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振洲：風范——追憶方連慶老師

　　中華讀書報編者按：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方連慶教授是中國國際關系研究領域的著名學者，其主編的《現代國際關系史》等著作在國際關系學界產生了廣泛影響。方連慶教授因病醫(yī)治無效，于2009年8月16日不幸逝世。本刊特刊出紀念文章，以寄哀思。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前副院長、我國國際關系史研究的領軍人物方連慶教授離開我們已經一個月了。乍聞噩耗時，雖然不能說完全沒有心理準備，但仍然很難接受這個事實�，F在心理震動逐漸減弱，傷感卻不絕如縷地襲來。方老師的音容笑貌常常清晰地浮現在眼前，懷念之余，更令我感觸萬端。

　　初識方老師，是在1982年秋天的《現代國際關系史》課上。當時我們雖已是大二的學生，又常以身列北大的幾個“外字號”專業(yè)為榮（記得其中有我們國際政治系的國際政治、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專業(yè)，歷史系的世界史專業(yè)，法律系的國際法專業(yè)，經濟系的世界經濟專業(yè)），但實際上一則國門初開，二則在學養(yǎng)上嚴重先天不足，基本還是“昧于外勢”。加之上一學期剛學完王炳元老師的《近代國際關系史》，100多個國際條約的名稱、年代、當事國、主要內容等還在腦子里糾纏翻滾，所以頗有畏難情緒。當時的方老師剛過不惑之年，風度絕好地出現在大家面前（不知是否巧合，國政系那一代講國際關系史的老師——王炳元、方連慶、李茂春，都是儀容優(yōu)雅并各有特色）。幾次課下來，大家的緊張心情舒緩了不少，加上無論如何對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的歷史背景還比較熟悉，所以開始有閑情欣賞起他偶爾露出的安徽鄉(xiāng)音。不知為何，他對《慕尼黑協(xié)定》簽訂前后法國政客賴伐爾表現的評論給我印象尤深。三年后陰差陽錯，沒有絲毫心理準備的我竟然去了法國留學，也可說是一重因緣。雖然志趣已改，但還真是有意看了些關于第三共和國后期歷史的書。

　　1992年，我從法國回到北大國政系任教，與方老師在同一個教研室，1996年后并開始協(xié)助他所分管的教學工作，這才與方老師有了真正的接觸。

　　方老師的專業(yè)領域是國際關系史，對20世紀前半葉的國關史造詣尤深。他主持編寫的國家重點教材已成為國內的經典教科書。由于方向的不同，我對于方老師的學問，其實遠不足窺其堂奧。他對我的影響，更多的是在其他方面，當然也是更重要的方面。

　　方老師給人的第一印象，是永遠的和藹可親，老北京所謂的不笑不說話。對此，人們也許只道尋常。但現在認真回想，近20年來我竟然沒有看到過一次他發(fā)火或者失態(tài)，這就絕不能用簡單的好脾氣來解釋了。在與同事相處時，他一向低調、不爭，不在小事上固執(zhí)己見，有時寧愿屈己從人。方老師是回民，同時又深諳養(yǎng)生之道，在飲食上頗為講究。他經常開玩笑地總結說自己不能吃天上飛的、地上走的（包括牛羊肉），只能吃水里游的。但在飯桌上他從來不會讓主人為難，總是怕給人添麻煩。同事們湊在一起時，難免偶爾臧否人事，其間更不乏睥睨群雄、目無余子的議論。但方老師卻永遠能夠發(fā)現他人的優(yōu)點并加以揄揚。即以有些人看似最微不足道的儀表穿著，方老師也總是毫無瑕疵。

　　在少不更事時，我未必會對上述印象給予如此關注。畢竟人們總是說內在的東西更加重要。而奇特突兀、我行我素、卓爾不群又最容易成就無數文人的軼事佳話�！妒勒f》中固設“儀容”一章，但更鐘愛的，似乎更是狂傲放誕之輩。時下對知識分子的標準則是所謂成功：學問有成、獲獎無算、譽滿天下、桃李遍地。一般說來，強勢、外向比溫文爾雅、謙抑內斂更容易實現這些目標。然而，這些年來讀書閱世，漸漸也有了一些心得。我轉而覺得，許多看起來十分簡單基本的要求其實并不那么容易做到，其實是對一個人的真正考驗，其實能反映一個真正的人，其實有它的深遠意義。當我們過分強調實質而忽視形式時，我們是否認識到形式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實質的反映？當我們過分強調成功時，我們是否認識到自己的價值首先是一個人，其次才是知識分子，而所謂的事業(yè)（與《易經》中的定義有天壤之別）不過是瑣屑之事？許多有識之士不無道理地指出，現今的學者，在文章上或頗有可觀。然而在長期以來“大風大浪”的洗禮下，卻缺少了老一代知識分子溫良如玉的風度，有些人甚至大有市井之氣。從這個角度看，方老師雖然完整地經歷了狂飆時代，但卻用自己的日常行為完美地詮釋了傳統(tǒng)而優(yōu)美的君子之風。

　　方老師在北大國關學院主持教學工作前后超過10年，并長期擔任學院學術委員會領導，籌劃學科的發(fā)展。按照我的觀察，在這方面方老師主要致力于兩件事：培養(yǎng)風氣、獎掖后進。

