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小平：我是北大旁聽生

　　我曾是北大旁聽生。

　　1981年，我大學三年級時，突然感到自己僅有音樂學院的那些訓練是不夠的，需要惡補一些人文知識。因為我有一些同鄉(xiāng)在北大讀書，尤其是北大中文系有幾個同學，所以很自然就選擇到北大中文系聽課。

　　當時北大旁聽很自由。我就選擇了一門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一門文藝概論，一聽就是一學年，兩學期。

　　文藝概論的老師是誰，講了些什么，我已經(jīng)不太記得，那位老師給我的感覺一般，沒有那種醍醐灌頂、酣暢淋漓的感覺。但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是由兩名北大中文系大師講授，前半部分是嚴家炎教授，后半部分是錢理群教授，兩位教授的講課風采，研究方法，人格魅力，思想光輝，給我留下了終身難忘的印象，嚴重地影響了我的一生。

　　我在音樂學院音樂學系的主攻方向，是中國現(xiàn)代音樂史，和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基本重合。聽嚴、錢兩位教授講述文學史、講那些偉大的文學家和文學作品，對于我思考中國音樂史，有著非常直接的幫助。從現(xiàn)代音樂史進入現(xiàn)代文學史，令我對二十世紀中國社會、歷史、思想、精神的發(fā)展，有了更加立體的了解，對中國人民的情感歷程，有了更為深刻的感知。這種感知，極大加強了我的“人文素質”，對我后來寫文章、做演講、搞新東方、做人生咨詢，提供了源源不盡的精神底氣。

　　在那些聽課的日子里，每逢有課，我會在六點鐘左右從床上蹦起，簡單洗漱之后，就背著書包從位于西城區(qū)鮑家街的中央音樂學院奔向遠方的北大。音樂學院到北大的路途相當遙遠，當時我還沒有司機汽車，公共汽車是我的交通工具。我記得，我要從我的學校走十五分鐘，才能走到位于民族宮那里的十五路車站，坐十五路大約半個小時，抵達白石橋換320汽車，在320上顛簸幾十分鐘，抵達北京大學站，然后又要走大約十幾分鐘，才能到達北大一教，二教，那里是我心愛的現(xiàn)代文學史授課的地方。

　　有時候趕路急，沒有吃東西，我到了教室就徑直去水房，打開自來水龍頭“喝一口自來水當早餐”（這是我后來經(jīng)常津津樂道的故事），然后就精神抖擻地聽半天課�，F(xiàn)在想來，教室里沒有水房，只有廁所。這么說，我當時的早餐，也就是湊在教室?guī)�所洗手槽的自來水龍頭上喝一口涼水而已。講究生活的我，當時從來沒有覺得有任何問題。

　　這種旅行，一周有兩次，我非常自豪地堅持了——也許我應該用“享受”二字——我非常幸福地享受了整整一年，兩個學期。

　　現(xiàn)在想起來，那時的我是多么的精力旺盛啊！記得有一次我不知借了誰一輛自行車，一天之內，就從音樂學院騎到北大，再從北大騎到東城王府井那一帶干了點什么事，然后從東城又飛車到了人民大學，去看一個我心愛的姑娘，我記得好像當時還沒有看到她，心里也并不沮喪，又那個什么似的騎回了音樂學院——整整一天，我記得我就喝了一瓶可樂，自己也奇怪為什么那么活力四射——也許當時我就崇洋媚外，認為可口可樂有健身壯陽大力丸的功能，大概就是受此暗示，也就滋生出了無窮精力。

　　在北大聽了一年的課，到了年底，我躺在音樂學院宿舍床上，自言自語地說：“哎，終于結束了……”我的舍友、一位北京同學聽了，以為我想念家鄉(xiāng)的女友，就同情地、帶著優(yōu)越感地看著我說：“嗯，是難受��！”我看看他，沒有應答。其實，我心里涌動的，是一種大功告成的疲憊感，一種功成名就的滿足感，一種通過艱苦勞作積攢了萬貫家產(chǎn)、偷偷享受數(shù)錢之樂的那種守財奴般的幸福感！

　　在北大聽課，作為一個旁聽生，我從來沒有遇到什么干擾和麻煩，北大好像就是我的母校。課堂是如此的開放，食堂是那樣的美味，女生們是那么的漂亮（或者我應該說，漂亮的女生們是那么的漂亮），最重要的，老師們是那么的精采！我的北大旁聽經(jīng)歷完美無缺，是我大學期間收獲最大的奮斗行動之一，更是我后來畢業(yè)主動要求去北大工作的動因之一。

　　唯一可惜、但也無可奈何的是，我在北大旁聽一年，居然沒有和北大那些漂亮女生產(chǎn)生任何值得回憶的遭遇——我不會吸引女孩，并且自認為自己缺乏男性魅力，男性ego容易受傷，這個精神缺陷，一直到今天都還在困擾我。

　　北大的課程再偉大，無法治愈我這個心理創(chuàng)傷。但北大開放的課程接納了我這個缺乏自信但尋找自信的人，給了我一種人文精神的寄托，讓我自己覺得知識更加豐富，思想更加深刻，并從此以北大人自居，以此作為自己的精神基礎奮斗至今……當然，北大給我這個旁聽生的一切，也被我加以無數(shù)倍放大，回饋給了我們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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