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宇：走出民間的沼澤

　　90年代的文學是多元的。但是，在這多元構成中，知識分子話語的流失和分化所導致的民間話語的膨脹，毫無疑問是一種整體傾向性的存在。作家紛紛走向民間，理論為之推波助瀾，民間話語成為時髦。然而，只要我們稍微睜一下眼睛，就會看到，那并不是一片鮮花盛開的金牧場，而是一片危機四伏的沼澤地。因此，對于文學的民間化趨向，需要的不是歡呼而是足夠的警惕。

　　一、世紀末文學的民間化傾向

　　80年代結束之后，走向民間的傾向已成為相當普遍的存在。新寫實小說以寫普通人的生活瑣事和人生煩惱以及價值取向上與民間大眾的貼近領風氣之先，比較徹底地實現(xiàn)了小說敘事話語的民間化。先鋒小說在進入90年代之后迅速發(fā)生分化，大多不再以探索和創(chuàng)新為努力方向，而開始向傳統(tǒng)的審美意識和表現(xiàn)手法回歸，努力寫作大眾喜聞樂見的作品。80年代的一批中堅作家紛紛躲避崇高，直面世俗，到民間去尋找精神的憩棲之地。晚生代以各種新特色引人注目，但考察其價值觀念與審美意識的構成，卻很容易發(fā)現(xiàn)他們的種種表現(xiàn)往往都是以迎合市民心理為指歸。其它文學樣式更不必說，報告文學自進入90年代之初就開始以政治秘聞和大人物軼事吸引讀者，散文除少數(shù)之外已經多是碎嘴婆娘式的無聊絮叨，電視劇以觀眾為上帝，當然以觀眾的審美趣味為編導原則……

　　這種民間化的走向是全方位的，也是多層次的。

　　首先，在藝術表現(xiàn)形式上，90年代的文學整體的運動趨勢是向傳統(tǒng)性回歸。我們知道，明確的語言和有頭有尾的故事可以使讀者感覺輕松，全知的敘述視角可以使讀者免去思考的勞累，簡單的結構和明確的因果關系更易于大眾讀者閱讀。于是，作家們開始更多地運用傳統(tǒng)的敘事方式。在新時期之初，傳統(tǒng)敘事方式曾經被富于革新精神的作家所拋棄，使之成為守舊的象征。先鋒小說家曾經以探索為宗旨，使小說形式結構一步步走向復雜化。然而，進入90年代之后，傳統(tǒng)的敘述方式重新受到作家青睞，先鋒小說家也很自覺地開始反省自己，背離探索的初衷和先鋒的使命而開始使用傳統(tǒng)敘事方式。

　　余華的《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就是一個突出的標志。它向我們透露的信息是先鋒作家終于走出象牙塔，把創(chuàng)作定位于民間大眾，它使我們看到，這個時代的作家是如何為了獲得更多的讀者而在形式上努力地遷就和適應大眾。

　　其次是知識分子精英立場的放棄和大眾立場的獲取。如果僅僅是語言和形式上的變化并不重要，那不過意味著作品的通俗性。90年代文學呈現(xiàn)給我們的決不只是這些，而是作家觀照生活的角度和立場的民間化。作家們放棄啟蒙主義立場，不再以啟蒙導師自居，紛紛響應時髦批評的號召，不再居高臨下，不再自以為比讀者更高明，而是開始與大眾站在同一地平線上體驗和表現(xiàn)大眾的生活。這種變化被一些批評家看作文學的進步，因為據(jù)一種解釋說，在過去的幾十年中，我們的作家在觀察生活和表現(xiàn)生活的時候，總是習慣于站在知識分子的精英文化立場上。時髦的批評認為，站在那種“陳舊的”立場上看生活，民間往往是封建的、保守的、落后的，民間的人物往往是阿Ｑ或者陳奐生，他們成了精英知識分子同情和改造的對象。好象這一切都是無法容忍的。90年代的文學好象要徹底結束這一時代，創(chuàng)作和理論的宣言很象是“知識分子統(tǒng)治文壇的現(xiàn)象再也不能繼續(xù)下去了”。

