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民主：一種利益均衡機制——深化對民主理念的認識

　　本文將民主置于不斷深化的過程加以研究，認為民主定義經歷了三個階段或層次：第一是古典民主，即“多數(shù)人統(tǒng)治”，解決的是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問題，屬于權力歸屬的政治制度層面；
第二是近代民主，即“精英選拔機制”，解決的是精英與大眾的關系問題，屬于權力配置的政治體制層面；
第三是現(xiàn)代民主，即“利益均衡機制”，解決的是資源和財富占有與分配的關系問題，屬于權力運行的政治機制或政策層面。在當代，應該特別強調民主的第三層定義。以分工、競爭和交換為特征的市場經濟發(fā)展必然帶來社會分化和利益不均衡。由此需要通過民主機制進行利益再分配，實現(xiàn)利益相對均衡，從而促進社會和諧。

　　近年來，由“民主是個好東西”的命題引發(fā)一場對民主的熱議。但是，學術界對民主“好”在何處，為什么是個“好東西”，還缺乏深入的學理性探討。中共十七大將人民民主提升到社會主義生命的高度來認識，強調堅定不移發(fā)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然而，為什么現(xiàn)階段特別強調民主，它與當前的經濟社會發(fā)展有何關系？這都是民主政治研究迫切需要回答的問題。要回答這一問題，則需要回到民主的原點，從民主的基本定義著手，不斷深化對民主理念的認識。

　　一、民主概念的三層定義

　　近代以來，民主是一個廣泛關注又備受爭議的命題。但是，任何一個理念的產生都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及其要解決的問題。

　　民主是伴隨國家制度而產生的。民主作為一個政治名詞起源于古希臘，出自于古希臘文“demokratia”,由“demos”（意為“人民”和“地區(qū)”）和“kratia”（意為“權力”和“統(tǒng)治”）合成，其基本含義就是“人民的權力”、“人民的政權”或“人民進行統(tǒng)治和治理”。[①]到了近代，民主作為一個政治術語才得到廣泛使用。其背景就是西方社會經歷千年的分裂分散的封建社會之后，隨著資產階級力量的壯大，推動著分散的社會聚集為統(tǒng)一的民族國家。而要在分散的傳統(tǒng)社會基礎上建構起一個統(tǒng)一的現(xiàn)代民族國家，必然涉及到國家的起源及其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問題。古典政治學因此將其視為探討的主要命題。比較有代表的是霍布斯和洛克�；舨妓怪鲝垏�家起源于人們的契約。在他看來，國家產生之前人們生活在“自然狀態(tài)”。在這種狀態(tài)下，由于人的自私性會導致“人與人之間的戰(zhàn)爭”，因此需要通過人們之間的相互契約，將人們的權利讓渡出去，建構一個超越私人利益的國家。國家的產生基于沖突并用于調節(jié)沖突。洛克也是契約論者，但他與霍布斯所不同的是，認為國家起源于社會，同時又受制于社會，當國家權力違背社會意愿時同，社會有權利收回國家權力。國家的產生基于合作并促進全民福祉。因此，在建構理想的國家之時，國家權力的歸屬，也即國家的“所有權”問題便成為古典政治學重點討論的命題。古典政治學家一般都同意國家權力歸屬于人民。盧梭正值通過資產階級革命建構現(xiàn)代國家的前夜，他直接而明確地提出了“人民主權學說”。主權是人民集體的意志，不可分割、不可轉讓，也不可代表。由于人民是眾多人的集合體，因此，以人民主權為核心的民主理念被定義為“多數(shù)人的統(tǒng)治”。這是經典的古典民主的定義，也是民主的第一層定義。

