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錦麟:天地之大,莫以成敗論英雄

        發(fā)布時間:2020-06-17 來源: 感悟愛情 點擊:

          

          經國誕辰百年紀念,似乎很快被淡忘。我和宋楚瑜訪談的部分內容,經《聯(lián)合早報》披露之后,引起了意想不到的漣漪。亦有讀者投書,就宋楚瑜在訪談中提到兩岸特色社會主義的觀點,表示難以茍同,希望與我商榷。

          我愿意在此申明,前述觀點并非我所獨創(chuàng),確實是宋楚瑜在訪談中提出的一個新觀點,有他自己的觀察體會和理論依據。尊重訪談對象的表達權,我只能如實記錄,我個人未必能即刻認同,但只要訪談對象持之有據,言之成理,符合百家爭鳴原則,何嘗不是我們觀察兩岸關系互動的另一個視角呢?

          

          尋找“我將再起”的機緣

          

          宋楚瑜是臺灣政治發(fā)展史上不可忽視的政治人物。他是中國近現(xiàn)代史上第一位民選省長,80年代后的政治行為表現(xiàn)充滿爭議,用“毀譽參半”加以形容還無法完整涵蓋。他在2000年總統(tǒng)選舉中和陳水扁得票率相距不遠;
        2004年與連戰(zhàn)搭檔參選,也只以微差落敗。2008年政黨輪替后,很多人都認為宋楚瑜難以重返政治舞臺中心。于是,這位“治國之能臣,亂世之梟雄,論政治能力,臺灣政壇,無人能出其右”的人,似乎就被歸為“過氣”的類別。但這樣一位政治人物很難自甘寂寞,更難以接受“過氣”的定論。也許,他還在尋找“我將再起”的機緣。

          臺灣政壇人物,在“蔣經國學校”畢業(yè)的政治精英不知凡幾,有三個人或許值得一提。

          一是李登輝,是蔣經國之后的接班人;
        一是宋楚瑜,跟隨蔣經國14年之久,見證了后蔣經國時代所有重大政治事件,參與了李登輝主政之后主流與非主流之爭的風風雨雨。而他在省長任內的施政作為,被視為與蔣經國的作風極為相似;
        另一個則是馬英九,也擔任過蔣經國的英文秘書。

          李登輝執(zhí)行的是臺獨分裂路線,和蔣經國的政治理念背道而馳,已沒有資格以“蔣經國傳人”而自居;
        馬英九和宋楚瑜都在蔣經國晚年跟隨其工作一段時間,宋楚瑜跟隨的時間更長些,了解掌握的情況和資訊更多。他以“經國先生的學生”自期、自許,很多人對其問政風格和作為也有比較準確的評價,但很難說他就是經國先生唯一的政治傳人。

          至于馬英九,每逢蔣經國誕辰忌日,他的拜祭活動總是吸引媒體競相報道,因為他總是長跪不起,悲泣不已。他比宋楚瑜多了一個主政者的優(yōu)勢,在詮釋蔣經國政治遺產方面擁有主流論述體系的地位,是宋楚瑜所不及的。

          能否理解70年代末之后蔣經國的心路歷程,能否理解蔣經國在處理臺美關系、兩岸關系、國共兩黨互動的深思熟慮,能否在關鍵歷史拐點上領悟到蔣經國晚年政治思考的重點,應該是我們解讀三十年來兩岸關系互動歷史的重要切入點。

          

          1977:關鍵的年份

          

          在和宋楚瑜訪談中,我注意到一個細節(jié),或者說一個極為重要的年份,這就是1977年。宋楚瑜提到,1977年,蔣經國親自在其整理的一份絕對機密文檔上,將行文慣用的“匪”字圈出,將“矮鄧”字樣刪除,并親口對宋楚瑜說,這一類詆毀、貶低大陸領導人的用詞,今后不應再用。而1977年之后臺灣的政治文宣中,確實再未出現(xiàn)攻擊、侮辱對方的字眼。這不是偶然的,如果放置在兩岸關系當年的框架之下加以考察,會發(fā)現(xiàn)值得注意的跡象:

