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興：廖仲愷與黃埔黨軍的肇建及其成長
發(fā)布時間:2020-06-18 來源: 感悟愛情 點擊： 
[摘要]首次國共合作時期的國民黨黨軍，是指由黨立黃埔軍校培養(yǎng)出來的軍政干部所組成和率領的，學習蘇俄紅軍堅持黨指揮槍原則，及立志為實現(xiàn)黨義———三民主義奮斗而救國救民的革命軍。廖仲愷不僅是黃埔黨軍的主要締造者之一，而且更是大力扶助這支黨軍積極投身于反帝國主義、反買辦階級和反封建軍閥斗爭，并哺育其在國民革命運動中茁壯成長的重要領導人。
[關鍵詞]廖仲愷；
黃埔黨軍；
肇建；
國民革命；
成長
國共兩黨人士在廖先生殉國后論及他與黃埔黨軍的關系時，都有口皆碑地說：“中山先生……毅然決然組織黨軍，而命仲愷綜其成”[1]；
廖先生實是“革命軍人的領袖”[2]。事實的確是這樣的：廖仲愷生前不僅是黃埔校軍的締建者之一，而且還一直領導和扶持黃埔將士積極投身于反對帝國主義者與封建買辦階級的各項斗爭，使黃埔校軍在平定廣州商團、東征陳炯明、討平滇桂軍叛亂及省港大罷工斗爭的革命風浪中，經(jīng)受了血與火的鍛煉和考驗；
黨軍將士在為國民革命事業(yè)奉獻青春與熱血的同時，其自身的隊伍也在戰(zhàn)斗中不斷成長壯大起來。
一、奉孫中山命與蔣介石一起主持創(chuàng)建黃埔黨軍
何謂黨軍？這是首次國共合作初期人們對黃埔校軍的一種尊稱�！包h軍”一詞是孫中山最早使用的。他在1923年10月10日的演說中，提出要學習蘇俄創(chuàng)建“黨軍”：“黨之基礎何在？在于軍隊。俄國革命黨能……應十八面之敵，三數(shù)年間卒將內亂外患次第戡定者，因軍隊全屬黨人故也。……設無此龐大之黨軍，蘇俄之勢力必無今日之盛。故吾黨宣傳功夫，此后應極從軍隊著手，庶可以立統(tǒng)一之基礎，愿各同志注意此著。”[3]廖仲愷在同年12月國民黨醞釀創(chuàng)辦軍校時，也在上海的國民黨中央干部會議上談到：國民黨改組之“第二步對于軍事者，尚有軍團之組織，暫定為六百人”，讓他們接受新式的軍事與政治教育，“如此辦去，一年以內可以成兩師真正黨軍”[4]。自1924年11月11日孫中山將用黃埔?guī)熒鸀橹鞲山M建的校軍正式稱為“黨軍”后，人們都把以黃埔校軍為核心的革命軍叫做“黨軍”。
廖仲愷根據(jù)孫中山的重托和指令，親自參與主持創(chuàng)建了一支國民黨的黨軍，幫孫先生實現(xiàn)了其晚年的宿愿。他和蔣介石早在1924年8月就要何應欽著手開展籌建軍校教導團的前期工作。10月8日，蘇聯(lián)援助廣州革命政府的8000余支俄國式步槍和大批子彈運抵廣州后，恰逢黃埔第一期學員將于是月中旬畢業(yè)分發(fā)，于是孫中山遂于11日指令蔣介石曰：“新到之武器，當用于練一支決死之革命軍。其兵源當向廣東之農(nóng)團、工團并各省之堅心革命同志招集，用黃埔學生為骨干�！盵5]11月11日，他又發(fā)布任職令：“所有黨軍及各軍官學校、講武堂，以廖仲愷為黨代表�！盵6]授廖以組建國民黨黨軍的重任。廖仲愷受命后，與蔣介石一同挑起了組建黃埔黨軍———軍校教導團的重擔。
當時，廖仲愷主要負責新建黨軍政工人員的選拔，指導它搞好黨代表制與政治部的建設，并同時解決好其經(jīng)費和后勤保障問題。在教導第一團成立前，他已從黃埔一期畢業(yè)生中物色好了黨代表人選和政治部的工作人員，并親自任命了“連黨代表12名，營黨代表3名，團黨代表1名”[7]；
在教導團第二團成立前夕，他又事先給它配備好了各級黨代表和政工干部。這就保證了校軍的政治素質。此期間，他還在一個月內3次與蘇駐廣州首席軍事顧問加倫將軍會談，共商解決好蘇聯(lián)援助黃埔軍校經(jīng)費及關于政治部與后勤管理機構等問題。而蔣介石這期間則主要負責部隊軍事干部的配備，尤其是兵源的征集———他先后從江浙皖等省招募到新兵三四千人。由于廖、蔣兩人通力合作，再加上共產(chǎn)黨人的支持和幫助，軍校的兩個教導團很快就組建起來了：1924年11月20日，由何應欽任團長、王登云為黨代表的黃埔軍校教導第一團正式成立；
12月26日，以王柏齡為團長、張靜如為黨代表的教導第二團也宣告成立。黃埔校軍遂成為國民黨黨軍發(fā)軔的基礎。在廖黨代表的關懷支持下，日后由教導團而黨軍第一旅、第一師直至。后來的國民革命軍第一軍。黃埔?guī)熒谟浭鲋蟹Q頌：“廖黨代表真是黨軍的慈母”[8]———是言乃為實情。
孫中山和廖仲愷之所以把以黃埔?guī)熒鸀楣歉山M建起來的新式軍隊稱為“黨軍”，筆者認為主要因為它是一支由黨立軍校培養(yǎng)出來的骨干直接組成與領導的，學習蘇俄紅軍堅持黨指揮槍原則及立志為實現(xiàn)黨義———三民主義奮斗而救國救民的革命軍。
首先，黃埔軍校在中國開了黨立軍校之先河。中國國民黨創(chuàng)辦這所黨立軍官學校的目的，就是要培養(yǎng)造就軍政干部，進而依靠他們來建立革命軍。廖仲愷在軍校開始籌建時給蔣介石和胡漢民的函中，曾多次指出創(chuàng)辦該校是“黨事”，認為此“黨事較一切為重”，并批評蔣撂下軍校籌備委員長挑子一走了之，使“黨事將因此大受打擊”[9]。他當時還以代理軍校籌備委員長身份指示葉劍英等人說：你們“應該了解，辦黃埔(軍校)是黨要辦的，而且一定要辦成！……所以籌備工作還要照常進行”[10]。黃埔軍校正式成立時，孫中山以國民黨總理身份兼任軍校的總理，以突出該校是由國民黨中央所創(chuàng)辦的黨立性質。豐悌在《黃埔月刊》上撰文論及此時指出：“總理的意思，……當時本校的一切行政，是由國民黨中央黨部直接支配著的。”[11]孫總理后來明確指令蔣介石等，組建校軍時必須“用黃埔學生為骨干”。結果軍校的“教導兩團之二級官長均是第一期畢業(yè)生，中級官長多由本校教官及第一期學生隊原有官長任之”[12]；
它是以黨立軍校第一期師生為主干而組建起來的黨軍。
