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群忠：儒道的人生進退之道及其影響

　　摘 要：儒家的人生觀是積極的，因而主張積極入世出仕，而道家的人生觀則是消極的，

　　 因而主張出世退隱。這兩種人生態(tài)度自古至今對中國士大夫和百姓的人格塑造

　　 和人生態(tài)度都發(fā)生了深遠的影響。

　　關(guān)鍵詞：儒家 道家 進退 影響

　　儒家的人生態(tài)度從總體上說是積極進取的。《易經(jīng)》中“乾，元亨利貞”、“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等是這種人生態(tài)度的最初表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保ā墩撜Z·衛(wèi)靈公》）這從形上角度說明了儒學“自力更生”“自強不息”的人文精神�！霸�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保ā墩撜Z·泰伯》）魯迅先生所說的，世上本無路，路是人走出來的，這可以看作是“人能弘道”的傳承。弘道行義被看作是知識分子的使命和規(guī)定，所謂“士”，在我國上古文化中，即兩三千年前的士，是一種社會制度：每十個青年中，推選一人出來為公家服務(wù)的，就是士。所以士是十字下面加一橫。被選為士的人，要受政治教育，學習法令規(guī)章。士出來做官，執(zhí)行任務(wù)做公務(wù)員，就叫仕。自孔子以后，士變成了讀書人或知識分子的通稱。士不僅是有文化的人，而且是承擔天下與社會責任的人。為了此，可以知不可為而為之�？梢詺⑸沓扇�，舍生取義。“知其不可”是認識，“而為之”則是偏偏不計較成敗、因果而去做，這正是儒家積極人生態(tài)度的體現(xiàn)和崇高之處，儒家祖師孔子在其時就以“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聞名，椐《論語·憲問》記載：“子路宿于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wèi)靈公》）

　　 儒家主要是一種社會政治哲學，其對人生的積極進取態(tài)度必然就要面臨仕與隱的選擇，儒家要弘道于天下，其對參政的態(tài)度也是積極的，他們認為“不仕無義�！�…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論語·微子》）君子出來做官，是履行義務(wù)、弘揚道義。在這種觀念的引導下，“學而優(yōu)則仕”（《論語·子張》）成為深受儒學影響的中國傳統(tǒng)知識分子的人生信仰和追求，使知識分子個體的人生價值、終極關(guān)懷被導入“濟世救民”、“同胞物與”的軌道，而呈現(xiàn)出“鐵肩擔道義，妙筆著文章”的積極人生態(tài)度。既使沒有機會參政或有意避開壞的政治，仍“身在江湖，心存魏闕”，總難忘情于國家大事，總與政治相關(guān)連，這是儒學傳統(tǒng)，也是中國士大夫知識分子的文化心理特征之一。

　　但也不是一味參政，參政還是避政，仍是以是否合于道義為標準。據(jù)《論語·述而》載：“冉有曰：夫子為衛(wèi)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边@段史實是說，孔子周游列國時，各國都排斥他，生怕他有意奪取政權(quán)，唯有在衛(wèi)國的時候，衛(wèi)靈公、南子、一般大臣，都對孔子很好，尊敬他，照顧他，所以當時大家都懷疑他，甚至孔子自己的弟子，聽了太多的謠言，也起了懷疑，于是子貢就去委婉的問孔子，通過對伯夷叔齊的評價，學生們了解了孔子之仁甚或君天下，也是以是否合于道義為標準的，如不義，則如君之尊貴，也如浮云一樣虛無而不足惜。有道則仕，無道則避�！暗啦恍�，乘桴浮于海�！薄鞍钣械�，則知；
邦無道，則愚�！保ā墩撜Z·公冶長》）“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焉，恥也；
邦有道，富且貴焉，恥也。”（《論語·泰伯》）“邦有道，則仕；
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保ā墩撜Z·衛(wèi)靈公》）儒家之避亂世與亂政，是儒家與道家相近相補的方面，但仍是與道家的完全消極避世的人生態(tài)度還是不同的。因為有道無道對道家已無意義，不管政治好壞與否都應(yīng)“避逃”，并認為天下烏鴉一般黑，不可能有好的政治、國家或“天下”。儒家講隱，講藏，是為了韜晦保身，以便將來“達則兼濟天下”，基調(diào)仍然是進取。但儒、道兩家都很重視保全自己的生命，不主張胡亂去“獻身”。

