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向奎：談乾嘉學派

　　歷來談乾嘉學派的，總是說這一個學派有所謂吳派、皖派之分。其實，與其這樣按地域來劃分，還不如從發(fā)展上來看它前后的不同，倒可以看出它的實質。

　　乾嘉考據(jù)學派往往被認為脫離政治，沒有思想內容，為考據(jù)而考據(jù)。其實，考據(jù)學派的奠基者顧炎武，正好和這種學風相反。他關心政治，反對理學，是以考據(jù)作為工具以明“經”，一方面“通經致用”，一方面闡明“經學即是理學”。

　　顧炎武的主要著作是《日知錄》和《音學五書》�！度罩�錄》的前七卷是書中的主要部分，他的“撥亂世而返之正”的“大經大法”和他的“經學即理學”的理論，在這些篇章中都有所論述。雖然我們不能完全肯定顧炎武這些思想和主張，但必須指出，《日知錄》絕不是單純考據(jù)論文集，而有它很明顯的政治、思想內容，拋開這些內容而論《日知錄》，那真是七寶樓臺，拆下來不成片段。但后來的乾嘉學派卻正是這樣來衡量它的。

　　顧炎武是一個篤實學者，也是極端自信的人，他相信《日知錄》是不朽著作，也相信《音學五書》，他以為三代“六經”之音久失其傳，因而后人有改經之病，經而可改，則難語乎通經。他以為《音學五書》出，“則俗韻不攻而自絀，所謂一變而至魯也。又從是而進之五經三代之書，而知秦漢以下，至于齊梁，歷代遷流之失，而三百五篇之詩，可弦而歌之矣，所謂一變而至道也”（《亭林文集》卷四，《答李子德書》）。這些話如果僅是單純的比喻，以為通古音后等于一變而至于道，也有些比擬不倫。而且他的意思還不是單純的比擬，他以為讀古經的訓讀，否則無法通經，無法通經則不能致用，更無法撥亂世而返之正。

　　古音學是乾嘉學派的核心，抽去古音學就不成其為乾嘉學派，但顧炎武之治古音卻是為了“治國平天下”！

　　閻若璩是與顧炎武同時而稍后的人，也是清朝考據(jù)學派奠基者之一。他博貫群書而又精于考據(jù)，代表性著作有《尚書古文疏證》、《四書釋地》、《潛邱札記》等書。在這些書中沒有政治思想。他沒有顧炎武“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精神，也沒有遠大理想，他只是當時權貴的食客。但在他的著作中還可以看到一些反王學的內容。在《尚書古文疏證》里，他曾經不斷地抨擊王學，而主張于孔廟中“近罷陽明，遠罷象山”（《疏證》八）。反對理學或者王學本來是考據(jù)學派興起的原因之一，顧炎武之提倡“經學即理學”，事實上否定了理學；
閻若璩雖然沒有這種明確的主張，但他反對空疏的王學而鼓吹樸實的漢學，仍然保持有考據(jù)學派的思想內容。

　　這一種思想內容在惠棟和戴震的時代更得到進一步發(fā)展。

　　二

　　顧炎武、閻若璩之后，惠棟、戴震被尊為考據(jù)學派的大師。清代考據(jù)學派的正統(tǒng)，本來是通過古字古音以明古訓，明古訓然后明經。此風由顧炎武肇其端，惠、戴暢其流，至段、王而大成�；輻澲巍兑住罚�喜以所謂古字易俗字，遵古文經的體系，卻又采取今文家說，多陰陽讖緯之學，因之也談“天人之道”�？梢哉f，惠棟治經，純宗“漢儒”，就此而論，它不僅沒有積極的意義，而應當是批判的對象。但清初漢學家是反對理學的，惠棟的著作中仍然保持有這種內容。自顧炎武開始，提倡“經學即理學”，從而否定了理學；
惠棟繼起，在這方面又前進了一步。他曾經在兩方面抨擊理學：一是反對“先天”、“無極”等說；
一是對于“理”字有新的理解。他引用先秦法家的學說解釋“理”字而有所發(fā)揮。他說“理”有兼兩的意義，好、惡都是理，好、惡得其正即是天理，也是人性。他反對理學家要求復盡天理而滅絕人欲的主張，這是有積極意義的。

　　惠棟是漢學大師，他有考據(jù)的著作，也有反理學的思想內容，但和顧炎武相比，他沒有那種愛國主義的熱情，沒有積極的政治思想�！睹魈么蟮冷洝分须m然可以看出他的朦朧的政治主張，然而腐朽糊涂，實在不成樣子。戴震起遂干脆丟掉了政治主張，于是清初考據(jù)學派三種內容——政治思想、反理學、考據(jù)，變成兩種了。這樣正好符合清朝統(tǒng)治者的要求，統(tǒng)治者要求這批士大夫不過問政治來為他們的政治服務。