其次，黃埔軍校及其組建的校軍，都學習蘇俄紅軍的政治工作經(jīng)驗，破天荒地創(chuàng)設了黨代表制度和政治部，以突出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權及充分體現(xiàn)“黨指揮槍”的軍隊黨化原則。廖仲愷在任軍校黨代表期間，一再從理論與制度上強調實行黨代表制的必要性，并始終重視搞好黨代表制及其政治部的建設。他指出：在進行國民革命斗爭時，“一方雖賴軍力，然一方不可不有一種力量能制伏軍隊，……即黨是也”[13]，“政治部主任是黨代表的參謀長，有權代行黨代表職權”[14]，掌管全校的政治教育及政治工作。由此可見，黨代表與其所屬的政治部實為一體，皆肩負著國民黨對軍校全體官兵進行監(jiān)察、教育、訓練與輔導的重任，為的是把他們培養(yǎng)成為知曉與踐行黨義和永葆革命戰(zhàn)斗精神的軍政干才。
遵奉“黨指揮槍”的根本原則，黃埔軍校新組建的教導團在廖仲愷之領導關懷下，除學習蘇聯(lián)紅軍的“三三建制”———團轄3個營、營轄3個連、連轄3個排外，還在政工方面設立了黨代表制度和政治部。全團的“各級黨代表，由廖黨代表遴選教官學生中之富有政治學識者，呈請中央任命之，除實施政治訓練外，凡軍隊一舉一動，一興一廢，均需受其節(jié)制，以示軍隊黨化”[15]。毛澤東在后來論及黨對軍隊的領導時指出：“那時的軍隊設立了黨代表和政治部，這種制度是中國歷史上沒有的，靠了這種制度使軍隊一新其面貌�！盵16]的確，堅持實行黨代表制和設立政治部，以時時強化軍隊中的政治工作，是黃埔軍校教導團作為一支“黨化”新式武裝力量，而區(qū)別于當時舊式軍隊的重要標志。這也是它稱為“黨軍”的主因之一。
最后，黃埔黨軍是以三民主義為指導而建立起來的、切實奉行黨義并立志救國救民的革命軍。晚年的孫中山指出：“軍隊的靈魂是主義，有主義的軍隊是人民和國家的保障”[17]；
“如果我們的兵士都知道革命主義，便變成了革命軍。”[18]他強調民族、民權、民生這“三種主義，為軍人之精神所由表現(xiàn)�！娙苏�，應以救國救民為目的，有救國救民之責任。……道何在？即實行三民主義”[19]。據(jù)此，孫中山在黃埔軍校開學典禮的演講中沉痛指出：“中國革命雖然有了十三年，但是……我敢講一句話，中國在這十三年之中，沒有一種軍隊是革命軍�！币驗樗信c革命黨共過事的這些軍隊，都“不明白革命主義的軍隊，究竟不能除卻自私自利的觀念，如果和他們本身的利益相反，馬上便靠不住，所以我們的革命總是失敗”。他還進而強調說：“我們今天開這個學校，……就是要從今天起，把革命的事業(yè)重新來創(chuàng)造，要用這個學校內的學生做根本成立革命軍，……來挽救中國的危亡”；
希望師生“要從今天起立一個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發(fā)財心理，只知道……實行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一心一意來革命�！盵20]
廖仲愷根據(jù)孫先生的這些指示，在黃埔軍校黨代表任上始終突出政治建校，堅持以黨的三民主義來培養(yǎng)造就新型的革命軍人。他早在國民黨“一大”期間，就向各位代表明確提出選學員要以政治為第一標準：“介紹青年軍官學生宜特別注意，必其人明白本黨主義，且誠實可靠、能做事，方可入選�！盵21]在黃埔軍校開學之后，廖黨代表又在對師生的演講中多次指出，主義上的統(tǒng)一“尤須從本校做起”，諸位進了這個軍校，就要“確信主義”和“宣傳自己的主義”；
“以主義為主干組織成立的軍隊叫做革命軍”，這種“以主義為主干的軍隊，就是我們實現(xiàn)理想的力量———強力”。他還強調說：“陸軍學校非單系講求軍事教育，同時必須研究黨之主義及黨之綱領也。各位現(xiàn)在系軍人，又系黨員，而黨員對于黨之主義必須明白，然后才可能為黨奮斗”，大家“應該把總理遺留的三民主義，作為國民革命的唯一南針”，“我們黨立陸軍軍官學校完全就是在這一點！”[22]在廖仲愷等人的領導努力下，黃埔軍校很快就造就出了一支為三民主義而奮斗獻身的革命軍。有人在論及此時指出：“迄其陸軍教導團成立，中國國民黨始得一奉行黨義之軍隊，而國民革命始有進行之機倪矣！”[23]事實的確如此，黃埔黨軍成立后，即以實現(xiàn)三民主義和救國救民為己任，馬上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國民革命斗爭，并在這血與火的斗爭考驗中建功立業(yè)和磨煉成長。
二、督令黃埔校軍在平定廣州商團戰(zhàn)斗中初試鋒刃
在孫中山革命政府平定廣州商團叛亂的斗爭中，黃埔軍校黨代表廖仲愷是力主嚴厲制裁不法商團的主要領導者之一，而正在組建中的黃埔校軍則在其督令下，自始至終積極地參加了這次戡亂斗爭。在1924年首次國共合作革命聯(lián)合戰(zhàn)線建立后，匯豐銀行買辦陳廉伯和南�？h地主武裝頭子陳恭受把持下的廣州商團，已由原來的民族資產(chǎn)階級中立性武裝團體，演變成了買辦、大地主階級手中的反革命武裝。陳等一方面大造顛覆廣州革命政府的反革命輿論，說“孫中山要實行共產(chǎn)主義，商人階級不能存在”，“非立即起來團結自衛(wèi)，商界必亡”[24]；
又公然叫囂要“以平民武力革除不良政府，此后救粵責任由商團負起”[25]。擅自在廣州召開108埠的“商鄉(xiāng)團代表聯(lián)防會議”，決定8月中旬正式成立“廣東省商團軍聯(lián)防總部”，并為擴充其反革命實力而私向香港德商的南利洋行定購長短槍9841枝，各式槍彈337142萬發(fā)，雇懸掛丹麥國旗的挪威商船“哈佛號”潛運廣州，陰謀“翻政府取而代之，以陳廉伯為廣東督軍，取消獨立，投降北方”[26]。當時，商團的軍師關楚璞曾公開揚言：“陳廉伯、陳恭受等早有計劃”，一有英國人撐腰，二有陳炯明呼應，“暴動可以十拿九穩(wěn)的成功”[27]。由此不難看出，孫中山和廣州革命政府后來撲滅廣州商團叛亂的戰(zhàn)斗，實是一場反帝國主義、反封建軍閥和反買辦階級的革命斗爭。
在廣州商團陰謀顛覆革命政府的緊急關頭，身任黃埔軍校黨代表等職的廖仲愷，不僅始終力主嚴懲反動商團，而且還組織軍校師生參加了這場對敵斗爭。他在獲悉商團“聯(lián)防”的陰謀計劃之后，即于8月6日以省長名義下令，禁止全省商團軍聯(lián)防總部成立；