　　而在建構民族國家實體以后，人們很快發(fā)現(xiàn)“人民主權”和“多數(shù)人統(tǒng)治”只是一個立國的基本原則，國家權力不可能由人民集體中的每一個人執(zhí)掌和使用。由此就涉及到權力資源的配置，或者說國家權力的“使用權”問題。如果說權力的歸屬屬于政治制度問題，那么，權力資源的配置則屬于政治體制問題。整個１９世紀，近代政治學討論的主要問題就是國家權力資源的配置，即權力資源由何種機構執(zhí)掌，其關系又如何？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密爾。他的最主要貢獻就是提出了代議制民主的理論。其核心是間接民主，即人民并不直接行使政治權力，而是選舉自己的代表對政治事務作出決定。由此將國家權力的所有權（人民）和使用權（議會）加以分離。議會是由那些智力優(yōu)等者組成，屬于精英人物。代議制的實質是主權在民（大眾），治權在精英（議會與官僚），從而有效地配置權力資源，將民主與效率結合起來。而在代議制民主框架內，怎樣進入議會執(zhí)掌權力呢？由此出現(xiàn)政黨政治。即人們通過政黨這樣的政治集團匯聚民意參與政治競爭，并由競爭中的獲勝者執(zhí)掌權力。競爭機制因此進入政治領域。由此也促使民主理念的變化。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熊彼特。熊彼特是２０世紀上半期的重要經濟學家。他在深入研究資本主義市場競爭的過程中，對民主的理論進行了探討。他的民主理論是建立在對古典民主理論批判的基礎上。在他看來，人民主權只是一個原則，由具有不同利益指向的人民共同決定政治事務事實上不可能。他明確指出：“民主政治并不意味也不能意味人民真正的統(tǒng)治。……民主政治就是政治家的統(tǒng)治。”[②]“民主政治的意思只能是：人民有接受或拒絕將要來統(tǒng)治他們的人的機會�！盵③]政治家或領導人要通過競爭獲得權力。因此，“民主方法就是那種為作出政治決定而實行的制度安排，在這種安排下，某些人通過爭取人民的選票取得作出決定的權力�！盵④]因此，在熊彼特看來，民主是一種“精英選拔機制”，少數(shù)精英通過大眾參與的民主選舉獲得統(tǒng)治權力。雖然，熊彼特也強調少數(shù)精英統(tǒng)治，但是否政治精英并獲得權力得由選民根據(jù)一定程序決定。因此，熊彼特將民主的原則轉換為可操作的程序，賦予民主以第二層含義，即“精英選拔機制”。

　　但是，古典和近代民主理念都只看到了民主的制度形式，而沒有進一步探究民主原則的實踐和民主機制運行的內在動因及結果，即人們?yōu)楹我�求民主，民主機制會給人們帶來什么？盡管古希臘政治學開創(chuàng)者亞里斯多德提出“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的命題，但這只是就人離不開城邦（國家）共同體而言的，對于人為何要從事政治活動卻沒有給予合理的解釋。只有馬克思主義的利益觀才對政治的動因和結果給予了正確的回答。人們選擇民主而不是專制，從根本上說是由人們的利益所決定，也就是它能夠給最大多數(shù)的人帶來“好處”。而在專制制度下，這種好處只能為極少數(shù)人所占有和壟斷。發(fā)展民主的結果或者檢驗其存在價值的標準也只能是為更多的人帶來更多的利益。如果沒有利益的內核，民主就會淪為一個毫無生命和吸引力的干殼。人民主權如果不能落實到人民利益和福祉方面，主權的原則就會“懸空”。選民為何將選票投給此人而不是彼人，主要也在于利益取向。熊彼特雖然看到了民主是一種精英選拔機制，但他所謂的精英還是一種有才能和有道德的人，而沒有將精英與大眾的利益結合起來。這種人再有才能和道德，如果不能帶給民眾以利益，其才能和道德又有何益呢？他可以成為“道德楷�！保瑓s難以成為優(yōu)秀的政治家。因此，民主政治從根本上說是一種“利益均衡機制”，也就是說通過大眾參與的競爭，不僅能夠合理配置權力資源，更重要的是通過權力的配置能夠使人們的利益能夠得到最大限度的滿足，達致相對均衡。這是因為，民主政治是在市場經濟發(fā)展中提出來的。市場經濟是一種以分工、交換和競爭為特征的經濟形態(tài)。這種經濟形態(tài)賦予所有人以平等人格，但其運行的結果是利益分配的相對不均衡。因為，市場經濟是以資本為主導的經濟，有了資本才能吸納勞動。而資本的天然屬性是不斷地擴張。為了獲得最大化的利潤，就有可能壓低勞動所得，由此造成資本和勞動在利益分配的不均衡。這種不均衡一旦達到不可承受的極限，就有可能出現(xiàn)社會沖突，以致爆炸。那么，為了使利益相互沖突的社會不致于爆炸，就要求國家權力出面加以調整。權力是一種支配能力。國家權力的獨特性就在于它具有分配資源和利益的權威性，是一種強制性分配資源和利益的機構。人們爭取權力、執(zhí)掌權力，最終在于權力能夠占有和支配資源和利益。由于民主制度將權力歸屬于人民，因此，通過民主制度的運行，可以更好地保障人民利益的實現(xiàn)；
又由于民主是一種“精英選拔機制”，誰要能獲得領導地位，就必須有效地代表人民的利益。正是在民主的不斷運行中，促使利益分配更加均衡，而不是由少數(shù)人獨占和壟斷。這正是民主的真諦所在。如果說市場重生產，那么，民主則重分配。由此，我們就可以賦予民主以第三層含義，即民主是一種“利益均衡機制”。