　　所以，進入90年代之后，在紛紛遠離政治意識形態(tài)視角的同時，作家們也匆匆遠離知識分子精英話語的立場。90年代的中國作家沒有幾個人愿意從權威意識形態(tài)的視角來觀照生活和表現(xiàn)生活，同時，從知識分子精英文化視角來觀照生活和反映生活的作家也越來越少，多數(shù)作家正在努力獲得大眾的立場和與他們平行的視角。

　　再次是在價值觀念層面上向民間大眾價值的認同。大概已經不需要舉例證明，人們早已經熟悉池莉等人的新寫實小說完全認同普通市民的情感態(tài)度和價值觀念的事實。他們寫小人物的人生煩惱，寫他們對生活無能為力，寫他們不得不承認現(xiàn)實并在夾縫中委瑣生存的種種無奈，然而，與啟蒙主義文學完全不同的是，創(chuàng)作主體對他們只有“哀其不幸”而不再有“怒其不爭”。從新寫實小說開始，到90年代的新狀態(tài)和新市民文學，在這一點上大同小異。在新都市文學中，幾乎到處都可以看到一種生存大于一切的價值觀念�；钪�成了唯一的目的，為活著而活著，沒有比活著本身更高的價值。因此，為生存而采取的各種行為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在一些作品中，金錢成了支配一切的杠桿，理想精神和人格追求在它的面前已經不堪一擊。仿佛在進入市場去為自己的生存而進行各種搏殺就應該把一切精神價值和人格操守通通踩在腳下。因為精神的支柱是那么軟弱無力，而用金錢編織起來的世俗世界是那么美好。大量作品表現(xiàn)了一種市民社會的生活方式與價值選擇。一群又一群的作家通過生動的形象和逼真的細節(jié)告訴我們?yōu)跬邪钍降娜宋睦硐胧�落的必然性和民間世俗價值的天經地義。

　　在各種理論的支持之下，在大潮的裹挾之中，一種新的現(xiàn)象已經特色鮮明：寫市民者認同市民價值，寫農民者認同農民價值，寫下崗工人者滿足于表現(xiàn)對下崗工人的同情，寫鄉(xiāng)鎮(zhèn)干部者竭力為鄉(xiāng)鎮(zhèn)干部辯護，寫城市痞子者認同城市痞子，寫賣笑女郎者滿足于做賣笑女郎的傳聲筒。面對當代生活中的阿Ｑ們，世紀末的中國作家不再象魯迅那樣哀其不幸并怒其不爭，而是既不承認他的不幸，也不認為他有什么“不爭”，甚至把他看成智者，看作生活的榜樣，因為只要離開討厭的知識分子的那一套價值觀念，換個角度看阿Ｑ，他是那樣瀟灑，又那樣機智，并且善于調節(jié)內心的不平，總能找到自我寬慰之路，他的生存哲學正是90年代許多中國人正在發(fā)揚光大的哲學。

　　在新都市文學中，一篇又一篇作品都在向人們解說著幾種觀念：市場經濟的準則不能不承認，但最好能給愛情留下點詩意，可是生活就是這樣，一切都無可奈何，“愛又如何”？“僅僅有愛情是不能結婚的”。人不可能在幻想中生存，你想過自尊的、清閑的、遠離經濟大潮的生活，但世界不可能讓你順利地完成你的設計。人首先就是要活著，活著就需要錢，有了錢還需要性的滿足，無論如何，理想主義者是可笑的，清高和堅忍無法與經濟大潮抗衡，最后都要知道日常生活的真諦。從1996年被熱情贊美和倡導的所謂“現(xiàn)實主義沖擊波”，好象面對現(xiàn)實生活，卻不再有現(xiàn)實主義文學所應有的批判精神，那些作品中的鄉(xiāng)鎮(zhèn)干部、工廠廠長，被著意表現(xiàn)的是他們的艱難。雖然也展示著時代生活中的矛盾和問題，但更多地是對人物的理解，甚至腐敗現(xiàn)象和種種污濁也得到了充分的理解和同情。作家們反復告訴我們的是，“大家都不容易”，“他們也是人”，干部也是人，人就難免腐敗，貪官污吏有什么值得指責的，以心比心，你難道就不自私？鄉(xiāng)長也有老婆孩子，他不貪一點，老婆孩子吃什么？這種“理解萬歲”的確是相當民間化了。