他堅持支持孫中山采取扣押“哈佛號”輪、將全部團械起卸封存于軍校內的行動。在黃埔軍�？鄯鈭F械之當天———8月10日和12日，廖仲愷兩次為扣械事發(fā)出布告，嚴正斥責陳廉伯等“私運軍火，罪等謀亂”，并指出商團所偷運的這批軍械，不僅手續(xù)不合，“始終無只字呈報到署”，而且槍彈之數(shù)目巨大，遠超出自衛(wèi)范疇，其中“疑竇甚多，黑幕重重”，現(xiàn)值軍事期間，為維持社會治安和革命政府威信，“不能不將該輪”移泊黃埔扣留，以待查究[28]。在廖等的指導下，黃埔?guī)熒敃r擔負著團械的起卸、封存與守護工作，且還是其中部分槍械臨時分發(fā)的裝運工。他們實際上從一開始就參加了反對不法商團的斗爭。
在孫中山革命政府扣械后，商團興風作浪搞全省罷市的日子里，黃埔學生隊奉命兩度開入廣州市內，擔負起維持全市治安與正常秩序的社會責任。如前所述，廣州商團非法偷運大批槍械是其欲以暴力傾覆革命政府的確鑿罪證，孫中山和廖仲愷下令扣留團械進行徹查，是完全必要的正當舉措。(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然而，早就蓄意謀叛的陳廉伯等人卻以扣械事為借口，大肆煽動商團和挑唆脅迫商人用各種手段掀起反政府風潮：他們一方面于8月12日糾合商團軍2000多人到帥府門前“請愿”，要求無條件發(fā)還團械；
又于8月13日悍然違抗省府禁令召開“聯(lián)防總部”成立大會，并在會后要挾省府準予立案。另方面，他們又在亡團即亡家亡省的口號下，于22至25日煽惑和脅迫佛山、廣州等地的廣大商民舉行第一次罷市，妄圖以拒收革命政府銀行之紙幣、拒納正當?shù)馁x稅和停止米食運輸?shù)仁侄�，來置廣州革命政府于死地。針對廣州商團頭目的上述倒行逆施，廖仲愷采取了堅決的反擊措施：在陳廉伯等人舉行全省商團聯(lián)防總部成立大會并醞釀罷市時，他即電令黃埔軍校教官文素松，要他率領軍�！暗谌⑺年爩W生，前往省城維持治安、鎮(zhèn)懾謠言”[29]；
當陳廉伯與陳恭受繼續(xù)煽動佛山與廣州等屬商民罷市時，他又以省長名義先后下令通緝兩陳以遏亂萌；
他還在8月24日的廣州市民大會上，當眾宣布陳廉伯等私運軍火之罪狀“歷一小時之久”，并謂“陳氏與政府搗蛋之法在罷市，而政府對待之法在打消罷市！”[30]在此前后數(shù)天內，廖仲愷一方面令黃埔學生隊開進廣州市區(qū)參與實施軍事戒嚴，并通令各有關部門籌辦米食與維持市面金融以安人心；
另方面又多次發(fā)布告令，強行制止不法商民罷市，申令對27日8時后仍罷市之大小商店，一律置于軍事處分之下。他還堅決反對滇軍軍長范石生及師長廖行超就發(fā)還團械事所進行的“調�！被顒樱⑴c蔣介石一起提出：“按照私運槍械法例，全部沒收”被扣團械，將之用于武裝黃埔學生軍和廣東工農(nóng)團軍[31]。偏袒商團的香港《華字日報》在載文敘及商團事變時說：“以內幕言，廖(仲愷)與蔣介石……為主張扣械最力之人”；
兩次罷市時皆有黃埔軍�！皩W生出巡市上，對市內商民有示威舉動”，此為“最惹人非議者�！盵32]這就告訴我們：黃埔軍校師生在打擊商團陰謀活動和囂張氣焰方面，的確發(fā)揮過重要作用。
在廣州商團發(fā)動武裝叛亂的危急時刻，廖仲愷和蔣介石同是討平商團叛亂的直接領導人，黃埔學生軍則在他們的領導下積極參加了這次平叛戰(zhàn)斗———這革命的利劍首露鋒刃。對如何處理商團及團械問題，當時的國民黨最高領導層意見并不一致。廖仲愷因嚴懲商團的主張一時受阻而被迫辭去省長職。接替廣東省長并留守廣州任代帥職的胡漢民，力主息事寧人且提出以妥協(xié)辦法來解決商團問題。時在韶關北伐的孫中山，雖不同意范石生與商團代表簽訂的“調停”條件，但卻采納了胡省長的建議，同意取消對兩陳的通緝令，并答應了李福林提出的部分還械3辦法———由廣州殷實商人籌借北伐費20萬元，團械發(fā)還槍支5000桿以上，由商團通電解釋誤會和表明心跡[33]。這些做法助長了商團第二次罷市并鋌而走險的膽威。1924年10月10日上午，廣州商團軍在從廣州市長、民團督辦李福林手中領回長短槍4000桿、子彈12萬4千余發(fā)后，下午就在西濠口槍殺參加“雙十節(jié)”示威游行的工農(nóng)群眾數(shù)人；
其后團軍即武裝巡行街市，公然發(fā)動了旨在推倒孫中山革命政府的武裝叛亂。
“雙十慘案”和商團軍叛亂發(fā)生后，孫中山領導的廣州革命政府面臨著生死存亡的最后抉擇：要么聽任政府垮臺，要么嚴厲制裁商團。在此緊急關頭，“廖仲愷即偕工團軍部長施卜赴韶，向孫文請示”如何進行戡亂[34]；
蔣介石也電請孫“集中駐韶兵力，南下平亂”[35]；
黃埔軍校的學生大隊，則“全體決議出發(fā)廣州作戰(zhàn)，誓與反革命商團軍拼個你死我活”[36]。孫中山從中吸取了力量，于10日當天電令胡省長及各軍總司令謂：商團“叛跡顯露，萬難再事姑息，生死關頭，惟有當機立斷”進行平叛[37]。次日，他指派由國共兩黨要員廖仲愷、許崇智、蔣介石、陳友仁、譚平山等組成“革命委員會”，并自兼會長，聘鮑羅廷為顧問；
同時又令留守韶關后方的湘軍一部、吳鐵城之警衛(wèi)軍及粵軍張民達師等，星夜班師趕回廣州勘亂。10月14日，孫中山令胡漢民代理革命委員會會長職權，以廖仲愷為秘書佐之；
又令在商團軍“未平靖期內，所有黃埔陸軍軍官學校、飛機隊、甲車隊、工團軍、農(nóng)民自衛(wèi)軍、陸軍講武堂、滇軍干部學校、兵工廠衛(wèi)隊、警衛(wèi)軍，統(tǒng)歸蔣介石指揮，以廖仲愷為監(jiān)督，譚平山副之”；
并強調“收繳商團槍枝刻不容緩，務于二十四點內辦理完竣，以免后患”[38]。胡奉命后馬上宣布解散商團各機關。廖、蔣兩人則令軍校學生第二、三隊出發(fā)廣州市參與平叛。廣州商團軍即刻瓦解，陳廉伯等一手制造的反政府叛亂迅被蕩平。16日，商團代理團長李頌韶向政府請求“繳械贖罪”，18日廣州罷市各店先后開門復業(yè)；
19日，駐佛山的滇軍解散了佛山商團。至此，孫中山及其革命政府取得了平定商團叛亂的徹底勝利。
