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慶東:我叫星期六

        發(fā)布時間:2020-06-08 來源: 感悟愛情 點擊:

          

          我的專業(yè)并不是對外漢語教學,但是給外國學生講中文的歷史,卻比我當老師的時間還要長。給外國學生所講的課里,大約三分之一是文學,三分之一是語言,還有一部分天文地理都包括的“中國文化”。二十多年來,我教過二十多個國家的學生,積累了很多教學經(jīng)驗和體會,深感對外漢語教學是關系到如何正確樹立中國形象、傳播中華文化、加強國際交流、促進世界和平的國家大事,應該提到文化戰(zhàn)略的高度,給予極高的重視——這個問題以后有機會再撰文專論。

          另一方面,在教學過程中,我也對各國學生的學習特色和性格有了一個大體的了解。整體說來,我個人覺得,最聰明也最可愛的是美國學生,學習成績最好的是歐洲學生,不論西歐南歐的法國、英國、德國、意大利,還是東歐北歐的南斯拉夫、烏克蘭、瑞典、波蘭,都對中文能夠達到高深層次的了解。這里特別說明一下,新加坡學生是要另當別論的,因為他們本是華人,來北大留學者又是經(jīng)過選拔的優(yōu)秀學生,所以我一直主張新加坡和港澳臺的學生,還有其他母語為漢語的學生,都應該與中國學生一起編班上課,這既是對他們的重視,也是對其他外國學生的公平。

          外國學生中學習比較差的是非洲的、西亞的和韓國的。非洲西亞可能是教育基礎不好,大家覺得正常。而韓國學生人數(shù)巨大,所以整體學習質(zhì)量引人注目,特別是學風渙散,作弊成群,給老師們留下了相當不好的印象——北大去年又開除了幾名韓國學生。我曾在大課上,從愛護國家榮譽的角度專門批評過。但韓國學生中也有學習很好的,特別是讀了研究生以后,進步很快,論文也越寫越好。這說明不是能力問題和教育水平問題,而是環(huán)境影響問題。我從小就有很多朝鮮族同學、鄰居,大多數(shù)漢語水平很高。到北京上學后,更得知朝鮮族是中國平均文化水平最高的民族。我認識的幾個朝鮮留學生,學習都很認真刻苦,而且朝鮮勞動黨對他們的學習成績都有比較高的要求。可他們盡管努力,水平仍是中等的。我分析一個是母語障礙的原因,再一個是缺乏語言環(huán)境的原因——其他國家的學生,包括趨炎附勢的中國學生都不愛跟他們交往。朝鮮學生聚會時,連韓國學生都不去隨喜一下。只有一次,我去留學生樓辦事,看見一群朝鮮學生和韓國學生一起對著電視機歡聲雷動,原來電視里正在播放《霍元甲》,劇情正演到霍元甲痛打日本浪人,每打一拳,就一片歡呼,打得朝鮮半島馬上就要統(tǒng)一了。

          說到日本,也很有意思。日本學生是全世界最認真的學生,認真得對日本再有成見的教師也要被感動幾分。然而第一是日語跟韓語一樣,語音系統(tǒng)存在較大的缺陷,學起外語來,難以克服天然的障礙。第二是日本人天性靦腆,不善與人交流。如果跟韓國學生比較一下的話,韓國學生是不怕批評,扎一千錐子不出血;
        而日本學生則是八竿子打不出一個屁,老實得接近木訥。他們不得到表揚就算挨了批評,老師什么也沒說,他們就自卑得抬不起頭來了。

          初到東京大學的漢語會話課上,我想試試學生的聽力,就問一個學生:“你是哪里人?”

          “我是廣島人!

          我又問第二個學生:“今天星期幾?”

          “今天是星期二!

          我又向第三個學生:“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星期六!

          “嗯?我沒問你星期幾,我問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星期六!