　　民主理念的三層含義分別涉及到國家權力的“所有”、“使用”和“分配”問題。國家權力的人民所有、精英治理最終都要體現(xiàn)在這一制度的后果有利于公眾的共同利益。如果民主不能夠有效保障和促進公眾利益，落實在利益的合理公正分配上，那么，這種民主就只是一種虛幻或者說是虛假的。

　　二、民主再認識的當代意義

　　民主作為現(xiàn)代國家權力的所有、使用和分配機制，它以經濟社會發(fā)展所依托，同時又影響著經濟社會發(fā)展。深化對民主理念的認識，有助于我們解釋當代社會的發(fā)展，并通過健全民主機制促進和諧社會的建構。

　　自１９世紀以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社會形態(tài)就成為世人不可回避的制度選擇。當人類跨入２１世紀以后，仍然存在兩大理論與實踐問題需要回答和解決：一是當今資本主義為什么還有活力，二是社會主義如何更具有吸引力，更為和諧？

　�。保故兰o是資本主義的世紀。當資本主義制度還在建立之時，馬克思就獨具慧眼，發(fā)現(xiàn)了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及其運動規(guī)律。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偉大的《共產黨宣言》中鄭重宣告：資本主義必然滅亡和社會主義必然勝利。隨后，馬克思又致力于資本主義經濟的內在規(guī)律研究，寫下了巨著《資本論》，從理論上為資本主義宣判了死刑。但自馬克思去世以后，資本主義并沒有很快滅亡，而且迄今仍然有一定的活力。其原因何在呢？對此的研究結論很多，但我以為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資本主義國家找到了一種利益均衡機制――民主。

　　馬克思所處的時代是資本占統(tǒng)治地位的時代。如果將資本化約為金錢的話，那么當時的世界就是由鈔票所決定的。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深刻地描繪了這樣的社會，即鈔票主宰一切的社會。人們拼命地追逐著鈔票，同時也使社會分裂為兩個世界：有錢人社會和無錢人社會，或者說是資本社會和勞動社會。由于資本的天性是追逐利潤，必然要盡可能降低成本，包括勞動成本。因此，馬克思認為，隨著資本主義發(fā)展，會導致勞動者貧困化。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最終將成為資本主義的掘墓人。但馬克思沒有預料到的是，到了１９世紀后期，“普選制”得以在資本主義社會普遍建立和實施，資本主義因此不再只是“鈔票”一票的主宰，而且要受“選票”的支配。資本主義從而步入“兩票制”，即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時代。