　　如此種種，展示著大面積的民間化走向。大群作家對世俗情懷采取了理解與認同的態(tài)度。一些作家完全放棄了知識分子立場，不再以知識分子自居。一些作家雖然仍然站在知識分子的立場上，但也已經放棄了指點迷津的敘事方式。他們不再通過自己的創(chuàng)作啟迪人們，似乎他們已經明白，知識分子不應該要求每一個人都能夠站起來，艱難地為追求主體的確立與生存環(huán)境抗爭。而且，知識分子已經死了，人已經死了，近代關于人的全部理想都是知識分子虛幻的夢。

　　面對文學大面積向民間滑動的景觀，有人為之歡呼，有人興高采烈，或積極推動之，或立即追隨之。走向民間，成為世紀末文壇的熱鬧景觀。

　　然而，它是文學的福音嗎？

　　二、歷史的教訓：民間一片沼澤地

　　回顧20世紀中國文學發(fā)展的歷史，民間話語并不是什么新鮮的事物。新文學已經一次次走向民間，留下來的卻是失敗的教訓。

　　嚴格說來，五四新文學運動是精英知識分子的文學運動，它顯示著現(xiàn)代知識分子話語的輝煌勝利。所以，在五四文壇上，雖然也有關于“平民文學”、“民眾文學”的討論和“到民間去”的口號，但是，新文學的開創(chuàng)者們倡導白話文，倡導通俗化，目的在于使新文學更好地承擔啟蒙的使命，因而不可能為通俗而犧牲掉啟蒙之目的。然而，五四高潮過后，一些年輕的知識分子激進而浮躁地尋求超越，開始對五四新文學以至新文化進行批判和否定。他們從政治革命的角度出發(fā)，開始重新思考個人與群體的關系，由推崇個人轉向推崇群體，由要求作家做大眾的引導者轉向要求作家做大眾的崇拜者。他們開始否定五四、抵制歐化、放棄啟蒙、走向民間。他們高呼：“你們要把自己的生活堅實起來，你們要把文藝的主潮認定！你們應該到兵間去，民間去，工廠間去，革命的漩渦中去！”（郭沫若《革命與文學》）創(chuàng)造社和太陽社發(fā)起的革命文學運動主要內容之一就是走向民間，走向工農大眾，他們要努力“接近農工大眾的用語”，要反映勞動群眾的生活，但是，這不是主要的，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們當時所強調的就是努力獲得大眾的意識，徹底放棄知識分子的立場而站到大眾立場上去。正因為這樣，他們才要求作家做大眾的留聲機器。繼之而起的左翼文藝運動更明顯地要求民間的立場，以反對個人主義和小資產階級傾向的名義否定知識分子的精神獨立，要求他們徹底地放棄自我而進入民間話語空間。瞿秋白在《普羅大眾文藝的現(xiàn)實問題》、《“我們”是誰？》等一系列文章中反復強調的就是向大眾學習，改造知識分子自我而徹底地獲得大眾的立場和大眾的意識。為此，他尖銳地批評知識分子作家輕視群眾和只愿意做群眾的先生而不愿意做群眾的學生的態(tài)度。

　　這樣做的文化結果是有目共睹的。他們否定五四精神，否定啟蒙主義，走向民間，迎合大眾，貌似以激進的態(tài)度對五四新文學進行再革命，事實上卻是讓新文學回到民間舊文藝的水平，讓五四新文學運動所否定的舊內容舊形式東山再起，在客觀上完成著被五四沖擊的舊文化的復辟。從“革命文學”運動到左翼文藝運動，新文學付出的藝術代價也是有目共睹的。走向民間大眾，獲得大眾意識，并沒有使文學產生出更優(yōu)秀的作品，而是帶來了藝術水平的普遍降低。30年代初的左翼文藝運動搞得轟轟烈烈，優(yōu)秀作品卻寥寥無幾，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明。