　　道家哲學主張貴柔處下、棄智愚鈍、無為不爭、潛隱玩世，因而道家的信奉者多半趨向于當隱士。道家之退隱思想，在中國古代，一直存在。似乎學問越高，道德越高的人，多半是退隱了，不愿出名，乃至于最后隱姓埋名，連自己的真姓名都不要了。我們都知道張良的老師是黃石公，而黃石公只是一個代號，究竟是誰？沒有人知道。因為他連姓名都不要了，對名利更看得毫無道理。隱士們后來到魏晉被稱為高士。有一本書名《高士傳》。高士即高尚之士，學問很好，才干也高，就是不出山做事。到了宋朝，則稱“處士�！�

　　林語堂對儒道兩家的差別進行了很好的比較。他認為：“儒道兩家的差別，在西元前136年之后，被明顯地劃分了出來：官吏尊孔，作家詩人則崇老莊；
然而，一旦作家、詩人戴上了官帽，卻又走向公開激賞孔子，暗地研究老莊的途徑�！盵i]他還認為,道家哲學為中國思想之浪漫派,孔教則為中國思想之經(jīng)典派。第一，道家主張重返自然，因而逃遁這個世界；
并反抗狡奪自然之性而負重累的孔教文化；
其次，道家主張?zhí)镆帮L的生活、文學、藝術(shù)，并崇原始的淳樸；
道教是中國人民的游戲姿態(tài)，而孔教為工作狀態(tài)。每一個中國人當他成功發(fā)達而得意的時候，都是孔教徒，失敗的時候都是道教徒。道家的自然主義是服鎮(zhèn)痛劑，所以撫慰創(chuàng)傷了的中國人之靈魂者。儒家是一種都市哲學，道家是一種田野哲學，前者從總的格調(diào)上是一種積極的人生觀，后者則是一種消極的人生觀。道教與孔教是使中國人能夠生存下去的負正兩極或曰陰陽兩極。這兩種奇怪的元素放在一起提煉，塑造出中國人性格中某種不朽的東西：“我們中的儒家建設(shè)、奮斗；
道家旁觀、微笑。一個中國人在位時說道論德，閑居時賦詩作詞，并往往是頗為代表道家思想的詩詞�！�…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道家思想像嗎啡一樣能神奇地使人失去知覺，于是便有神奇的鎮(zhèn)定作用。它減輕了中國人的頭痛病與心臟病。道家的浪漫主義，它的詩歌，它對自然的崇拜，在世事離亂時能為中國人分憂解愁，正如儒家的學說在和平統(tǒng)一時作出的貢獻一樣。”[ii]

　　這種在社會政治上的進退之道，作為一種相對的生活態(tài)度被稱為“入世”與“出世”。人的生活總是在社會中進行的，個人的幸福主要是通過與社會的種種聯(lián)系而取得的，所以，向外依賴于社會，向外投身于社會并積極參與社會生活，這便是所謂的入世。相反，一個人反身向內(nèi)求諸于已，從自我內(nèi)在的“小宇宙”里尋找生活的快樂之源，盡量減少與大眾世俗的聯(lián)系，擺脫對社會生活的依賴，從而享受自由自在的逍遙，我們相應(yīng)地稱其為出世。需要說明的是，這里所謂的“世”并不是指世界，一個人生為血肉，死化微塵，要脫離世界無論如何是不可能的；
所謂“世”是指世俗的社會，是指大眾化的社會組織和社會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正因為如此，出世與入世都是相對的說法�？v然是深山老林中的隱士，或出世入寺的僧侶，也擺脫不了對凡世的依賴。出世或入世表達的主要是一種生活心態(tài)，而不是一種生活狀態(tài)。

