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巍：文學革命發(fā)端史的幾個版本

　　誰是文學革命的第一人？就學理而言，這是一個愚不可及的問題。一種社會意識或文學思潮的起源決不像嬰兒之降生，有一個明確的時辰。它總是曖昧不清，成分復雜，渾沌難辨。它有一個不見之于革命編年史的史前史階段。但對革命編年史來說，把一個日期明確的事件作為革命的起源，意義非同小可，因為起源史關乎文化領導權的正當性，迫使他人從文學革命家的表述而不是此前任何人的相似表述中去尋求“首創(chuàng)性”。

　　在中國近現(xiàn)代史上，大概沒有哪一批革命者像文學革命家那樣從革命的大幕剛一拉開就明確意識到自己在這場行將上演的歷史大戲中的地位，并在他們內(nèi)部對各自的地位進行了分配，決不使核心地位旁落于他人之手，但保留了一些次要的地位，以供后來參與其事的人。

　　這份內(nèi)定名單見于劉半農(nóng)1917年10月16日致錢玄同的一封信，其中寫道：“你，我，獨秀，適之，四人，當自認為‘臺柱’，另外再多請名角幫忙，方能‘壓得住座’�！庇幸馑嫉氖�，文學革命家樂于把彼此間的通信公開發(fā)表在《新青年》上，以壯聲勢，但劉半農(nóng)這封信卻不見載于《新青年》。這倒不是因為它是一封私人信件（發(fā)表于《新青年》上的大多數(shù)信函都是私人信件），而是因為它不宜公開，甚至不宜讓陳獨秀和胡適這另外兩個“臺柱”知悉：不宜公開，是因為這封意在文學革命聲勢日蹙的時節(jié)招兵買馬的信明言文學革命才開張一年就已冷場的事實，如果該信見報，則使《新青年》上渲染的革命聲勢頓時化作泡沫，不僅應驗了嚴復、林琴南和辜鴻銘等古文家或名教捍衛(wèi)者當初的預言，甚至為他們所恥笑；
不宜讓陳胡兩人知悉，是因為劉半農(nóng)對幾位文學革命家的地位排序不同于陳胡兩人，盡管把錢玄同排在第一位可能出自私人信函常有的客套，但把自己列在第二，則著實有點不客氣了，大有當仁不讓的派頭。

　　作為文學革命的斗犬，錢玄同可能不在乎自己排名老幾，只要屬于這個圈子就行。但他似乎沒有理解陳胡兩人關于革命編年史的寫作，在1917年3月初發(fā)表于《新青年》3卷1號的一封致陳獨秀的信中，力贊梁啟超對“新文學”的貢獻，寫道：“梁任公實為創(chuàng)造新文學之一人。雖其政論諸作，因時變遷，不能得國人全體之贊同；
即其文章，亦未能盡脫帖括蹊徑；
然輸入日本新體小說，以新名詞及俗語入文，視戲曲小說與論記之文平等（梁君之作《新民說》《新羅馬傳奇》《新中國未來記》，皆用全力為之，未嘗分輕重于其間也），此皆其識力過人處。鄙意論現(xiàn)代文學之革新，必數(shù)梁君。”在文學革命家的譜牒上列出梁啟超的名字，充分說明錢玄同的書生氣，也說明他對“文化領導權”缺乏敏感。盡管1917年上半年的陳獨秀對梁啟超依然尊敬有加，但幾個月后，他就改變了對梁啟超的看法，不再以“任公”稱之，而直呼其名。