現(xiàn)代國家包括兩個層面：從空間實體看為民族－國家，從制度建構看為民主－國家。但現(xiàn)代國家的建構都是一個相對不均衡的歷史過程。１７、１８世紀資本主義革命中建立的資本主義國家，在立國初期，都確立了人民主權的原則，并根據(jù)這一原則建立了基本政治制度。但人民主權的原則并不是很快得以會諸實際的。在整個１９世紀，資本主義國家主要致力市場經濟發(fā)展，所追求的是“最小的政府”。占主導地位的統(tǒng)治者不僅沒有將人民主權付諸于實際，而且極力限制著一般勞動者的權利。法國大革命號稱最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但就在這一革命中產生的《人權宣言》明確規(guī)定只有有一定知識和收入的人才有選舉權。因此，在１９世紀，選舉并沒有成為普遍的權利和現(xiàn)實。一般勞動者只能受資本的主宰，而沒有改變自己命運的制度機會。這種制度機會只有到了１９世紀后期才出現(xiàn)了可能。這就是隨著議會制和政黨制的建立，一人一票的普選制得到實施。一般大眾沒有或者缺少鈔票，但有了平等的選票，可以通過選票表達自己的利益，爭取自己的利益。１８９５年，恩格斯對于德國工人通過普選制爭取自己的權利給予了高度評價。他說：“德國工人僅僅以自己作為最強有力、最守紀律并且增長最快的社會主義政黨的存在，就已經對工人階級事業(yè)作出了頭一個重大貢獻，除此以外，他們對這個事業(yè)作出了第二個重大貢獻。他們給了世界各國同志一件新的武器──最銳利的武器中一件新的武器，向他們表明了應該怎樣使用普選權。(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⑤]他還指出，“《共產黨宣言》早已宣布，爭取普選權、爭取民主，是戰(zhàn)斗的無產階級的首要任務之一”，德國工人階級一直使用選舉權，“以致使他們自己得到了千百倍的好處，并成了世界各國工人的榜樣�！盵⑥]任何一個政黨要執(zhí)掌權力也不得不爭取選票，而要爭取選票就必須承諾給選民帶來利益。普選制的實施，“結果弄得資產階級和政府害怕工人政黨的合法活動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動，害怕選舉成就更甚于害怕起義成就。” [⑦]在普選制的制度規(guī)范下，政黨輪替的結果是利益均衡。２０世紀上半期，在大危機中興起的羅斯福改革使美國成為繼德國之后的典型。美國共和黨更多代表的是富人的利益，其主要政策是減稅，刺激生產；
而民主黨更多的是代表中下階層的利益，其主要政策是增加社會福利，救濟貧弱，改善分配。正是通過民主機制，保證社會不致于因資本和權力的強勢而使社會趨于極端，使資源和財富的占有達到相對均衡，由此緩解社會危機。所以，民主與市場是相匹配的。任市場經濟發(fā)展，必然導致社會分化和社會沖突，而民主的發(fā)展則可以在保障市場活力的同時將社會分化和社會沖突限制在一定范圍內。這就是當今資本主義為何還有一定活力的重要原因所在。

　　社會主義是繼資本主義之后產生的一種社會制度。由于現(xiàn)實社會主義國家都是在經濟文化相對落后而又面臨資本主義擴張的背景下建立的，因此，這些國家一開始特別注重的是統(tǒng)一獨立的民族－國家的建構。為推動民族－國家的建構，權力處于不斷集中的過程，即經濟社會權力向國家集中，國家權力向執(zhí)政黨集中，執(zhí)政黨權力向黨中央集中，黨中央的權力向少數(shù)甚至個別領袖集中。這種權力集中的體制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統(tǒng)一規(guī)劃和推動社會的變革和變遷，即具有社會主義能夠辦大事的優(yōu)勢。但是，這一體制也有一個重大弊端，這就是權力得不到制約，將社會、國家和黨的命運完全系于少數(shù)人，甚至一人之手。而無論多么英明偉大的領袖人物都有可能出錯。由此就造成現(xiàn)實的社會主義發(fā)展會出現(xiàn)兩種問題：一是經濟社會發(fā)展的大起大落，二是缺乏可持續(xù)性。這都是因為權力過分集中個別人的體制而造成的。正因為如此，鄧小平在著名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一文尖銳地指出“我們過去發(fā)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wěn)定性和長期性�！盵⑧]中國的改革開放實際上是一個制度變革和構造過程，經濟制度改革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方向，政治制度改革以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為方向。改革開放以后每一次黨代會都將民主作為社會主義政治建設的目標。但是，在中國改革開放近３０年的當今，發(fā)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又顯得特別重要和緊迫。