對于黃埔軍校在平定廣州商團叛亂中所作出的貢獻，中外人士屢有記述予以肯定。軍校師生在后來憶及參與平定廣州商團叛亂的情形時說：當時“鎮(zhèn)壓商團叛亂，是在國共合作之下以廖仲愷為中心，執(zhí)行孫中山的命令來進行的”；
“在平定商團叛亂的戰(zhàn)斗中，黃埔軍校學生第一次上戰(zhàn)場，大家很勇敢，首戰(zhàn)打出了軍威。”[39]蘇聯(lián)首席軍事顧問加倫將軍則謂：“在商團叛亂期間，黃埔軍校在廣州政治舞臺上首次亮相，毫不含糊地要求政府解除商團武裝，……學員們主動做好了戰(zhàn)斗準備”；
“軍校雖然人數(shù)不多，但卻成了政府軍的核心，革命黨人紛紛集合在它的周圍，而且黃埔軍校率先奮起抗擊商團軍。”[40]這些憶述絕非虛言！
歷史事實還證明，黃埔軍校師生參與平定商團叛亂，是其在實戰(zhàn)中鍛煉成長的一個重要階梯。黃埔軍校的第一期學員在剛剛經(jīng)歷過平叛戰(zhàn)斗的鍛煉與考驗之后，于10月19日順利畢業(yè)分發(fā)見習，其中的一些人很快就成為軍校教導團的領導骨干。而師生們日夜守護的被扣團械及在平叛中所繳獲的勝利品，則成為這期間黃埔軍校教導團組建的主要武器來源之一。有人在敘及這事時指出：“本校于一九二四年九月開始成立教導團，同時繼續(xù)招生……迅速的擴充，沒有足夠的武器是不行的。所用槍械的主要來源有兩端：1.即平定商團叛亂時繳獲的長短槍約九千余枝；
2.從蘇聯(lián)購運來的武器……”[41]顯然，這次黃埔軍校參與平定廣州商團叛亂的勝利，不僅為教導團的成立準備了良好的政治環(huán)境和干部條件，而且還為它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特別是充足的武器。就在這次平叛勝利后不久的11、12月間，黃埔軍校的第一、二兩個教導團相繼正式成立。
三、領導與支持軍校教導團在東征中首揚軍威
廖仲愷是廣州革命政府第一次出師東征陳炯明叛部的重要組織者。作為黃埔軍校的黨代表，其曾努力從政治領導和后勤保障兩個方面，支持東征右路軍的攻堅主力———軍校教導團及學生隊等，在東征的各次戰(zhàn)斗中大揚軍威與屢建奇功。
廣州革命政府在平定商團叛亂后雖進一步獲得了穩(wěn)定，但其處境仍岌岌可危。叛將陳炯明率部退到東江一帶負隅頑抗，防線布置到了東莞石龍附近，時刻夢想打回廣州城。陳在孫中山于1924年11月中旬北上后，將“進犯廣州、統(tǒng)一軍隊、統(tǒng)一指揮的問題提到了議事日程上”，并于12月下旬致電廣州總商會，宣稱已就任“救粵軍總司令”，“決定發(fā)動攻勢解放廣州，……呼吁商會予以支持和協(xié)助”[42]。此后，陳部叛軍擬分兵3路進犯廣州。
在陳炯明部的進犯面前，廖仲愷力主出兵討伐，以保衛(wèi)廣州根據(jù)地。他作為是次東征的主要決策人之一，力促廣州革命政府軍事委員會迅速作出了兵分3路東征陳炯明的決定：“以楊希閔之滇軍任左路，向河源、老隆進軍；
許崇智之粵軍為右路，由淡水、平山直趨海豐、陸豐；
劉震寰之桂軍為中路，圍攻惠州�！盵43]黃埔軍校當時堅決請纓要求參加東征戰(zhàn)斗。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即循其所請，令兩個教導團及學生隊等加入右翼作戰(zhàn)，并命蔣介石任東征右路軍總指揮。1925年1月31日，黃埔教導團官兵及學生隊等在校內大操場上舉行誓師典禮后，隨即出師東征，分向莞城、石龍、常平一線進擊。
廖仲愷在積極參與制定東征作戰(zhàn)計劃的同時，又竭力從政治上和軍需與民眾協(xié)助等方面，力保校軍能順利東征討陳。在政治方面，他耐心地做好團結友軍的工作，將譚延闿和程潛將軍為首的湘軍、朱培德將軍的滇軍和以總司令許崇智為首的粵軍部隊，牢牢地吸引到政府方面，讓他們各自為守護后方或出師東征出力；
為提高校軍與參戰(zhàn)粵軍的戰(zhàn)斗力，他讓軍校政治部主任周恩來率政工人員隨軍出征，沿途對兵士、群眾進行政治宣傳等工作，并擬訂出《黨代表條例》，以加強教導團的黨代表力量及提高其權威；
他還與蔣介石一道發(fā)布了《實行〈革命軍連坐法〉令》、《禁止軍士擾民令》及《勸逆歸順布告》等，以進一步加強東征右路軍的軍紀，收萬人一心齊力之效，并同時瓦解敵人的軍心與士氣。另方面，廖仲愷又在后方力任軍餉、軍需之籌措。如在校軍出發(fā)前，他要加倫將軍盡快支付蘇方拖欠軍校的“一筆兩萬八千元的款項”，且又“自己掏了六萬元”[44]，從而保證了教導團等能順利出征；
在東征期間，他接到蔣介石自前線發(fā)來的“軍勢緊張，款項奇絀”之告急電后，馬上設法以經(jīng)費餉糈接濟右路軍。他還盡心盡力地安置好前方歸來的傷病員，并抽空親攜錢物赴潮汕前敵勞軍。這就從物資上保證東征軍能克敵制勝。此外，廖仲愷還為組織民眾援助東征軍，做了大量的有效工作。如他曾指派黃埔生李勞工“潛回海陸豐，號召該處農(nóng)民為革命軍援應”，并進而“將東江的工人、農(nóng)民和商民組織起來”；
他“又在廣州征求東江籍的工人為運輸隊及偵探等，藉免(軍隊)拉夫騷擾市民，又得熟悉情形及接近下層民眾者，為之向導和呼應”[45]。事實證明，正是廖從多方面保證了東征陳逆的計劃得以實現(xiàn)。
東征聯(lián)軍自1925年2月上旬展開攻勢后不久，負擔中、左兩路的桂、滇軍各部即無意東進，而徘徊于增城、博羅一帶，討伐陳炯明的東征作戰(zhàn)任務幾全由右路軍來承擔。當時的東征右路軍是由黃埔軍校的兩個教導團和學生隊，及粵軍張民達師、許濟獨立旅、陳銘樞旅等部組成的，其東進的主攻任務則多由黃埔教導團來擔任�？梢哉f，黃埔校軍是首次東征軍主力的核心。第一次東征主要打了3次惡仗：即是淡水之役、棉湖會戰(zhàn)及攻占興寧。這幾仗都是以教導團為主攻力量打勝的。自黃埔校軍于2月15日取得了攻占淡水城的勝利后，右路軍即從此一路長驅東進：教導第一、二團于20日進至平山、白�；ǎ�27日又攻下海豐縣城；
后右路東征軍遂兵分兩路向普寧、潮州方向及陸豐、汕頭方向挺進，并于3月上旬先后克復潮汕各屬，完成了原定的東征討賊作戰(zhàn)任務。