　　戴震是有名的考據(jù)學者，也是有名的唯物主義思想家，他發(fā)展了漢學，也發(fā)展了漢學家反理學的傳統(tǒng)。他批判了程、朱，其實他也批判了孟子。在《孟子字義疏證》中，他名義上是疏證《孟子》，其實是在發(fā)揮自己的學說。戴震除了批判“理”為生物之本的說法外，也批判了“理、氣”和“理、欲”的二本說。他以為不是在氣稟以外，別有一義理之性，也不能于事物之外，別尋理義。有物有則，以其則正其物，是謂理義。他是以一元論的見解，反對程、朱的二元論，并以之解釋孟子的一元論。但孟子的一元論是唯心主義的一元論，而戴震是唯物主義者，他們正好是“同床異夢”。

　　戴震批判陸、王一派更甚于程、朱。他以為程、朱一派不過是老、釋所指者轉其說以言理，不是撮儒入釋，是誤以老、釋之言雜入于儒。陸、王一派則以理實老、釋所指，乃強儒以入于釋。獨張載不然。戴震對于張載有充分的認識，因此也可以看出戴震思想之唯物的本質。

　　戴震在學術研究上有比較突出的成就。漢學家必須精通訓詁考據(jù)，而精通訓詁考據(jù)必須精通古音。在古音學的研究上，他和江永同一路數(shù)，審音和考古兼長。對于學術的見解，戴震以為“天下有義理之源，有考核之源，有文章之源，而吾于三者皆庶得其源。”后來又說：“義理即考核、文章二者之源也，義理又何源哉“（《東原先生年譜》）。義理、文章、考核三者的分法本來是宋儒的說法，而戴震以為義理為二者之本源，其意以為二者皆為義理服務，考核、文章本身不是目的。后來漢學末流止于考據(jù)，繁瑣饾饤，不僅非戴震之風，非顧炎武之風，也非閻若璩與惠棟之風。

　　三

　　論乾嘉學派者群推戴(震)、段（玉裁）、二王（念孫、引之）為祭酒，段、王皆出戴震之們，但段、王而下，學風已變，他們既不談政治，也不反對理學，只是考據(jù)，清初以來的漢學遂逐漸失去精華，形成一個偏枯的學派。

　　段玉裁在音韻、文字、訓詁各方面都有成就�！墩f文解字注》雖有缺點，但其功不可沒，在注解中也時常觸及理學思想問題，不過他沒有形成自己的思想體系，捉襟見肘，因而有時遵守戴震的學說，有時違反戴震的說法，不知所止�！墩f文解字》出自東漢許慎，許慎是一位經師，具有漢代經師思想的特色，所以在《說文解字》中也可以看出許慎的思想體系。注解此書，對于這些表現(xiàn)思想的文字也必須有明確交待，但段氏不足以語此。就此而論，《說文解字注》實在是不成體系的書。

　　高郵王氏父子在清代漢學領域內的成就，被推為登峰造極，阮元說：“高郵王氏一家之學，海內無匹”（《王石臞先生墓志銘》）。王念孫曾從戴震學，是清代漢學家中的正統(tǒng)派傳人。從顧炎武到王念孫父子，雖然學術成就各有不同，但他們治學基本信念之一，通過古音以求經義，是前后漢學家所共同遵守的。二百多年，古音學之所以有突出的成就，是和這種看法分不開的。王念孫在古音學方面也有很好的成就。

　　王念孫父子是乾嘉學派的代表人物，但在他們的學術領域內，著名的《王氏四種》中，都沒有反理學的內容，也沒有政治思想，這違背了清初以來的漢學傳統(tǒng)。然而他們正是以這樣的方式為統(tǒng)治階級服務，看起來是消極的方法，但同樣有積極的效果。統(tǒng)治者鼓勵他們作脫離政治的考據(jù)，正是安定統(tǒng)治階級內部秩序的有效方法。明清之際有著強烈民族思想的愛國主義思想家，對于清朝來說不是一個小的威脅，而理學也是統(tǒng)治者需要的工具，當然不希望有人反對。通過收買、鎮(zhèn)壓種種手段來消滅這種思想，遂使部分士大夫埋頭考據(jù)，他們忘掉了現(xiàn)實世界，現(xiàn)實世界也忘掉了他們。這就是他們積極為統(tǒng)治者服務的地方。

　　漢學派前后的變化，正如唐代歌謠說：“黃臺瓜，瓜熟子離離，一摘令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猶自可，四摘抱蔓歸”�！皾h學派的內容，一摘再摘的結果，偏枯了，形成沒有目的的考據(jù)。但事情在變化著，道光以后，這腐朽的王朝搖搖欲墜，加之資本主義國家的入侵，封建社會逐漸變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士大夫也不能以不問政治來鞏固王朝統(tǒng)治，于是學風又變，即使是出自段玉栽親手培植的龔自珍，也在明“西京之學”而治《公羊春秋》，他們舍棄文字訓詁而從事“經邦濟世”之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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