　　與北大其他學科、特別是文科如文史哲等傳統(tǒng)強系動輒將近百年的傳統(tǒng)相比，1964年方始建系、并很快經歷社教與文革的國際政治系實在屬于新進之輩。記得1980年我接受入學教育時，感觸很深的就是歷史系的教授副教授有幾十人，而整個國政系只有主任趙寶煦先生是文革前的副教授。差距是真實的，我也從不相信通過人為的趕超工程便可彌補歷史留下來的差距。在硬件設施等方面，只要不計工本，大樓可以迅速地平地而起。然而由歷史積淀而成的風格、底蘊，是無法用唯意志論的手段迅速養(yǎng)成的�！鞍孕U”者很容易被人嘲笑為“樹小房新畫不古”的新富。老成謀國之道，其實恰在于不與人爭一日之短長、不追求立竿見影，而是養(yǎng)成一種自由、寬松、和諧的學術風氣，并以誠意汲引作育人才。這是包括方老師在內的國政系—國關學院老一代領導的大智慧，他們能夠先知先覺地形成并始終不移地堅持這種共識，實在是我們這些后來者的幸運。

　　如何辦大學的著作文章，早已汗牛充棟。走向輝煌的各種條件，也被分析得細致入微。但是我心目中理想的大學其實十分簡單：教員們有鉆研學問、探究未知的興趣；
有讓他們依照興趣發(fā)展自我的心境——環(huán)境和時間；
有同事間活躍的切磋琢磨；
有師生間的真正互動。當然，作為一個教學單位，需要有一個得到大家認可的學科發(fā)展框架，也需要尊重各種規(guī)章紀律。但歸根結底，院系應當是一個平等的學術共同體，“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學術自由、兼容并包”實乃舉世公認的準則。

　　遺憾的是，這些理想并不總是反映現狀。隨著財政投入的加大，大學的行政化、機關化的傾向也日趨嚴重。各種與學術無關的雜務，占用了院系與教員的大量時間精力；
各種剛性柔性的考核指標，急功近利的績效主義管理，更是嚴重擠壓了大家的自由發(fā)展空間。

　　在這種浩浩蕩蕩的大勢下，有一群開明睿智的單位領導，能夠給大家營造一個寬松和諧的小環(huán)境，實在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方老師就是這樣一位領導。他對于許多時髦的口號和措施其實大不以為然。但由于謙忍的性格，加上身在其位，他又只能屈己從人。在完成自己教學科研任務的同時，他花費了大量的時間精力去開會、起草報告文件、處理各種瑣事。通過自己的付出，通過將上級文件規(guī)定按照本院的實際加以細化變通，將許多本會壓在教員頭上的負擔化解掉、過濾掉，其貢獻恰如托克維爾所描述的法國舊制度下的次級權力。在老一代的長期一貫的努力下，北大國關學院人際關系和諧，學術氣氛寬松，每個教員的意見都能夠得到重視，他們的選擇都能得到尊重，從而有了獨立自由發(fā)展的充分空間。30年過去了，現在回頭一看，我們學院在這種精神的滋養(yǎng)下，似乎在不經意間取得了實實在在的進步。無論是師資力量、國際交流、生源質量、課程體系，還是在教學條件、給學生能夠提供的機會等方面，其成就都是30年前無法想象的。而已經成型的這種風氣更是我們最可珍視的財富，是百年樹人的王道，是我們繼續(xù)穩(wěn)步前進的保障。其價值絕非一些指標、數字所能衡量。

　　在對年輕人的扶植培養(yǎng)方面，方老師一向不遺余力，無微不至。從根據他們的特點優(yōu)勢為他們設置課程，到向他們傳授講課技巧；
從指導他們的研究方向，到親自動筆修改他們的習作，他從來是親歷其為，不厭其煩。17年前我回國任教時正值暑假。一周后，方老師就頂著高溫來到我的蝸居，了解我生活中的困難，向我介紹系里的情況，并對我在教學科研的發(fā)展方向提出建議。這當然不是對我個人的偏愛，院里每個留校或調入的青年教師都曾蒙受同樣的關懷。就是在去年，他還不顧醫(yī)生禁令，為了自己博士生的論文與我電話討論近一小時，然后由于激動勞累幾天內不能恢復原有生活節(jié)奏�，F在似乎人人在說重視人才，但對于如何“來民”、如何“既來之則安之”卻少有講究。優(yōu)厚的待遇當然重要并且應該，但還不是全部。況且即使在目前的北京，教師也遠非一個可以與人夸富的職業(yè)。真正的讀書人，還是更容易折服于尊重與關心。假使大學中多一些方老師這樣的主政者，又何愁不能群賢畢至、天下歸心？

　　世事滄桑，如今我接過方老師的行政工作也已10年。雖然對他的志向風格都極為認同并力圖效法，但始終未能達到他的境界。本以為請益機會盡多，孰知3年前方老師突被發(fā)現身患絕癥。雖與病魔積極抗爭，終歸不治�，F在方老師人雖然走了，但他的風范卻成為了我們的寶貴財富，其價值必將隨著時間的流逝更清晰地顯現出來，激勵著我們不斷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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