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頤：通海地震與劉心武的“虧心事”

　　1970年春，“文革”仍在高潮。以前的“歷史問題”是許多人慘遭迫害的原因，此時二十八歲的青年中學老師劉心武，當然沒有“歷史問題”，所以不必擔心被當作“歷史反革命”被揪出來。不過，他卻十分害怕被打成“現(xiàn)行反革命”。因為當時稍有不慎，說錯一句話、甚至沒有說錯話也會被人“上綱上線”，而日記、書信之類，更是“危險品”，許多人只因日記、書信中的一句話便成了“反革命”、“階級敵人”。此時，他只能謹言慎行“過日子”，只求“不出事”。

　　那時他還單身。一天，一位比他年長的同事夫婦兩人請他到家里吃飯，在同事家的書架上，他發(fā)現(xiàn)有本“文革”前出版的一位埃及作家的小說《日子》。同事兩口子老家是云南的回民，在“文革”初期“破四舊”時沒等紅衛(wèi)兵上門抄家，主動處理了許多圖書，可能由于家中前輩好幾位都曾在埃及愛資哈爾大學留過學，而《日子》描寫的恰是愛資哈爾大學的生活，所以還是冒險將此書悄悄留下。他與同事夫婦是彼此“信得過”的朋友，就從他們家借回此書。那時候，只有“信得過”才能彼此借書。

　　回到宿舍，當他打開這本書時，突然從中掉出一張折疊得很薄的紙，未加考慮，便展讀起來。原來是云南老家一位親戚寄給同事兩口子的一封家信，末尾注明的時間是那一年的春節(jié)。但是，“我讀完不禁從床上驚跳下地，把信湊攏電燈正下方又讀了一遍，心里馬上亂了。”因為“那是一封報喪的信。告訴他們家鄉(xiāng)那一片地方在1月5日深夜發(fā)生了特大地震，房屋幾乎都塌光了，壓死了很多人。信中還一并列出了與我那位同事及愛人有關的一個名單。”名單很長，前面開列的是類似哥嫂侄甥叔姨舅那樣的至親，后面則是一些鄰里同窗，最后說還有許多受傷者，“茲不詳贅”。

　　“那晚，在昏暗的燈光下，我捏著一封別人的信，呆立了很久，驚詫莫名。云南1月5日真的有那么大的地震發(fā)生嗎？報紙上沒那么報道過，廣播里沒那廣播過。”如果真的發(fā)生了地震，“光與他們倆位有關的親友就死了那么多，那地區(qū)一共該死了多少人呢？”“在‘文革’時期，像我這樣的普通的中國人，被一種‘革命思維’所訓練，那思維邏輯里，不要說人禍一定是資本主義社會才有，就是天災，也應該是資本主義國家首當其沖。我們這邊即使偶有天災，也終究是人定勝天，怎么會死掉那么多人？而且，報上沒那么說、廣播里沒那么播，那事情就應該是沒有。散布、傳播報紙上廣播里沒有的消息，便一定是造謠。造謠不僅可恥，而且有罪。再說，革命者應該懂得：死人的事是經(jīng)常發(fā)生的，應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就算真的死了那么多人，這封信竟只是純客觀地報道死訊，寫法也成問題�！�

　　該怎樣處理這封信，使劉心武非常為難，以至輾轉反側，徹夜失眠。沒有經(jīng)歷過“那個年代”的人，很難理解一封信何至于此，把信還給人家、說明無意中看了私信，道個歉順便問候安慰一番不就行了？但在那個“非�！蹦甏�，“正�！毙袨橥�往會鑄成大錯。他與這位同事彼此“信得過”，但在交談中他們從未對劉提起過家鄉(xiāng)的地震、親人的死亡，因為他們知道如果說出這些，“現(xiàn)反”無疑，他們和寫信者都將被“專政”�，F(xiàn)在，同事、朋友中交談這類事太正常不過，但那時就是“犯罪”。劉心武也知道，如果他把信還給同事，同事夫婦一定會緊張萬分，因為這種內容的信已被別人知道，若再擴散，他們的結果一定不好。很可能，同事會為有他人知道這封信、自己是否應向“組織”上交這封信而左右為難，如果上交，自己可能沒事，但肯定會連累寫信的親戚。

　　他們是否記得這封信夾在書里？劉心武也沒有把握。隨后的幾天，他注意觀察，同事的眼光并未和他對接，也未主動接近他。他主動湊到同事身邊幾次，甚至小聲說：“那本《日子》挺有味道……”但同事卻完全不接這一茬兒，眼神木然，并無探詢成分。他斷定，同事完全不記得把信夾在書中了，但又想同事的妻子可能會想起此信，沒準會向他問及。但過了一周，他們夫妻二人均未提過此信，于是，他決定不提此事，把信夾在書中不動聲色到同事家里，徑直把書插到書架。但臨到行動時，又猶豫起來，因為搞不好會弄巧成拙，問題反而復雜化。思來想去，他最后把書還給他們，卻把信悄悄燒掉了事�！斑@樣他們就永遠不會因為我看到了他們的私信而產生任何一種心理反應。我將永遠守口如瓶，是的，我只看過《日子》，而沒看到，也不曉得，那一年的1月5日在云南發(fā)生過那樣可怕的地震�！保▌⑿奈洌骸段沂莿⑿奈洹�，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9－251頁）

　　劉心武沒有提到或者根本沒有想到，其實他當時還有一種選擇，就是把這封信上交“組織”，這樣他“為革命立了一功”。如果他特別天真、單純，就會這樣做，因為完全“相信組織”、“相信革命”，當時這樣單純天真的人確實很多。如果他非常自私、狡詐，也會這樣做，因為自己會因此得某些好處，當時這樣自私狡詐的人也委實不少。但不論是天真單純還是自私狡詐，結果卻都一樣，收信人和寫信者將大倒其霉。而他未將此信上交而是悄悄燒掉，說明他既不那樣天真單純，也不那樣自私狡詐。不過，只要想起曾經(jīng)悄悄燒掉別人私信，他總還是感到自己做了“虧心事”。

　　其實，他大可不必為此感到內疚。在那個畸形年代，這確實是“最佳選擇”，不然，那兩口子將長期惶惶不可終日。劉心武和他的同事只是普普通通的中學老師，并無“異端”思想，更無“窺測方向、以求一逞”的“狼子野心”，他們與其他千千萬萬普通人一樣，只想平平安安地過“日子”。然而，在“全面專政”的年代，“政治”一定要侵入一切領域，就是要干預尋常百姓的尋常日子，讓平民百姓都沒法正常過日子。古往今來，堅決鎮(zhèn)壓“反對者”的時代、朝代多得是，不足為奇。然而，干預并無政治思想、野心的平民百姓日常生活到如此程度，如同事鄰里之間不敢談年景收成，要談，不論豐年災年，只能說“大豐收”，否則就是“惡毒攻擊”，更不敢談自己家鄉(xiāng)的天災和親人的不幸……這樣的時代、朝代還真不多見�！度兆印分械囊环馄胀�家信就讓劉心武如此焦慮不安的日子，確是最荒誕、畸形、難過、可怕的“日子”。所以，劉心武祈盼：“真實情況不再被封鎖為秘密，日子不要再讓它特殊而應使其永處正常狀態(tài)，而像我曾做過的那種虧心事，越離得久的后輩們，越必須經(jīng)過多層詮釋，才能費勁地懂得，那究竟是為了什么……”

　　原文發(fā)表于：《銳思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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