　　儒道兩家的人生進退之道或者入世與出世的人生態(tài)度從總體上是有差異的，甚或是對立的。正是這種差異性和互補性滿足了中國士大夫和普通百姓在處世態(tài)度上的不同需要，儒家激勵他們?nèi)胧肋M取，建功立業(yè)，道家則啟發(fā)他們關(guān)照自我，明哲保身。另外，我們也可以看到這種入世與出世的的差別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儒家之入世不僅受到入世以道的原則限制，而且還有個人窮達的聰明選擇（這正如孟子所說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以及中庸的最高智慧。這樣使儒家的入世也成為有條件的相對的入世。而道家的出世也是建立在順其自然而不假人為的基礎(chǔ)上的。儒道思想本身的這種相對性為其在中國人的人生選擇中采取儒道互補、進退相宜的基本策略奠定了基礎(chǔ)。

　　中國人在處理出世與入世的關(guān)系時，表現(xiàn)出了精湛的調(diào)和持中的藝術(shù)。有時此兩種思想會在同一人心上蹶起爭斗，以其戰(zhàn)勝對方。儒家哲學作為一種工作倫理鼓勵人投身社會建功立業(yè)，追名求利，但這種入世和進取的人生有時太緊張、太冷酷，固然可以使成功者得到他們所希望的功名利祿，但這是以艱辛困苦作為代價的，有時還要知不可為而為之，這固然高尚，但卻具有其悲壯的一面。比如孔子，這位儒家人生學說的“始作俑者”，不幸自己就成了這種人生學說第一個殉道的烈士�？鬃拥幕�本生活態(tài)度當然是入世的，然而就其一生來看，卻充滿了懷才不遇、有志難伸、背井離鄉(xiāng)、顛沛流離的辛酸苦辣�？鬃咏K生以天下為已任，到頭來竟被人罵為“喪家之狗”，甚至連孔子也產(chǎn)生過“道不行，乘桴桴于�！钡膹氐滋颖芩枷搿＿@位倔強的老人在他臨終的時刻，喊著“太山壞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流下了悵恨的熱淚�？梢娙寮业奶幨浪囆g(shù)從其形成那一天起，就不可避免地注入了矛盾和悲劇的色彩。人不僅需要孜孜不倦地創(chuàng)造、追求社會和個人福利，同時，社會還需要一種緩沖力量來防止人們把這個太平世界因激烈競爭而變成人間戰(zhàn)場；
當我們在物利情欲的煽動下陶醉在既有幸福之中的同時，也需要有一種沉重的聲音來不時提醒自己避免因過度興奮而損傷脆弱的中樞神經(jīng)系統(tǒng)。在一個社會里，人們有時寧愿學一會兒道家的角色。就好象一個人在臺上呆久了，喜歡到臺下來坐會兒，不傷脾胃地看看別人的表演。因此我們中國人既是儒家的后裔，也是道家的兒女。既要奮斗，還要逍遙，在人性中，除了現(xiàn)實主義的精神素質(zhì)以外，應(yīng)該還有一種更自然、更浪漫、更逍遙、更直覺的品性，這出于人類天性中對自然和自由的本然愛好，人們希望在嚴肅的社會生活之余還有機會讓心靈獲得輕松單純的自由。而道家哲學正好滿足了人性的這一方面的需要，因此我們大家都是生就一半道家主義，一半儒家主義。

　　儒道的這種進退得宜的處世態(tài)度對中國傳統(tǒng)士大夫和普通百姓均發(fā)生了重要影響甚至至今仍是當代中國人進行人生選擇的理論資源。

　　《莊子;刻意》以處世態(tài)度把人分為五種即山谷之士、非世之人；
平世之士、教誨之人；
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
江海之士、避世之人；
道引之士、養(yǎng)形之人。這五種人的特點是：山林隱居之士，看破紅塵及投水自殺的人，愛慕的是：磨煉意志使行為高尚，脫離現(xiàn)實而與眾不同，發(fā)表高論而怨嘆懷才不遇，乃是標榜清高的一群；
清平治世之士，教誨化人及四處游歷的人，愛慕的是：施行仁愛、節(jié)義、忠誠、信實、恭敬、儉樸、推與、辭讓的美德，乃是一些勤于修身的學者。朝廷之士，忠君愛國及功勛蓋世的人，愛慕的是：建大功，立大名，制定君臣禮儀，匡正上下名分，乃是治理國家的政客而已；
江海之士和避世閑居的人欣慕的是：到有山有水的地方居住，閑來釣魚為樂；
至于像彭祖壽考這類導引練氣，養(yǎng)護身體的人，所愛慕的則是：修練、呼吸、吐納、倒掛樹上若熊，伸足空中若鳥等保身長命的技巧。雖細分為五類，但從入世與出世的角度看，仍可歸為兩大類。

