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紀霖：十年，讀書界完成分化

　　對共和國來說，1989年到1999年這十年是非常重要的轉(zhuǎn)型時期。

　　共和國60年的歷史，前30年可稱為“毛澤東時代”，是以“革命”為中心的時代，后30年廣義來講是鄧小平主導的、以改革開放為中心的時代。改革開放30年中間的這十年，是一個轉(zhuǎn)型時期，從理想主義社會轉(zhuǎn)型到世俗化社會的過程。

　　1980年代的時 代主題雖然從“革命”轉(zhuǎn)向了“現(xiàn)代化”，但還帶有強烈的理想主義色彩，不是為了祖國的現(xiàn)代化，就是為了提高個人的知識。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后，中國經(jīng)濟高速發(fā)展，市場經(jīng)濟體制逐步確立，中國社會迅速世俗化，開始出現(xiàn)了消費主義主導的社會。對許多人來說，讀書不再為尋求知識，而是消費與休閑，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變化。即使是尋求知識，也多是帶有使用的目的，是那種技術性的、可以增加自己競爭能力的實用讀物，而在1980年代非常流行的人文讀物開始邊緣化。

　　1990年代作為轉(zhuǎn)型期的另外一個特點，乃是大量的翻譯作品被系統(tǒng)地引進，從文學類到學術類，皆是如此。引進西學的工程是從1980年代開始的，但80年代的翻譯比較有限，零散，就那么幾本書，大家讀的東西都差不多，所以一本在如今已經(jīng)被人忘卻的卡西爾的《人論》，可以印上幾萬冊，成為暢銷書。進入1990年代，國外各個學科、各種專題性的研究以及文學作品，開始成系統(tǒng)地翻譯引進，讓人目不暇接，西方從古代到當代的各種流派的經(jīng)典以及非經(jīng)典作品和著作，像潮水一樣涌進中國，極大地豐富了中國的讀書市場，中國的讀書界全面與國際接軌。

　　對于讀書界而言，這十年最明顯的時代特征是：分化。這種分化主要表現(xiàn)在作為作者的人文學者身上，在1980年代的新啟蒙運動中，盡管有像金觀濤等的“走向未來”叢書的編委會、甘陽、劉小楓等的“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這樣一些不同的學術團體，但他們都屬于共同的“啟蒙陣營”，他們所面向的讀者也是共同的——希望得到啟蒙的知識大眾。但1990年代的人文學者和作家分化為三類不同的類型：

　　一個是面向市場寫作。1990年代中期開始出現(xiàn)了市場，出現(xiàn)了一批能夠很靈敏地捕捉市場脈搏的作者，開始自覺地為市場寫作。最早的是汪國真，盡管受才氣所限，也沒有對市場操練的意識，汪國真本人并不成功，曇花一現(xiàn)，但是繼之而起的后來者——比如余秋雨，在面向市場寫作這條路上走得非常成功。余秋雨的第一本散文集《文化苦旅》本身不是為市場寫作，它是1980年代文化理想主義的世俗版形式，但余一旦發(fā)現(xiàn)這類文化大散文受到市場熱捧，有廣闊的讀者群，他敏銳的商業(yè)頭腦立即抓住了機會。他很懂市場，非常了解一般文化大眾的消費趣味，其后面的寫作，基本就是為市場寫作。就1990年代的市場寫作而言，汪國真是一個失敗的先驅(qū)，余秋雨是一個成功的范例，一直紅到今天。

　　第二個是面向媒體寫作。90年代與80年代的不同是，大眾媒體伴隨市場經(jīng)濟突然涌現(xiàn)：報紙的副刊、評論版，需要大量的稿子和作者。這些作者一開始是兼職，后來相當一部分開始專業(yè)化，成為自由撰稿人。他們中的一些佼佼者具有社會的擔當，試圖通過公共傳媒對公共事務形成影響。從精神上來說，他們繼承了1980年代知識分子啟蒙的傳統(tǒng)。王小波是其中的典范。為什么王小波身后仍然那么受追捧？因為他代表了媒體寫作者即“自由撰稿人”的精神：生活在體制之外，具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第三種是面向?qū)W院寫作。1980年代原來的一部分啟蒙者到1990年代初開始回到學院，尤其到了1990年代末國家加大對大學體制的投資，大學教授的生活變得有保障，又收入不錯，大量的文化人重歸學院。學院到了1990年代開始加強規(guī)范化管理，學術研究與西方接軌，越來越規(guī)范化。在各種規(guī)范考核的導引下，學者們的寫作不再面向大眾，而是面對同行，這些同行少到幾十人，多則上千人。學者們不再是公共知識分子，而只是某個學科領域的專家，隨著專業(yè)成就獲得肯定，或者晉升壓力的提升，他們也越來越與知識大眾隔絕，成為標準的象牙塔人。