　　與錢玄同致陳獨秀的那封信一同發(fā)表于《新青年》3卷1號的，有陳獨秀一篇題為《對德外交》的評論文章，其中反駁了有關“梁派假外交以奪政權”的陰謀的傳言，斥之為“神經(jīng)過敏之言”：“夫以任公之政治知識，果能總攬政權，豈不愈于北洋軍人萬萬。特以政象所趨，無論譽任公者、毀任公者，均不信任公有組織一黨內(nèi)閣之魄力與野心。此時一黨內(nèi)閣既不能成，以任公之學識，且以代表其黨之資格加入內(nèi)閣，決無損于他黨之權利，豈有假外交以奪政權之必要耶？”但寫于8月1日、發(fā)表于《新青年》3卷6號的《復辟與尊孔》則不點名地對梁啟超如此迅速地與乃師康有為分道揚鑣表示譏諷：“天下妄謬無恥之人，群起而打死老虎：昔之稱以大帥，目為圣人者，今忽以‘張逆’、‘康逆’呼之；
昔之奉為盟主，得其數(shù)行手跡珍若拱璧者，今乃棄而毀之，何世俗炎涼，不知羞恥，至于斯極也！……愚固反對復辟，而惡張、康之為人者也；
然自‘始終一致主張貫徹’之點論之，人以張、康實行復辟而非之，愚獨以此而敬其為人，不若依違于帝政共和自相矛盾者之可鄙�！�

　　政治意識頗為清醒的陳獨秀從一開始就想到了要為“文學革命”開列一份大事記，以強化這種觀念，即文學革命始于他所主編的《新青年》，始于新派人物胡適在《新青年》1917年1月1日第2卷第5號上發(fā)表的《文學改良芻議》以及他本人在2月1日第2卷第6號上發(fā)表的聲援文章《文學革命論》。他說：“今日吾國文學，悉承前代之敝：所謂‘桐城派’者，八家與八股之混合體也；
所謂駢體文者，思綺堂與隨園之四六也；
所謂‘西江派’者，山谷之偶像也。求夫目無古人，赤裸裸的抒情寫世，所謂代表時代之文豪者，不獨全國無其人，而且舉世無此想。文學之文，既不足觀；
應用之文，益復怪誕�！边@就把舊派人物梁任公趕下了新文學首倡者的尊座：“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為吾友胡適。余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為之前驅(qū)！”為了不使文學革命的桂冠和領導權落入梁任公之手，陳獨秀寧可對歷史進行一番非歷史的重新描述，突顯胡陳的雙雄地位。他在文章中對胡適一口一聲“吾友”，給讀者的感覺是他們交往有年，已成莫逆。其實，1917年2月，陳獨秀還不曾與時在美國留學的胡適謀面，僅有幾封書信來往。胡適回國是在當年7月，到9月才受陳獨秀舉薦到北京大學赴文科教授任。

　　如果只有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而無陳獨秀的聲援文章《文學革命論》，那當時名不見經(jīng)傳的留美學生胡適是不可能在國內(nèi)掀起多大的浪來的。1917年初的陳獨秀不僅是《新青年》的主編，也已是北京大學文科學長。像他這樣一個人居然說甘冒全國學究之敵，為“吾友”聲援，還說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為之前驅(qū)，這足以使胡適這個陌生的名字一夜間為國內(nèi)學界所知。而且，陳獨秀還把文學改良主義者的胡適派上了一個“文學革命軍”先鋒的頭銜，仿佛1902年死于上海西牢的“革命軍馬前卒”鄒容還魂于文學和胡適。

　　對此，胡適本應感恩戴德。但1919年《新青年》圈子因“問題與主義之爭”而發(fā)生首次分裂并于次年雜志社遷回上海而成為工人運動機關刊物后，陳胡兩人就各走南北了。此后的胡適已是一個不再高奏革命凱歌的資產(chǎn)階級自由主義者，并且像一切性格怯弱的人那樣回避自己當初與那些更激進而且日益變得危險起來的人的聯(lián)系。他寫了一些回憶文學革命的文章，其中透出一種意圖，即在某些看似無關緊要、實則大有文章的細節(jié)方面對文學革命起源神話進行巧妙的改寫，從而把文學革命的發(fā)難日期提前，使之脫離《新青年》和陳獨秀。在陳獨秀描述的起源神話中，文學革命發(fā)端于1917年初、北京大學和《新青年》，但胡適通過好幾篇回憶文章將起源確定為1915年、漪色佳、和幾位留美學生的私下討論，這就和陳獨秀、北京和《新青年》沒有任何關系了，而且給人這么一種感覺，即文學革命是他胡某人在美國留學期間，在沒有任何人支持的情況下（或許有一個女支持者，即陳衡哲），單打獨斗地鬧開的。

