府給下屆政府競爭。只有讓這種競爭最大化，公共品的性價比才會最大化。否則，公共品就不僅很少，品質(zhì)也會很差，就跟公民的個人偏好完全不相干。
為什么要搞民主？過去常常有人說我們要吃飯，不要民主，民主陳義太高了。但實際上，民主跟吃飯是息息相關的，沒有民主，民生就沒有保障，公民的社會福利就沒有保障。南方周末
熱點文章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