就在這期間，原與左翼滇軍相持的7000多敵人，從3月10日起分由橫隊渡、上柵、河婆等地向鯉湖、棉湖進犯，妄圖襲擊黃埔校軍之側背。林虎當時叫嚷說：什么黃埔學生軍，你看我“殺他個片甲不留”[46]。面對嚴峻的態(tài)勢，蔣介石決定由“教導第一團任正面，第二團任左翼，粵軍第七旅任右翼”，迎戰(zhàn)敵人。13日上午9時許，教導一團在棉湖河南鄉(xiāng)以千余之眾御數(shù)千之敵：“第一、三營前仆后繼、傷亡過半”，“何(應欽)團長急令總預備隊長劉峙，揮學兵連反搏數(shù)次，并命炮兵隊猛射，始擊退敵大股�？鄳�(zhàn)至正午，許旅始趕到，加入于第三營陣地”；
“午后二時，第二團亦加入激戰(zhàn)，……旋復繞鯉湖出擊”。林部逆敵因“背腹受敵”，“始沮退”[47]。在當時戰(zhàn)況極為險惡的情勢下，日前剛抵汕頭勞軍的黨代表廖仲愷，也“親督役夫搬運彈藥”，并激勵廣大官兵浴血苦戰(zhàn)[48]，校軍等最后終于獲得這次反擊戰(zhàn)的勝利。當晚他在紅湖宿營時，又與蔣介石等商研下步作戰(zhàn)計劃，到深夜3時許才休息。此戰(zhàn)過后，加倫將軍在祝捷會上稱頌教導一團官兵說：“如此奮勇的軍隊媲美歐戰(zhàn)，在世界上是很少的，……真不愧為革命軍�！盵49]廖仲愷也在3月16日的河婆講話中，高度贊揚黃埔校軍“自出征以來，打了很多勝仗”，特別是棉湖一役以少抗眾，打退敵人“十幾次沖鋒”，“這樣子的勇敢真算是空前之舉”，“這樣的精神在革命軍中是獨一無二的了！”他還希望全軍“更加努力，趕快掃除敵人，……實行三民主義！”[50]在廖黨代表的勉勵關懷下，黃埔校軍等繼續(xù)乘勝前進：教導團繼19日克五華后，又于20日占領興寧縣城。24日后，教導團再與粵軍陳銘樞旅等克梅州各地，將陳炯明余部逐出了廣東。第一次東征至此取得了最后的勝利。
黃埔教導團在第一次東征中，以“三千同志之軍，死傷幾達三分之一”的代價[51]，打出了軍威。它每仗必勝的原因，不排除有武器裝備(尤其是新式大炮)方面的優(yōu)勢，但其真正靠的卻是廣大將士的英勇犧牲精神———這與廖黨代表領導主持的軍校政治思想教育工作，(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是分不開的。黃埔校軍在歷經(jīng)東征血和火的考驗后壯大了自身的隊伍———隨著敵部歸降及俘獲大批敵人，蔣介石在校軍克復梅縣后，即調第一團官長17人回黃埔，訓練新兵成立一補充團。就在東征勝利后，4月13日，國民黨中央根據(jù)軍校黨代表廖仲愷的提議，成立了由教導第一團團長何應欽兼任旅長的黨軍第一旅，旋又組建由錢大鈞任團長的教導第三團。廖與蔣介石當時分任黨軍之黨代表、司令官。黃埔黨軍已在戰(zhàn)火的洗禮中成一勁旅。
四、促勉黃埔校軍在討平滇桂軍叛亂中建樹新功
在廖仲愷的領導、勖勉與支持下，黨軍第一旅在回師廣州戡定滇、桂軍叛亂的戰(zhàn)斗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軍校入伍生團則在此戰(zhàn)中出奇制勝，并為恢復廣州的治安秩序出了大力。黃埔校軍在革命政府組織的這次平叛斗爭中再立新功。
廖仲愷早就同滇、桂軍頭目楊希閔和劉震寰展開過斗爭，他是這次討平滇、桂軍叛亂的重要決策者和領導人。楊、劉兩人自1922年“白馬會盟”表示擁護孫中山，并趁討伐陳炯明之機率部進入廣東以來，實“無意革命，凡孫先生教令，悉陽奉陰違，日惟為暴于民，以斂財自肥”[52]，禍害廣東民眾。廖仲愷為統(tǒng)一廣東財政和舒解民困，一直同他們縱恿部隊霸占財政及截留稅餉的不法行為進行力所能及的斗爭。孫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病逝后，滇系軍閥頭子唐繼堯迫不及待地于18日就任副元帥職，完全暴露出他“毛遂自薦要做孫中山的繼任者”，獨霸西南為王的野心[53]。早懷二心的楊希閔與劉震寰于4月初，同唐訂立了一項“在廣州發(fā)動政變的秘密協(xié)議”，從此積極參加了擁唐為西南盟主、妄圖以之取代廣州革命政府的陰謀活動。他倆于5月中下旬在香港參加完密謀顛覆革命政府的黑會后，即將滇唐之間諜———云南兵站總監(jiān)馬自祥接來羊城公開活動，同時又大肆調防軍隊占據(jù)要津，公然發(fā)出了“把廣東從共產(chǎn)黨手中解放出來”的狂叫[54]。廣州革命政府當時面臨著被內部滇、桂軍閥顛覆的嚴重危機。
在這場軍閥叛亂的危機面前，作為政府首腦的胡漢民仍一味姑息養(yǎng)奸，根本沒有討伐楊、劉的決心。廖仲愷在加倫、蔣介石等的協(xié)助及共產(chǎn)黨人支持下，承擔起了粉碎唐繼堯及楊希閔、劉震寰等顛覆陰謀的決策重任。他當時曾向加倫將軍提出：“胡漢民是個傻瓜和懦夫”，在對付滇、桂軍的問題上，“我們必須搞一套計劃，強迫胡漢民執(zhí)行。”[55]為此，他幾次和加倫、蔣介石同赴汕頭，與許崇智等人商定回師平叛計劃。在4月28日的汕頭會議上，廖仲愷指出：“廣州作為政治與財政根據(jù)地，要不惜一切代價堅守”，黃埔黨軍必須為此而戰(zhàn)。這一意見最后獲得與會者的支持，于是會議作出決定：以武力保衛(wèi)廣州，黃埔黨軍和部分粵軍回師殲滅滇、桂軍；
統(tǒng)一的作戰(zhàn)計劃由蔣介石、許崇智制定，政治宣傳則歸廖仲愷負責經(jīng)辦。就這樣，討平楊、劉叛亂的戰(zhàn)略計劃，在廖的提議并主持下基本上定了出來。
汕頭會議之后，廖仲愷立即趕回廣州進行平叛準備工作。他一方面在中共黨員協(xié)助下部署并開展了宣傳攻勢，以從政治上瓦解和打擊滇、桂軍閥的叛亂陰謀。另方面，他又幾次與加倫一道去說服各總司令及軍長等，使他們堅信打敗滇軍是完全有把握的。在滇、桂軍閥拒絕發(fā)表反對唐繼堯通電、公然搶奪新進款項、私占兵工廠和各機關———進一步露出其叛變野心后，廖仲愷即于5月9日督促革命政府正式作出了武力平叛的決定。在他的推動下，政府首腦及各軍總司令和軍長正式通過平叛作戰(zhàn)方案的重要軍事會議，于5月13日在汕頭召集。這次會議決定：政府軍從東、西、南、北4個方向圍殲株守在廣州的滇、桂軍；