          1976年,毛澤東逝世之后不久,“四人幫”被逮捕,十年文革內亂結束,鄧小平是否復出備受外界關注。1976年10月8日之后,葉劍英先后兩次提出鄧小平復出問題,但一直沒有下文。1977年5月,鄧小平第二次給中共中央寫信,信件轉發(fā)全黨。同年7月21日,中共十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于恢復鄧小平同志職務的決議》,鄧小平第三次復出。

          鄧小平復出之后,主管的工作范圍包括對臺政策。鄧在在臺灣問題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透過特殊管道,再度向蔣經國傳遞信息,重申60年代毛澤東、周恩來向蔣氏父子以及陳誠傳遞的對臺政策的“一綱四目”,表明盡管大陸發(fā)生文革,很多人事和政策都發(fā)生重大改變,但“一綱四目”依然是北京對臺政策的基本原則和立場!耙痪V四目”的主要精神體現(xiàn)在1979年的“葉九條”中,在此不擬贅述。

          若干年前,我曾在海外某圖書數(shù)據館,接觸一份出處不詳、內容可靠的文獻資料,這是蔣經國與美國某助理國務卿的談話記錄。文件中,確實看到紅筆圈出“匪”字以及紅筆刪除“矮鄧”的痕跡。時間是1977年8月某日,地點是行政院某會客室。宋楚瑜這次所談的細節(jié),觸動了我的好奇心。我相信他所說是真實的,因為曾擔任國民黨文工會副主任,并在80年代多次與鄧小平、楊尚昆會面的魏萼,也曾對我提起此事。而1977年8月,正是鄧小平第三次復出一個多月后。

          作為歷史研究者和長期從事政治評論的新聞工作者,我對這次新發(fā)現(xiàn)感到有些意外和驚喜。

          首先,我曾經接觸過的文獻資料看來是并非杜撰偽造,而是準確無誤,至少有宋楚瑜和魏萼的口述為證;
        其次,兩岸關系在70年代后期的互動并非始自1979年,準確的時間點是1976年之后,1977年下半年以降;
        再次,傳聞中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再度向臺灣重申“一綱四目”,并非空穴來風;
        最后,蔣經國應該及時獲得來自大陸的信息,雙方正小心翼翼進行新的評估,在正式文檔和對外文宣中調整習慣用詞,是善意釋放和觀念改變的開始。

          

          從軍事對抗轉為政治對峙

          

          宋楚瑜訪談內容另一個值得重視的切入點是,他有意無意點出了晚年蔣經國政治心路歷程的軌跡。

          70年代初期,中美關系獲得歷史性突破,美國與臺斷交、與大陸建交是可見的必然。臺灣退出聯(lián)合國后,國際生存空間出現(xiàn)前所未有的困難;
        在美國退出臺灣海峽、“拋棄”臺灣過程中,臺灣失去了依靠外力作為軍事依靠的屏障,“中華民國”政府逐漸失去法理基礎。如何確保臺灣的利益和地位,是當務之急。

          因此在與大陸持續(xù)對峙和博弈中,必須揚長避短,尋找新的戰(zhàn)略優(yōu)勢空間,爭取更多主動,厚植臺灣政治、經濟實力,就成為蔣經國決策和施政的重點。此后,經濟上有“十項建設”,政治上積極推行黨務革新,提拔青年才俊,消化保守勢力的阻力,在黨務系統(tǒng)以及其他領域另起爐灶,開放言論,釋放部分權力,提升執(zhí)政能力,為80年代末期的開放黨禁報禁,開放赴大陸探親,提升繼續(xù)與大陸在政治上持續(xù)抗衡的能力。

          1979年“葉九條”發(fā)表時,鄧小平在美國重申以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之后廖承志致函蔣經國,蔣宋美齡回信予以駁斥,蔣經國隨即提出“三不政策”(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xié))。但同年底,國民黨十一屆四中全會上,他首度提出了“三民主義統(tǒng)一中國”的主張。