          “?你叫星期六?”我知道日本有個著名作家叫“星新一”,我還給他的微型小說寫過評論,但不可能有人叫“星期六”吧?我走過去,在那個女生的本子上寫道:“你、叫、什、么、名、字?”那女生滿臉通紅,在本子上寫道:“我叫箱崎綠。”

          原來如此!我于是就教她“箱崎綠”的漢語發(fā)音,可是教了十幾遍,她還是清清楚楚地讀作“星、期、六”?吹轿覠o可奈何的樣子,她也非常難過,像一朵水蓮花般,低頭道:“對不起”。

          這個箱崎綠,代表了相當一批先前的基礎漢語就沒有學好的學生,漢語拼音學得一塌糊涂,我沒有時間重新給他們講一遍漢語發(fā)音系統(tǒng),那也不是我的責任。我只是每次上課都結合會話內(nèi)容,著重講一個語音問題,比如平卷舌的問題,尖團聲問題,前后鼻音問題,元音開合度問題,兒化音問題,聲調(diào)變化問題等等。日本人從江戶時代開始,學習外語的方法就是用他們的假名去標注發(fā)音,然后用忍者神龜?shù)墓Ψ颍烙浻脖,結果就是他們所說的幾乎每一門外語,都是那個國家的人聽不懂的。所以表面上這是一個最愛學習的民族,而骨子里卻一切都以自己為中心,頑固不化得很。但他們驚人的學習毅力,卻又使得日本人的外文閱讀能力很強——決不在中國人之下。所以雖然他們說的英語咱聽不懂,比如把衛(wèi)生間叫“套一來”,把餐廳叫“來四套狼”,把抱歉叫“騷來”,把啤酒叫“秘魯”,把美元叫“道路”,但是書店里的外文書籍卻是滿坑滿谷,令人望洋的。曾經(jīng)有位英國外交官,指責日本人的英語根本不對,希望他們改正。日本外交官大義凜然地答道:“操閣下這種英語者,不足6千萬人,操敝人這種英語者,有1億2千萬人。孰是孰非,未可輕易論也,故敝人不敢從命!”此話雖是歪理,卻講得蠻有幾分可愛。照此說來,1個擁有13億人口的國家所操的英語,應該被確定為英語的“普通話”,全球英語考試標準當由該國制定,沒人反對吧?

          不過這也是英國衰落了,落架的鳳凰不如雞。日本對美國就不敢這么橫。當美國人指責日本人的英語時,日本人委婉地說;
        “我們已經(jīng)這么說了100多年,大家都習慣了。其實英語也是與時俱進的,你們美國人的英語就比英國人說得好多了,我們?nèi)毡疽膊贿^是探索一種適合我們本土情況的英語而已!比毡救藢Υu的經(jīng)典態(tài)度就是,虛心接受,堅決不改。

          然而箱崎綠同學卻一點一滴地艱難改進著。一個重要原因在于,我從來不批評這些發(fā)音混亂的學生,我只是耐著性子,一遍遍地講解、糾正,偶爾模仿他們的發(fā)音,洋腔怪調(diào)地逗他們一樂。日本人最愛面子,跟中韓兩國相比,中國人委屈自己給對方面子,韓國人漠視他人給自己面子,而日本人追求的是“雙方都有面子”。我在很多班上都講過:發(fā)音不準沒關系,很多中國人也發(fā)音不準,有的連拼音也不會。漢語的精髓不在發(fā)音,而在“仁義禮智信”,懂得了仁義禮智信,漢語水平自然就上去了。我這番話有一半是夸張,主要是寬慰他們,免其過于自卑。但學生們卻默默振作,刻苦練習。十幾次課之后,箱崎綠終于準確讀出了自己的名字,所有學生都能進行簡單的漢語會話了。鄰班的一位老師告訴我,在他的課上,箱崎綠也是如此努力、如此要強的。

          在另一個大班的課上,有個姓湯宿的男生,可能是課外活動的積極分子,經(jīng)常氣喘吁吁地珊珊來遲,有時還累得趴在桌上打盹,還曠過幾次課。我有一天輪番問學生:“你除了上課以外,還參加什么課外活動嗎?”學生們都在心里打著腹稿,網(wǎng)球啊,電影啊,空手道啊,發(fā)揮一通。這個湯宿也睡眼惺忪地在那兒嘀咕著做準備?善喌剿麜r,我改問:“你除了參加課外活動以外,還上什么課嗎?”教室里靜了一下,接著全班爆笑,大家一齊看他。湯宿的臉漲得紫紅,久久不能回答。從那兒以后,他再沒曠課遲到過,上課也不打盹了。

          還有一次會話課,主題是談交通。我說北京堵車嚴重,舉世聞名,從我家到北大要一個多小時,到天安門要兩個多小時。然后我問龜川美姬:“從你家到銀座,要多長時間?”