以蔣介石指揮的、由黨軍和部分粵軍組成的東路軍為攻打滇軍的主力，其余各路的兵力重新部署和集結，均以東路軍為轉移，待東路軍回師抵達廣州時，再向叛軍發(fā)動總攻擊。
5月21日，蔣介石按照汕頭會議的決定，令東路軍各部同時由潮梅拔隊回師廣州。為阻止敵人調兵遣將，廖仲愷在6月2日以工人部長名義任命劉爾崧、楊殷等共產(chǎn)黨人為特派員，發(fā)動粵漢、廣九、廣三鐵路工人及廣州的輪渡、郵務工人等同時罷工，使楊、劉叛兵的運輸癱瘓、通訊中斷，進退失據(jù)，只能困守廣州坐以待斃。他隨后又令軍校政治部撰印出宣傳品16種，交由航空隊散發(fā)，以鼓舞本軍士氣和渙散敵人軍心。滇、桂軍從6日開始尋釁，珠江兩岸戰(zhàn)火交織；
次日，胡漢民代表政府通電討伐楊希閔和劉震寰部，宣布“政府對于此等叛軍，已有嚴重處分及周密之布置，將士用命，人心憤發(fā)，預料旬日以內必可蕩平”[56]。10日，東征回師各部分左中右3路總攻廣州城。次日拂曉，黃埔軍校之衛(wèi)士隊、甲車隊編為一個營出發(fā)，集結在敦和、桂田一帶；
留校之學生軍一部則協(xié)同海軍由魚珠向石牌車站挺進；
由總隊長張治中率領的軍校入伍生隊3個營，亦從赤崗塔、獵德附近渡河，向東山進發(fā)援應。12日晨，正當黨軍第一旅和警衛(wèi)軍等在瘦狗嶺與白云山之間同滇軍血戰(zhàn)之時，已占據(jù)獵德炮臺的入伍生團，利用飛鷹艦上一門“七五生山炮”向敵人陣地發(fā)炮，“一個炮彈射進了廣九路車站(有說是石牌車站———引者)趙成梁的司令部。趙成梁正在那里同楊希閔吃飯，炮彈開花，把趙成梁炸掉了半邊，死了。楊希閔雖然沒有受傷，但在這樣的突變情勢之下，也就無心戀戰(zhàn)”而躲進了沙面租界[57]。滇軍因此很快就完全潰敗瓦解了。滇軍敗北后，原不過4000多人的桂軍也在西村被全部繳械，只有劉震寰等跑了。為禍廣東幾年的滇、桂軍，在黃埔黨軍及入伍生隊等的打擊下幾乎全軍覆滅，只有少量滇軍逃到江西投靠了北軍方本仁。
五、扶助黨軍在反帝烽火中擴成國民革命第一軍
黨軍討平楊、劉叛亂的勝利有利于其自身隊伍的迅速成長。它在平叛后即從滇軍降卒中挑選部分精壯，以黃埔?guī)熒鸀楣歉�，�?月16日組建了軍校教導第四團，以劉堯宸為團長。同一天，黨軍第一旅擴充為黨軍第一師，以何應欽任師長。在廖仲愷的領導、關懷與支持下，該師甫成立就投身于省港大罷工的反帝斗爭，并在這場戰(zhàn)斗中經(jīng)受考驗后，進而迅速壯大為國民革命軍第一軍。
1925年6月19日，廣州和香港爆發(fā)了應援上海“五卅慘案”的省港大罷工斗爭。6月23日，廣州在東校場舉行了10萬多人的“援助滬案”反帝大會。黨軍師長何應欽奉命率該師官兵及入伍生等800余人參加這次會議。廖仲愷親自與會，并以國民黨中央代表身份擔任大會主席，在會上發(fā)表演說。大會通過了國民黨關于迅速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的宣言。與會者會后舉行了聲勢浩大的反帝示威大游行。當隊伍行進到沙基時，遭到了沙面租界之英、法軍隊開槍掃射。“黃埔軍在遭機槍射擊時鎮(zhèn)定自若，為掩護人群，他們分散開來，并沿河邊占據(jù)地形，向沙面開槍還擊”[58]；
約上午11時許，入伍生排長謝力虎奉命“傳達廖黨代表命令說：革命政府對英、法帝國主義的暴行，已向他們提出嚴重抗議，將采取其他有效方式制裁；
要大家避免犧牲，撤出沙基，以免增加更多傷亡”[59]。直到這時黨軍官兵才遵令撤走回營。
在這次英、法沙面當局制造的“沙基慘案”中，關于游行群眾和黨軍、入伍生的傷亡人數(shù)，眾說歧異。經(jīng)筆者比對核實各種資料及其所列名單后可以認定，游行的工農(nóng)兵大眾在沙基慘案中共死難56人，其中大部分是黨軍和入伍生———共占30人；
而傷者的具體人數(shù)則難于確定。他們都犧牲得英勇壯烈，如黨軍戰(zhàn)士劉著陸(錄)在重傷后視死如歸，仍對何香凝率領前去救護他的隊員說：“為國而死，雖死無憾！今吾傷重已無希望，君等可速往救其輕者。”[60]這是何等的豪言壯語！黃埔黨軍與軍校入伍生用自己的鮮血，為省港大罷工的反帝斗爭史寫下了光榮的一頁。
在廖仲愷等的努力推動下，廣州大元帥大本營于1925年7月1日改組為國民政府，采取委員會的集體領導體制。廣州國民政府成立后，廖仲愷擔任了國民政府委員、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財政部長兼廣東省財政廳長等職。他在任內大力整頓全省的財政稅收，以裕政餉兩費，并提議“以五分之四的收入用作軍費”，由“軍委會主席及財政部長對財政現(xiàn)狀及分配比例，提出詳細報告”[61]。加倫將軍當時指出：成立軍事委員會“實施統(tǒng)籌辦法對黃埔軍有利”，因為“經(jīng)費及武器的分配，以及部隊擴充和改編方案，這均屬于軍事委員會職權范圍以內的事”；
廖黨代表作為軍委會委員之一，“負責監(jiān)督和指導供應部，從而使要害部門得以控制在黨的手中，并且也有利于黃埔軍”[62]。廖仲愷自7月3日兼任軍委會委員后，多次提請該委員會討論議決軍校政治訓練、軍委會政治部組織大綱、國民革命軍的軍額、軍餉及名稱等問題；
并對黃埔軍校與黨軍的擴充問題極為關心：他在7月10日的中央執(zhí)委會第94次會議上，“提議派汪精衛(wèi)為黨立陸軍軍官軍校政治部主任，派周恩來為黨軍第一師黨代表、包惠僧為黨軍第一師第三團黨代表，均獲通過”。他于該月14日擔任黃埔軍校新開辦的政治班教員，這個班旨在“訓練政治人才，由各軍各校選二百人，加以政治訓練教育，以備將來擔負各軍隊之黨代表”[63]。在一個多月里，其于百忙之中四五次抽空到黃埔軍校公干，或為學員們講授《帝國主義侵略史》課程�？傊�，廖仲愷這期間注意大力扶持黃埔軍校發(fā)展及其黨軍的成長壯大。與此同時，蔣介石也先后兩次提出，黃埔黨軍擬組建兩個師，約一萬人。在廖黨代表的關懷支持下，黨軍第二師的組建工作已在8月上中旬著手進行，校軍教導第五團遂因此而于17日正式成立，由蔣鼎文任團長。同一天，有廖仲愷出席的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第48次會議決定：“以黨軍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蔣介石為軍長。”[64]這離廖先生8月20日遇刺殉職，僅隔了兩天。而在他犧牲的頭七紀念日———27日，由黨軍擴建起來的國民革命軍第一軍即正式成立。