　　這是因為，與世界上許多國家一樣，中國的經濟與政治發(fā)展也是相對不均衡的。對于中國這樣的經濟文化相對落后的國家來說，發(fā)展經濟是主要任務。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得到迅速發(fā)展，特別是體制改革不斷突破，進入市場經濟發(fā)展軌道。但是，與此伴隨的是社會分化日益突出，社會差距日益拉大，利益關系日益復雜，由此帶來的不穩(wěn)定因素日益增多。其深刻的根源就是近代中國一直存在的資源配置不均衡的問題。進入現(xiàn)代化進程以后，社會發(fā)展受資源的特性和數(shù)量所支配。市場經濟發(fā)展必須具備兩種要素：一是用于生產和擴大再生產并能夠產生利潤的資本，二是服從于資本和利潤需要并能夠保證生產和再生產得以延續(xù)的勞動。對于長期處于剩余積累極少的農業(yè)文明的中國來說，其基本狀況是：資本稀缺和勞動過剩，換言之，資本總是處于無限渴求的，而勞動力卻是無限供給的。這種狀況一直延續(xù)到２１世紀，也沒有根本性的變化。受制于這一因素，國家治理者為推動經濟發(fā)展，更親睞于資本，而無論是國家資本還是私人資本，無論是外國資本還是本國資本。所以，一直到２０世紀末，政府的主要任務還是招商引資，很少論及招工引工。對資本的渴求和利用無疑極大地推動了經濟發(fā)展。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的高速發(fā)展，正得力于對資本的重新認識和利用。但是，資本和勞動資源的非均衡性必然帶來的是資本和勞動在社會財富的占有和分配方面的不均衡，資本的收益遠遠高于勞動收益。如最有活力的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地區(qū)，改革開放以后的農民工的工資收入不僅不能與資本收益同步增長，甚至不能與物價的上漲所同步。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龐大的農村勞動力后備軍呈無限供給狀態(tài)，一個工作崗位后面有無數(shù)人所等待。勞動者缺乏討價還價的可能。這一狀況必然導致社會差距拉大。我國的社會差距主要表現(xiàn)為地區(qū)和城鄉(xiāng)之間的差距。這種差別恰恰反映了資本和勞動資源的非均衡配置狀態(tài)。中西部地區(qū)缺乏資本，但有大量農業(yè)剩余勞動力，東部地區(qū)資本過剩而勞動短缺。每年上億農民工的流動正反映了這一狀況。社會差距的不斷擴大必然不利于社會和諧。因為社會和諧最終是建立在各種要素相對均衡的狀況下。在發(fā)展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與勞動在資源和財富分配上的不均衡超出一定限度必須影響社會和諧。