　　知識人的分化，不僅是寫作的趨向，而且還有內(nèi)在的更深刻的分化——思想的分化。前幾年我領銜所做的“啟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來中國思想文化界重大論爭研究”，發(fā)現(xiàn)通過1990年代幾次重大論戰(zhàn)，1980年代所形成的啟蒙陣營，到1990年代在思想上發(fā)生了巨大的分化。簡單地說，1990年代上半期的“人文精神”大討論，使得啟蒙陣營當中人文派與市場派分離；
1990年代下半期自由主義和“新左派”的論戰(zhàn)，使得改革陣營中分裂成自由派與新左派兩大極端。而到了1990年代，各種各樣的文化保守主義也開始崛起。到了1990年代末，啟蒙陣營完全自我瓦解，從此中國思想界內(nèi)部再沒有一個統(tǒng)一的聲音，在任何問題上都會出現(xiàn)尖銳對立的兩種、乃至多種意見。這也導致了知識大眾的思想傾向發(fā)生了分化，這種分化不僅是意識形態(tài)意義上的，同時也是知識結(jié)構和讀書趣味的分化。各種對立的思想立場、知識類型和文化趣味，難以調(diào)和，無法對話。即使有的話，也是雞同鴨講。

　　總而言之，1989-1999年是中國讀書界一個重要的轉(zhuǎn)型界，也是一道分水嶺。在這十年中，中國的知識界和讀書界完成了巨大的分化。

　　作為這十年的經(jīng)歷者和參與者，我是這個時代的讀者、作者，同時也是觀察者。如果要問我這十年我個人的寫作研究的變化，大概可以簡單分早期、中期和晚期三個階段。

　　1990年代初期的中國思想界和讀書界是異常沉悶的，我個人也發(fā)生了深刻的危機感。在1980年代末的啟蒙運動中，我以中國知識分子的研究一夜暴得大名，接連不斷的寫作和發(fā)表，耗盡了自己所有的知識儲備。繼續(xù)發(fā)展的方向在哪里？需要退一步海闊天空，暫時告別知識分子研究，回到一個更廣闊的背景從新出發(fā)，希望能在中國現(xiàn)代性變遷這樣一個宏觀背景中去理解中國知識分子。我開始再一次大量廣泛地閱讀，進行第二次學術積累。丹尼爾·貝爾的《資本主義文化矛盾》是這段時期對我影響最大的一本書，他所分析的在現(xiàn)代化發(fā)展過程中會出現(xiàn)價值迷失、特別是終極價值失落的問題引起我的注意，讓我開始意識到現(xiàn)代化并非1980年代那樣，是一片玫瑰色的烏托邦，而是有著非常復雜的內(nèi)在矛盾和緊張。于是我起意編一部《中國現(xiàn)代化史》。邀請了全國20多位思想有突破、也有一定學術積累的中青年學者，按照劍橋史的模式編寫�！吨袊�現(xiàn)代化史》在1995年出版，成為國內(nèi)第一本從現(xiàn)代化變遷的角度系統(tǒng)研究中國近現(xiàn)代史的著作。這部著作雖然現(xiàn)在來看有很多遺憾和不足，但在1990年代它起到了開風氣的作用。

　　到1990年代中期，隨著媒體的崛起和蓬勃，我開始意識到這個領域的空間巨大。一度有兩到三年時間我試圖參與媒體寫作，主要是社會與文化評論，通過它介入社會生活，作為公共知識分子體現(xiàn)公共性的嘗試。媒體寫作有一個致命的誘惑力，讀者的反應很快，傳播范圍廣，但持續(xù)時間短。而且缺乏連續(xù)性和積累，有碎片化的趨勢，無法形成深度的和整體性的觀察與思考。就像波斯納所批評的：公共知識分子的毛病在于公共太多，知識太少。我記得在1990年代末，王元化先生每次見到我，都嚴厲地提醒我不要再寫這類“報屁股”文章，要回到知識分子的學術研究。給我最大刺激的，是我的一位朋友，也是當年我那些《讀書》雜志文章的熱心讀者，有一次無意中對我說：“許老師，這些評論我們也會寫，你應該多寫只有你才寫的出來的文章！”他大概未曾意識到，正是這句半開玩笑的話，讓我痛下決心，回到知識分子的研究，重新從整體上思考關于中國的歷史和現(xiàn)實發(fā)展的一些大問題，特別是與中國思想、文化相關的大問題。在這些研究上，張灝先生的著作，就是那些后來編入《張灝自選集》的文章，給了我很大的啟示。張先生的研究主要著力于中國革命的起源問題和中國近代思想的內(nèi)在緊張性問題，他的研究所達到的深度和復雜性，在當代中國研究學者之中，是罕見的。

　　在1990年代末，我連續(xù)做了一些知識分子的個案研究，其中有金岳霖、朱自清、聞一多、吳晗等，系統(tǒng)清理中國知識分子思想改造何以可能的問題，另外還有傅斯年、蔣廷黻、翁文灝、葉公超等人的研究，處理知識分子與權力的關系。同時，借到香港中文大學工作一年的機會，我開始閱讀大量的政治哲學方面的著作，特別是康德、羅爾斯、哈貝馬斯。試圖從更深厚的學理上來思考中國的大問題。那個時候，雖然哈耶克的著作大紅大紫，但我以為他的古典自由主義方案無法解決中國的平等問題，而羅爾斯在《正義論》中提出的解決社會正義的兩條原則，是一條可以兼顧自由與平等的新自由主義之路。

　　十年早已過去，但無論對于中國，還是我個人，都是一個值得大書特書的重要時期，一個承前啟后的轉(zhuǎn)型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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