          1981年3月29日,國民黨召開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中心議題仍是“三民主義統(tǒng)一中國”,大會通過《貫徹三民主義統(tǒng)一中國案》。蔣經國會上致詞時稱:“中國只有一個,中國必將統(tǒng)一,三民主義統(tǒng)一中國是使中國成為和平自由的現(xiàn)代化國家唯一可行的道路。”不僅如此,蔣經國還就如何實現(xiàn)“統(tǒng)一”做出了政治、經濟、思想、文化上的部署。這是他就中國統(tǒng)一問題首次作出的全面闡述。

          時隔多年,我們回顧這一過程,可以清晰發(fā)現(xiàn),70年代末之后,兩岸關系已從軍事對抗轉變?yōu)檎螌χ拧?/p>

          1978年之后,大陸進入了改革開放的進程,臺灣則在逐步完成了政治社會的轉型。對于兩岸各自的變化和發(fā)展,如果將此定位于和平競爭之上,是否能成為我們回顧過往三十年兩岸關系互動發(fā)展的基本態(tài)勢呢?盡管雙方至今仍未正式結束敵對狀態(tài)、建立軍事互信機制,但兩岸實際上已經進入制度博弈的新階段。

          1979年,孫運璇代表臺灣當局發(fā)表講話,回應“葉九條”,講話指出,成功不必在我,只要中共當局做到“政治民主化,經濟市場化,社會多元化”,則臺灣可以考慮放棄“三不政策”。不過三十年時間,兩岸關系超乎了當年兩岸政治家的想象。我們不禁想到毛澤東的詩句:“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

          

          宋楚瑜在兩岸之間有舞臺

          

          如今的兩岸關系,實際上已進入李登輝時代制定的“國統(tǒng)綱領”的中程階段,被馬英九政府刻意以“不統(tǒng)、不獨、不武”以及“九二共識”作了模糊化處理,維持了一個和平發(fā)展的表面狀態(tài)。嚴格意義上,這也是兩岸關系進入一個合作競爭的新階段。因此,要讓兩岸關系最終走上政治整合的進程,除了經貿合作、人員交往之外,還有一個制度性競爭和互補長短的歷史任務。

          蔣經國時代對兩岸關系互動,似乎已有制度競賽的戰(zhàn)略考慮。其政治民主化經驗和教訓未必能成為大陸唯一的借鑒,但臺灣走過的路以及累積的經驗教訓,不也是另一種中國特色的道路嗎?

          在和宋楚瑜的訪談過程中,我腦海中浮現(xiàn)了兩句成語,一是“廉頗老矣,尚能飯否”;
        一是“老驥伏櫪,志在千里”。企圖心依然旺盛的宋楚瑜,在目前的亂世氛圍下居然找不到施展才華的舞臺,這并不意味著臺灣的能臣、梟雄太多,而是當局用人過于拘謹,格局不夠恢宏所致。我在和宋楚瑜訪談即將結束時有感而發(fā)地說,宋先生的政治舞臺不應局限于臺灣,而應該在兩岸之間。他未做出任何表示,但我相信他記住了這一句話。

          未來的兩岸互動,需要更多有歷史責任的有識之士。在這個前所未有的歷史新階段,天地之寬,舞臺之大,不存在“過氣”的問題。以宋楚瑜的能力,尤其是他的歷史觀和國際觀,以及他跟隨蔣經國的閱歷和經驗,完全有資格、也完全有能力在兩岸關系上扮演和連戰(zhàn)一樣的角色,某些方面甚至會更加稱職。

          馬英九其實也一樣。臺灣的政治人物若有意在歷史上留下濃重的一筆,流芳百世,惟有在兩岸關系上追求建樹。政治角力場上以成敗論英雄,但在和平發(fā)展的兩岸關系上,即使是姍姍來遲者,也有自己的精彩。

        相關熱詞搜索:之大 英雄 天地 成敗論 楊錦

        版權所有 蒲公英文摘 www.zuancaijixie.com
        91啦在线播放,特级一级全黄毛片免费,国产中文一区,亚洲国产一成人久久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