　　抗戰(zhàn)開始，文學開始更大規(guī)模、更大面積地走向民間，“民間舊形式的利用”是一個象征性的標志。在民族形式的討論中，五四新文學再次受到批判和否定，民間形式得以弘揚。也是從這個時期開始，文學的民族化被突出強調。民族化和大眾化是相互聯(lián)系的，大眾化必然導致民族化，而在現(xiàn)代中國的歷史上，民族化與大眾化往往都意味著對現(xiàn)代化的抵制和消解。所以，民間舊形式的利用意味著走向民間，同時也意味著走向傳統(tǒng)，意味著對五四文學精神的徹底的背離。悲劇性的現(xiàn)代文學歷史告訴我們，當時能夠認識到問題嚴重性的只有胡風。當向林冰等人強調繼承民間傳統(tǒng)形式時，他堅決反對那種認為五四新文藝“割斷了歷史的優(yōu)秀傳統(tǒng)，割斷了人民大眾的聯(lián)系”的論點，堅決反對“民間文藝為中國文學的正宗”的說法。也只有他看到了五四新文藝在實踐和理論上“不但和古文相對立，而且也和民間文藝相對立”（《論民族形式問題》）。然而，胡風的結果卻只能是完成自己的悲劇形象。此后幾十年的時間里，在政治的作用下新文學的發(fā)展一步步走向民間，一步步向大眾認同，放棄啟蒙精神，迎合大眾的思想感情，其結果不僅是藝術水平的降低和概念化、公式化、標語口號化作品的盛行。更為重要的是，它不僅是以民間的傳統(tǒng)文化排斥西方進步文化，而且直接導致了作家主體性的泯滅和知識分子話語權的喪失。強調思想改造，迫使知識分子在思想感情上與勞動大眾取得一致。這一切與后來“臭老九”的命運，與僅僅因為上過幾年學就必須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上山下鄉(xiāng)運動，與知識分子地位的淪落，都密切相關。

　　從40年代到70年代，民間話語終于戰(zhàn)勝舊有的國家權威話語而占據(jù)了統(tǒng)治地位。有些人把這一結果看作是五四的一個結果，看作是中國知識分子引進西方文化的一個結果。但事實并非如此，應該說，它是民間文化戰(zhàn)勝知識分子文化的一個結果，是傳統(tǒng)文化戰(zhàn)勝西方文化的一個結果。它既戰(zhàn)勝了知識分子所倡導的西方文化，又戰(zhàn)勝了國家權威意識形態(tài)，是民間的一個輝煌勝利。1957年，知識分子話語試圖重新走上前臺，但政治運動的作用迅速扼殺了這種企圖。繼之而來的是大躍進民歌運動迅速鞏固了民間話語的中心地位。

　　清理20世紀文學發(fā)展的線索，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五四新文化運動高潮過后的半個多世紀里，文學發(fā)展過程中一直存在著民間話語和知識分子話語的沖突和對立。這二者的關系是復雜的。民間話語的每一次膨脹都伴隨著與政治力量的聯(lián)合，民間話語的每一次勝利都伴隨著知識分子話語的失敗。(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文學每一次走向民間，都是從知識分子自覺的追求開始，而以無可奈何的慘敗告終。在20世紀文學史上，民間化的過程也就是民族化的過程，民族化的過程也就是非西方化的過程，非西方化的過程也就是否定五四新文化的過程，也就是一個傳統(tǒng)舊文化回歸的過程。文學走向民間的歷史，也就是文學失掉自身的歷史，也就是知識分子話語失落的歷史，同時也是現(xiàn)代化經歷嚴重挫折的歷史。

　　回顧中國知識分子和新文學剛剛走過的泥濘路，面對民間話語在世紀末的再次膨脹，我們有什么理由把走向民間看作金光大道？

　　三、民間不是伊甸園

　　一些作家和批評家之所以對民間話語表現(xiàn)出極大的熱情并且對其大力張揚，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對民間文化的誤識。在不少人的眼里，民間展示著各種偉大之處，比如：它活潑、新鮮、富于生機；
它遠離權威話語而自由自在；
它對權威話語的消解力量；
等等。于是，它成了邊緣化的知識分子可以棲身其中的精神家園。