　　先來看看胡適為《中國新文學大系》這套記載文學革命史的大型叢書所寫的導論。叢書的總主編趙家壁在《前言》的第一段中，為文學革命的起源史作了一個“官方的”或“正統(tǒng)的”或“為一般人所認可的”陳述：“我國的新文學運動，自從民國六年在北京的《新青年》上由胡適、陳獨秀等發(fā)動后，至今已近二十年�！壁w家壁是1935年10月1日寫下這些文字的，而胡適在《新青年》上發(fā)表《文學改良芻議》是1917年1月1日（2卷5號），算來是19年零10個月，所以趙家壁的“已近二十年”一說非常準確。但負責編選叢書“理論卷”的胡適卻在《建設理論集》的導言中提出了兩種陳述：“這一集的理論文字，代表民國六年到九年之間（1917～1920）的文學革命的理論，大都是從《新青年》《新潮》《每周評論》《少年中國》幾個雜志里選擇出來的，因為這幾個刊物都是中國新文學運動的急先鋒，都是它的最早的主要宣傳機關�！钡酱藶橹梗�胡適是在重復文學革命的官方版本的起源神話，但緊跟著的一段則改寫了這個官方版本：“這一集所收的文字，分作三組：第一組是一篇序幕，記文學革命在國外怎樣發(fā)生的歷史；
這雖然是一種史實的記載，其實后來許多革命理論的綱領都可以在這里看見了�！边@所謂的“史實的記載”，即列于全卷之首的長文《逼上梁山———文學革命的開始》。該集所收錄的文章，除這一篇外，都是1917 1927間的歷史文獻，符合該叢書“替這個新文學運動的第一個十年作第一次的史料大集結(jié)”的計劃。唯獨《逼上梁山》是后寫的，寫于民國二十二年（1934），文末標明脫稿于該年12月3日。此文原本是胡適的《四十自述》的一章，非特意為《中國新文學大系》而作。本來，將一篇現(xiàn)寫的私人回憶錄收入一部史料集中，就有些說不過去，因為它是以胡適自己的回憶，而不是以他這一時期有據(jù)可查的發(fā)表物為證據(jù)。這并不說胡適可能在講述中有意或無意撒了謊，而是說，在其他文學革命家只提供1917～1927年間的發(fā)表物即只提供了“文學革命史”的時候，胡適卻還提供了一篇以他本人為唯一主人公的“文學革命史前史”（他甚至沒有使用“史前史”這個謙虛的名稱，而是直呼其為“序幕”），這就造成了一種歷史錯覺，仿佛諸多文學革命家們的“文學革命史”都有一個共同的“史前史”，即胡適1915 1917年間的個人史。

　　1935年的陳獨秀已不可能為《中國新文學大系》撰寫一篇有關“文學革命史前史”的文章了。如果讓他來寫，那么可能會讀到一篇其中可能見不到胡適身影的文學革命史前史。其他文學革命家也是如此，因為1915年到1916年底以前的胡適對他們來說是不存在的，他們會談到自己當初的文學革命觀念的形成和文學革命的初步實踐，甚至可以將這種經(jīng)歷上推到晚清。他們都將是他們各自提供的私人回憶錄的主人公，即有許多版本的“史前史”，而胡適的《逼上梁山》只不過是其中之一，是他個人的歷史。這更符合一場革命或運動的真相，即革命或運動決不可能起源于某個人的靈機一動或某個突如其來的事件，而是此前彼此分散且獨自發(fā)展的相同的不滿、渴望或仇恨情緒借由某個人的煽動或某個事件的刺激而匯合在了一起。沒有這種雖然分散但已成氣候的不滿情緒，一個人不可能憑空搞起一場運動或革命。從這種意義上的起源史來說，1917年《新青年》的文學革命不是一場革命的開始，而是一場在眾多人內(nèi)心醞釀已久的革命的公開化，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恰好充當了這場革命的公開宣言。但不能由此推定“文學革命發(fā)端于國外”，即1915年在美留學的胡適。他不過是眾多已在內(nèi)心醞釀文學革命的人物之一，而不是唯一。但《逼上梁山》卻把“之一”變成了“唯一”，從而把胡適的文學革命的個人史暗中轉(zhuǎn)換成了整個文學革命的史前史。