廖仲愷殉國后，黃埔軍校官兵及黨軍將士隆重地舉行了追悼廖黨代表大會。蔣介石在講話中，高度稱贊了廖先生對軍校與黨軍的貢獻。他指出：“先生積二十年之經(jīng)驗，知非先有為人民奮斗之武力，進而以武力為人民所有，則革命將終于無成，乃襄贊總理手創(chuàng)本�！�；
“他的精神是集中在黃埔陸軍軍官學校及黨軍的身上，……一年以來，學子成業(yè)，黨軍成師，皆賴先生之殷勤教誨、辛苦經(jīng)營。”他又說：“我們的黨軍是從哪里來的？我們的黨軍能夠在東江打勝了反革命軍隊陳炯明，回省來又打倒假革命軍隊楊希閔、劉震寰，使我們的革命根基穩(wěn)固。這又是從哪里來的？可以說是一個人奮斗而來的。這個人是誰？就是我們廖黨代表。所以廖黨代表是我們黨軍的慈母，……他對我黨軍的官兵，真是盡心盡力，無微不至，如同看待家里子弟一樣。”[65]史實也的確是這樣的：廖仲愷不僅是黃埔校軍———黨軍的主要締造者，而且還是積極引領與大力扶助黨軍在革命奮斗中不斷發(fā)展壯大的杰出領導人。
注釋：
[1]《廖仲愷陳秋霖同志殉難周月紀念冊》，廣州追悼廖仲愷陳秋霖大會1925年9月印行，第2頁。
[2]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室編：《鮑羅廷在中國的有關資料》，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第24頁。
[3]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8卷，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268頁。
[4]尚明軒等編：《雙清文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84頁。
[5][6]廣東省社科院歷史所等編：《孫中山全集》第11卷，第170，304頁。
[7][蘇]卡爾圖諾娃著，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翻譯室譯：《加倫在中國(1924-1927)》，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第73頁。
[8]全國政協(xié)文史資料委員會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黃埔軍�！�，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4年，第144頁。
[9]尚明軒等編：《雙清文集》上卷，第588、611頁。
[10]《葉劍英元帥談孫中山先生的建軍思想和大無畏精神》，上�！段膮R報》1956年11月10日。
[11]轉見陳以沛等主編：《黃埔軍校史料(1924-1947)》續(xù)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03頁。
[12]陳予歡：《初露鋒芒———黃埔軍校第一期生研究》，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213頁。
[13][21][22]尚明軒等編：《雙清文集》上卷，第584，605，735、749頁。
[14]轉見蔣建農(nóng)：《鄧演達與軍隊政治工作的創(chuàng)建》，《縱橫》2002年第11期。
[15]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8冊，1937年石印線裝本，第59頁。
[16]轉引自黃埔軍校舊址紀念館編：《黃埔軍校?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1頁。
[17]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第1342頁。
[18]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8卷，第477頁。
[19]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29頁。
[20]廣東省社科院歷史所等編：《孫中山全集》第10卷，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292，292-293頁。
[23]《廖仲愷陳秋霖同志殉難周月紀念冊》，第2頁。
[24]廣州市政協(xié)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廣州文史資料》第7輯，廣州：1963年印行，第59頁。
[25]《廣東扣械潮》卷4，香港《華字日報》社1924年印行，第16、12頁。
[26]《廣東扣械潮》卷2，香港《華字日報》社1924年印行，第42頁。
[27]廣東省政協(xié)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廣東文史資料》第8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187頁。
[28]廣東省社科院歷史研究室編：《廖仲愷集》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第201-204頁。