　　然而，只要我們認真考察，就會發(fā)現(xiàn)這種種認識都是值得懷疑的。

　　早在尋根文學時期，一些作家就表現(xiàn)出對民間文化的特別偏愛。他們認為，我們民族文化之精華更多地保留在中原規(guī)范之外，因而去尋找與傳統(tǒng)規(guī)范不同的文化形態(tài)，紛紛走向民間，采寫民風民俗，以期從中發(fā)掘充滿生機的民族文化。一些作家對荒原峽谷、深山大漠文化狀態(tài)的描寫也是對民間文化進行探尋時向著更為遠離規(guī)范的民間的一種延伸。以民間文化豐富和發(fā)展傳統(tǒng)文化，以規(guī)范以外的文化補充甚至取代經典所載的規(guī)范文化，對于重鑄民族文化來說，也許是有益的。但是，應該注意的是：民間文化并非是充滿生機的，恰恰相反，它往往容易保存更多的是陳舊與腐朽。不錯，在歷史的演變中，占統(tǒng)治地位的規(guī)范文化在不變發(fā)展和流變，而民間文化卻變化緩慢，出現(xiàn)了一些與規(guī)范文化不同的東西。但是，這種不同之處卻不一定富于生機，而往往是更為陳舊的、過去時代的統(tǒng)治階級的意識形態(tài)，是已經被當下時代拋棄的舊時代的規(guī)范文化。

　　現(xiàn)代中國歷史發(fā)展的特殊情況進一步造成了知識分子文化與民間大眾文化的差異。我們知道，中國的閉關鎖國狀態(tài)之所以打破，中國現(xiàn)代文化之所以產生，不是由于本土新萌芽的生長，而是由于外來的沖擊。被動現(xiàn)代化已經是國人的共識。幾千年的歷史已經證明，無論深山大漠還是傳統(tǒng)的鄉(xiāng)村和市井，都無法自發(fā)地產生現(xiàn)代文化。中國的現(xiàn)代文化是在對外開放中產生的，其價值觀念最先是由知識分子接受和傳播的。由于伴隨西方文化一道進入中國的是西方列強的大炮，它所給予這個民族的屈辱感導致了普通民眾對文化也象對槍炮一樣懷有強烈的抵觸和反抗。而且愈是民間，愈是小生產農民，這種抵觸心理愈為強烈。這就使得民間文化與現(xiàn)代文化產生了距離，民間話語與知識分子話語產生了距離。由西方引進的新文化更多地表現(xiàn)于知識分子，而傳統(tǒng)舊文化在民間得到了較多的保存。

　　因此，對于今天的中國來說，民間的則意味著傳統(tǒng)的。知識分子走向民間，則常常意味著走向傳統(tǒng)和放棄現(xiàn)代性。

　　對民間的熱情還來自另一種認識：民間是國家權力控制相對薄弱的領域，保存了相對自由活潑的形式，能夠比較真實地表達民間生活的面貌和下層人民的情緒，就文化形態(tài)而言，它能避免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思維定勢，用民間的眼光來看待生活，保留著古老鄉(xiāng)土的那種半原始的自由自在狀態(tài)。我以為，這種所謂民間文化的自由自在狀態(tài)和獨立品格是夸大了的。應該看到，民間話語與權威話語之間、民間文化和政治意識形態(tài)之間、聯(lián)系是非常密切的，民間話語總是打著權力話語的印記，也就是說，它根本無法避免權威意識形態(tài)的入駐�？匆豢崔r村那些傳統(tǒng)觀念的自覺維護者，看一看農村那些極左政治的留戀者，看一看今日大眾的實際的思想狀態(tài)，這一切都應該是很清楚的。民間化的推動者們所描繪的“自由自在”的民間是不存在的。

　　從表面上看，也許民間文化呈現(xiàn)著某種邊緣性與自主性。但在事實上，它的自主性并不那么大。從歷史上看，正統(tǒng)、道統(tǒng)對民間的統(tǒng)治是嚴密周到的，民間文化在價值層面上不過是正統(tǒng)與道統(tǒng)的民間版本。從現(xiàn)實層面上看，農民的生命狀態(tài)并不比知識分子更舒展。民間文化根本無法逃避權威意識形態(tài)的影響。它所顯示的不同之處是發(fā)展比較緩慢，不象政治意識形態(tài)那樣朝夕變換，給人一種我自巋然不動的感覺，但事實上卻并未逃脫權威意識形態(tài)的引導和覆蓋。