　　市場經濟發(fā)展是以資本居主導地位的。資本與勞動不均衡是常態(tài)，但如果任資本的無限擴張就有可能引起社會沖突，甚至社會爆炸。這種結果是市場經濟解決不了的，而且它本身就是市場經濟所造成的。為此就需要尋求超越資本和勞動之上的國家力量。根據(jù)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國家本身就是為了將社會沖突控制在一定范圍內，使其不致于激化為社會爆炸而出現(xiàn)的產物。換言之，國家不僅是階級統(tǒng)治的工具，同時也是社會利益關系的調節(jié)者。為了將社會沖突控制在一定范圍內，必然要求國家能夠使各個社會階級和群體的利益保持相對平衡而不是趨于極端。當然，國家不可能完全自覺地做到這一點。這就需要一種政治機制加以保證。這就是民主。資本主義正是尋找到這一機制，緩和了社會矛盾。而社會主義更需要這樣一種機制。因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一直將為了人民利益作為自己的核心價值。社會主義要充分調動廣大人民的積極性，獲得社會和諧，更需要發(fā)展民主，讓人民有充分的利益表達機會。特別是在發(fā)展市場經濟過程中，一般勞動者在經濟上缺乏鈔票，也缺乏話語權，處于相對弱勢地位，更需要通過有效的利益表達來維護和擴展自己的權益。中共十七大報告在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上的一個重大突破是，就是提出深化政治體制改革要隨著經濟社會發(fā)展，與人民政治參與積極性不斷提高相適應。所謂“人民政治參與積極性不斷提高”，也就是人民越來越希望通過政治參與維護和擴展自己的權益。由此就需要作出進一步的政治制度安排，這就是發(fā)展社會主義民主。中共十七大提出“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不僅是一種政治宣示，同時也極具針對性。這就是通過不斷擴大人民民主，發(fā)展基層民主，來保障人民合法權益，避免強勢的資本及背后的權力對人民合法權益的隨意侵害，促進資本與勞動的利益分配相對均衡。

　　因此，當今強調民主的價值，不再只是一種政治原則的宣示，更重要是通過民主機制達致利益的相對均衡。換言之，作為國家的治理者，除了推動資本占主導地位的市場經濟發(fā)展以外，還必須推動權利平等和政治參與為核心的民主政治發(fā)展。由于歷史和國情不同，各國的政治制度模式各有不同，我們沒有必要模仿，也不可能照搬外國樣式，但以民主促進利益相對均衡則是普遍的期待。任何民主都是跟著利益走的。只有根據(jù)理想的價值目標和現(xiàn)實的利益關系，選擇合適的民主機制，才能合理調整利益關系，促進社會和諧。同時，只有讓民主運轉起來，在調整利益關系方面發(fā)現(xiàn)政治體制中的障礙，才能進一步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的深化，由此形成中國特色的政治發(fā)展道路。所以，深化對民主理念的認識，特別是強調民主的“利益均衡機制”的功能，就是促使民主從文本制度層面走向活生生的實踐層面，通過民主的運轉調整利益關系，促進社會和諧，同時在實踐中進一步完善民主機制。

　　當然，發(fā)展民主必須注意條件。同其他民主形態(tài)一樣，社會主義民主的發(fā)展是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受客觀條件的制約，在當今，我國已具備積極推動民主的經濟社會條件，這就是中國的經濟已步及市場經濟的軌道，經濟可以按照經濟規(guī)律自我運行。政府可以更多地從經濟活動中抽身，在公平正義的理念支配下成為社會利益的調節(jié)者。同時，經過百多年的努力，中國的資本與勞動資源的配置關系也發(fā)生了根本性變化，進入到一個資本與勞動資源相對均衡的狀態(tài)。２００７年是一個歷史的“拐點”，即資本的流動性“過�！�。在這之前，更多的是人口過剩和勞動力過剩。進入２００７年，則全面顯示資本的過剩，在一些領域則顯示出勞動供給不足。由此就為我們發(fā)展民主提供了經濟條件，即政府不必再遷就，甚至屈服于資本，而更多是尋求資本與勞動的相對均衡。而要保證政府實現(xiàn)其公平正義的功能，則需要政府在民主機制下運行，更多地尊重民意、吸納民意、順應民意，促使改革開放的成果全民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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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本書編委會：《中國大百科全書》（政治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２５１頁。

　　[②][美]熊彼特：《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商務印書館１９９９年版，第４１５頁。

　　[③] [美]熊彼特：《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商務印書館１９９９年版，第４１５頁。

　　[④] [美]熊彼特：《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商務印書館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９５－３９６頁。

　　[⑤]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５１６頁。

　　[⑥]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５１６頁。

　　[⑦]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５１７頁。

　　[⑧] 《鄧小平文選》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版，第３３３頁。

　　來源：河北學刊 2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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