          她低著頭半晌無語,我等了一分鐘,怕她難堪,就改問米內(nèi)忠恕。米內(nèi)也低頭無語,我想這個問題不難呀,難道觸及了日本人什么忌諱不成?正想再問第三人,突見龜川拿出手機,啪啪按了起來,米內(nèi)一見,也拿出手機,旁邊幾個學生看見,紛紛亮出手機、計算器之類的,會話課改成數(shù)學課了。不一會兒,龜川開口了:“從我家,到銀座,要39分鐘!蔽倚南,說40分鐘不就完了嗎。這時米內(nèi)說:“從我家,到銀座,要38分鐘!痹瓉恚毡镜墓幌到y(tǒng)極為準時,無論換乘路線有多么復雜,連倒車時步行的時間都可以在網(wǎng)上查得清清楚楚。其實學生隨便答復我一個時間就可以了,可他們偏偏就這么“死心眼兒”,“寧信度,無自信也”。我心中不禁暗暗佩服。

          在高級班的課上,一次講范仲俺的《岳陽樓記》,因為學生里有中國人大附中畢業(yè)的日本高材生,所以我講得深一點,當講到駢散交替和韻腳變化造成的音樂性時,平澤同學舉手提出,“皓月千里”的“里”,“靜影沉璧”的“璧”,“此樂何極”的“極”,這幾個字在古代漢語中并不屬于同一韻部。平澤是南北朝專業(yè)的研究生,中文底子非常扎實,但他并未到中國留過學。這時,幾個留學過中國的還有本來就是華人的學生都向平澤投去了敬佩的目光。

          日本學生遠不如歐美學生那么反應機敏,隨時提問。但日本學生的提問,用孔老師的話說:“人家問的都是問題。”美國學生可以在老師講“柴門聞犬吠”時,突然問:“是不是狗在那里做愛?”問得讓你啼笑皆非。而日本學生所問,七八成都是先經(jīng)過自己苦思、不能確定以后才提出的,所以一般都很有深度和代表性,對教師也有裨益。

          當我把這些感受,向資深在日教授林少陽談起時,少陽兄說:“你別忘了,你碰到的是東大的學生,日本最好的學生啊。其實日本大多數(shù)學校的學生,也已經(jīng)墮落了,都是游手好閑混學分,跟中國也差不多了。中國不也就一個北大嗎?”然而我心里清楚,北大學生論優(yōu)秀倒是優(yōu)秀,但論起認真來,不僅不如東大,可能連清華、人大、北師大也不如的。毛澤東說共產(chǎn)黨人最講認真,按這個標準,日本人都達到黨員的標準了。老天爺最是公平不過,總不肯讓某人某地把好處都占全了。資源少,腦子笨的,就讓他認真、頑強,團結一致。地大物博,聰明智慧的,就讓他馬虎、敷衍,內(nèi)部傾軋。即以學外語一事來看吧,中國人考英語天下第一,會說英語的好幾億,“我叫星期六”的低級錯誤基本沒有,英語已經(jīng)瘋狂到了被罵為國恥的程度。然而,有幾個人能用英語讀莎士比亞和羅素?有幾本漢譯英文典籍靠得住?每一萬個在同胞面前大講英語的同胞,有多少個是連美國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的國旗都分不清的?

          我有一位學外語出身的老同學,在美國發(fā)點小財,管理著一個龐大的基金會,經(jīng)手的美元也就是億把塊。他近期在讀斯坦倍克,向我推薦斯坦倍克的偉大。我只讀過斯坦倍克的《憤怒的葡萄》和幾個短篇,而且都是中文的。我沒有資格跟他討論這個話題,我只能深深佩服這樣的學外語的同胞,不論從經(jīng)濟上還是文化上,都學到了那個國家的核心,到了那個國家也屬于精英,為那個國家的千百個普通人提供著飯碗。在這樣的老同學面前,我只能脖子一軟,說一聲:“我叫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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