　　一般認為，在傳統(tǒng)中國社會，士即知識分子的人生有三種基本狀態(tài)：作官時是“儒”，退隱時修“道”。進則為官謀政安邦治國兼濟天下；
退則為隱士為道長為先生為詩人為學究，可以著書立說，可以漫游名山大川，可以碧溪垂釣，可以修身養(yǎng)性，頤養(yǎng)天年。如果不官不隱或隱而求官的，就作策士。把老莊的虛無，陰陽家的胡說，名家的詭辯，法家的酷虐都集于一身。這種策士，在舊戲中已經(jīng)把他典型化了：穿八掛衣，戴綸巾，執(zhí)羽扇，常人以為這是諸葛孔明的替身，而不知是“策士”的代表。我們只要看《水滸》戲中的吳用軍師也穿戴著這種服式，就可以知道，這原來是“策士”們的制服。一件八掛衣穿在身上，在野時像做了官，在官時卻又像隱遁的道士。以在野的姿態(tài)，作官家的事，說官家的話，熱心于功名是儒家的本相；
一副清靜無為的面孔，都是道家的身分，服式言談，又兼有陰陽家的神秘�；旌先宓赖牟呤吭诂F(xiàn)代社會條件下似乎不多見了，但這種進退相宜的處世態(tài)度還是長期延續(xù)下來了。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而懷之。得意則儒則進，失意則退則道。不僅是這些文人士大夫們在進退兩難選擇中能揮灑自如，得心應(yīng)手，普通的人也不例外。因為儒道思想早已深入民間，人們都對儒道的說教和思想精髓熟爛于心，只是他們在進退內(nèi)容上與士大夫們略有不同。如果說士大夫的進退主要體現(xiàn)為政治上的是否參與和生活態(tài)度上的入世出世，那么，普通百姓的進退之道主要體現(xiàn)在處世處事的態(tài)度上，因為他們是不可能有政治參與的機會的。過去的中國人，在進取拼搏和抗爭廝殺時，常常想到了退卻，防守，議和和妥協(xié)的步驟，而在退卻，忍讓，防御時又往往想到了東山在起，想到了來日方長，想到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想到了“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風水輪流轉(zhuǎn)，不可能沒有出頭的日子。中國人就是如此，在做任何事情時，總是留有余地、留有退路。話不說死，事不做絕，面子不撕破，關(guān)系不弄僵，其用意就是為將來退卻時準備有利的條件�！对鰪V賢文》里就有許多教人注意退卻的箴言。如“志宜高而心宜下，膽欲大而心欲小。”“事事有功，須防一事不終，人人道好，須防一人著惱，”等等都是些進退的門道和做人處事的準則。進退相得益彰，中國人就是這樣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也走完了自己的歷史。他們以為這是絕頂聰明的做法，可以保護自己的身軀，可以安慰自己的靈魂。

　　現(xiàn)代著名學者錢穆先生有言：“大體言之，儒家主進，道家主退，乃中國儒學自中庸，流傳以下，無不兼融道家言。故知進必知退，乃中國人文大道之所在。”[iii]且不論儒道的這兩種人生態(tài)度對社會的積極與消極作用，其對中國人的安身立命、為人處事的深廣影響是客觀的，不容置疑的，儒家是強心劑，道家是清醒劑，儒家使人關(guān)注社會價值，道家使人關(guān)心自我的超越價值，儒家使人振奮，道家使人安怡。儒道互補，進退相宜，這是中國人從儒道中獲得的偉大的人生智慧，唯有依此，不僅使中國人獲得了推動社會進步的動力，而且也實現(xiàn)了自身的心身平衡。相信儒道的這種豐厚饋贈還會繼續(xù)影響和制約中國人的人格再造！

　　[i] 林語堂著：《中國哲人的智慧》，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1年版第190頁。

　　[ii] 林語堂著：《中國人》，學林出版社，2001年第二版第67頁。

　　[iii] 錢穆：《現(xiàn)代中國學術(shù)論衡》，岳麓書社1986年版，第4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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