　　所謂民間，就像一鍋大雜燴中煮著全部的自發(fā)的生機和幾千年的全部陳腐。在這其中，生機是微弱的，腐朽卻因長期發(fā)酵而氣味濃烈。它是歷朝歷代權威意識形態(tài)的收容地，若要尋找過去時態(tài)的權威意識形態(tài)，民間是最好的保存場所。它的確有其兩面性，承載著幾千年傳統(tǒng)積淀的同時表現(xiàn)著男歡女愛等生命自由意志。然而，只要我們認真考察我們的時代的實際，就不能不發(fā)現(xiàn)，那種自由意志在民間已經非常微弱。在層層覆蓋的舊貨場，所謂生機，不過是“活著”這一基本的生存欲望。

　　在20世紀中國的現(xiàn)代化進程中，最具歷史意義的沖突發(fā)生在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之間。這一沖突又往往最集中也最尖銳地表現(xiàn)于權威話語與知識分子話語的沖突。在這種沖突中，民間話語與政治權威話語往往結成聯(lián)盟。這種聯(lián)盟是牢固的，也是持久的，因為權力話語與民間話語之間的矛盾僅僅上政治上的，而在文化上，二者之間是相同的。知識分子話語卻因更多地承載了外來現(xiàn)代性而成為異己。民間話語中的政治內容的確有時是反對權威意識形態(tài)的，但是，正如農民革命領袖與他們所反對的皇帝在價值觀念層面上并無不同一樣，民間話語與權威意識形態(tài)話語也沒有質的不同。

　　一些作家和批評家之所以對民間投以青睞，原因之一是把民間當作知識分子最后的家園和安身立命之所。一些人把民間理解為僅僅與權威意識形態(tài)對立的空間，認為它是一個可以包容知識分子的空間。他們感興趣的是與“官方”相對的民間。所以，他們認為民間文化空間可以成為一些知識分子疏離政治意識形態(tài)后所選擇的棲身之所，知識分子在那里可以找到自身的新價值。這就使他們必然地對民間化給予熱情的支持。他們在一個被擴大了的虛幻的民間尋找知識分子的位置，在孤獨的感覺中尋找精神依靠以緩解內心的孤獨和恐懼感。中國文人缺乏獨立堅守的能力，總想尋找某種依靠，民間話語空間的發(fā)現(xiàn)使他們感覺如同發(fā)現(xiàn)了新大陸，特別是又與大眾站在一起，更使他們因為感覺身處巨大的群體之中而不再孤獨。然而，只要保持一份清醒，就應該意識到自身與民間的矛盾，就不會置身民間而那么踏實。

　　有兩個層次上的問題是需要注意的：一、眼下的民間已經不是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空間，它是非權威的，同時也是非知識分子的。這一點上，民間化的倡導者們表述非常清楚。如果不了解這一點，誤以為自己不屬于官方就理所當然屬于民間，那就會因為疏忽而走入別人的房間。二、民間不是知識分子的伊甸園。從某種意義上講，民間話語和知識分子話語既互相滲透又互相拒絕。它們都是邊緣話語，但二者之間關系復雜。民間話語具有極大的包容性，知識分子可以在其中棲身。但是，如果沒有清醒的意識，如一些批評家所倡導的那樣徹底放棄啟蒙立場，就很容易被其同化。知識分子在講述民間話語時，的確能夠以前所未有的姿態(tài)逼近生活的真實，并且從中獲得某種民間的生機。但是，這是一種冒險，因為如果沒有強大的自我，如果沒有精神立場的堅定性，投宿于民間的知識分子是無法于第二天早晨走出客店的。中國文人大都不具備這種強大的自我，也缺乏精神的堅定性，當他們走向民間時，就很容易對民間價值有更多的認同，并且由于這種認同而導致放棄自己的批判姿態(tài)和價值立場。而這種放棄也就是對現(xiàn)代性使命的放棄，也就是對知識分子自身本性的放棄。事實上，現(xiàn)在的文學已經如此。

　　中國作家一個嚴重的問題是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定位，不是依附于權力，就是依附于民間，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我們的確需要精神家園，但這個家園不在民間。走出民間的沼澤，建立知識分子自己的話語空間，才是當務之急。

　　1997年7月初稿 1998年6月修改

　　原載《粵海風》1998年9-10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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