[29][35]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蔣介石年譜初稿》，北京：檔案出版社，1992年，第229，247頁。
[30][32][34]《廣東扣械潮》卷1，香港《華字日報》社，1924年印行，第18，58、101、82，86頁。
[31]廣東省政協(xié)學習和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廣東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第1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51頁。
[33][38]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第2026，2032-2033頁。
[36]《廣東前敵通訊》，《向導》第110期。
[37]譚延闿編：《總理遺墨》第2輯，1930年影印本。
[39][41]全國政協(xié)文史資料委員會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黃埔軍校》，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4年，第122-123、219，257頁。
[40][42]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編：《共產(chǎn)國際、聯(lián)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2，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第657-658，647頁。
[43]陳福霖等編：《廖仲愷年譜》，長沙：湖南出版社，1991年，第292、322-323頁。
[44][蘇]卡爾圖諾娃著，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翻譯室譯：《加倫在中國(1924-1927)》，第85、87頁。
[45]嘯仙：《怎樣紀念廖先生》，《廣州民國日報》1926年8月20日。
[46]轉引自中國人民大學中國革命史教研室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時期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第89頁。
[47][49]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蔣介石年譜初稿》，第320-322，323頁。
[48]羅家倫主編：《革命文獻》第11輯，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78年，第274頁。
[50]《廖仲愷先生訓練官兵演講集》，廣州：1925年，第19-20頁。
[51]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蔣介石年譜初稿》，第348頁。
[52]《廖仲愷先生傳略》，《黃埔潮》第5期，第3頁。
[53]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編：《共產(chǎn)國際、聯(lián)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2，第664、666頁。
[54][蘇]切列潘諾夫著，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翻譯室譯：《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一個駐華軍事顧問的札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第222、239頁。
[55][蘇]卡爾圖諾娃著，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翻譯室譯：《加倫在中國(1924-1927)》，第169頁。
[56]羅家倫主編：《革命文獻》第11輯，總第1713頁。
[57]全國政協(xié)文史資料委員會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黃埔軍�！罚�135、92頁。
[58]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編：《共產(chǎn)國際、聯(lián)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2，第697頁。
[59]全國政協(xié)文史資料委員會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黃埔軍�！�，第311-312頁。
[60]錢義璋編：《沙基痛史》，1925年7-8月初印，廣東人民出版社1995年再版，第17頁。
[61]陳福霖等編：《廖仲愷年譜》，第352頁。
[62][蘇]卡爾圖諾娃著，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翻譯室譯：《加倫在中國(1924-1927)》，第198-199頁。
[63][64]陳福霖等編：《廖仲愷年譜》，第346-347，360頁。
[65]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蔣介石年譜初稿》，第411、4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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