　　換言之，胡適利用了他作為《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卷》的選編者的特權，將自己的一篇寫于1934年的私人回憶錄收進了這卷1917 1927年的文學革命歷史文獻集，從而為文學革命史提供了一份以他胡某人為唯一主人公的史前史，即文學革命發(fā)源于他在1915年左右的靈機一動。這樣，胡適就不僅混淆了革命理念與革命運動之間的界線（光有理念不成其為一場運動），從而將自己的心理史和精神史當作了革命運動史，而且，還混淆了私人與公共之間的界線，從而以個人心理史取代了社會心態(tài)史。于是，他在美國留學時期與幾位留學生朋友關于中國文學的私下討論和他對于這一問題的思考，就顯得比國內(nèi)一切對舊文學心懷不滿而欲革新文學的改革家的討論、思考和實踐的總和更具有歷史重要性。

　　胡適如此熱衷于描述胡適版本的文學革命史前史，倒不一定全是為了突出自己作為文學革命教主的歷史地位，因為即便在文學革命史的官方版本中，他的地位也不可動搖，而是因為胡適版的史前史具有一個典型的意識形態(tài)特征，即與共產(chǎn)主義、社會主義或政治左派沒有什么歷史瓜葛。在胡適版的史前史中，出現(xiàn)的是胡適、任鴻雋、梅光迪、趙元任、陳衡哲等幾個政治單純而且彼此要好的留美學生的身影，其地理背景是景色宜人、世外桃源般的漪色佳，遠隔萬里的故國的政治喧鬧傳到這里時已化作花叢中的蜜蜂的嗡嗡聲。胡適像一個從天而降的文學革命的耶穌，向他的那一班頑固崇拜文學舊偶像的朋友徒勞地宣講文學革命的福音。但在一片嘲笑和奚落聲中，他獲得了陳衡哲女士的支持，并且以發(fā)表于《留美學生季刊》上的一篇描寫美國女大學生一日生活的白話短篇小說來呼應胡適創(chuàng)作的那些沒有發(fā)表的白話詩歌。該有的都有了：青春、文學、單純、友誼、浪漫、同伴們的不理解、一個女友（類似于文藝女神）的鼓勵的目光、朦朦朧朧的愛情、在單相思中輾轉(zhuǎn)反側(cè)而又恪守“朋友之妻不可奪”的古訓帶來的惆悵，等等。甚至，這還不止是文學革命的史前史，而是文學革命的序幕。于是，首倡文學革命者，胡適也；
首創(chuàng)白話詩歌者，胡適也；
首創(chuàng)白話小說者，陳衡哲也。

　　這和文學革命史官方版本描述的序幕場景簡直一個天上一個人間：1917年的北京無疑陷在政治的紛擾中，各種政治力量都在蠢蠢欲動，并且都把文學作為政治斗爭的一個手段。再看看《新青年》圈子，陳獨秀是一個老革命黨人，后來又成了中國共產(chǎn)黨的創(chuàng)始人；
李大釗熱烈歡迎1917年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后來也是共產(chǎn)黨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
稍晚一些時候加入《新青年》圈子的魯迅，在30年代加入了左聯(lián)。甚至，連年輕的毛澤東的身影也一度出現(xiàn)在《新青年》圈子的外圍。胡適在1919年后并非偶然地將五四運動看作一場中斷了文化建設的政治干擾，而他心里明白，此場運動與《新青年》及受其影響的北大學生大有關系，因此試圖還文學革命一個單純的、與政治無涉的起源史，好使它從政治的麻團中分離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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